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拿得起放不下的欧洲史（上）》（11）

日耳曼人说到底，马其顿人虽然被古希腊人蔑称为野蛮人，但马其顿人却自始至终把自己视为希腊文明人中的一员，并且在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在整个东方地区积极推广传播了希腊文明。那么马其顿这样的野蛮人，其实并不是纯粹的野蛮人，而是披着野蛮人外衣的文明人。

跟马其顿人比起来，比较纯粹的野蛮人，是古罗马时期的日耳曼人。作为古罗马时期最典型的蛮族代表，日耳曼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顽强地抵抗了罗马化进程，并且最终为西罗马帝国的倒台敲响了丧钟。

这一节，我们就谈一谈日耳曼人。

辛布里战争

我们从引发罗马共和国一系列连锁反应的辛布里战争开始讲起。

辛布里战争，爆发于公元前113年，恰逢罗马共和国时期。我们知道当时的共和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并且这个制度已经到了亟待改革的当口。辛布里战争，被认为是日耳曼人南下作战，和罗马人大规模交手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辛布里战争的第一阶段，在阿劳西奥会战中，罗马人大败于日耳曼人，十二万罗马军人仅有十个生还。这件事情让当时的罗马举国震动，从而直接引发了后来的马略改革，此后的罗马共和国义务兵役制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雇佣军人参战的“募兵制”。

当义务兵到雇佣军的转变完成之后，罗马军团的战斗力成倍提升，从而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占据了绝对优势。

公元前101年，“韦尔切利战役”（battleofvercellae）爆发，罗马军团给了日耳曼人毁灭性的一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日耳曼的男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倒下，而日耳曼的女人也开始拿起长矛和战斧加入战团。在战场上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日耳曼的女人为了保持最后的尊严，纷纷选择上吊自杀。

战役结果，罗马人单方面宣称斩首十四万，俘虏六万，当然对于当时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日耳曼部落来讲，无论是击毙还是俘虏，其实都包括了老弱妇孺这些传统意义上的非战斗人员。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仗下来，日耳曼人元气大伤，其中的条顿人战死十万，辛布里人快要被灭族。正因为如此，韦尔切利之战也被后世史家认为是公元前发生的规模最大、杀伤最多的一次战役。

辛布里战争的发起者，长期以来被认为主要是三个日耳曼部落——辛布里人（cimbri）、条顿人（teuton）和安布昂人（ambron）。这其中的条顿人，因为在战争中表现异常凶悍，条顿王身先士卒，战死沙场，这让当时的罗马人印象深刻。在此之后，条顿人这个称呼，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了罗马人对他们并不熟悉的北方蛮族的统称。

根据后来的很多证据显示，辛布里战争的三个主要发起者中，辛布里人和安布昂人，可以确认是日耳曼人。但条顿人这个群体究竟是何方神圣，并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佐证。根据当时的记载，只知道这个野蛮人部落自称为“条顿”（teutsche），因此罗马人也就按照拉丁文的拼写习惯，称呼其为“teuton”。但这个部落有很大的可能并不是日耳曼人，而是凯尔特人，当时的罗马人很有可能并没有搞清楚状况，而犯了张冠李戴的常识性错误。

而且更加蹊跷的是，当时古罗马的词典中，甚至还没有发明“日耳曼”这个单词。

按照今天有据可查的记载，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日耳曼”（germani）这个拉丁文单词，很可能是在公元前222年，但这一次的记载非常偶然，而且也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定义。那么后来我们再一次看到关于日耳曼人的记载，就到了公元前80年，出自希腊历史学家波希多尼（poseidonios）。而历史上为日耳曼人做相对比较明确的人群指代，则已经到了公元前51年，出自恺撒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idebellogallico）。

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最终为日耳曼人给出了一个相对精确的定义——这个单词是莱茵河以西的凯尔特人对莱茵河以东蛮族部落的统称。日耳曼人这个单词的原始含义已经不可考，但我们认为，从恺撒的时代开始，古罗马人已经意识到，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部落人群，他们与罗马人熟知的凯尔特野蛮人，完全不是一类人。用恺撒的话来讲，高卢人虽然好战，但总体还算文明，而日耳曼人则是彻头彻尾的野蛮民族，是高卢人和罗马人的巨大威胁。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辛布里战争爆发的时间，还远远早于恺撒的年代。当时的古罗马人，尚且没有真正认识到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区别，甚至还不知道日耳曼人这个名字的存在。

因此，真相只有一个。

所谓的辛布里战争三个日耳曼部落的大帽子，很有可能是后世史家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测，强行给安上去的。而当时的罗马人，则并不知道他们对付的对象在江湖上究竟属于什么流派，而只是根据野蛮人的自称，随意地记载了辛布里、条顿、安布昂三个部落名字。

仅此而已。

那么索性，我们也参考后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看一看日耳曼人的来历。

由于日耳曼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较晚，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更晚，日耳曼人对于自己的认识也非常有限，后世对于早期日耳曼人的研究，多半要依靠古希腊、古罗马人语焉不详的零星记述，剩下的则要依靠考古学佐证了。那么根据当前被西方学者达成的学术界共识，日耳曼人的族群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的欧洲青铜时代，当时的古代日耳曼人生活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npeninsula）南部，以及日德兰半岛和今天的德国北部一带。

到了公元前8到6世纪左右的时候，因为某种变故，导致了古日耳曼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这种变故，有可能是铁器应用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也有可能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活环境变化。这个时期的古日耳曼人，开始向整个欧洲大陆拓展生存空间。古日耳曼文化上渐趋稳定，人口的分布，西边到达了今天的荷兰一带，而东边则到达了波兰的维斯杜拉河（vistulariver）附近。

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古日耳曼人继续向东、南、西三个方向上迁徙，在此期间，古日耳曼语出现分化，以语言特征区分基本单位的日耳曼部落人群开始形成。不过，这个时候日耳曼人的迁徙，已经严重侵害到了凯尔特人的利益。我们前文曾经讲过，欧洲大陆在早期分布最为广泛的蛮族，就是凯尔特人。那么在日耳曼人的压力之下，凯尔特人开始往周边地区移动。

随着早期凯尔特人的慢慢淡出，到公元前1世纪为止，古日耳曼诸部落的脚步，已经逐渐扩张到了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直到北海、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而在这个过程中，古日耳曼人的语言也在发展，逐渐出现了北日耳曼语支、西日耳曼语支、东日耳曼语支三大分野。

那么直到这个时候，刚刚在丛林中钻出蛮荒的日耳曼先民们，才开始接触到很久之前就进入文明社会的古罗马人。此后，日耳曼人与高卢人，日耳曼人与古罗马人，开始出现比较频繁的摩擦。我们本节开篇的辛布里战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而在辛布里战争结束了半个世纪之后，恺撒才第一次跨过莱茵河，东征日耳曼部落。不过即便如此，恺撒还是建议把文明世界与日耳曼之间的边界，维持在莱茵河附近。

从此之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这条天然界限，也就成了罗马帝国不断与日耳曼诸部进行拉锯的主战场。

反向突出部

莱茵河与多瑙河这条线，我们前面在讲罗马帝国的时候，已经提及了很多次。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条线的具体情况。

我们在前文讲“五环之歌”的时候曾经讲过，莱茵河与多瑙河组成的天然边界，是古罗马人的“四环线”。那么罗马帝国在自己国力巅峰时刻，会尽量把防线推进到五环这条线上。即便不能站稳五环线，至少也要在四环之外保持一个非常广阔而舒适的心理安全防线。向东向北分别跨过莱茵河与多瑙河之后，罗马人梦想中的“五环线”，是易北河—苏台德山—喀尔巴阡山这条线。

当恺撒第一次为日耳曼人命名并定义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东渡莱茵河，对日耳曼诸部落进行惩罚性攻击。而到了恺撒去世之后，早期的屋大维，更是把东征日耳曼人，争取把防线从莱茵河—多瑙河一线提到五环线，当成自己在帝国北方的军事总方略。

我们不妨通过今天的德国地形图来分析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其实，这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真正问题的关键在于，莱茵河与多瑙河形成的天然边界，互相组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夹角。而这个夹角向西南方向突出，是朝向罗马帝国一侧的。那么显然，如果严格按照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划分政治板块的话，罗马帝国在地缘上一定是吃亏的。因为这个夹角深入了罗马帝国疆界以内，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纵深，这样一来罗马人一定会寝食难安，一定会想办法让自己的边界线更加平滑，也就是想办法抹平这个突出部。

这个突出部的战略意义，就如同当年罗马人在多瑙河一线向北突出的达契亚地区。只不过这个突出部是朝向自己的，而达契亚地区是朝向野蛮人的。这样划界的话，罗马人一定不答应。

然而，不答应归不答应，要想抹平这个朝向自己的突出部，没那么简单。其实我们前文曾经讲过，直到公元1世纪末期的时候，罗马皇帝图密善才修建了日耳曼长城，从而在物理上把这个突出部抹平。而在罗马帝国刚刚开国的那段日子里，这个区域就是罗马人与日耳曼反复角力的热点地区。

今天德国的地形分块，是十分明显的，简而言之就是北低南高。北边是波德平原，中部是中德山地，南部偏西是莱茵谷地，南部偏东是巴伐利亚高原。当然，巴伐利亚高原也被称为阿尔卑斯山区。

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罗马军团的角度，按照战争沙盘推演来讲，沿莱茵河从北向南一路走下来，战争的难易程度是逐渐增大的。因为在早期的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罗马军人的单兵装备、团队配合以及战术素养，都要远远高于日耳曼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军人最喜欢的作战模式就是大规模会战。因为双方实力对比，罗马人呈现压倒性优势，寻找战略机会将对手聚而歼之，甚至是找到机会同日耳曼人进行战略决战，这一定是罗马人的如意算盘。

如此一来，罗马人最喜欢的作战地形，莫过于一马平川的平原旷野，即便不是旷野，至少在海拔上是平坦的。而一旦进入山地作战，甚至是山地丛林作战，作战模式也就成了运动战和游击战。在极端情况下，装备精良的罗马人还有可能被日耳曼人反包围，被聚而歼之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一定是罗马人的噩梦降临。

不巧的是，我们前文所讲到的那块成为罗马人心腹之患的战略突出部，恰好就处于中德山地。不仅是山地，还是丛林山地。然而，正因为这块地区对于罗马人的意义之重大，仗就不得不打，就算硬着头皮也得打。

不过，硬着头皮要打的仗，难免容易输。

而武装到牙齿的罗马军人一旦输，输掉的不仅是战争，更是高涨的士气，甚至是国运。

条顿堡森林之战

屋大维时代，古罗马人已经将整个日耳曼诸部落活动的区域加以命名——日耳曼尼亚（germania）。日耳曼尼亚只是个统称，细分起来，莱茵河以西以南，已经被罗马人有效掌控并实施了罗马化的地区，被称为“小日耳曼尼亚”；而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直到今天波兰的维斯杜拉河，这片天广地阔的平原地区，被称为“大日耳曼尼亚”（magnagermania）。对于小日耳曼尼亚而言，这块已经被罗马人经营多年的区域，又被消化整合成了两个罗马行省——靠近莱茵河上游的上日耳曼尼亚（germaniasuperior）和靠近莱茵河下游的下日耳曼尼亚（germaniainferior）。

公元前14年，屋大维正式派兵出征大日耳曼尼亚。

公元前12年，屋大维在日耳曼作战一线集结了多达三十六个罗马军团，并且亮出了自己手中最大的那张牌——他的养子德鲁苏斯，也就是当年那个在莉薇娅肚子里随娘改嫁的二儿子。

出莱茵河东向，兵锋直指易北河，罗马人的进展不可谓不顺利。

德鲁苏斯的战术素养极高，况且初到波德平原的罗马军团，就好似猛虎下山，一口气征服了若干个日耳曼人部落，初步在日耳曼尼亚的北线建立了秩序。

公元前9年，德鲁苏斯意外死亡，他的哥哥，也就是后来的皇帝提比略继续扛起了东征的大旗，持续对日耳曼部落发起进攻。在提比略的指挥和谋划下，罗马人在几年之后越过威悉河（weser），直奔易北河。

到公元6年为止，罗马人基本征服了从莱茵河到易北河的大片区域，并且从政治属性上，把这里视为罗马人的一个行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桀骜不驯的日耳曼人并没有那么容易屈服，他们中有的曲意逢迎，有的虚与委蛇，有的则钻进了深山老林里面避风头。说是避风头，其实这些人并没有放下武器，抽冷子就可以钻出丛林在背后给罗马人放黑枪。

即便如此，罗马人依然自顾自地往这片依然充满着各种危险与未知的土地上，派出了自己的所谓“总督”——瓦卢斯（publiusquinctiliusvarus）。瓦卢斯在罗马帝国的官场上，也算是一名有地位有人脉，有执政经验的资深公务员。在来日耳曼尼亚之前，他曾经是帝国东部叙利亚行省的总督。然而，当时日耳曼尼亚最需要的是军事人才，很显然瓦卢斯并不是此道中人。他最擅长的工作既不是打仗，也不是剿匪，而是收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