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八章《李国文说三国演义.下.星落秋风》（27）

一对金钺斧

第九十四回（上）：诸葛亮乘雪破羌兵据《魏略》，孟达降魏后，“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场，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幾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诸葛亮策反在前，孟达欲降在后，“数与通书”，说明主动权在诸葛亮手里。既已充分估计到司马懿可能采取的断然措施，为什么不能及早地有所防范，并在军事上进行支援保障呢？孟达的疏忽大意，固是致死之由，明智如诸葛亮者，知其可能后果而未行动，实际上和孟达一样，也是不大相信司马懿有此魄力的。

孟达固然是败在大意上，其实，诸葛亮也低估了司马懿的能量和潜力，他们都败在司马懿不以常规行事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上。哪里想到此人以平均日行一百五十里的速度，连续八天八夜，到达新城后，立即投入战斗。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真正做到兵贵神速者，莫过于司马懿这次急行军了。据《晋书》：“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复，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八天，司马懿由宛至洛，再至新城，共行一千二百里，并分兵拒吴蜀救达之兵，这一场竞赛，由于司马懿的当机立断，剑及履及，赢得了时间，赢得了胜利，也使诸葛亮失掉了一次天赐良机。

毛宗岗评说，有点像拗口令，他认为的这一切均系天意，是毫无道理的。与其说天意，还不若说是因果关系。“蜀事之坏，一坏于失荆州，再坏于失上庸也。荆州不失，则可由荆州以定襄、樊；上庸不失，则可由上庸以取宛、洛。而原其所以失，则有故焉。当关公离荆州以伐魏之时，使别遣一上将以守荆州，则荆州可以不失；当孟达弃上庸而奔魏之时，更遣一上将以守上庸，则上庸可以不失。而先主不虑之，孔明亦不虑之，则皆天也，非人也。其所以失而不复者，又有故焉。当先主大战猇亭之初，孙权愿献荆州，而先主不之拒，则荆州虽失而可复；当孔明初出祁山之时，孟达欲献上庸，而司马懿未之知，则上庸虽失而可复。而先主必拒之，司马懿必知之，则又天也，非人也。天不祚汉，亦何咎于先主，又何咎于孟达耶？”

没有关羽荆州之败，不会有孟达的叛魏降蜀，不会有刘封的死于非命，当然，也不会有上庸之失。失将事小，失地事大，蜀国所犯的第一次致命错误，就是由关羽轻敌，丢失荆州，再失上庸。第二次所犯的同样错误，是后主刘禅下令姜维将部队后撤至本土作战，全是人祸，非战之罪也。

“却说司马懿引兵到长安城外下寨。懿入城来见魏主。叡大喜曰：‘朕一时不明，误中反间之计，悔之无及。今达造反，非卿等制之，两京休矣！’懿奏曰：‘臣闻申仪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往复迟滞，故不待圣旨，星夜而去。若待奏闻，则中诸葛亮之计也。’言罢，将孔明回孟达密书奉上。叡看毕，大喜曰：‘卿之学识，过于孙、吴矣！’赐金钺斧一对，后遇机密重事，不必奏闻，便宜行事。”司马懿是个极小心谨慎的人，这次行动虽然立了大功，但终究是擅自发兵，未先奏闻，那是很犯忌的。所以司马懿行前，他的两个儿子都拦着他，必须先报知朝廷，也是知道擅调兵马之罪不可赦，但姜还是老的辣，八天八夜赶到。结果，年轻的皇帝还赏给他一对金钺斧，正好，司马师和司马昭人手一把，用来砍掉曹魏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