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五章《李国文说三国演义.下.星落秋风》（44）

北伐之计，败在粮草第一百二回（下）：诸葛亮造木牛流马

《资治通鉴》载：“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诸葛亮的北伐失败，除了国力凋敝，民心疲惫，文臣武将的不协调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上的原因，就是军粮问题。一般情况下，诸葛亮每出祁山，依赖部队自带的给养，和先行储备，只能维持一个月左右。如果早些下手，不急于求功，而进行垦屯的话，如曹操当年平定黄巾，择健壮者入伍，老弱者就地屯垦，以资给养，在魏取守势，按兵不动时期，兵垦合一，也未必不是削弱敌人的良计。因为战争主动权操之于蜀，什么时候打，什么规模打，打什么地方，都系于诸葛亮的一念之间，不知为什么，相继于蜀汉后主建兴六年（228），建兴七年（229），建兴九年（231），建兴十二年（234）的几次或大或小的北伐，相隔时期非常之短，这种疲兵之术，恐怕也是北伐失败的一个原因。而古代的行军速度较慢，一天也就是二十公里，若是无追兵的退军，将会走得很慢。加之埋锅造饭，骡马吃料，还没有回到汉中，又该打下一仗了。

这就不得不提到在《三国志·魏书》中，武将排位相当靠后的郭淮，他长期坚守西部战线，与刘备，与诸葛亮，与姜维，都交过手，互有胜负。这自是兵家常理。但他总能识破诸葛亮的军事动向。“青龙二年（234），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是时司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堑垒未成，蜀兵大至，淮逆击之。后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淮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而且，他在面临部队粮秣问题时，要比诸葛亮刈民家地中之麦，高明得多。“（太和）五年（231），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转扬武将军。”

因此，一是掳掠敌方，充实自己。但从曹操攻袁绍开始，就以断人粮道为惯技，而且多次获胜。魏军在这方面，是不会给蜀军以可乘之机的。二是征敛抢劫，夺民之食。这在当时，“至令草窃，市井而外，掳掠田野”，“放兵捕索，如猎鸟兽”的现象，也是常见的。其实，孔明下令割麦的行为，与抢粮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三是寻物果腹，就地解决。《晋书·食货志》载：“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蠃蒲。”说明那时的部队给养极差，而秦岭太白，阳平祁山一带，贫瘠浇薄，无所资给，只有指望后方接应，木牛流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尽管如此，大概也无济于事，才有分兵屯田之说。

诸葛亮发明的这种运输工具，被演义小说给神化了。实际上是采用轮转装置，可以在山地推行的车辆，代替人挑肩扛而已。从聪明才智的角度衡量，诸葛亮无疑是一位发明家。但作为一军之帅来讲，将主要精力花费在这种匠人的操作上，舍本逐末，智者不取。

宋人郑刚中《思耕亭记》：“诸葛武侯以草庐素定之划，频年出兵，皆以食尽而归，然则西南转饷之艰，盖千古矣。”部队的给养问题，确实是战争能否进行下去的大问题。打这样的仗，利于短期立决，不能拖，拖下去，有口粮供应者，一定能拖败无口粮供应者。诸葛亮靠割青维持，靠刈麦为生，打打游击可以，大部队恐怕连一个星期都坚持不了。一支无粮的部队竟赖割麦为生计，夺民之食，借以疗饥，绝不是有战斗力的部队，比之曹操当年严明纪律，惊马踏青，犹截发抵罪，不可同日而语。诸葛亮一心北伐，未能腾出手来，把后院的篱笆墙扎紧，于是料想不到的纰漏，绝不应该出的差错，也居然让诸葛丞相措手不及。误了军粮，还狡辩卸责的李严，固然其罪不贷，那丞相率粮草不足之兵马，奔战数百里外的甘陇不毛之地，就不担一点责任吗？人是铁，饭是钢，智者孔明，会不懂得这浅显的道理吗？呜呼！执迷不悟至此，真是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