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天下湘军第一卷风云际会》（2）
第一回陶子霖两江新政龚自珍一声惊雷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江南春寒料峭，北京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来自塞外的寒风将北京上空搅得天昏地暗，鹅毛大雪一股脑儿落下，或片片飘摇，或随风而至，白皑皑迷茫茫，将京师九门封了个严严实实，直冻得狗缩脖子马喷鼻。胡同院落四周静悄悄的一片，只有谯楼的钟声还在不断报时。
太监给道光递来一条热毛巾，他在御案前刚读完一段《高宗实录》，这是旻宁每天早晨必须做的功课。
自嘉庆三年（1798年）被内定为皇太子以来，旻宁做了二十二年的皇太子嘉庆皇帝才驾崩。三十九岁登基，多年的太子生涯让他在皇位的守望过程中变得谨小慎微，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原有的胆略和豪气被消磨得干干净净。
“皇上，该用早膳了。”太监小声地说道。道光揉了几下太阳穴，他眼圈发黑，眼袋下垂，有些未老先衰。他知道在皇位争夺战中，他不是最好的，却是最勤奋的一个。
两江总督蒋攸铦要求开海禁的奏折放在御案前已经半个月了，道光几次想驳斥，提笔又犹豫，最终放下。
道光元年（1821年）春，黄河水暴涨，高家堰漫口。运河自江苏高邮、宝应到清江浦一带阻塞，南北航船受阻，即使是空船都不能正常航行。道光四年春（1824年）黄河再次发大水，漕船无法通行，江南粮食运不到北京。一时间，京城米珠薪桂，很快闹起了粮荒。许多王公大臣家中无米下炊，京城动荡不安。道光开始带头节约，将饮食减到最低标准。有一次上朝，道光穿着一条带补丁的裤子，让大学士曹振镛看见了。他见皇上艰苦朴素，急忙回家翻箱倒柜，将压箱底的旧官服找出来打上补丁，然后穿到朝堂上。满朝文武一见皇上、大学士都提倡节约，竞相效仿。一时间朝中文武、京内官员都穿着破衣服上朝，以至于京师裁缝店里的旧官服供不应求。
这天早晨，文武百官都穿着打着补丁的官服来上早朝。道光刚刚坐定，众大臣三呼万岁，行了跪拜大礼。道光朝众臣扫了一眼，看见大家如此勤俭节约，非常满意，便问：“黄河水漫高家堰，运河不通，江南粮米无法运达京师，两江总督蒋攸铦来报，请求开海禁，各位爱卿有何意见？”
“皇上，自康熙朝禁海以来，历经三世一百多年太平无事。没有海运，国家照样繁荣昌盛，若海禁大开，沿海不法之徒与海盗勾结，致倭乱又起，得不偿失啊。”曹振镛赶快上前奏道。
“皇上，曹大人说得对。运河只是一时淤塞，只要疏通，漕运还可畅通，若开海禁，千年运河弃之不用，让成千上万的船夫失业，还不知道天下要乱成一个什么样子。圣祖爷说，河运是国策，只要众臣工实心任事就行。”大学士潘世恩连忙跪下补充。
潘世恩，字槐堂，号芝轩，江苏苏州人。世居大儒巷潘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状元，历经乾嘉道三朝，是有名的状元宰相。他发话以后，众臣都跪下叩头，说不能开海禁。道光见群臣如此一说，正要定圣意，却看见有一个人没有附和，那就是大学士阮元。阮元与曹振镛政见不合，朝野皆知，于是道光点名道：“阮爱卿。”
“臣在！”阮元赶紧跪下答话。
“朕问你，两江要求开海禁，你意下如何？”道光将声调拖得很长。
见皇上发问，阮元心中早有答案，便回道：“祖宗之法不是一成不变，此一时彼一时也。臣认为，可暂开海禁，将江南粮米通过海运运至京师可解燃眉之急，总不能让皇上和皇亲国戚、王公大臣都饿肚子吧？待运河疏通以后再改河运也不迟。自圣祖第一次南巡，到高宗最后一次下江南，这一前一后是一百年。先帝没有南巡，主要是运河淤塞。皇上登基，奉念民生艰难，勤俭持国，定能开大清盛世，请皇上明鉴。”
阮元一开口，立即有几位王公大臣改口附和。道光感到为难，宣布退朝。众大臣告退，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没走。道光回头一看，见是曹振镛，便问：“曹爱卿还有话说？”
曹振镛点头。
君臣两人到南书房坐定，曹振镛重新施礼。太监递给他一杯茶，曹振镛谢过后说：“皇上，这海禁要开。”
“刚才在朝堂上怎么不说，还带头反对开海禁？”道光眉头一皱，有些纳闷地问。
“按祖宗规矩这先例不能开，但当前形势又必须调江南粮米到京师才能应急。若京师不稳，必导致天下震动。”道光闻言心有所动，善于揣摩圣意的曹振镛接着说，“皇上，蒋大人的奏折讲的是实话，民以食为天哪！”
道光这才转过弯来说：“爱卿说得对，那就着两江三省漕船到吴淞口运粮，代朕拟旨吧。”
“喳！”曹振镛叩了一个头，躬身退出。
蒋攸铦接到朝廷旨意，喜忧参半，传江苏巡抚陶澍前来商议。
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年）壬戌科进士，跟益阳人胡达源的关系不错。胡达源是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己卯恩科探花，陶澍则靠后多了。胡达源注重义理考据，陶澍则喜欢国计民生，讲求经世治用。陶澍幼时家境一般，给东家放牛。一日，东家见其牵牛入户，出一联戏他：“小儿牵牛入户。”陶澍回答：“状元打马回家。”十三岁时，一间榨油坊开张。老板请几个秀才写对联，几个秀才搞了半天也没有写出来，陶澍随口念出一副对联：“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油光似月，照亮万里乾坤。”此联嵌上榨油二字，借雷月作比较，将榨油坊说成是惊天动地的事业，口气真不是一般大。油坊老板摸着他的头说：“小子将来大有出息！”遂送他一斤香油。陶澍出任江苏巡抚以后，将林则徐、魏源、贺长龄等人请到苏州，整肃吏治，救济灾荒，兴修农田水利，干得风生水起。
魏源，字默深，号良图，湖南隆回人。道光六年（1826年）在唐鉴的推荐下到苏州投奔陶澍。对于家乡青年举人入幕，陶澍求之不得，何况魏源又是理学大师唐鉴先生的弟子。故而魏源一到陶府，陶澍就将朝廷讨论河运还是海运的难题交给他去筹划，足见陶澍对魏源的了解和信任。
江苏巡抚衙门里的签押房内，魏源为陶澍写了一篇提倡海运的大文章，那就是后来被广为传播的《复蒋中堂论南漕书》。书中认为：“天时人事，穷极变通，除海运别无事半功倍之术。”文章思路清晰，内容言简意赅，经世致用的才情在魏源的笔端变为激流飞瀑，一泻千里，被人传诵一时。其实魏源对运河并不陌生，他三次进京赶考，两次走的就是运河。纤夫的肌肤之苦以及运河沿途胥吏盘剥，都让他无限感叹。
蒋攸铦出任两江总督之前，在军机处的日子并不好过，大权都把持在曹振镛和潘世恩的手中。道光的天资不高，却想把什么事情都搞得顺顺利利。对阮元、龚自珍等有才的官员都不重用，专用曹振镛、潘世恩等一批谨小慎微的官员，而这些官员将心思都用在揣摩圣意上面。潘世恩七十多岁了，还赖在军机处不肯归老，道光几次想把他开缺回家，都被他巧妙地顶了回去。因蒋攸铦受曹振镛排挤，陶澍极力劝他南下。蒋攸铦为人正派，便欣然接受陶澍的主张。不久，道光任命他为两江总督。
当陶澍走进总督府，蒋攸铦已经恭候多时了。陶澍在衙役的带领下，径直来到签押房。
“铦公，下官来迟，请恕罪！”一见面，陶澍连忙施礼。
“你我同朝为官，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蒋攸铦拿出圣旨，将道光的旨意指给陶澍看。
“这是一封关于漕粮试行海运的谕旨，能得到皇上的首肯真不容易，朝堂之上肯定吵翻了天。”陶澍捋着髯须说。
“不错，我听朝中大臣讲，曹大人、潘大人开始都带头反对，后来就不吭声了。我看还是皇上的想法变了。”
“大人说得一点都没错，漕运体制自建立以来，养了不少贪官污吏。他们借机敛财，坐地分赃。先帝和皇上不可能不知道个中弊端，只是漕运改革触动各方利益，朝廷才没有最终下决心。”陶澍看着蒋攸铦，心情十分沉重地说。
“陶大人要亲自去一趟上海，将路线勘测清楚，看从什么地方转运最好。”蒋攸铦下了命令。
“是！下官这就去办。”陶澍马上应承下来。
蒋攸铦将他送到总督府大门口，陶澍在蒋攸铦的嘱托中回到了苏州。
三天以后，陶澍带着林则徐、魏源等人出现在吴淞口，淞江知府吴中仁前来迎接。陶澍不拘官场礼节，办事练达，安排众人分头行动，很快将开禁事宜办妥，这其中最得力的干将应算是林则徐。
林则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二甲第四名进士，十三岁中头名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后入翰林院。林父最爱幼时的林则徐，常将他扛在肩上送他入学。私塾先生见状故意考他，出了一个上联说：“子以父作马。”林则徐马上对曰：“父望子成龙。”做官后写一副对联自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林则徐多次从运河往返京师，对漕运有独到的体会，为了解决运河落差问题，每一次漕船通过时，在扬州瓜洲渡、淮安清江浦等处，都要用牛和绞盘将卸空货物的空船运上来，过闸后再充装货物。每一艘船过闸要用二十多头牛来拉，船底和石堰的摩擦声，纤夫的拉纤和吆喝声，几里以外都能听得到。这样做费时费劲，加之洪涝、淤塞、盗匪、战乱等种种弊端交织在一起，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京师都会告急。
林则徐时常抚今追昔，以史为鉴，避免过失。这天，公务停当，闲静之际，凭栏远眺，往事如风——
当年康熙亲政时，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必须处理好的三件事，写在宫中的柱子上，以期每天都可以看到。河务、漕运是实事，不实在做事根本不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平定三藩之后，康熙踌躇满志，首次南巡到山东，登泰山后入驻郯城，此时河道总督靳辅报告说：“皇上，泗州大水，苏北七州一片泽国，圣驾不宜南巡。”
康熙龙眉紧锁，不解地问：“自康熙十九年泗州第一次发大水到今天已经有四个年头了，泗州知府莫之翰呢？传来见朕。”
莫之翰就在外面候着。其实，自康熙二十年莫之翰到泗州担任知府以来，治下到处是水，饥民数万。莫知府在风雨飘摇的运河大堤上开衙办公，坚持了几年，不少官员都找门路调离泗州，只有莫之翰没走。
莫之翰一见康熙赶紧跪下叩头说：“臣莫之翰叩见圣上！”
康熙皱了一下眉头，问：“自你上任泗州知府以来，淮河年年淹水，朕年年减免粮丁，以救民困，怎么年年都是这样？”
莫之翰说：“苏北今年大水跟往年不一样，泗州城平地起水三尺。替圣上安全着想，臣认为靳大人说得对，圣上不宜南巡。”
康熙心想淮河决口，河道、知府一再阻拦，难道有什么猫腻，便问靳辅：“淮河决口几年，朝廷拨下的银子也不少，你说说你手下谁最清廉。”
靳辅一听，心想皇上这是在考我啊。天下人都知道河督是一个肥得流油的美差，便不慌不忙地说：“皇上，臣出身寒微，蒙皇上赏识，让臣担任河督治理淮泗。若说一文不取，臣难以做到。若是贪赃枉法，臣也不敢做。”
康熙听后，笑着对明珠、余国柱、马齐、高士奇等几位大臣说：“靳辅说的是实话。”于是不再追问。
对于靳辅、莫之翰之类的官员，皇上满意，老百姓满意，可是偏偏有一个人不满意，这个人就是于成龙。恰恰提议康熙首次南巡的也是于成龙，他已于四月十八日死于两江总督任上。在康熙的记忆中，于成龙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时已经四十四岁了，发到广西罗城做县令。罗城一带常常盗匪出没，前两任县令一走一逃。于成龙带着几名随从到罗城后，将此地治理得井井有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后升任黄州知府，康熙十八年，由福建按察使升为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向朝廷奏称于成龙是福建最有能力，最廉洁奉公的官员。次年，康熙将他调到京师，不久任命为直隶总督，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又将其调任两江总督。
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担任河道总督时，在淮河上游修堤筑坝约束河水，下游却放任自流。于成龙认为治水要疏通下游河道，上游可以听之任之。康熙虽赞同于成龙的观点，但明珠却认为于成龙虽做官清廉，但治河不如靳辅有经验。索额图支持于成龙，建议康熙将靳辅罢官，让于成龙治理淮河下游。哪知两年后于成龙治理淮河下游失败，康熙才又重新启用靳辅。当康熙问他治河为何失败时，于成龙说明珠、索额图两人相互制约，让其功亏一篑。
当初，于成龙任直隶总督后不久，即向康熙上奏，说大清朝的官位已被明珠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