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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九十八章《李国文小说精选》(28)

缘分

三十晚上,汪襄打来电话,他说明天,也就是大年初一,要到医院去,陪着骆老说话。所以,趁大年夜,提前拜年。我之所以有被这位年轻人致意的荣幸,因为他获得骆耕同志秘书的工作,我多少作出过一点贡献。因为,在人生途程中,你不知会碰上谁。所以,像汪襄这样还怀念旧情的年轻人,作忘年交,应该说是幸运。通常情况,用完了你,拍拍屁股,掉转身,就把你忘了,这还算是好的。有的,用完了你,什么时候踢你一脚,也备不住的。所以,我连声向他道谢,同时,也给他拜年。

骆老,我的同关牛棚的老友,怎么住院了呢?虽然七十三,八十四,是个坎儿,眼看马上进入牛年,应该算是跨过“阎王不请自己去”的危险关头了,该不会有什么事吧?继而一想,有些不妙,按照惯例,年节期间,不是沉疴在身的病人,医院还准许回家团聚,他怎么倒在那里面呆着呢?

“汪襄,老人家哪儿不舒服?”

“这个礼拜三,在一个提前的拜年会上讲话,又到美术馆参加名人书法联展的开幕式,你不也在场吗?到了晚间,又陪日本代表团吃和式大餐,一天赶三场,老先生怎么吃得消?回家觉得身体不适。”

我估计:“寿司和三文鱼刺身吃多了?”

“他老人家肠胃,倒什么都克化得动,只是说头有些疼,俞大姐叫我送他到医院。做了ct,医生当时就留下来了。”

这情况有点严重。我问他,医生怎么说?他沉默了好一会,大概琢磨该不该告诉我。这是做惯秘书工作的人的职业习惯,所以,从电话里,听不出任何感情色彩,当他说“好像是脑血栓”,接着马上又纠正“但也说不定”时,那口气不知是悲伤,还是快活。也许,首长的病情属于保密范围,但骆老从一线退到二线,从二线又退到三线,现在一线不线,已非重要人物,病或者不病,在或者不在,都无关国计民生,值得吞吞吐吐吗?

汪襄,四十出头,插队时,结过婚,回城时,离了。现在是单身贵族,就住在骆老的四合院里。如今北京城里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未婚夫,所以,他不着急,要好好挑。他早年学写诗,是属于迎风掉泪式的多情种子;后来,学写小说,又是新潮得让人痛苦。也许他发觉无论做诗人,还是做作家,那是一条很长很累而且不见得能走到头的路,便回头是岸,弃文从政。正好,骆老物色秘书,我推荐了去,就留了下来。

我很佩服他的迅速适应角色变换的能力,好像他前辈子就当过秘书似的。

我所以一定追问病况,除了关心老人的健康外,还有我自己一点私衷。前不久,我到外地去,一位腰长得很粗,头却很细很细的民营企业家,有钱,热情地款待了一通。当然连吃带拿,在所不免,我还担心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谁知我才回北京,他就追来了电话,真是立竿见影。嘱托我,如有可能,让我替他在北京求一幅骆老的墨宝。

我怕我听差了,还订正了一句:“是谁?”

“骆耕老呀!”

我与这位老干部同住在北京,同在西城区,除了过年过节,来往并不是很多。骆老夫妇的情况,也就从汪襄口中略知大概而已。我知道他的书法爱好,知道他喜欢收集碑帖拓片。但从未听说他的两把刷子如此被人看重,成了书法家,难道真应了“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成语了嘛?令我惶惑不解。每次趋访骆府,老人经常送我条幅,中堂,大可丈余,小可铺桌,说句不敬的话,我连裱都觉得不值,拿回来塞在书柜里。而这位外地老财主在电话里说,“只要弄到手,不必考虑价钱,你酌量着一把数给,可行?”

因为现在有许多行话隐语,黑道切口,落伍的我,全然不懂,自然要问:“你说的润笔费,一把,是多少?”我狮子大开口地试探一下:“该不是一万?”

“不,一把,就是一伸手,五万!够吗?”

这数目把我吓得差点休克,怪不得北京的书法家,都有私家车,敢情钱如此好挣。不过骆老的字,行情一下子飚升得比原始股还劲,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他老人家的字,不可能突飞猛进,一日千里,超越当代书坛诸位名公之上吧?继而一想,又不觉奇怪了,这是个金钱万能的时代,有钱就是大爷,大爷愿意掏钱,捧这个老同志,老革命的书法,不比捧个女戏子,女歌星,女作家,更精神文明一些?我掏五万给他,不舍一分给你,其奈我何?

“老子有钱,愿意,你怎么着?”

碰上这样鼓起肚子说话者,你只能没脾气。

这些年来,也算是大开了许多眼界,凡原来没钱,穷得叮当响,而后忽然有钱,钱多到数不过来的暴发户,常常犯这种花子拾金,臭显摆阔的毛病。有些作家也如此,原来狗屁不是,忽然写出一两篇差强人意的作品,马上眉毛立起来看人,教训人,作文坛泰斗状。有什么办法呢?商品社会,这些浮浅薄幸之徒,得意忘形的小人嘴脸,慢慢地也就司空见惯了。

我说免了罢你,别扯蛋了,老先生何许人,你那两个臭钱,说不定反而把事情弄砸。

“不花钱行?”

“怎么不行!这世界上别人我不敢担保,这老两口,不把钱当命。”我还想跟他介绍骆老如何仁义,给他当过秘书的好几个人,都发达了,有一个甚至进了中央,成了一个方面的负责人咧,至今感谢老人的培养,保荐。继而一想,夏虫不可语冰,跟这个农民企业家,扯这个谈干嘛,他根本不理解这老两口的情操。

汪襄听说这件求字的事,“好吧,交给我来办,让他直接跟我联系。”

我私下问这位大秘:“老先生的字,果真那么好得出奇?”

他不吭声,笑一笑,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我想,这是他成熟的表现。

我在电话里对那位老板说:“凭我与老人的交往,即使一个子儿也不掏,照样手到擒来。”

他半信半疑:“那我就不求别人了!”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君子一言哦!”

放下电话,悔不该大包大揽,但大话吹出了口,我不能不当事办。

凑巧,我朋友的女儿忽然光临寒舍,这是位忙得没功夫出嫁的小姐,听了以后,讽刺我说,“李叔叔,这正好应了一句老话,叫做‘没病找病’!”她接着开导我:“你就应该把他介绍给骆老的秘书汪襄,不就省了你的事嘛!”这一代年轻人,跟我们那时不一样,比较讲求实效。与自己利害无关,能不管就不管;反过来,对不起,寸土必争,分文不让,哪怕打破头。

然后她就坐下来,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

“爱爱,有何指教?”我问她,“不至于和我探讨法国文学吧?”

“我现在除了用巴黎香水外,和法国毫不搭界,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

“真可惜!”

“错过了这个能大把捞票子的时代,才是傻瓜呢!”

才打发一个土财主,又来了一个洋里洋气的摩登财主。

吴爱爱虽是京城一忙人,但偶尔也光顾到我这里来。因为她经营着一家非官方而有官方背景的开发公司,做一些大体与文化有关的业务。因此也找找各方人士,听听意见。她可不是一般的女钗裙,披肩发很长,但智慧并不短,鬼精鬼精。她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找的就是你李叔叔!”

“我不是杨白劳,不怕你大老板年底来讨债!”

“说对了,我就是要跟你算账来的!”

接着,她对我撒娇似地大谈她的苦经:第一,她说她开这家文化发展公司,是多么的不容易。此话不假,要发财那么容易,人人都是财主了。她爹妈都埋怨她赚钱赚疯了,忙得她至今没功夫出嫁,至少没有时间,从众多追求者中间选择一位未婚夫,还希望我说服她关注终身大事呢!第二,她说她的公司注重的是文化品位,并不是一味钻到钱眼里的商人,好多人不理解,她感到痛苦。这话就有很大的撇清成分,不能赚到钱的买卖,不管多有文化,她是死也不会投资的。第三,她说几乎人人都在欺侮她,嫉妒她,想踩死她,这我就不相信了。首先,她挂靠的单位硬,门头大,其次,她认识多少政界大老,高层领导,百万富翁,财团老板,哪一个不是重量级人物。因此,谁要跟她作对,不能不掂量掂量后果,是不是会吃不了兜着走?

总之,她是一个凭脑子,脸子,胆子在京城打天下,混得不可小看的女流之辈。如果,这三子少了一个子,她不能有今天。毛主席早说过,这世界是他们的,真是英明的天才预见。

“爱爱,你就不必搞哀兵必胜这一套把戏了,有话直说无妨。”

她靠拢过来,那刺人的香水味和她的美貌,令人晕眩,但目光却有点凶恶,甚至是杀气腾腾地:“那你为什么支持瓷器康,拆我的台?要我的好看,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一口气说了五个,然后总结:“我简直把你恨死了。”

天哪!哪庙都有屈死的鬼!我招谁惹谁了?

无缘无故,让这个小丫头抢白一通:“我怎么啦?爱爱,平白无故,跑来兴师问罪,受这无妄之灾……”

瓷器康,即康晓平,是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有日子没来过了。

“他在扬言,吴爱爱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打个电话,她就跳不起来。”她说,这个瓷器康要打给我电话,让我去跟骆老反映,他们研究所的两只汝窑瓷就不会借给吴爱爱,拿到南太平洋去开展览。“他在寻找你的支持,砸我的买卖!”

“康晓平,一个书呆子罢了,他不可能有这些拐弯的心眼?你太高看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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