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我们是平安夜的两条鱼(2)
第6章我们是平安夜的两条鱼(2)
我考虑好几天，最后还是决定毕业，我说：“你乖乖上学，以后还要读研，我先出去闯世界，等你毕业了我刚好娶你过门！”当时我以为自己将未来想得又理智又清晰：我提前进入社会工作赚钱，等四年后凌一尧研究生毕业，我刚好积累相对坚实的物质基础，给她筑造一个安定温暖的小家。
我至今不知道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有时坚定地认为那是男人的担当，但一旦喝多了就会把因果联系扯得非常远，最后归根结底到我没有好好念书才会导致两相忘的结局。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监理公司当资料员，试用期工资八百元，转正后一千四百元。当时的物价还算平稳，生活成本不高，房价也暂未成为平民的心病，我一度洋洋得意。当时我最喜欢听别人说“工作难找”，因为只有听到这样的话，我才觉得自己不是loser，甚至算得上winner。
在监理公司工作，本应是非常轻松的，但不是指我们这种苦逼的资料员。白天，我忙得团团转，抱着电脑处理各种文件。有时监理们忙着打牌，随口丢一句“你去现场看看”，我就得临时客串现场监理员。那是一个省道工程，我戴着蓝色的安全帽独自在外面晃悠，方圆几里都找不到几个树荫。在烈日下炙烤十几分钟之后，我终于走进木工做混凝土模具的凉棚，暂且避一下阳光，也让劳保鞋里的脚丫透一下气。
“哪里不符合规范了？”木工的脸色一下子沉下来。
“没有啊。”我有点不知所措。
“那你在这里看什么看？”
我顿时醒悟过来，施工单位的工人们通常都不喜欢监理，一是因为有种压迫感，二是监理在他们眼里都不是好东西。工程队的老板们表面对监理点头哈腰，私底下却纵容甚至鼓励工人对监理态度恶劣，最后来一句“你干嘛和工人怄气”，我们只得吃一顿黄连苦。
“我就躲一下太阳而已。”我说。
钢筋工们不屑地笑：“嫌热就回你们监理办公室的空调房里躲着，在这里看个屁啊？”
我无话可说，只得灰溜溜地离开凉棚，继续在烈日下漫无目的地走着，依稀听见他们得意的嗤笑。我是一个初出校门的菜鸟，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料员，连监理都不是，受到羞辱也不会有人帮我出头。论吵嘴，我骂不出花样儿；论打架，我更不是他们的对手；论收入，木工的薪酬是普通大学生的双倍——我在这里俨然是一个弱势者。
工作一天下来，身心俱疲。晚上凌一尧打电话过来和我聊天，我已经累得只想闷头大睡，躲到梦里重温天之骄子的美梦。凌一尧的心情却相当美妙，她和室友去附近刚开的游泳馆玩，偌大的水池竟然只有几个人，她折腾两个多小时才爬上来。
“那个池子特别干净，听说水是昨天刚换的，非常清澈。不过，刚下水的时候有点乱，不小心呛了几小口，漂白粉的味儿。”她兴致盎然地描述着。
若是以往，她的每一个发音都让我觉得可爱至极，此时却显得有些喋喋不休。我趴在床上，手机摆在耳边，一边聆听着，一边努力维持清醒。
“那你呢？你喜欢游泳不？夏天在水池里好清凉的呀！”
我迷迷糊糊地说：“游什么泳，我连澡都没洗。”
她顿时莫名惊诧起来：“你居然大夏天不洗澡？臭死了！真脏！”
我该怎么解释呢？我说我已经累得不想动弹，连手指抬一下都要耗费七成内力，我的一半思维已经跨在周公家的门槛上，现在正和她通电话的不是我的肉体，而是我的灵魂？她还在学校里，不会理解这种劳累到透支的滋味，她只会认为催我去洗澡是对我好。
我打断道：“我先睡了，明天再聊吧，你也早点休息。”
凌一尧愣了一下，声音陡然冷了下去，说：“你这是关心我呢，还是厌烦我呢？”
我说：“我就是很累了。”
她呵呵冷笑一下，把电话挂断，我的耳根终于清静下来，只听见隔壁房间打牌赌钱时的吆喝声。我在床上趴了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再回想刚才的对话与她的“呵呵”，一下子将自己吓醒了：交往三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大逆不道！
我忐忑不安地回拨过去，幸好她没有拒接或者置之不理，电话一接通我便态度虔诚地道歉：“我有罪，我自首，我恳求组织对我宽大处理。”
“不是累了么？早点睡吧。”她的语气非常平淡，“我也累了。”
她显然记仇了。
凌一尧的性格很犟，她不轻易翻脸，但只要翻了脸，那就真是很难弥合了。她掀起的冷战持续足足一个礼拜，电话照接不误，但就是很冷淡，冷淡得让人觉得她一夜之间移情别恋了。
“小姑奶奶，我要怎样你才肯原谅我？”我恨不得在电话这头跪下来。
“我生气了么？”她依然波澜不惊。
这种水深火热的痛苦，让我备受煎熬，每天早问好晚跪安，尽力重塑“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阳光形象。幸好，她也不是胡搅蛮缠的女孩，自己琢磨着惩罚得差不多了，便打电话过来问：“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我说：“千刀万剐，死不足惜。”
“那你以后还会再犯么？”
我赶紧对天发誓，这辈子都不敢再敷衍她这个小佛爷，她才大发慈悲地放我一条生路。
但是，冷战结束不等于我们之间的矛盾消失，她的世界里只有学业与恋爱，而我已经开始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对未来的担忧。我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孩子，没有父辈祖上的庇护，更没达官显宦的提携，离开校门便意味着完全的独立。我人微言轻，见识浅薄，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只能守着一份工作一天一天地混着。
以后拿什么迎娶凌一尧呢？我常有这样的焦虑。
有一个工头姓丁，文盲，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签署文件都得要他在工地做饭的老婆代劳。他嘲笑我说：“你们学的那些狗脚板字，一笔一画拆开卖，能不能卖个几万块钱？”
我只能无奈地笑。
如果那些字真能拆开卖钱，我早就卖了。
我当时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可怜虫，此生最羡慕的职业只是总监，啥事不干就有人送烟酒塞红包，我这辈子就这点理想了。资料员干了大半年，自我感觉相当良好，跟在监理后面混吃混喝，烟酒不断，尽管有时不得不当孙子，但总有机会当一回爷爷。
我与凌一尧平均每个月约会一次，仓促的时候坐两小时的车过去，两人一起吃一顿午饭，再随便逛一逛街，黄昏便不得不分开。我在她面前报喜不报忧，将任何一点小小的成就往死里吹嘘，拿了奖金，收了小礼，得了抬举，耍了威风，而她托着腮帮认真地聆听着，仿佛我是一个伟岸的盖世英雄。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情人节，我和她去南通市区玩，送她一只半人高的熊娃娃作为节日礼物，四十五块钱。她很开心地摆在自己的卧室，可是她叔叔家的小孩去她家玩，看中那只熊娃娃，又哭又闹，最终蛮横地抱了回去。
身为一个慈爱的表姐，凌一尧不好意思说自己舍不得给，第二天她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回到那家小店，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熊娃娃，直奔她叔叔家，硬是将我送的那只换了回来。
我问：“两个一模一样，干嘛还要换？”
她说：“我都给这一个取了名字，两个怎么可能一样？”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暖得我心都化了，我在凌一尧面前有一颗奶油心。
那时的恋爱，感动廉价得就像深秋荒野里的草籽，轻轻一抖，便能洒落一地。偶尔这些草籽在暖阳下盛开几朵娇嫩的小花，便成为青春万岁的论据，但风雨袭来，它们便只是一地残渣。
凌一尧一门心思地扑在考研上，寝食难安，经常出现丢三落四的状况。她去atm机取款，灵魂却神游于九霄云外，拿了钱便走了，校园卡却落在里面，存了几年的奖学金被别人盗刷得一干二净。她向家里又要了一千多，才将这个窟窿堵上，但她内心倍感愧疚，因为家里因母亲的支气管炎手术已经相当拮据。
“以后我再也不丢东西了！再丢我就去跳江算了！”她对自己发下毒誓。
“这是要玩‘刻舟求剑’吗，尧尧？”
“你去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