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一章《李国文说三国演义.下.星落秋风》（60）

高压之下的文学润泽第一百十回（下）：姜维背水破大敌

就在废掉曹芳，弑掉曹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废魏为晋的过渡时期，对广大的知识精英阶层来说，也是备受煎熬的岁月。第一，司马氏之迫不及待，之步步进逼，之欺软凌弱，之凶相毕露，让苟延残喘的魏主度日如年。太过分了，太嚣张了，因此，很多人是看不过去的，可是又无可奈何。第二，司马氏大权在握，挟制舆论，镇压异己，不择手段，弄得社会紧张，气氛恐怖，道路以目，宵小得逞。让处于社会上层的“名士”之流很心烦，很郁闷，因此，很多人产生出来对立不服的情绪，然而又不能也不敢表达出来。

在大将军极权统治的高压政策下，既无力反抗，又不能抵制，却又不甘心逆来顺受的大多数中国文人，便以不回应、不合作、不支持、不买账的消极精神，对黑暗政治进行无声地抗争。鲁迅先生对于魏晋名士的这种超然、自然、泰然、怡然的精神，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第一，逃避现实，隐逸林下；第二，终日佯狂，与政权保持距离；第三，崇尚玄学，宗奉庄老，清谈虚无，狂狷放达，既不公然唱反调，也不正面顶撞。大家相信，武力可以逞强于一时一地，文化却是具有更久远的生命力。

于是，作为魏晋文人的竹林七子，与稍早一点的建安七子，更是另辟蹊径，游离于主流之外，徜徉于大潮之旁，既不随波逐流，更不随风起舞，名实在所不计，天地我自有之，走自我陶醉之路，得孤芳自赏之乐。实际上，这些涓滴的支流余脉，渐渐聚成一派汪洋之势，润泽文学土地的时候，拓展着文学的新疆界，开创着文学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文人所创造的闲适淡雅、清净无为、旨意邈远、空灵脱俗的非主潮文学，也是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一笔。

但是，无论汉末，也无论魏晋，文人也好，名士也好，能不受到当时的政治影响，而完全背对社会，脱离现实，清高自我，不涉世事吗？

就以曹操在许都初定，蔚然成势之际，以三曹为首的建安七子，即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19）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个人，但他们在曹和汉的政治立场上，并不一致。譬如孔融，与汉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与曹操格格不入。同样的道理，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即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9）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他们不但文学观点不尽相同，在政治取向上，既有明确站在曹魏立场，与当局不合作的嵇康，也有不那么明确反晋但保持距离的阮籍，更有明哲保身以隐求生的归顺派山涛，和既得利益为司马氏效力的王戎，以及本是嵇康好友后又被司马昭招安的向秀……也是各个相异，很不一致的。

曹操搞政治压迫，但不群众化，而到了司马昭当政，这种政治压迫就相当程度的社会化，而一片乌天黑地了。

《资治通鉴》载：“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邓飏俱有盛名，欲交尚书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问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将败家；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嘏又与李丰不善，谓同志曰：‘丰饰伪而多疑，矜小智而昧于权利，若任机事，其死必矣！’”

近人余嘉锡曰：“嘏于叛君负国之事，攘臂恐后，则其忍于诬罔以卖其死友，亦固其所。”“迹其始末，盖与贾充不异。幸其早死，不与佐命之数。此乃魏之逆臣，其与何晏、邓飏及玄、丰不平，皆以其为魏故，而自与钟毓、钟会、何曾、陈泰、荀□善，则皆司马氏之党也。所讥议晏等语，大率以爱憎为之。如晏辈固不足道，若丰、玄岂不胜于钟会、何曾、荀□，而嘏之好恶如此。”

傅嘏，司马党也，正因为这身份，他就拥有在口舌上不刑之刑的舆论权力，这是很可怕的。你由此可以理解竹林七贤为什么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为什么刘伶要写一篇《酒德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