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各位陪审员,”法庭书记员说,“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是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以及裘德·梅森。他们被控在今年3月13日,出版发行了一本淫秽书籍,书名为《乱言塔》,副书名是《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针对这项指控,犯罪嫌疑人宣称自己无罪。而现在,掌控权在你们手中,请你们在聆听完所有证词之后,裁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但被告席上只有一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他穿了一套煤灰色的法兰绒西装,一件白色衬衫,系着一条工整的有凸点的暗红色领带;他的发型是简洁的“小毡帽”式露额短发,虽然发色是灰色的,但闪着银亮亮的光;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肉,眼睛也深陷在眼窝中。他看起来就像是关完禁闭、刚刚被放出来的人,又像个改过自新的囚犯,也像结束冥想、回归“现实”世界的僧侣。不过,他那身衣装很经得起审视,怎么看都很考究很合身;可惜,第一眼看过去,那些衣服就像是挂在他身上——不像是穿在他身上,有一种违和感。他在衣服里,活像是个人形的衣架子,或者说稻草人。领子后,他的颈项纤细,泛着灰色。他有一种中世纪的骨相——颧骨又高又尖,鼻子很挺,眼睛是半闭半睁的,眼珠下陷。
弗雷德丽卡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丹尼尔和她一起。她一开始没有认出那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谁,尽管她曾参加过讨论会,是赞成对这位犯罪嫌疑人进行“形象大改造”的一员——而且他们那一拨支持者显然得胜了。犯罪嫌疑人的外在终于改变了。
“不就像戴了个面具一样?裘德,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你就尝试一次。法庭审讯像是本虚构的文学作品,我们都得在里面演一个角色,跟下象棋没什么分别。你得扮演白骑士,你必须看起来像一个正派、体面的社会成员,法庭会看人识面,会判定一个人该有怎样的外表——这一点很重要,你的外表不能出错,因为从外表判别一个人,也是审判的一部分。”
裘德·梅森抗拒道:“这不是什么虚构的文学作品,这是真实的。我即将上庭,我就要以我原本的样子上庭,我的外表是代表真实自我的一份声明。”
“我不知道你的外表究竟替你发表了怎样一份声明。”邓肯·拉比说,拉比是裘德的代表律师。
“那只能说你对服饰的符号学没有研究了,”裘德说,“我的衣服是天蓝色的,这是真理的颜色,这件衣服也是睿智的启蒙哲学家们和淫荡的宫廷美人们一度常穿的款式。我衣衫污秽,因为真理本就污秽;我的头发自然生长,未经修剪,我的皮肤也一样,我从不护理。”
“谢谢你的一番讲解,”拉比说,“可这无法让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先生对你产生一丝好感,我只想说,你如果按照原本的样子上庭,肯定是策略上的一场灾难。”
“拜托你了,裘德,”弗雷德丽卡说,“你的着装必须尊重场合,你既然入局,就要好好玩这场游戏。你得看起来庄重得体。头发还会再长出来,衣服也可以先放进衣柜里存放。你那些快快乐乐赤身裸体的日子已经过得足够多了。”
“但是我得维护我人格的完整啊。”裘德仍胡搅蛮缠。
“你到底想不想打赢这场官司?”鲁珀特·帕罗特忍不住吼了起来!
此刻,弗雷德丽卡惊喜地看着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裘德。“他确实有一番相貌,”她心想,“他以前把自己五官的优点全抹杀了。”不过,他看起来病恹恹的。
陪审员在法庭上安然就座。开庭前曾就陪审员的选任有过一些讨论,讨论的重点是这次要不要选用清一色的男性陪审团,毕竟,按照惯例,淫秽物品案件在审理时,陪审团全部是男性成员。而法官在宣布开庭时,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对陪审团选任的倾向,法官说:控方和辩方都已经同意,在双方看来,此次不必遵循全男性陪审员的前例,另外,如果陪审团中能出现一两位女性,整个陪审团将更能代表公众意见,更能代表思想健全的普世社群,这些都理应反映在对陪审员选择的包容性上。因此,这个案件的陪审团中出现了三位女性,但没有一位是年轻女性——她们一位是美容沙龙经营者,丧偶;一位是曾受雇于皇家女子海军、现已退休的体能训练员;一位是家庭主妇。男陪审员们多已届中年,除了一位肤色黑不溜秋的年轻人,穿着皮夹克,经营一家黑胶唱片店。中年男性陪审员们职业背景相当多样化,有银行经理人、会计员、游泳池管理人、科技大学的物理系讲师、电工、餐厅老板、裁缝和综合学校的老师。他们大多数人宣读誓约时都不会结结巴巴的。其中,那位裁缝是犹太裔,戴着一顶犹太小圆帽,他起誓时读的是《旧约圣经》。
一些例行探讨在庭审开始前进行,探讨结束后,陪审团一致同意,将以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审判先例为参照。陪审团将先听取控方和辩方各自的证言,然后在休庭时阅读《乱言塔》,这个决定的达成,是因为陪审团认为如果只听完控方一方证言就读这本书,头脑中带着控方的尖锐指控,难免会产生先入为主的片面解读。戈达尔·贝拉弗莱法官大人身形巨大,脸长,尽管戴着白色假发,也掩不住沉郁英气,那顶白色假发,或许是因与眉目相映,越看越闪亮。他素有对律师和证人都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好名声,另外,他对艺术的欣赏,也是法律界众人皆知的。
另外,陪审团还决定,既然控辩双方请来的证人都是“专家级证人”,那么,所有证人应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全程聆听,不得无故缺席。
王室法律顾问奥古斯丁·韦戈尔爵士,首先对案件进行阐述:
尊敬的法官大人,以及陪审团的各位成员,我和我博学多闻的友人贝内迪克特·斯卡林一起担任这起案件的控方律师。辩方之一,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由我学识广博的友人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以及佩里格林·斯威夫特先生担任辩护律师;辩方之二,裘德·梅森先生,由塞缪尔·奥利芬特先生以及默林·雷恩先生担任辩护律师。
奥古斯丁爵士有一张令人愉快的,似鹰一样的面孔,嘴唇较薄,在他休息时,他的上唇机灵地翘着。他有一种在发言时保持全身稳定的技巧,同时,他能聚精会神、充满体贴地看着陪审团成员们——能与他们四目相接,眼神既保持着公平,又吐露出关心。他发音清晰,语调轻柔,用词准确。他告诉陪审员们,他们此次的工作是依循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法令,来判定小说《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是否是一本淫秽书籍。他还对陪审团说,“淫秽”一词,根据《牛津大词典》,被定义为:“对庄重和体面具冒犯性;表达或暗示不贞洁或淫欲的想法;不洁、不雅、下流。”这个词也有其他意思,包括“语言缺少清晰性;语意有不确定性;令人费解”等,而恰好这个案件体现出的重要一点,若按照以前“淫秽诽谤罪”的法条来看,“淫秽诽谤罪”确实是缺乏清晰性的,因此对此案并不适用。而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第一条a项的第一款,就对“淫秽”阐明了定义:
“在此法令下,如果一部作品整体上,倾向于对任何阅读、观看、聆听或以其他方式接触该作品或接触体现作品内容的信息的人士,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那么该作品可被认定为淫秽出版物。”
奥古斯丁爵士接着说:“但这个法条的阐释在语言、含义、理解上又带来了其他问题。你可能会觉得,在听完这个法条后,你需要‘堕落’和‘腐化’这两个词的精确释义。《牛津大词典》对‘堕落’给出的现代定义是‘使道德败坏;误导;使人格降低;使道德沦丧’。而‘腐化’的定义则更长更复杂。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中的‘腐化’无疑指向了该词典上对其作为动词的第三层解释——‘使道德产生缺陷或无耻;摧毁道德的纯洁或纯朴;使沦落或良好品格毁灭;使人格降低;玷污’。”
奥古斯丁爵士对陪审团的讲解远远没有结束,他说,在实际领域中,“堕落和腐化”被用来指“引起举止失当”,或者是“煽动违反法律,以及违反良善风俗和社群目前普遍遵守的礼节的举动”。他还举出一些以往的案例,来帮陪审团加深理解。他引用斯特布尔法官劝勉陪审团时曾说过的话:“要记得,只有当一本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的影响,那么控诉才成立;如果一本书只是倾向于制造惊悚或恶心的效果,那么控诉并不成立,因为这不是刑事犯罪。”
以前类似讼案里的法律顾问都会公正地向陪审团强调这一点,正如奥古斯丁爵士此刻说的一样,一本书即使令陪审团感到不悦、惊悚或恶心,都不足以构成这本书成为“淫秽”出版物的理由。但是奥古斯丁爵士相信,“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这一说法,给陪审团提供了一定的权利,也可以说责任,去考虑一本书对“灵魂”产生的影响——如果能用“灵魂”这个词的话。奥古斯丁爵士说:至少,陪审团可以去定夺一本书在被阅读后,对读者的思想状态或精神健康会产生怎样的效应,是否会直接导致读者做出堕落、腐化、非法的举动。
奥古斯丁爵士告诉陪审团,他们是能够裁定《乱言塔》这本书是否淫秽的唯一评判人。控辩双方都会各自传召专家级证人上庭做证,就这本书的本质做出说明,就这本书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或其他方面的价值做出说明。他还提醒:这些证人所提供的观点仅限于评定这本书的价值或缺陷,并不能直接证明这本书是否淫秽,因此,关于淫秽这一点,证人们不应被要求提供看法;即使证人们发表了对于此书是否淫秽的意见,陪审团也应不予理会。这本书到底是不是淫秽出版物,这本书究竟是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必须由陪审团席位上的十二位男士和女士独立决定,因为陪审团代表的是人道、文明社会和公认的常识。
当他们对此书是否属于淫秽出版物做出了判断,也只有从那时开始——此书文学价值或其他价值的相关问题才可产生。《淫秽出版物法》第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当陪审团对一本书做出属于淫秽出版物的判断时,若出版者能够成功为书籍证明其在“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其他被普遍关注的领域内”有公共价值,那么被告也可获判无罪。本案的辩方已经声明将会援引《淫秽出版物法》第四条第二款,并经由提供专家们的证词来进行无罪辩护。辩方将就《乱言塔》具有文学价值,以及社会、精神意义等其他层面的重要价值来进行辩论,以证明此书的出版符合公众利益。奥古斯丁爵士对陪审团说:“听取了他们提供的证据后,你们将自行判断。法官大人已经破例准许,本案将由辩方首先举证,控方会根据辩方对此书做出的种种辩护,决定传召哪些证人进行反驳。”
奥古斯丁爵士还告诉陪审团,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诉讼案中,伯恩法官曾规定,在陪审团成员阅读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全书前,控方不得在陪审团成员面前引用书中任何段落。当时,王室法律顾问杰拉尔德·加德纳先生,发表了对此项决议的看法,杰拉尔德·加德纳先生说道:“我不反对我的各位律师同僚们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故事定性,也不反对控方对陪审团揭示到底哪些内容属于淫秽……我尊重的是在陪审团未读完整本书前,控方不能以个别文段的描述来造成陪审团对书的偏见。”
奥古斯丁爵士说,因此他将先针对《乱言塔》进行案件综述,然后在后期才针对书中某些具体文段的描述做出检视。他说,在古时候,当书籍因“淫秽诽谤罪”受审时,因无法针对书籍的文学价值或相关公众利益进行辩护,所以,往往只需要抽出一两段“辞藻华丽、极尽夸张”的文字在法庭上朗读,只要有人觉得这些文段不可接受,就能以“淫秽”将书籍定罪。但此刻面临审判的是一整本书,是一整本书背负着“淫秽罪”的指控,是一整本书有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嫌疑。奥古斯丁爵士说自己很赞成法官大人下达的整本书都需要受审的决议:“《乱言塔》书中包含着对下流行为、露骨性爱、非自然举动的大量直白描写,更严重的是,还详尽地描绘了酷刑和折磨,多到显得冗余。因此,林林总总的内容汇集在一起,使整本书从倾向性上,让我觉得极度淫秽、堕落,或者说腐化、邪恶,又或者说反常、低俗。尽管如此,陪审团仍旧会从书中发现些许所谓的文学价值,当然,我也不打算否认这本书的确有文学价值——不过,无论从笔触还是主旨上看,它的文学价值远远无法超过它的粗鄙、变态。”
“此前早已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奥古斯丁爵士说,“在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受审的过程中,其实是查泰莱夫人在受审,查泰莱夫人因通奸和她的性交事实而受审。而对于《乱言塔》来说,是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将要受审,是犯罪嫌疑人的想象力、他塑造的世界、他试图传达的信息都将与他一道受审。《乱言塔》是一本绝望又无望的书,它薄弱的叙事从一群被叫着似乎是法国名字的人,要去远游并创建一个自由社群的决定展开。这个‘自由社群’所谓的‘自由’,在书中指的是完完全全的性爱表达自由,不管那种表达有多么令人作呕或离经叛道。这种自由产生了变化,变质为放纵、虐行、癫狂和毁灭。与之相关的摧残和羞辱,不仅施加于成年的男子和女子身上,竟然也发生在小孩子身上,而且一切都被描写得相当毛骨悚然和无比详尽。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淫秽作品’这个词有着悠久的历史溯源,‘淫秽’最初便和‘卖淫’密不可分;当然‘作品’指的是书写而成的篇章。一直以来,‘淫秽作品’被认定为书写妓院和卖淫的文字,或者被视为描绘娼妇的文字。《乱言塔》与之相似却又有不同,你读后会忍不住觉得,这真是淫邪和肮脏想象力的产物啊!当然,我确定,辩方绝对会申辩说,这是一本有道德的书,因为它揭示了放纵能够引发虐行和压抑——是否如此,还需要各位定夺。你可能会对这本书给出这样的总结:这本以‘道德故事’欺世盗名的书,说穿了,不过像一条捆绑、悬挂着文章的线,那些文章无不挑逗、激发着人类暗黑而下流的空想。辩方大概又会告诉你说,这些故事都凄惨而可怖,我想你最好反驳辩方:这本书从本质上缺乏亚里士多德所称的‘艺术净化作用’,并未对憾事做出弥补,也未对恐怖进行清除。这本书从恶意和不安开始,以恶意和不安结束。在控方看来,这本书唤醒了使人不快的感受,其实比使人不快更糟,它搅动着人类最坏的本能——性冲动与施虐欲望两相媾和,共同作恶。如果你觉得这是控方一家之词,之后你会在庭审过程中,听到控辩双方提呈的关于这个心理学问题的证言。因此,我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此打住。”
奥古斯丁爵士又提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情况不一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认为伤风败俗,是因为它直白地描述了性行为,而且文中使用的粗言秽语,不见容于我们这个对文明用语早有规范的社会。另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掺杂了人们对社会等级和婚姻制度的种种观点。但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讼案中,很多有声望的关键证人表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传达出的负面情绪较轻微……”
为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担任辩护的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提出了反对,他指出在“淫秽程度”上对两本书做比较,是不可接受的。
而法官表示,如果是为了指出两本书其中一本具有文学价值,而非单纯比较两本书的淫秽程度,那么这样的论证,法庭上是可以接受的。
奥古斯丁爵士说,对两书进行比较,其实像是游走在一条极细的钢丝上,稍不留神,就会遗失原本明确的论点。他说,他观察到的是——《乱言塔》的问题,不同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查泰莱夫人提出的关于爱情、婚姻和语言的问题,毕竟查泰莱夫人身处争议风波中,最后却被还以无罪之身。他说,归根结底,《乱言塔》的问题是残虐和变态。奥古斯丁爵士说,接下来他将讨论下一个重点,也就是关于《乱言塔》潜在读者的问题——《淫秽出版物法》点明了:“任何阅读、观看、聆听或以其他方式接触该作品或接触体现作品内容的信息的人士。”
他切中要害地提醒法庭里所有人,英国举国上下刚刚从对沼泽谋杀案的审判中缓过来。他转向陪审团的方向,说:“若你们听说过沼泽谋杀案的审判,无疑都会听到过‘文学’‘小说’之类的词,而文学和小说,不应该诱人作恶。我们应该记得伊恩·布雷迪都读过什么书,我们也应该记得与伊恩·布雷迪一丘之貉的迈拉·欣德利——迈拉·欣德利受了布雷迪的影响,而布雷迪受的是书的影响——至少他的邪恶念头有一部分来自书,比如《卐字祸害》和萨德侯爵的著作。迈拉·欣德利在和伊恩·布雷迪成为情侣之前,可能是个正常的年轻姑娘吧,她没有被任何邪恶思想侵蚀。而说到萨德侯爵,我确信裘德·梅森先生肯定读过萨德侯爵的书。《乱言塔》中的‘乱言塔’,他特别写了法语名——tour?bruyarde,这明显是对萨德侯爵那臭名昭著的《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西林古堡’的剽窃。我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请千万不要轻巧地想:‘那只是一本书而已。’要知道,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被书鼓动,他们的人生会因为书而充实、改变,或毁灭。独裁者没收书籍并将之焚毁,就是因为书籍是危险的。如果任由《乱言塔》这样的书堂而皇之地流通,那么,书籍对人类的危害性无疑会升高。由此可见,那些独裁者,他们的焚书之举,竟然是正确的。好书对坏人来说是危险的,反之亦然,坏书对好人来说也是危险的。”奥古斯丁爵士的控方发言至此结束。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站起来,为自己所辩护的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进行陈述。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是个胖嘟嘟的男人,红发,就算戴了白色的司法假发,也掩不住他浓密的红发。但他并不如外表看上去那般幽默,他不怎么迷人,似乎随时有发出吼声的冲动。他本来在一系列审前会议中一直以辩方王室法律顾问的身份出席,没想到开庭时,他却加入了辩方律师的团队,并且似乎很乐于攻击自己的对手。比起他,奥古斯丁爵士的风格就像在情与理之间信步闲游,亲切而有所克制,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则讲究修辞,毫不吝啬地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就像鲁珀特·帕罗特的代表律师马丁·菲舍尔一样,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是一头“旧猪圈里的公猪”,那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某一派校友之间晦涩难懂的一种称谓。鲁珀特·帕罗特也一样,是“旧猪圈里的公猪”,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毕业生。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先对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发表了一番溢美之词。他说,鲍尔斯&伊登是一家历史悠久、享有声誉的出版社,和约翰·默里、约翰·布莱克威尔、史密斯与埃尔德等老牌出版社齐名。鲍尔斯&伊登是一家长期出版专业学科著作的出版报,出版领域包括宗教、神学、社会思想,还有一小部分纯文学和小说,但这一部分文学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即使是如法庭上在座的各位庄严之士、严肃之人都可阅读。他指出,鲍尔斯&伊登的叙事类文学书籍,不是情色小说或前卫小说,不为耸人听闻或引人猎奇而出,这部分文学书籍包括一些稍有学究雅致气质的推理小说,其主角多为好探问查证、好追根究底的教区牧师,或者教区牧师的妻子,他们的另一身份是侦探。除此之外,最近还出版了菲莉丝·k.普拉特太太的精彩绝伦的畅销小说《日常食品》,讲述的是一位牧师的普通人生。鲁珀特·帕罗特先生是鲍尔斯&伊登的分支机构——帕帕加洛出版社的新任总经理,虽然年纪轻轻,心态上却很老成,是一个勤于去教堂的基督徒,一个快乐的丈夫和父亲,一个在可能由昏昏欲睡或跟不上时代的老朽组成的董事会里最有活力的新成员。在鲁珀特·帕罗特的规划下,鲍尔斯&伊登的出版方向有了新的开拓,出版书目有了新的扩展,他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新书,这些书有的直面时下最引人关注的事件,有的回应此刻正在被全社会探讨的议题,比如:神学的一些新困境、犹太人大屠杀及其原因、撒玛利亚人问题、社会救济的新形式、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研究、社会学和哲学辩证,以及对迷幻摇滚和流行音乐等新文化事物优缺点的观察……这些书全都是针对新议题、新事物和新现象的严肃、及时而又负责的记录和分析。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说到了《乱言塔》,讲述了这本书的出版始末和鲁珀特·帕罗特的用意。赫弗逊-布拉夫说,《乱言塔》由一位文友介绍给帕罗特先生,这位文友的文学品位和判断力,帕罗特是非常信赖的。帕罗特读了《乱言塔》的原稿后立即觉察到,一经出版,这将是一本有争议性的书,一本能引起公众强烈反应的书,他将这本书形容为难消化的食物,对读者来说,会是难领悟的一本书。“但女士们、先生们,一旦你们读了这本书,你们将会认同帕罗特先生的观点——”赫弗逊-布拉夫说,“《乱言塔》是一本很有震撼力、很有原创性的书,是对乌托邦幻想者、追逐者蠢行和丑态的尖锐讽刺,是对性理想主义者、性享乐主义者放纵无度的激烈嘲弄。”?帕罗特不仅觉得此书写得坦白无欺、有血有肉,并充斥着对愚昧下场和作恶后果的无情曝光和全力批判,更是认为《乱言塔》是一本有强烈道德感的书。从根本上说,《乱言塔》所要攻击的是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现象,跟1959年颁布的《淫秽出版物法》所要攻击的现象是一致的,瞄准的目标都是淫邪、背德、堕落、腐化。“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阅读后,会发现《乱言塔》中那些堕落腐化的人,都没有被轻忽姑息,他们都领受了糟糕至极的报应。”赫弗逊-布拉夫说,“总而言之,这是让你深刻认识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堕落腐化本质的一本书,不仅是我们的社会,可说是所有社会都有的极恶根源。如果你读后感到厌恶,就达到了它成书的目的,它不是那种让你尽情沉浸在温暖、舒适而愉悦的柔光中的书,它的写就、它的出版,是为了告诫、警示、阻绝。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社会中的某些事件、某些态势,是急需有智之人来明辨、阻拦,或终止的,《乱言塔》所宣扬的,就是对这些恶劣态势的认知,就是一种带有惶恐的正义感。”
和奥古斯丁爵士一样,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也论述了对“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看法。他说,《淫秽出版物法》的出台,是为了杜绝淫秽作品。所谓淫秽作品,是那些下流肮脏老男人用来手淫的恶心素材,是顺着娼寮屋顶檐沟排放出的腥臭黏液,是对于受虐和受辱毫无怜悯的讥笑狎侮。“女士们、先生们,真相是,作者和出版者和你们一样,对淫秽作品憎厌,却依然散布这些作品。但是要注意的是,《淫秽出版物法》禁的不是文学作品,不是那些对现实社会弊端、对腐朽社会和性失控、对引发淫秽作品所述现象在真实生活中泛滥发生的事物、对琐屑空洞和虚耗人心、已经溃乱失陷和即将溃乱失陷的社会秩序,进行正面迎击的无畏作品。不仅如此,《淫秽出版物法》还有别的用途,它要使得那些真正的文学作品能够自由地发行,要确保那些正直的文学作品不必担心被污蔑为淫词艳曲。”赫弗逊-布拉夫说,“因此,辩方将极力邀集大力支持《乱言塔》的专家级证人,就这本书的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价值举证。”他还说:“正如我博学多识的友人奥古斯丁爵士所说的,坏书伤害的是好人,但好人的善行和大作,必将摧毁坏书!”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最后引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禁毁一本好书,如同杀死一个好人一般;杀死一个好人,抹杀的只是一个理性生物,破坏了上帝的影像;但禁一本好书,扼杀的是理性本身,毁灭了你我眼中上帝的圣像。”
弗雷德丽卡疑惑,这一段引用是否过度?她望向陪审团,观察有多少人会对《论出版自由》里的这段话产生情绪波动。她看到:一个男人因听懂了这段话,开始眉头深锁;一个女人脸上扬起赞同而欣悦的微笑,并频频点头;而其他大多数人,呆滞、疑惑、淡漠地注视着某处,眼神里尽是虚空。
轮到王室法律顾问塞缪尔·奥利芬特发言,他代表的是裘德·梅森。奥利芬特说自己的当事人是一个年轻男子,一位艺术工作者,他挣扎在贫困线上只为实践艺术。奥利芬特对《乱言塔》的观感是,它是一本复杂的艺术作品,其主题是探讨性解放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压抑和暴行之间的关系。《乱言塔》继承了欧洲嘲讽文学和讽刺艺术的伟大传统,以道德败坏的笔触书写败坏的道德。奥利芬特引证了一些先例案件,指出一本文学作品在被指控为淫秽出版物的情况下,作者和出版者的真正意图对判断一本书究竟是否淫秽的陪审团来说,大多是无关紧要或不构成判断因素的;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淫秽与否则被导向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审视,因此,作者和出版者的意图能够被重视,甚至必须被探讨。奥利芬特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中,d.h.劳伦斯的创作目的无可避免并自始至终被视为重要证据,在法庭上被争论。在许多辩方证人看来,劳伦斯本人无疑带有清教徒气质。他直率地写出了一本关于性爱的书,但他的意图是主张克制,反对纵欲。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我的当事人与劳伦斯思想一致,这两位作者的创作意图可相类而视。在我当事人的书中,有一个角色,可能是这部讲述恣肆和惩罚故事的整本书中,唯一对人对事抱有完全的同情态度的角色,这个角色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参孙·奥里金,他总是说教,总是宣扬节制,宣扬戒绝和避免参与所有活动,宣扬实施禁欲主义。读时你也许会觉得神奇,在一本毫不避讳地描述性行为,甚至是将群交行为都纤细无遗地描绘的书中,能感到的再强烈不过的精神氛围竟然是禁欲主义和节制主义。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刻意设置的幽默和反语,在梅森先生的书中,这种对比和反差都集中由参孙·奥里金体现。但误读或错过这种幽默感是可能的,尤其当你戴着追索堕落和腐化文字的有色眼镜时,就更容易迷失。因此,我要郑重地提请各位注意:这高明的幽默和反语,是《乱言塔》这个哀伤故事里不可错判的精彩之处。梅森先生的创作意图是嘲弄愚行,以及比愚行更值得憎恨的东西,而他的写作手法是冷酷无情地暴露和不留慈悲地刻画这一切。这是和时间一样古老的文学艺术,跟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值得被尊敬的。”
在这一连串演说进行的同时,弗雷德丽卡留意到从她身后又或是她的座椅底下,时不时传来一阵奇怪的嗡嗡声和咔咔声。长时间聆听的法官终于发话:“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应不应尽快安排陪审团读这本书?”弗雷德丽卡此时转过身,寻找声音来源。她看到面上布满生姜色髭鬓的阿夫拉姆·斯尼特金,那位参与辩方审前会议的“民族方法学研究者”,此刻就坐在她身后,沙色的睫毛之下,他明亮的蓝眼睛一动不动,法庭的动静让他入了迷。
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继续问:为让陪审团读《乱言塔》,做了怎样的安排?需要预留多长的阅读时间?在哪里读?
弗雷德丽卡悄声问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你用录音机录下了法庭上的所有发言?”
“当然啊。”
“这是被准许的吗?”
“我得到了法庭的许可。我没说录音会用于民族方法学研究,我说这是出版社为了记录存档。我疑惑的是法庭为什么不用录音的方法做官方记录,他们让速记员来记录——你看,速记员就在那边,奋笔疾书那位。不过,法庭不介意我录音,他们说这没什么问题。”
弗雷德丽卡听到磁带在卷轴上如蛇行一样发出窸窸窣窣声,那是录音机对文字的消化。
讼务律师和法官商量着《乱言塔》的阅读事宜。塞缪尔·奥利芬特说可以让陪审员把书带回家,在安静的家居环境中以适当的速度阅读。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中,陪审员被安置在“老贝利[1]”特辟的一个房间中进行阅读,而且为陪审员准备了扶手椅。而现在,根据回报,这起讼案的陪审员们,都已退回到旅馆房间中。首席陪审员报告说,陪审团休息室的椅子坐起来很硬,不舒服。正是这句“抱怨”,让法官打定了主意,决定到底要让陪审团在哪里读书。法官反驳首席陪审员说:“陪审团休息室的椅子本来便是那么硬,陪审团被召集至此,本就该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在不同人生阶段都曾经坐过很硬的椅子,在学校里,在图书馆里,但我们没有因硬椅子受到什么伤害。比起整个人陷进柔软的沙发里,恰恰是坐在结实、牢固又坚硬的椅子上,让我觉得自己更加警惕和敏锐。椅子很硬?不,我倒觉得陪审团休息室里的椅子应该是合适的,也必然是合适的。”
下午2时15分,陪审团被派去休息室阅读了,整个法庭里的人开始等他们。埃尔维特·甘德对阿德尔伯特·霍利和阿夫拉姆·斯尼特金说:“法官好像有施虐倾向,而这会导致两种可能——当然,一种是他支持《乱言塔》,另一种是他排斥《乱言塔》。”弗雷德丽卡想去跟裘德说说话,但裘德早已不见人影,他肯定是去了“老贝利”的塔楼。鲁珀特·帕罗特则不断重复着说控方律师太难缠,他的脸如往常一般粉红而发亮,他穿了一件孔雀蓝色的背心,外罩裁剪缝制细腻的蓝灰色精纺毛料西装。
下午4时15分,法官派人去询问陪审团还需要多久才能把书读完。得到的答复是:其中三四个陪审员说早已经读完了,首席陪审员——那位游泳池管理人说自己需要一本词典,厚的大词典更好,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他还想要一本法语词典,当然是法英双语的那种。接着,又有另外几名陪审员说就快读完了。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指示陪审团说,每个人都必须严谨、深入地读完这本书,如若不然,将会被撤换。于是所有陪审团成员返回休息室里,坐上坚硬的椅子,手捧用黑色、粉色和钴蓝色三种颜色设计封面的《乱言塔》,继续读了起来。十二个陪审员,有男有女,十二种不同的阅读,有的浏览略读,有的因读不懂而跳着读,有的像扫描仪一样快速扫过页面。有一个女陪审员把书带回家了,睡前在床上读,读到洛绮丝之死时,女陪审员哭得快昏过去,惊醒了她的丈夫——这个小插曲后来才被报道出来,因为这个女陪审员的丈夫在印刷领域工作,是印刷工会的成员,她丈夫认识《世界新闻报》的记者,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乱言塔》的审判结束后,记者在报纸上报道了这桩小逸闻。
第二天,法庭继续审理此案。第一位被辩方传召的证人,说自己的名字是亚历山大·韦德伯恩,自己的职业可以说是剧作家,最近也成为斯迪尔福兹教育委员会的一员,正对小学和中学的英语教学进行调研。他在文化类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第三电台工作过,也做过教育类电视台的制作人。除此之外,他也是一所男子寄宿学校的校长,他的剧作被作为普通程度考试的教材使用。媒体形容他:“一位非常俊美的公众人物,出庭做证时身着相当合体的深绿色灯芯绒西装、柠檬黄色衬衫,系一条蓝色底色、印有绿色康乃馨的领带。他一头浓密的银色头发,声音有如男高音般浑厚,总是面露谦和、谨慎与乐于相助的表情,即使身负压力,也不背弃自己的好品质。”
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的发言持续了三个小时,可说是提供了很实在很中肯的证言,而在表面上,他的神色是冷静的。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带亚历山大回顾了《乱言塔》中的部分文字,赫弗逊布拉夫专门挑了比较长的段落诵读——多数是与性无关的描写,也没有任何暴力情节的叙述。赫弗逊-布拉夫问亚历山大:是否认为这些段落具有典型英语散文篇章的文学价值?是否认为人物特征塑造得精巧入微?是否认为这些文段的内容足够严肃?亚历山大回答道:《乱言塔》并非属于需要对人物特征进行精巧入微塑造的文学体裁。赫弗逊-布拉夫请亚历山大为庭上可能存在的“对文学术语毫无认知”的陪审员解释什么是“文学体裁”,并提请亚历山大:“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不要使用太专业的术语。”亚历山大说,关于角色这一点,《乱言塔》里的角色都属于“类型”角色,就像寓言、讽刺作品、风尚喜剧作品中的角色一样,这些角色不需要深度,他们的行为才是重要的。紧接着,亚历山大被要求解释“寓言”“讽刺作品”“风尚喜剧作品”的含义,并被质疑道:“当你指出《乱言塔》里的角色都属于‘类型’角色时,不是说这些角色都是俚俗或粗糙的吧?”亚历山大回答道:“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亚历山大听到一阵笑声——可能是笑他,也可能是笑赫弗逊-布拉夫,反正是笑两个人里“说了笑话”的那一个。亚历山大把剩下的解答说完:“《乱言塔》里的角色各自代表的是品质。”“好的品质吗?”“不尽然,各种品质,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