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简明希腊史》（6）

雅典民主政治制度有了雏形

梭伦实行改革

就在雅典的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国家濒临崩溃之际，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既不诉诸武力，又不靠慷慨激昂的演说，就能成功说服贫富两方，达成折中方案。暴乱停止了，雅典建立起一个新颖宽宏的经济秩序。梭伦的和平改良的确是历史上一个令人振奋的奇迹。梭伦的家族属于英雄血统纯正的贵族，祖先可以追溯到海神波塞冬。童年时代的梭伦生活在衣食无忧、富足欢乐的家庭中，但他的父亲乐善好施，又不善经营，导致家道中落。长大后的梭伦本可以借助父亲的亲族关系重振家业，但他以依赖他人为耻，毅然远行，独立经商。

梭伦带着自己的商船和仆从扬帆远航，凭借自己的经济头脑迅速致富。但他并不是个唯利是图的人，他更看重的是经商过程中能游历四方，开阔视野，遇到不同的智者贤人，从他们那里获得智慧。梭伦周游了小亚细亚和古希腊各地，广泛结交名士，同时他还亲眼看到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对下层人民饱受压迫的悲惨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所到之地的政治体制也给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和斯巴达的莱库古一样，他开始反思雅典的体制，暗自构想了一套新的改革方案。

心系故土的人，无论身在何地都会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在外经商时，梭伦听说了雅典与麦加拉的萨米拉岛之争。原来，赛伦暴动失败后，他的岳父，也就是麦加拉僭主特西阿真尼，为了帮女婿报仇，出兵占领了雅典的萨米拉岛。雅典屡战屡败，一直没能把侵略者驱逐出境，雅典人倦怠了，厌战情绪与日俱增。

萨米拉岛是雅典海上贸易的重要中转站，经济和军事意义重大。梭伦明白事情的重要性，立刻从国外赶了回来，想办法促使雅典勇于直面现实。其实很多爱国人士和梭伦意见一致，但迫于当时的一则法令，都不敢进谏——法令规定，任何提议战争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不过，梭伦想出了一个计策，为了避免因请战背负罪名，他将以疯子的形象号召人们为祖国而战。

疯子毕竟有别于常人，社会对他们很宽容，一般不会降罪于他们。人们几天都不见梭伦的影子，传闻他疯了，把自己关在家里。忽然有一天，梭伦跑出家门，头戴花冠，口中念念有词。原来，他在当众热情洋溢地朗诵他的爱国诗篇，以唤起人们保卫城邦的决心，为了那可爱的岛屿而战斗。雅典人民果然被感动了，在梭伦的鼓舞下，雅典废除了反战法令，重新向麦加拉开战。

梭伦被任命为指挥官，率雅典大军一举击败了麦加拉军队，成功收复萨米拉岛。梭伦成了雅典的英雄，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所以，当德拉古立法扔给雅典一个烂摊子时，雅典民众怀着迫切的希望，不约而同地把梭伦推举为执政官。出身贵族而为人诚恳的梭伦，得到了贵族和平民的一致信任。面对种种社会危机，梭伦经过仔细的观察和严谨的考虑，实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解决的是平民最关心的债务问题。梭伦规定，利用他人财产或人身自由作为债务担保是不合法的。为此他废除了“六一汉”制度，拔出了田里埋下的债权碑，并由国家出资赎回那些被贩卖到国外的奴隶，宣布他们重新成为雅典的自由民。和历来的改革一样，贵族由于利益受损而强烈抵制这项规定，但同样是贵族的梭伦做出表率，带头取消了其他农民欠他父亲的债务。贵族们再也无话可说，况且梭伦也没有完全剥夺他们的地位和权利。

农民不再承受债主的压迫，雅典的经济也重新活跃起来，新兴势力提出了新的政治诉求，社会阶层也需要相应地重新划分。梭伦将提修斯按社会地位划分的三个等级替换为按财产多寡划分的四个等级。四个等级都有选举权，就是说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这就防止了权力的垄断。不过，只有前三个等级的人有资格担任官职，其中，第一、第二等级可以担任雅典最高执政官，第三等级可出任地方官。而且，有雅典传统的监督制为保障，即使是贵族或富人执政，也很难只为自身谋福利。

梭伦还进一步改革了雅典的政治结构，打破了战神山议事会的独断专权，创立“400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从每个等级选出100人构成。为了防止司法权的滥用，他还设立了陪审法庭，任何公民都有权成为陪审员。

其实，梭伦改革实行的是中庸之道。他不在道义上谴责贫富任何一方，而是在实际利益上让双方达到平衡。他说：“我拿着一块盾牌，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像德拉古一样，梭伦卸任时，雅典人同意他的法律有效期为一百年，梭伦让每位执政官都发誓绝不更改其中任何一条，然后，他放心地离开雅典，四处云游去了。

睿智的改革远比寻求绝对公平的改革更稳定、更成功。前者往往能找准矛盾的平衡点，后者则急于寻找绝对公平，或仅仅出于阶级报复的心理，刻意打压某一群体，由此埋下更加恶化的种子。

贤能开明的梭伦获得了雅典贫富两方的一致拥护，有人建议他成为僭主，推行个人独裁统治。梭伦一口回绝了，他说：“那是一个好位置，可没有人能从上面和平地走下来。”他不但自己不推行独裁，还竭力阻止别人觊觎僭主的位置，无论是谁，绝不姑息。庇西特拉图是梭伦的表兄弟，梭伦曾当众指出他图谋不轨的野心。

但梭伦最终没能阻止庇西特拉图的篡位。好在庇西特拉图虽然用无情的手段夺取了政权，但他的治理温和而有节制，给雅典带来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充分发展。

克里斯提尼改革

庇西特拉图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没能继承好父亲的江山，招致贵族与平民的仇视。克里斯提尼联合贵族，并取得了斯巴达的军事援助，彻底推翻了雅典的僭主政治。

克里斯提尼出生在一个颠沛流离的家族——阿尔克门尼德家族。当年镇压赛伦暴动时犯了渎神罪的美伽克勒斯，就是克里斯提尼的曾祖父。整个家族被流放了若干年之后，雅典人才平息怒气，允许他们陆续返回故土。而克里斯提尼的父亲曾与庇西特拉图竞争夺权，失利后，家族又一次流亡海外。此时的克里斯提尼没有放弃重振家业的希望，他时刻关注着国内社会的局势，希望有一天能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雅典。

克里斯提尼为雅典人民消除心腹之患立了大功，他正准备借助这次的声望当上新的执政官，却被政敌伊沙格拉斯抢先一步。为了打压克里斯提尼，伊沙格拉斯勾结斯巴达人，以“被诅咒的家族”为借口将他驱逐出去。伊沙格拉斯扫清了自己的执政道路，但也因此失去了民心。雅典民众厌恶斯巴达人干涉自己的事务，把斯巴达人和伊沙格拉斯一并赶走，迎回了流放中的克里斯提尼。

克里斯提尼终于名正言顺地登上了雅典首席执政官的位置，为阿尔克门尼德家族赢得了荣耀。

切身经历让克里斯提尼清楚地认识到，贵族家族间的纷争会严重侵害城邦的利益。他决定彻底修改雅典政治，遏制贵族家庭的权力。于是，他开展了一场灵活而富有创意的改革。

阿提卡地区的4个传统部落一直依靠血缘关系延续存在，每个部落的领导权都掌握在最年长和最富裕的家庭手里。克里斯提尼为了打破这种世袭联合的政治垄断，以10个地域部落取代了原来的4个家庭部落。为避免雅典曾经出现的山地派、平原派和海岸派的相互斗争，他又把阿提卡按照山地、平原和海岸分成30个区域，每组10个区域。每组抽出一个区域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部落，这样就保证了不同人权益的平衡。

每个部落下设数量不等的村社，每个人都要在所在村社登记户口。曾经的外邦自由人，如今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雅典公民，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参政人数倍增，人们参与民主的热情空前高涨。这样也便于城邦统计人口，特别是掌握成年男子的情况，以便对服兵役、选举决策等公共事务做出更妥善的规划。

每个部落可以推选出一位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他们在和平时期负责带领部落民众锻炼身体，进行军事演习；战争时期便召集士兵，指挥作战。将军可以连任，日子久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不断上升，往往成为掌握城邦实权的人物。

部落构成的变更自然影响到议会结构的变化。克里斯提尼把400人议会改设为500人议会，议会成员由每个部落选出的50人构成，任期1年。村社中对议员的推选不靠投票，靠抽签，而且凡是年满30岁且未曾两次出任议员的人都有资格抽签，完全按照人口比例，不考虑社会等级。500人议会掌握司法权，执行广泛的行政执掌，监督所有官员。

在这样的制度下，超过三分之一的雅典人能在有生之年至少享受一次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成员的机会。这样普及政治权利的制度，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

地小人稀的雅典，只要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就有可能发动一次政变，而每次政变都会给雅典社会带来不小的动荡。人民对和平安定的渴望也促使克里斯提尼提出新的治理方法。

克里斯提尼认为，最好把叛乱和暴动扼杀在萌芽之中，于是赋予城邦一项特殊的权利，允许人民不经由司法程序，即可将任何认为对本邦不利的人放逐10年。如此一来，凡是有阴谋有野心的人都要谨慎行事，以免被察觉而遭受惩罚。

流放通过投票实行，即陶器碎片的秘密投票；是否需要投票由议会和公民大会来决议。投票的那天，场地会有人严格看守，为每个部落开放10个入口，人们从各自部落的入口一一进入。他们手中都拿着一块陶器碎片，上面已经写好希望流放的人名，庄重地投进投票箱里。经过统计，如果总票数超过6000票，就宣布投票有效。

那么，得票最多的人将被放逐。他无权为自己辩护，要立即回家收拾行囊，10天之内离开雅典。除此之外，城邦不会剥夺他的政治权利和私有财产，10年之后（后改为5年），再度归来“又是一条好汉”。不过，被放逐的人往往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在紧急情况下，城邦出于一定的需要，会提前将他们召回。

克里斯提尼的陶片放逐法推行之后，其他城邦纷纷效仿，只是陶片变成了贝壳、木片或者橄榄叶。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为平民赢得了权益，不满的贵族又联合斯巴达及其盟国进军雅典，赶走了克里斯提尼。但由于侵略者内讧，雅典人很快将他们打退，再度迎回备受爱戴的克里斯提尼。

无论如何，克里斯提尼还是稳住了自己的改革成果，完善了梭伦建立起的民主政体。雅典人民对空前的参政权甚感兴奋，他们以勇气、骄傲和自制力向着民主的光辉之路迈进。从那时起，他们尝到了行动、言论和思想上的自由味道；从那时起，他们以史无前例的热情去维护他们自己管理的国家；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在文学、艺术、政治甚至军事上领导整个希腊。

斯巴达在雅典贵族的怂恿下，不断干预雅典内政。克里斯提尼为了消除威胁，答应波斯以附属国的身份换得庇护。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不明智的决定了，因为雅典人民不会把自己的民主成果拱手相让。克里斯提尼从波斯回国后，人们一致抵抗，用他创立的陶片放逐法把他赶出了雅典。他成了改革以来的第一个陶片牺牲品。

雅典第一部成文法诞生

土地是所有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失去土地后，他们生活的贫穷已经不可想象。农民甚至欢迎战争的到来，一是希望通过战争获得更多土地，二是战争能减少人口，节省粮食。手工业者相对富有一些，但社会地位仍然不高，在政治上常受贵族欺压。平民与贵族之间已经发展出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纠纷和冲突是这一时期的关键词。

在雅典，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曾经拥有相当广大的土地，但是他们的妻子比农田更为多产，随着人口代代增长，原有的土地越分越小，乡村生活也越发艰苦。雪上加霜的是，贵族也利用强权侵占耕田。农民们终生胼手胝足以求一饱，还要设法应付债主和地主的贪婪压榨。最后，很多农民连一块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没有了，只得靠租借贵族的土地为生。但地租繁重，他们要把六分之五的农产品上交贵族，自己只剩下可怜的六分之一，所以农民又被称为“六一汉”。如果交不起租金，全家老小都将沦为债务奴隶，一旦至此，他们的债务一年多过一年，恢复自由的日子就更是遥遥无期了。

应运而生的僭主政治成了阶级矛盾的调和者，但受时代发展的局限，也只是进行些小修小补，尚不能一步解决根本矛盾。平民忍耐到一定地步时，大规模暴动就不可避免了。

公元前632年前后，一位名叫赛伦的奥运冠军领导了一次暴动。但赛伦的本意并不在解救劳苦大众，身为贵族的他只不过是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大权罢了。赛伦在奥运会上赢得了荣誉和声望，又有身为麦加拉僭主的岳父特西阿真尼作为政治靠山，在雅典政坛上平步青云。他最大的政治理想就是登上雅典僭主之位，实行自己的独裁统治，而利用平民对贵族阶层的怨恨是最有效的手段。

于是，赛伦联合了亲朋好友，得到了岳父的协助，又争取到平民领袖的合作。成败在此一举，谨慎的赛伦在行动前犹豫不决，就去询问神的旨意。神谕说，这次行动可以进行，有吉兆，不过，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动手为妙。

奥运会很快来临，赛伦迅速召集各路人马，率军顺利攻占了雅典卫城。然而，就在距成功仅一步之遥时，他万万没想到，平民领袖临阵倒戈，号召所有的雅典人反对赛伦。赛伦和他的部下遭到了重重围困。

对峙局面持续了很久，很多平民失去耐心而陆续散去，最后，围困赛伦的只剩下九位执政官和手下的士兵。而被围困者内部也因缺少供给而出现混乱，一部分人死于饥饿后，部队划分为主战派和主降派。而赛伦作为首领已预感到大事不妙，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哥哥仓皇逃离了卫城。这下群龙无首，连主战派也丧失了斗志。他们与九位执政官谈判，如果能饶他们不死，他们就放下武器。

按照传统，无论是谁，在神庙中就会得到神的保护，因为神圣之地禁止流血事件发生。投降者把一根绳子系在雅典娜神像上，牵着绳子从藏身的祭坛上走下，准备投降。但绳子忽然断了。执政官借口他们触怒了雅典娜女神，命令士兵把这些要投降的人都杀死在神庙里。还有一些人逃到复仇女神的庙里，但也终究没能逃过一劫。

下令把叛乱者杀死在神庙的，是执政官美伽克勒斯，著名的阿尔克门尼德家族的成员。政变平息后，他被指责犯了渎神罪，违背了宗教原则，整个家族也被视为女神的背叛者，将永远受到诅咒。雅典并不安宁，人们担心美伽克勒斯真的会触怒神灵。恰巧一系列灾祸接踵而至，雅典人愤怒而恐惧，他们流放了整个阿尔克门尼德家族，甚至不放过那些已经过世的族人——他们将死者的尸体掘出坟墓示众，并丢弃在雅典边境。

虽然驱逐了渎神的罪人，雅典还是发生了一场瘟疫。无计可施的雅典人请到了受人尊敬的预言家，在预言家的指导下，雅典人通过向女神献祭礼拜才终于控制了瘟疫。人们想送这位预言家金银财宝表示感激，但他都一一拒绝，只带走了一棵橄榄树。

这一时期的雅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们委托司法执政官德拉古颁布一部有效的法律，来矫正诸多的罪恶，于是雅典第一部成文法应运而生。然而，这部法律依然是为贵族制定的，而且量刑过重，对小偷小摸的处罚与杀人放火等同，都会被判处死刑。正如后世雅典的演说家挖苦德拉古立法所说的：这不是用墨水写成的，而是用血写成的。

提修斯对雅典的贡献

当多利安人南下带来黑暗时代时，雅典并未卷入这场历史突变。迈锡尼难民为躲避战乱纷纷背井离乡，雅典就成了其中一部分人的避难所。

洁净、爽朗、明媚——这里的整个气氛似乎是那么独特。每年有三百个晴天，也许正如西塞罗所说，这种清爽的气候对雅典人思想的敏锐大有贡献。雅典位于希腊中部的一个半岛，也就是阿提卡半岛。它三面环山，西南方面朝广阔的爱琴海航道，曲折的海岸线上，有很多优良的海港。

居住在阿提卡半岛上的共有4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下有3个胞族。每个胞族之下又有30个氏族，相当于这一地区的社会细胞。部落首领带领族人建造了各自的小城堡，至今仍可以找到城堡的遗迹。由于人们普遍怀有同一种信仰，各部落有共同的财库，共同耕种土地，彼此通婚，相互协作，死后也葬于同一片墓地。血缘关系稳定了阿提卡地区的社会秩序，可以说是4个部落自愿完成了雅典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