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生活的意义

第2章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在于对全人类产生兴趣并与之合作，为我们的世界做出贡献。在赋予生活某种意义的时候可能会犯错误，当遇到问题时，我们应当不断努力，而不能将肩上的重担推给别人，不能口出怨言来博取关注或同情，也不能觉得非常丢脸而自暴自弃。

人类生活在“意义”之中。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事物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事物，这些事物对我们生活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即使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中的那些最简单的事物，人类在接触它们的时候也是将自己的角度作为出发点来看待它们的。“木头”，指的是“与人类自身有关系的木头”；“石头”，也是“作为人类生活因素之一的石头”。如果有人想脱离“意义”的范畴，而让自己仅仅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环境中，那么他一定非常不幸：他将丧失自己与周围的人沟通的基础，他的行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人都起不到丝毫作用，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一直都是以自己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的，但我们所感受的并非现实本身，而是被我们赋予了意义的现实，或者说我们的感受其实是我们个人对于现实的解释。因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每个人感受到的生活的意义多多少少总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为“意义”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谬误的领域。

假如我们问一个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很可能回答不上来。通常，人们是不愿让这个看似没有意义的问题来困扰自己的，所以总是会用一些陈词滥调来搪塞；或者，人们干脆认为这个问题真的没有意义。然而，我们无法否认，自从人类有自己的历史以来，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青年，就连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也会经常为之困惑：“我们为什么而活着？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自然，无数的事实让我们可以断言：通常人们只有在遭遇失败和挫折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假如一个人在一生中没有任何的波澜起伏，也没有遇到过任何的艰难险阻，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也不会被诉诸言辞。

一般情况下，人类会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诠释生活的意义，几乎每个人都只是把这个问题和它的答案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而完全不顾他的言论，我们将会发现：他的姿势、态度、动作、表情、礼貌、野心、习惯、特征等，无不体现出他本人对于“生活的意义”的理解。他的行为让我们相信，他似乎对某种与生活有关的解释深信不疑，他的一举一动都蕴含着他对这个世界和他自身的看法。他似乎是在用自己的行为来向世人宣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世界就是那样的形态”，这便是他赋予自己以及生活的意义。

生活的意义因人而异，也正因为如此，生活的意义也便多得不可胜数。而且，我们会发现，每一种个体自认为正确的生活的意义，其中可能多多少少都含有错误的成分，没有人拥有绝对正确的生活意义；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无论是哪一种生活的意义，只要有人持这种态度，它就绝对不会是完全错误的。所有的生活的意义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不断发生着变化。然而，这些变化——或者说，不同的人所赋予的生活的不同意义却有着高下之分：它们之中有些很美妙，有些则很糟糕；有些错得多，有些则错得少。我们还可以发现：较好的生活意义具有一些共性，而较差的生活意义则普遍缺乏这些特征。这样，我们通过对经验的归纳总结，就可以得到一种相对“科学”的生活意义，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尺度，也是能够让我们应付与人类有关的现实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真实”是指对人类的真实，对人类目标和计划的真实。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所谓的“真实”。如果还有其他“真实”的存在，它也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无法知道这种“真实”，这种“真实”因此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三个重要的现实，这也是他必须随时牵挂于怀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不得不受这三个现实的制约，他所面临的问题也都是这些现实造成的。由于这些现实无所不在地缠绕着人类，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去回答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体现出他本人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

这三个现实之一是：我们居住在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地球的表面去讨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无处可逃，我们必须在这一现实的制约之下，依靠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提供给我们的资源来繁衍生息。我们必须保障身体和心灵的健康发展，以保证人类的未来得以延续。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必须解答的问题，没有人能够逃过它的挑战。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的行为都是我们对人类生活情境的解答：它们显现出我们心目中认为哪些事情是必要的、合适的、可能的、有价值的。但是这些解答又都被“我们属于人类”以及“人类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事实所限制。

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肉体的脆弱性，以及我们所居住环境的不安全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拿出毅力来界定我们的答案，以便让它们目光长远且前后一致。这就像我们面对一道数学题一样，我们必须努力地追求答案。不能单凭猜测，也不能希图侥幸，必须用尽我们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坚定地寻求答案。我们虽然不能发现绝对完美的永恒答案，但是，我们却必须用尽所有的才能来找出近似的答案。我们必须不停地奋斗，以找寻更为完美的解答，这个解答必须针对“我们被束缚于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这一现实，以及我们居住的环境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利益和灾害的现实。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个现实。这一现实就是：个人自身并非人类种族的唯一成员，在我们的四周，还有其他人，只要我们活着，就必然要和他们发生联系。单个的人是非常脆弱的，他要受到种种限制，这使得个人在多数情况下无法单独地完成自己的目标。假如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并且只想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来应对一切问题，那他只能面对失败和灭亡。单个的人是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的，人类的生命也因而无法延续下去。个体必须和他人发生联系，因为个体的人是脆弱的、无能的、受到种种限制的。为了个人的幸福，同时也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单个的人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和别人发生联系。因此，我们对生活问题的每一种答案都必须要把这种联系考虑在内，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假如我们将自己孤立，那必将自取灭亡。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人类最大的问题和目标就在于：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和自己的同类合作，来延续我们的生命和人类的命脉。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我们的情绪、行为就必须与这个问题和目标互相协调。

与此同时，人类还被第三个现实所束缚：人类有两种性别，个体和集体生命的存续都必须依赖于这一现实。由于这一现实的存在，人类社会才产生了爱情和婚姻这两种联系，这是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类面对这一现实时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他对生活做出的某种解答。人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现实所带来的问题，他们的行为能够表现出他们认为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

我们在前面所叙述的这三个现实也带来了三个问题：如何谋求一种职业，以便让我们在地球的天然限制下生存；如何在我们的同类之中获取地位，以便让我们能互助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利益；如何调整我们自身，以便适应“人类存在有两种性别”和“人类的延续和扩展，有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等事实。事实上，这三个问题就是人类不得不去面对的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问题。

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psychology）研究发现：对于个体的人来说，生活中的每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到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所做出的反应，都清楚地表明他对生活意义的最深层次的感受。举个例子吧，假如有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很不完美，他对职业也不够尽心尽力，他的朋友很少，因为他发现和同伴接触是一件痛苦的事。那么，从他在生活中遭遇的这些拘束和限制来看，我们可以断言：他一定会觉得“活下去”是一件艰苦而危险的事，对他来说，生活中的机会太少，而挫折又太多。他的活动范围一定非常狭窄，这与他对生活的意义的判断有很大关系：生活的意义对他来说就是保护自己免遭伤害，所以他倾向于将自己封闭起来，避免跟别人发生联系。反过来说，假如有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非常甜蜜而融洽，他在工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他的朋友很多，他的交际范围很广且成果丰硕。据此我们可以断言，这样的人必定会觉得生活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过程，在生活中充满了机会，却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对他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与同伴携手共进，并且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为人类的幸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各种错误的“生活意义”有哪些共同特征，各种正确的“生活意义”有哪些共同特征。所有的失败者——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少年、自杀者、堕落者、娼妓……他们之所以称为生活中的失败者，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归属感和社会兴趣。在面对职业、友谊和性等问题时，他们不相信可以通过合作的方法来加以解决。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他们个人理解的意义：他们认为，没有哪个人能够从完成目标中获得利益，他们的兴趣因此也只停留在自己身上。他们争取的目标是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他们的成功也只对他们自身有意义。谋杀者在手里握着一瓶毒药时，可能会体会到一种握着权力的感觉，但是，很明显地，他只能让自己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对别人而言，拥有一瓶毒药并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事实上，属于私人的生活的意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意义只有在与他人交往时才可能存在。只对某个人意味着某些事情的东西实在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目标和动作也一样，它们唯一的意义，就是它们对别人的意义。每个人都努力地想让自己变得更重要，但是如果他不能认识到人类的重要性是依赖于他们对别人的生活做出的贡献而定的，那么他就必定会踏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我曾经听说过一则关于一个小宗教团体领袖的故事。有一天，她召集了她的教友，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在下星期三就要来临。教友们在震惊之下，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放弃了俗世的杂念，紧张地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结果，星期三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第二天，这些教友聚集在一起，向这位领袖兴师问罪：“瞧瞧我们所处的困境吧！”他们说：“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保障，我们告诉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当他们讥笑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消息是从最绝对的权威人士那里听来的。现在星期三已经过去了，世界为什么仍然安然无恙呢？”“可是，”这位女先知说道：“我的星期三并不是你们的星期三哪！”显然，这位女先知在用属于她私人的意义来逃避别人的攻击。因此属于私人的意义实在是禁不起任何考验的。

所有真正的“生活意义”的标准是：它们是一种共同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是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能够被别人认定的有效的意义。能够解决一个人所面临的生活问题的好方法，必然也能为解决别人的类似的问题，这些成功的方法对人类来说具有共同的意义，也是可以分享的。即便是天才，也只能用其至高无上的效用来定义，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被别人认定为对他们很重要时，他们才会称这个人为天才。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生活的意义是为团体贡献力量。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职业动机。我们不管职业，而只注重成就。能够成功地应对人类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的人，他的行为方式能够明白地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在于对别人产生兴趣以及互助合作。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被其同类的喜好所指引，当他遭遇困难时，他会选择用一种不与别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方法来加以克服。

对许多人来说，这很可能是一种新的观点，他们也许会怀疑，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否真的应该是奉献、对别人产生兴趣和互助合作。他们或许会问：“对于自己，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总是考虑别人，总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奉献自己，那他难道不会觉得痛苦吗？如果一个人想要让自己得到适当的发展，那他无论如何也应该为自己设想一下吧？我们难道不应该学习怎样保护自身的利益，或是加强自身的人格吗？”这种观点看似正确，但事实上却大谬不然，因为它提出的问题都是虚假的。假如一个人在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中，希望能够对别人有所贡献，而且他的情感也都指向了这个目标，他自然就会把自己的人格塑造成理想的形态——一种对他人、对社会都有贡献的状态。他会根据自己的目标来调整自己，他会根据自己的社会感觉来训练自己，他也会从练习中获得种种能力和技巧。只要他认清了目标，那么去学习达成目标的能力和技巧也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会不断地充实自己，来解决生活中的三大问题，他自己的能力也将不断地扩展。让我们以爱情与婚姻为例，如果我们深爱着自己的伴侣，如果我们致力于丰富伴侣的生活，我们自然会竭尽所能地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假如我们没有奉献的目标，而只想凭空发展自己的人格，那就只是在装腔作势，只会让自己感到更不愉快而已。

另外，还有一点足以证明奉献才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我们可以审视一下祖先留给我们的遗物，你看到了什么？祖先留给我们的，都是他们对人类生活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到祖先们开发过的土地，也可以看到前人建造的公路和建筑物。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哲学，我们的科学和艺术，以及我们处理人类问题的各种技能，无不体现了祖先互相交流生活经验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那些对人类幸福有所贡献的人留下的，其他的人又怎么样呢？那些不懂得合作和奉献的人，那些赋予生活另一种意义的人，那些只会问“我该怎样逃避生活”的人，都怎样了呢？他们在死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他们已经彻底死亡，他们的整个生命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了解这一事实、秉持这一观念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比比皆是。他们深深地知道：生活的意义在于对全人类产生兴趣并与之合作，为我们的世界做出贡献，他们也正在努力地培养着爱情和对社会的兴趣。在一些宗教思想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救世济人的胸襟。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们想要让社会获得更大利益的结果，宗教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力量之一。但是宗教的真实内涵经常被曲解；除非它们能够更直接地致力于这项工作，否则以它们现有的表现，很难能够让我们再看出宗教在增加社会利益方面还能做多少工作。由于科学使人类对同类的兴趣大为增加，所以它更能够接近这一目标，也更能让人类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但我们的目标却始终如一——增加自己对于别人以及社会的兴趣，促进合作，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就像是我们事业的守护神一样，而我们所赋予生活的错误意义也像恶魔一样附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彼此之间又有哪些不同，如果它们犯了重大错误又应该如何纠正等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问题都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心理学之所以有别于生理学或生物学，就是它能够利用对于“意义”以及“意义”对于人类行为、人类未来的影响等事情的了解，来增进人类的幸福。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在摸索、追寻这种“生活的意义”。即便是婴儿，也会想办法去估量一下自己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他的全部的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在生命开始的第五个年头，儿童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他对待问题和工作的模式。此时，儿童就具有了“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的最深层和最持久的概念。此后，他会利用一张固定的统觉表（schemeofapperception）来观察周围的世界：经验在被接受之前，就已被预先做出了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是按照最先赋予生活的意义进行的。即便这种意义错得一塌糊涂，即便这种处理问题和事物的方式会不断地给自己带来不幸和痛苦，它们也不会被轻易放弃。只有重新审视造成这种错误解释的情境，找出谬误所在，并修正统觉表，这种错误的生活意义才能被矫正。在少数情况下，个体也许会因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方式所导致的糟糕结果而被迫修正自己所赋予生活的意义，并凭借自己的力量成功地完成这种改变；但是如果没有社会的压力，如果他没有发现自己错误的行为方式，如果他依旧我行我素，他就必然会陷入绝境，那么他肯定不会这么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错误的行为方式的修正，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某些受过训练而又了解这些意义的专家，他们能够帮助人们发现最初的错误，并给出一种较为合适的生活的意义。

人们在童年时的情境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解释。童年时期不愉快的经验完全有可能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对那些不太重视不愉快经验的人来说，他的经验除了能告诉自己去做某些防范措施之外，几乎不会对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造成任何影响。他会觉得：“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糟糕的环境，从而确保我们的孩子不再经历同样不愉快的事情。”另一种人则会觉得：“生活就是如此不公平，别人总是占尽便宜。既然世界这样对待我，我为什么要善待这个世界？”有些父母则这样告诉他们的孩子：“我小时候也遭受过很多苦难，我都熬下去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吃苦？”第三种人可能会这样想：“我童年遭遇了不幸，所以现在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情有可原。”这三种人对于童年时期的经验的解释都会在他们的行为中得到表现。只要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解释，他们的行为就不会有所改变。在这里，个体心理学扬弃了决定论。因为经验并非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人们通常不会被经历过的打击困扰，他们只是从中汲取决定自己目标的事物。我们被自己赋予的经验的意义左右：当我们决定将某种特殊经验作为自己未来生活基础的时候，很可能就犯下了某种错误。意义并不是由环境决定的，而我们却被自己赋予环境的意义所操控。

然而，儿童时期的某些情境却很容易孕育出极为严重的错误的意义。在成年人中，大部分失败者都是在这种情境下长大的儿童。首先，我们要考虑那些曾经由于婴儿时期患病或因为某些先天因素而导致身体器官产生缺陷的儿童。这样的儿童在心灵上承受着非常重的负担，他们很难体会生活的意义就是奉献。除非跟他们很亲近的人能够将他们的注意力从他们自身转移到别人的身上，一般情况下，他们只会关心自己的感觉。以后，他们还可能会因为将自己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而气馁。在我们现代的文化中，他们甚至还会由于同伴的怜悯、揶揄或逃避而加深内心的自卑感。这些环境都可能让他们丧失在社会中扮演有用角色的希望，并产生自己已经被这个世界侮辱了的错误感觉。

我想我是第一个研究器官存在缺陷及内分泌异常的儿童所面临的困扰的人。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它发展的方向却不是我想看到的。我一直想找到一种可以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而不是寻找一种证据来证明失败的责任在于遗传或身体上的缺陷。器官的缺陷并不一定会导致人们坚持一种错误的生活模式。我们无法找到内分泌腺对他们产生同样效果的两个儿童。相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克服了这些困难的儿童，他们在克服这些困难的同时，还掌握了非常有用的才能。在这一方面，个体心理学并不鼓吹优生学的选择。有很多对我们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才都存在器官上的缺陷，他们的健康状况很差，有人甚至英年早逝。然而，这些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贡献和进步。奋斗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也让他们不停地奋勇向前。只关注他们的肉体，我们是无法判断他们的心灵将会朝着好或坏的方向发展的。可是，事实证明，器官或内分泌腺存在缺陷的儿童，绝大多数都没有被导向正途，他们的困难也没有被他人所了解，结果他们大多数都变得只对自己感兴趣。因此，在幼年时期曾因器官缺陷而感受到压力的儿童中，更多的是失败者。

第二种经常在赋予生活的意义中造成错误的情境，是把儿童娇惯宠坏的情境。被娇宠的儿童大多会期待别人将他的愿望视为命令，他无须努力便可以成为上帝的宠儿。通常，他还会认为，与众不同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结果，当他进入一个不是以他为中心的情境中，别人也不再以体贴其感觉为主要目的的时候，他就会若有所失，觉得整个世界都亏待了他。他一直被训练为只取不予，而从来没有学会用其他方式来与他人相处。别人老是服侍着他，这使他丧失了独立性，他不知道自己也能做事。当他面临困难时，他只有一种应付的方法——乞求别人帮助。他似乎认为，假如他能够再次获得突出的地位，假如他能够强迫别人承认他是特殊人物，那么他的处境就可以大为改观。

被宠坏的孩子在长大以后，很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危险的群体。他们之中有些人会严重破坏善良的意志：他们会装出一副“媚世”的容貌，来博取擅权的机会，但是却在暗中打击平常人在日常事务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合作精神。还有些人会做出更公开的反叛：当他们无法得到自己所习惯的谄媚和顺从时，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们认为这个社会对他充满敌意，因此想要对他们所有的同类施以报复。假如这个社会真的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敌意（这种事经常发生），他们就会将这种敌意作为他们被亏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为什么总是无法产生效果的道理：除了加强这些人“别人都反对我”的信念之外，它们没有任何作用。对那些被宠坏了的孩子来说，无论是暗中破坏还是公开反叛，无论是以柔术驾驭别人还是用暴力进行报复，他们在本质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先后使用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的，而他们的目标却始终未变。他们觉得：“生活的意义就是——独占鳌头，被人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人物，并得到心里想要的每一件东西。”只要他们继续将此当作生活的意义，那他们所采取的每种方法就都是错误的。

第三种很容易造成错误的情境，是那些被忽视了的儿童所处的情境。这样的儿童从不知道爱与合作为何物，他们构建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解释，却没有把这些友善的力量考虑在内。不难了解，当他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他总是会高估这些困难，却低估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以及旁人的帮助和善意。他发现社会曾经对他很冷漠，从此他就误以为社会永远会冷漠地对待他。他不知道自己能够用对别人有利的行为来赢得感情和尊敬，因此，他不但怀疑别人，也无法信任自己。事实上，感情的地位是任何经验都无法取代的。作为母亲，第一件工作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感受到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物，然后她必须将这种信任感扩大，直至它涵盖到孩子生活环境中的方方面面为止。如果她的第一项工作——即获得孩子的感情、兴趣和合作——失败了，那么这个孩子就很难发展社会兴趣，也很难对自己的同伴有友好之感。每个人都有对别人产生兴趣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必须得到启发和磨炼，否则它的发展就会受到挫折。

假如有一个完全被忽视、被憎恨或被排斥的儿童，我们很可能发现：他很孤单，无法和别人正常交往，无视合作的存在，也全然不顾能够帮助他和别人共同生活的任何事物。但是我们说过，在这种环境下的个体必然会死亡。儿童只要度过了婴儿期，便足以证明他已经受到了某种照顾和关怀。因此，我们不讨论完全被忽视了的儿童，我们只考虑那些受到照顾比正常儿童少的儿童，或只是在某一方面受到忽视，而在其他方面却和正常儿童一样的儿童。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被忽视的儿童肯定还未曾发现值得他信赖的人。我们的文明有一种悲哀的讽刺，那就是：许多生活中的失败者，他的出身都是孤儿或私生子。通常，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儿童归纳为被忽视的一类儿童。

这三种情境——器官缺陷、被娇纵、被忽视，最容易让人将错误的意义赋予生活。从这些情境中出来的儿童几乎都需要帮助，以此来修正他们看待问题的方法。他们必须被帮助，从而赋予生活较好的意义。假如我们关心过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对他们有真正的兴趣，也曾在这方面付出努力，我们就将在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看出他们的意义。梦和联想已经被证实是很有用处的：做梦时和清醒时的人格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梦中社会要求的压力比较轻，人格能够不经过防卫和隐瞒就表现出来。不过，要了解个人赋予自己和生活的意义，最大的帮助还是来自他的记忆。每种记忆都代表了一些值得回忆的事情——不管他能够想起多么少的一点点。当他回忆时，这种记忆之所以能够被想起，是因为它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分量。这种记忆告诉他：“这是你应该期待的东西”或“这是你应该躲避的东西”，或“造就你的生活”，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每种记忆都是值得纪念的。

对于表现个人对待生活的特殊方式已经存在多久，以及在指出最先构成其生活态度的环境等方面，儿童早期的回忆是非常有用的。最早的记忆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人对自身和环境的基本估量均包含于其中，它是个人将自己的外貌、对自己最初的整个概念，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要求等信息初次综合起来的结果。第二，它是个人主观的起点，也是他为自己作记录的开始。因此，在儿童早期的回忆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觉得自己所处的那种脆弱和不安全的地位，以及被他视为理想的强壮和安全的目标，二者之间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至于被个人当作最早记忆的那件事，是否确实是他所能够记起来的第一件事，或者是否是他对真实事情的回忆，对心理学的目的来说，反倒是无关紧要了。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被“当作”什么东西，在于对它们的解释，在于它们对现在及未来生活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关于最初记忆的例子，并看看它们所造成的“生活意义”。“咖啡壶掉在桌子上，把我烫伤了……这就是生活！”当我们发现采用这种方式开始自述的女孩子总是无法摆脱孤独无助之感而高估生活中的危险与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必讶异。假如她在内心责备别人没有好好照顾她，我们也无须惊奇。因为必定有某些人非常粗心大意，才会让这样幼小的婴儿遭受这样的危险！在另一个最初的记忆中，也呈现出类似的世界形象：“我记得在3岁时曾经从婴儿车上摔下来。”伴随着这种最初的记忆，他会反复做同一个梦：“世界末日已到。我在午夜醒来，发现天空被火照得通红。星辰都纷纷往下坠，我们也将和另一个星球相撞。可是，在撞毁之前，我醒过来了。”当这个学生被问到他惧怕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我害怕自己不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他最初的记忆和反复的噩梦构成了足以令他气馁的东西，从而使他害怕失败和灾难。

一个因为夜尿以及和母亲不停地发生冲突而被带到医院来的12岁男孩儿，说自己最初的记忆是：“妈咪以为我丢失了。她非常害怕地跑到大街上大声地叫我的名字，但其实我一直藏在屋子里的一个橱柜里。”在这样的记忆里，我们可以得到一种臆测：“生活的意义是——用给父母找麻烦来博取关注。获取安全感的方法就是欺骗。我虽然被忽视了，但是我却能愚弄别人。”他的夜尿也是他用来让自己成为担心和关注的中心的一种方法。他母亲对他所表现的焦虑和紧张，则加强了他对生活的这种解释。像前面的例子一样，这个孩子很早就得到了这样一种印象，以为外在世界中的生活总是充满危险的，他只有在别人为他的行为感到担心时才觉得安全。也只有用这种方式，他才能向自己保证：当他需要保护时，别人就会来保护他。

有一位35岁的妇女，她的最初记忆是这样的：“3岁那年，有一次，我独自走进地窖。当我在黑暗中走下楼梯时，比我稍大的堂兄也打开门，跟着我走了下来，我被他吓了一大跳。”从这个记忆看来，她可能很不习惯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尤其是不喜欢和异性在一起。而对于“她是独生女”的猜测，结果被证实是正确的，而且她到了35岁的年龄，也依然没有结婚。

从下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感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记得妈妈让我推着那辆载着妹妹的娃娃车。”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些征象的显示：她只有跟比自己弱小的人在一起才觉得自在，还有她对母亲的依赖。当一个婴儿降生时，需要得到年纪较长的孩子的合作，最好是让他们帮忙照顾他，使他们对他产生兴趣，并分担保护他的责任。如果真的得到了他们的合作，他们就不会把父母集中在婴儿身上的注意力视为对他们重要性的一种威胁。

想要跟别人在一起的欲望，并不一定是对别人真正有兴趣的证明。有一个女孩子，在被问到她最初的记忆时这样说：“我和姐姐，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儿一起玩耍。”在这里，我们当然能够看出她正在慢慢地学习与别人交往，可是，当她说出她最大的惧怕是“怕别人都不理我”时，我们又能觉察到她的挣扎。从中我们还能看出她缺乏独立性的征象。

一旦我们发现并了解了生活的意义，我们就掌握了了解整个人格的钥匙。曾经有人说过：“人类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上，只有对那些未能把握住解开此种困境的钥匙的人，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过：假如无法发现最初的错误，那么讨论或治疗也都没有效果，而改进的唯一方法，就在于训练他们更加注重合作以及更有勇气地去面对生活。合作也是我们拥有的防止神经病倾向进一步发展的唯一保障。因此，应当用合作之道来鼓励和训练儿童；在日常工作及平常的游戏中，也应当允许儿童在同龄人之间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来做事。事实上，任何对合作的妨碍都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例如，只对自己有兴趣的被宠坏的孩子，很可能将对别人缺乏兴趣的态度带到学校。他对自己的功课有兴趣，只不过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能换来老师的恩宠；他也只愿意选取觉得对自己有利的事物。当他接近成年时，缺乏社会感觉对他的不利影响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当他这种毛病开始发作时，他已经不可能再去为了责任感和独立性来训练自己，而他本身的特质也不足以应付任何生活的考验了。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短处而责备他。当他开始品尝苦果时，我们只能设法帮他进行补救。我们不能期待一个没有上过地理课的孩子在这门功课上取得好成绩；我们也不能期待一个未接受过合作之道的训练的孩子，在面临一个需要合作训练的工作时，会有什么良好的表现。但是，每种生活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合作的能力，而每种工作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架构下，采用能够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式来执行，只有了解了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的人，才能够获得较大的机会来成功地克服这些困难。

如果老师们、父母们及心理学家们都能够了解：在赋予生活某种意义的时候可能会犯错误，当遇到问题时，我们应当不断努力，而不能将肩上的重担推给别人，不能口出怨言来博取关注或同情，也不能觉得非常丢脸而自暴自弃。我们应当这样说：“我们必须开拓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能够应付它。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除旧布新的工作，舍我其谁！”如果每个独立自主的人都能够用这种合作的方式来对待生活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就必然进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