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九十七章《李国文小说精选》（27）
垃圾的故事丁丁，姓丁名丁，是我的一位忘年交。
据我的阅人经验来评估，他在知青一代人里面，是个很不错的青年。然而，不知为什么，好多人一谈到他，当面也罢，背后也罢，总是摇头者多。一个人，能够被人指着眼睛鼻子说他的是或不是，倘非很逊，就是他有任人评头品足的雅量。冲这一点虚怀若谷，我认为丁丁非同小可。
“你知道你口碑不佳吗？”我们两个本不甚见外，加之他的禀性坦直，故而敢这样问他。
“我又不聋不瞎，不痴不傻。”
他不是不聪明的人，不过，不作出伶俐的样子罢了。我从学术角度同他探讨，“为什么？”因为他不至于如此。
“随人家便罗！”他说，“第一，人家怎么看，是人家的事；第二，我自己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然后，迈着他那种特别结实的列兵步伐，走了开去。咚咚咚，像砸夯。我后来观察到，这小子走路，脚后跟先着地，所以，总弄得楼板不同凡响。
不过，我挺“待见”他。这是北京话，含有一点敬重的意思。一个人，好，不得意忘形；坏，不怨天尤人；富，不张牙舞爪；穷，不垂头丧气。他就像一个在队列里行进的士兵，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路，让我佩服。老实说，我并不赞同他的某些做法，想法，看法，以及活法，但他说，每个人的角色一半是天定的，没法改变的，但另一半，是自己决定的，便不可能和别人一样。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各人自便，最好不过的了。
想想，也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嘛？他说得更绝，我这片叶子，干嘛要和人家一模一样呢？冲这句话，你便懂得丁丁一半。
丁丁有时赏脸到我这儿来，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这很好，无需我放下笔来陪着。他在我书房里像主人一样地东翻西看，也不管我的脸色是赞同，还是反对。他就这样自信。若找到什么好书或新杂志，值得看，就自己倒茶，或者自己抽烟，仰卧在沙发上阅读。看够了，站起来，咚咚咚地离开。
他走后，老伴就开窗放烟。莫合烟，自己抽得香，别人闻起来就臭，好一会，也放不干净。“这个丁丁——”我老伴发表她的观点，“太自以为是。”
“难道对你一个劲地点头哈腰，就好嘛？”我不大喜欢一些装孙子的年轻人，因为一旦帮助他到了羽毛丰满以后，就要把你当他的孙子。丁丁不，始终如一，不咸不淡，不近不远。
有一次，我忽发奇想：“丁丁，令尊给阁下起名字时，大概只是想到你上小学时容易书写的一面，却绝对没有考虑到名字会对人的性格，所产生的微妙影响。”
“至于那么严重吧？”这是他的口头语，也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态度。
我声明，当然这是不可靠的感觉。不过，对他说深说浅都无关系，无需顾忌，他不像时下文坛一些想当领袖的年轻人那样过敏，也不像一些神经兮兮的女作家那样小心眼，总把别人看成很碍他事的绊脚石，甚至假想敌，其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地盘大得很的。丁丁不太喜欢把事情严重起来看，他认为，凡没有一拳头打在我脸上者，不必疑神见鬼，先在心里筑起一道防线。所以，我对他说话放心。“因为，你这个‘丁’字，马上让人想起伐木丁丁的‘丁’，敲打铁钉的‘钉’，叮住不放的‘叮’，很可怕！”
我也说不出很具体的道理，只有意会，不能言传，好像这个“丁”字成了他性格的象征。后来，他那不是妻子的妻子杨菲尔玛，认为我的直觉有道理。太棒了，她说，叫他丁甲、丁乙、丁丙都不像他，只有这个丁丁，最合乎他这个认死理的家伙了。
所以，杨菲尔玛有时索性叫他“死丁”。在她嘴里，这可以是爱称，也可以是蔑称，视其情绪而定。
杨菲尔玛，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他第一次说要带位女朋友来我家，还以为他从外国拐回一个洋妞呢！一见面，她自我介绍，说我应该有些认识她，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女儿。她是比较早的国旅或者是中旅拿派司的很能干的导游，陪同外国人到中国来玩。后来，她自己单挑一个旅游公司，组织中国人到外国去玩，越做越大发，现在，说她是旅游界的大亨，或者投资界的巨头，不算过誉之词。
“老爷子，这是一个能干人吃饱饭的时代。活得不好，别怪党和政府，怪自己无能。”
不用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
据我朋友讲，她原来的名字叫杨淑珍。后来，到派出所一查，北京市，仅城区里至少有一千位同名同姓同音的妇女。太俗了。于是，她要求改成时派一点的杨阳。这位小姐是个路路通的人物，派出所哪在话下，所长善意地提醒她。这名字至少被两千个男人和女人拥有。于是，当场来了灵感，她用了现在这个杨菲尔玛。
我估计，全中国也许就只有她一个人叫这样的怪名。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谁要第一面见到她，和听到这个名字，便永远也不会忘记。冲她设计出这个不中不西的杨菲尔玛，她和丁丁维持目前这种比妻子自由些，比女友亲密些的情人关系，就觉得她是个很有作为的女人。“这样好，来去自由。”她说。
杨菲尔玛头一次踏进我家的门槛，见面礼是一箱xo。
丁丁从车的后背箱里拿出来，很吃力地放在我的客厅里。我不是受宠若惊，而是吓了一跳：“干吗？”
“这是老姐的一点意思！”
送洋酒是时下的一种风尚，一般都是一瓶，送两瓶者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菲尔玛的手法，和她的名字一样，一下子就给你留下一个绝对是刻骨铭心的第一印象。
“厉害——”我服了。
丁丁说：“幸亏你不抽烟，要不她会送你一件。”
“一件是多少？”
“五十条吧！”
我一听，差点没吓死。
他们不怎么避讳目前两人维持的aa制的同居关系，虽然她很有钱，但二一添作五，绝对公平负担。小姐告诉我太太说，这样谁不觉得欠谁的状态更好些。太累的爱情，和太麻麻烦烦的婚姻，挺耽误事，还挺浪费精神。更难得的是，她说，这两年同居下来，我们两个还算磨合得不错。
我老伴说：“磨合这个词，我老在汽车的后窗上看到。”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不行，就得换零件了。”她说。
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不能不服气杨菲尔玛的想象力。
我最初认识丁丁的时候，他还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新街口礼堂听过我的课。我之所以马上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戴了一顶孔乙己的毡帽。现在，北京几乎没人戴那玩意，至于孔乙己的家乡，有没有人戴，我不敢肯定。反正，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像他这样年纪轻轻的，戴毡帽头的，大概就他一位。从那以后，我见他一直戴到今天，大概还带到日本，带到美国。我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扮？
他说不为什么，然后，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他又接着问：犯法嘛？不犯法。我碍着你什么了嘛？不碍你的事，那么，你有什么必要管我头上戴什么呢？
我无言以答。
杨菲尔玛说，别理他，他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他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反之，他如果不想做什么，你拿刀逼着，他也不上轿，这毡帽头就是一例。
她是在日本认识这个丁丁的，而且，一下子把自己交给了他。
不过，丁丁说她其实并不浪漫，她是个做大事的女人。对于爱情，婚姻，家庭，性生活，不会太投入的。她是个事业上具有攻击型的女人。他承认，他被她的性格所吸引。
那时，她刚开始带中国的有钱人到外国去度假。在箱根，一个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烧包，说是受不了旅馆里温泉浴池的硫磺味，要求换个地方。这种国外旅游，日程都是安排死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撇下大家，为他一人单独服务。那时，丁丁给她打工，说：“你把他交给我吧！”她有些不放心，“行嘛，年轻人！”她比丁丁大两岁，所以，他叫她老姐。他说“你只有这条道好走。”杨菲尔玛无奈，由他带走这位刁钻的暴发户。她领着其他人转了一圈日本列岛回来，这位嫌硫磺味的旅游团成员很高兴地归队了。她问丁丁，你用什么法子让他服贴的？丁丁说，完成任务就行了，何必盘根问底。她又去问那个暴发户。那家伙倒也坦率，这个丁丁，把我带到东京，在新宿的红灯区吧，我们走散了。甭提那个倒霉了，挨了揍别说，还弄到警察局，太丢人了。后来，丁丁找到我，把我带到四国岛的今治港，住的是没有那硫磺味的温泉宾馆，整整在海上钓了三天鱼，别提那个开心了，这钱花得太值了。她的结论是：日本人真精，可日本鱼真傻。
她终于还是从丁丁嘴里掏出了实话。他说：“是我雇了两个日本人小流氓，新宿街头有的是这样的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这个暴发户好好修理一顿。然后，弄他到今治钓鱼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一好？”
“他每从鱼具店门前走过的时候，脚步总要放慢。”
我对杨菲尔玛说，这就是丁丁想当作家，学会了观察人的结果。
“得了吧，老爷子，文学不怎么伟大，只有生活让人聪明。”她的话，我不爱听，但却是事实。
那次讲课前，有个文学界朋友的聚会，随后饭局，主人殷勤，劝吃劝喝。结果，上了讲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帮助消化了，脑袋里呈空白状态。我也不晓得怎么结束那堂课的，主持者不满意，脸嘟噜着，听课者也失望，掌声稀落。他是比较个别的一个听众，站在礼堂中间，给我拍巴掌。他认为我讲得好，而且绝不是为了安慰失落的我。他说他曾经递上来一个条子，要我回答，一个人当作家好，还是当评论家好？这绝对是个傻问题，我想我不会答复的。他告诉我，我回答了，就三个字，都不好。“有什么比讲实话还好的呢？”他说。
我不相信我会说得那样直率，不过从那以后，凡有讲演，我一定空腹。
但他千真万确，由于我这“都不好”三个字，打消了当作家或者评论家的念头，放弃了还差一年就毕业的中文系，跑到日本去了。这期间还到过美国，后来还到过澳大利亚，因为他有一张与毛利首领人物合影的照片。他的毡帽与土著的服饰，很般配。等再见到他时，他已经一边打工，一边留学，从日本和美国拿到学位，学成回国了。他来看我，并谢谢我几年前的三个字，弄得我很尴尬。作为我那番话的报答，送了我一套日本男人穿的宽大和服。当时，我并未把它放在心上，便随意接受了，不如那一箱xo，造成的震撼力强。后来，高田有司，丁丁的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他招待，我作陪。在长富宫，为了好玩特地穿起这件日本袍赴宴。杨菲尔玛恭维我，说，老爷子挺像《红灯记》里的鸠山。从高田的话里，才知道丁丁的礼品，非同小可，第一，真货，第二，名牌，第三，价值不菲，至少得打两三个月的工才能买到。日本，凡机器能生产的都便宜，凡手工制作的都绝对不便宜。
我埋怨他瞎花钱，何必呢？出门在外，生活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