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消极防御红军痛失根据地
遵义会议群龙得首自腾翔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傍晚，中央红军在苍茫暮色中离开赤都瑞金，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
红军经过四次反“围剿”战争，愈战愈强，中央苏区的红军发展到近十万人，加上各根据地的红军，共三十余万人。蒋介石寝食难安，坐卧不宁，决定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举全国之力，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
南京国民政府向国内发行公债，筹措战争经费。还向美、英、意、日等国借款，购买飞机、大炮和军火。在庐山举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研究堡垒战、山地战和搜索战等战法。蒋介石对准备参加“围剿”的军官赐赠宝剑，要求他们“不成功则成仁”。聘请德国将军塞克特来为军事顾问，准备采取步步为营，层层碉堡的战术围困根据地。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调动了一百万大军，二百多架飞机，对全国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其中用五十万精兵分南、北、东、西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四路大军中，北路军兵力最雄厚，担任主攻。顾瑞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辖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顾祝同又将北路分为三路，犹以第三路军战斗力最强，拥有十八个师，由第四次“围剿”的败军之将陈诚统领。
陈诚损失三个主力师，被蒋介石大骂无能，但陈诚经过太太谭祥找干妈说情。宋美龄念谭祥之父谭延闿是蒋宋的媒人，在蒋介石面前为陈诚说情，蒋介石对这位干女婿又委以重任，令其亲率十八个师作为进攻主力之主力。陈诚感激涕零，亲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处处堡垒的战术向广昌方向缓慢推进。
博古在国民党即将进行第五次大“围剿”之时，提出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的方针，推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由朱德统领把守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由彭德怀统领入闽作战。两支军苦战三个多月，虽取得一些局部作战的胜利，却丧失进行反“围剿”战争的准备时间。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下达攻击令，陈诚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北部重镇黎川发动进攻。红军仓卒应战，肖劲光率领红军激战三天三夜，伤亡千余人，被迫撤出黎川。二十八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博古震惊于一城之失，把失败归罪于肖劲光，要将他处予极刑。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坚决反对，博古才将肖劲光改判五年监禁徒刑。
就在此时，共产国际派来了军事顾问李德。当时共产国际权威性很高，李德很受尊重，博古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李德。
李德是奥地利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到达瑞金后，和博古匆忙制定了“御敌于国门外”的消极防御战略，急于收复黎川，下达了硝石、资溪桥作战命令。
硝石位于黎川、南城和南丰之间，处于国民党军堡垒群中心，周围有四个国民党师驻守，朱德、彭德怀表示不可贸然攻打。博古和李德强令彭德怀率东方军攻打，下令说：“对于命令的执行，不容任何迟疑和更改。”彭德怀只得率领东方军主力向硝石发起强攻，连攻五日不克，而陈诚又指挥李延年第九师、黄维第十一师(重组)、霍揆章第十四师、李树森第九十四师向硝石迅速包围过来，企图将硝石的红军围而歼之。彭德怀当机立断，率领红军乘夜色撤出战斗。
博古和李德又命令朱德率中央军进攻南丰和南城之敌，陈诚调动十个师的优势兵力围截。红军中央军蒙受重大损失，朱德率红军向根据地腹地转移。至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第一步已陷入被动，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博古、李德并不接受教训，再次强令彭德怀率东方军进攻资溪桥和潭头市。资溪桥和潭头市都有国民党军重兵驻守，筑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红军没有重炮掩护，只能靠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与敌人进行正规阵地战。苦战四天，不克，红军伤亡八百余人，被迫撤出战斗。
十一月，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从淞泸抗战后换防到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蒋光鼐、蔡延锴不愿参加“围剿”红军打内战，力主团结抗日。十一月二十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延锴宣布脱离国民党，组织生产人民党，简称生产党。陈铭枢任总书记，十九路军改称人民革命军，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了反蒋抗日大旗。
蒋介石怒不可遏，决定兴师入闽，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从“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抽调十万人，向福建进攻。时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认为这是打破国民党“围剿”的绝好机会。向临时中央建议全力支持蒋光鼐和蔡延锴，趁国民党后方兵力空虚，集中红军主力向杭州、苏州和南京机动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既可有效地支持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又可以打破第五次“围剿”。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许多红军将领都表示支持，但被博古、项英和李德坚决拒绝，坐失战机。
蒋介石亲自指挥十万大军向福建进攻，先后占领延平、水口、古田等军事重镇。蒋光鼐为保存十九路军，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和谈。经陈济棠调解，蒋介石同意保留第十九路军名称，由戴戟、陈维远收编十九路军。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延锴隐居香港。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才相继回归，这是后话。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福建事变平息。蒋介石赶回南昌，继续组织第五次大“围剿”。四月十日，蒋介石令陈诚统十一个师的兵力，分左、右两路沿抚河西岸向南推进，企图攻占广昌。这时，博古和李德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将所辖军团和地方武装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朱德任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实际领导权仍然控制在博古、李德手中。李德调动红一、三、五、九军团共四个军团九个师的兵力，集结在广昌地区同敌军决战。
三万多红军主力在抚河两岸同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对峙，筑堡挖壕，展开阵地战。这正是蒋介石、陈诚所求之不得的。陈诚指挥飞机、大炮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组织步兵冲锋。红军官兵英勇战斗，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浴血奋战十八天，仍无法挡住敌人的进攻。四月二十七日，陈诚下达总攻击令。不到半天时间，李德指挥构筑的所谓坚固永久性工事被国民党军全部炸平，守卫在工事里的一个红军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红军激战一整天，伤亡巨大，不得不放弃固守广昌的作战计划，于次日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地区转移。
广昌之战是红军消耗最大的一次失败之仗。伤亡五千五百余人，消耗大量武器弹药，使中央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日见匮乏。红军坚持内线作战已难以继续下去，博古、项英领导的中共中央着手请示共产国际，准备撤离中央根据地。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从事转移策划。“三人团”确定了向湘鄂西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靠拢的目标。
国民党军攻占广昌、建宁后，气焰更盛。蒋介石认为消灭中央红军指日可待，亲自到前线视察、打气。还亲自指挥三十一个师，从六个方面向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发动全面进攻。博古、李德采取“兵分六路”全线抵御的方针，同节节推进的敌人展开阵地战。红军兵力分散，每一路都无法挡住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八月底，驿前失守，红军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西线不断告急，根据地人心浮动，红军士气低落，许多红军干部对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彭德怀批评李德说：“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那个位置上，都规定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早就被葬送了。”还拍着桌子对李德说:“现在中央苏区都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了，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多次批评博古、李德的消极防御战略，受到迫害，被降为第五军团当参谋长。
李德无计可施，称病消极，朱德主动承担指挥责任，由消极防御转为积极防御。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寻找战机，准备打一个歼灭战，鼓舞士气，补充弹药。
蒋介石嫡系部队李延年纵队，共四个师十九个团，装备精良。在福建打败了十九路军后十分骄狂，轻视红军，认为步步为营推进速度迟缓，便脱离“围剿”大军，长驱急进，有时一天就推进几十里。八月二十六日，李延年指挥四个师放胆向连城、朋口一线大踏步推进，成为孤军冒进之师。朱德看准这个机会，电令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秘密进入朋口西侧的童坊及河口地区隐蔽集结。并派一部红军伪装成红军主力从宁化继续西撤，迷惑敌军。又令第九军团伪装成地方部队，在长汀附近“修补工事”，诱使李延年纵队向长汀跃进。李延年不知是计，断定闽西已无红军主力，驱军向长汀急进。
温坊是朋口到长汀的必经之路，而朋口到温坊途中有二十里险要地势，两侧高山绵亘，可以埋伏大部队，是运动中歼灭敌人极好地形。八月三十一日，朱德电令林彪、聂荣臻率部进入埋伏阵地。翌日中午，李延年纵队第三师第八旅进入红军伏击圈，且无后续部队跟进。傍晚，林彪果断地下达攻击令，指挥部队截断敌人归路，从两翼发动猛烈进攻，激战彻夜，全歼进入该地区的两个团，只有旅长许永相和少数残兵逃脱，红军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多挺和大批枪枝弹药。而红军伤亡极少。朱德料定李延年不甘心失败，必定会派部队向温坊反扑，指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占领有利地形，隐蔽待敌。九月二日李延年继续派出第九师中的三个团向温坊推进，红军早已张网以待。九月三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红军仅用七个小时就歼灭国民党军第九师的三个团。蒋介石得知东路军惨败，大为震惊，下令枪毙临阵逃回的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下令各路“围剿”大军步步为营，不得孤军冒进。
九月中旬，中央根据地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几个县。还被国民党军四面包围，危机四伏，形势十分严峻。中央红军被迫进入突围转移阶段，各军开始集结，休整，补充人员，筹集物资，准备长征。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傍晚，中央红军在苍茫暮色中离开赤都瑞金，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队共八万六千余人，以第一、九军团为左翼；第三、八军团为右翼；第五军团为后卫，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准备向南突围，然后沿赣、粤、湘、桂边界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
蒋介石决定将中央红军斩尽杀绝，组织三道封锁线。可红军战略转移是绝密的，只有“三人团”和少数指挥员知道，蒋介石弄不清红军从哪个方向突围。第一道封锁线部署的兵力不强，十月二十一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成功。到二十五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
第二道封锁线的守军是广东陈济棠部队，陈济棠和蒋介石有矛盾，红军利用其矛盾，与陈济棠密订有互相借道的协议，红军很顺利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蒋介石很快判断出红军西进的意图，立即部署何键以及粤、桂、黔境内的部队进行“追剿”和堵截。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红军决定分四路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强渡湘江。二十七日，红军开始行动，先头部队一部奋勇强渡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但国民党军蜂拥而来，红军面对配备飞机、大炮兵力优势的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拚死掩护中共中央、军委及直属机关渡江。经过四天四夜激战，十二月一日，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包围圈。可红军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强渡湘江的惨重损失使红军官兵痛定思痛，对博古、李德的指挥越来越不满。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多次交谈，认为必须纠正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改变博古、李德原定到敌人兵力厚集的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采纳了毛泽东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的建议。决定红军立刻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恢复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
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直插乌江南岸。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第三军团为左路；林彪、聂荣臻指挥第一、九军团为右路；刘伯承指挥中央纵队为中路。中央纵队主要由红一军团第二师、干部团等部队组成。刘伯承亲自率领红二师第四团赶往乌江猪场对岸开辟渡口。猪场是黔军江防军司令部所在地，附近有二个团在乌江北岸扼险固守。红四团利用夜色从江界河偷渡到北岸，一举攻占了猪场，控制了渡口。乌江宽约二百五十米，水深浪高，刘伯承亲自指挥工兵用竹排架设了一座五米宽的浮桥。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渡过乌江。同日，左路纵队在茶山关强渡乌江，右路纵队在回龙场强渡乌江，中央红军胜利地突破乌江天险，三路纵队直奔遵义城。
遵义城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离遵义三十公里的深溪镇，驻有黔军一个营，是遵义的外围据点。刘伯承率领中央纵队红六团冒着大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全歼深溪一营驻军。又连夜向俘虏了解遵义城守军的情况。红六团团长朱永秋和政委王集成向刘伯承建议，派一部红军穿上黔军的衣服，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一个便宜仗。刘伯承非常赞同，与朱团长和王政委共同制定了作战指挥部署。
红六团第一营第二连和营侦察排及全团二十多个司号员都换上黔军的服装，让被俘的连长和十多名黔军在前面带路，在夜色掩护下，队伍顺利地到达遵义城门下。城楼上的黔军哨兵盘问得十分详细，被俘连长也回答得十分准确。守门黔军确定是自己人后，打开了城门，红军官兵蜂拥而入，迅速占领了城楼。二十多个司号员一起吹起了冲锋号，刘伯承指挥红军后续部队冲进城内。驻守遵义城的是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几天前已闻风逃走了。全师官兵无人指挥，被突然冲进来的红军吓得胆战心惊，除少数从北门逃走，大部分都当了俘虏。红军占领遵义城。
刘伯承认为遵义城九十里外的娄山关，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关，也是遵义通往四川的必经之路，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刘伯承火速赶到红四团，对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当面下达命令说:“遵义城有一部残兵从北门逃走，如果逃到娄山关，据关扼守，后患严重，令你们四团立即出发，火速占领娄山关和桐梓。”耿飚和杨成武异口同声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言毕，率领红四团轻装出发，急行军赶到娄山关前的板桥镇。
耿飚和杨成武率领营连长到关前侦察，见那娄山关山高路险，不宜正面强攻。当即决定采取正面佯攻，侧翼抄袭的战术，在一位老猎人帮助下，耿飚派出侦察连和小部分精锐部队，从小路迂回到娄山关侧后，前后夹击，一举攻占了天险娄山关。接着又乘胜追击，占领了黔北重镇桐梓，完全打通了入川的道路。为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创建良好条件。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洛浦(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扩大参加的有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和伍修权。
这是一次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斗争激烈。会议决定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使红军犹如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很快就摆脱了被动局面，重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二十多年后，朱德还感慨万千，赋诗曰：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