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人生巅峰(9)
第29章人生巅峰(9)
【精彩点评】曾国藩和曾国荃为胞兄弟，性格差异却非常大。曾国藩自谦、居安思危，曾国荃却爱耍官气、摆架子。曾国荃军功在身，深受朝廷器重，屡受朝廷封赏、加官，这也是曾国荃大摆架子的原因。曾国荃自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1861年11月8日）回湖南招兵后，便一去不返。曾国藩多次催促他尽早回军增援上海，不过居功摆架子的曾国荃赖在家中一直迟迟不动，并拒绝带兵增援上海。本文的这封信写于同治元年正月十八日（1862年2月16日），信中曾国藩再次叮嘱曾国荃只身坐轻舟提前先来，最好是日夜兼程来营，以便来营后筹商一切，不过曾国荃直到正月廿八才动身返回。这边曾国荃一拖再拖，优哉游哉，那边曾国藩为一家之内，接连受到朝廷的恩宠，占据高位，觉得心中有愧，惶恐不安，发誓要“拼命报国，侧身修行”。俗话说“龙生九子各不同”，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真是诠释这句话的典型实例。
【经典格言】
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余已决计不再具疏辞官
（1863年6月2日与九弟曾国荃书）
沅弟左右：
接弟十一、十二日两信，具悉一切。
辞谢一事，本可浑浑言之[1]，不指明武职京职，但求收回成命，已请筱泉、子密代弟与余各拟一稿矣。昨接弟咨，已换署新衔，则不必再行辞谢。
[1]龃龉（juyu）：牙齿上下对不上，比喻不相投合，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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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弟出处大计，余前屡次言及，谓十二月乃有准信。近来熟思审处，劝弟出山不过十分之三四，劝弟潜藏竟居十分之六七。
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临急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
沅弟左右：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夜
用人之道
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
（1862年11月4日与曾国荃、曾国葆书）
沅、季弟左右：
都将军派兵四营来助守，固属可喜，而亦未必可恃。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临急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幸四营人数不多，或不致搅动弟处全局。否则彼军另有风气，另有号令，恐非徒无益而反有损，弟宜谨慎用之。
望弟稳守，不可急于出壕打仗
（1862年11月15日与九弟曾国荃书）
[1]浑浑言之：含含糊糊地说说。
劝弟出山不过十分之三四，劝弟潜藏竟居十分之六七。
【注释】
注重提拔，保举人才。曾国藩曾把保举人才比喻为对禾稼的灌溉。针对当时社会官官相卫、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的弊病，他很注意保举人才。在日常公务中，如果发现了可造之才，他总会将其破格提拔，并向朝廷推荐。不过，曾国藩对官场贿赂公行、滥用保举的风气是十分反感的，认为这是导致吏治腐败的原因之一。所以，他也认为保举不能太滥，要经常反省自己，“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惟保举太滥，是余乱政”。
曾国藩说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的人靠得住这话很是经典。春秋战国时，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出征作战。父亲已当了将军，儿子还只是马前卒。号角吹响，战鼓雷动，父亲庄严地托起一个箭囊，其中插着一支箭。他严肃地对儿子说：“这是家传宝箭，带在身边，力量无穷，但千万不要抽出来。”儿子非常高兴，贪婪地推想着箭杆、箭头的样子，耳边仿佛响起嗖嗖地射箭声音，敌方的主帅应声倒下。果然，佩带宝箭的儿子英勇无比，所向披靡。当鸣金收兵的号角吹响时，儿子再也禁不住胜利的豪气，完全违背了父亲的叮咛，强烈的欲望驱使他嗖地一下拔出箭，想看个究竟。然而他瞬间惊呆了。一支断箭，箭囊里装的竟然是一只折断的箭，“我竟然一直带着支断箭打仗”。儿子不禁吓出一身冷汗，仿佛一瞬间失去支柱的房子，意志轰然倒塌。最后儿子惨死在乱军之中。父亲来到儿子身旁，拣起那支断箭，沉重地啐一口道：“不相信自己的意志，永远也做不成将军。”
地图甚为精细，与余所绘九洑洲图大致相类。明兴之马八十匹，不能给弟，此外亦无购马之法。拟再解银五万两，日内竟无到者，忧灼之至。只好先解钱三万串，与弟略资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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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点评】
同治二年（1863）春，曾国藩亲至雨花台视师，看到“围屯坚定”，决定放弃退军之议。曾国荃被提拔为浙江巡抚，仍统制前敌各军规围南京。曾国荃与杨岳斌、彭玉麟等统筹形势，合水陆各军激战多日，控制九洑洲江面，继而先后攻陷上方桥、江东桥以及南京外围中和桥、双桥门、七瓮桥、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秣陵关、博望镇等要地。在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1863年2月24日）的信中，曾国藩曾劝九弟曾国荃“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但能于两席中辞退一席，亦是一妙”。此时，曾国荃改任浙江巡抚，所以曾国藩又对曾国荃嘱咐：“已换署新衔，则不必再行辞谢。”
予药银米，余刻刻不忘，弟刻刻宜存节省之意，不必函[1]函苦催。大约弟设身处地所能办到者，兄亦必能办到；兄所束手不能办者，虽弟设身处地，亦无如何也。
（1866年1月31日与曾国潢、曾国荃书）
澄弟、沅弟左右：
近日贼情，张总愚一股尚在南阳，赖文光、任柱等股尚在光州、固始一带。
去年春间，弟不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余深喜弟之有识有志也。
弟因时贤开府论及“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一节，极是极是。余三年以来，因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惟保举太滥，是余乱政，不办团，不开捐，是余善政，此外尚不了了。
当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俩引领的湘军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之后，他们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郭嵩焘如此评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其实，矛盾的焦点人物是曾国荃，群言嚣嚣，主要是对着他来的。曾国荃为人“傲”，自从带吉字营出征，战功累累之后，与诸将的矛盾愈益深刻。如与彭玉麟、杨载福有事相商，往往“声色俱厉”。诸将极为不满，又碍于曾国藩情面，于是不断出现“告去”的情况。曾国荃还有一点就是比较“贪”。连曾国藩都说过他“老饕名遍天下”，不改掉这个毛病，早晚会生事端。所以曾国藩苦心劝告他：“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劝弟出山不过十分之三四，劝弟潜藏竟居十分之六七。”这次，曾国荃总算听进哥哥的劝告，在攻占金陵两个多月以后，就以“遍体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奏请开缺回原籍，带着成箱的金银财宝，回湘乡享清福去了。
【精彩点评】
“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曾国藩便是这样一个谨慎的人，他的一生都不忘以此修身养德。尤其是在位高权重之时，还能谨慎行事，让曾国藩得以避过很多权臣盛极而衰的悲惨结局，善始善终。
弟应奏之事，暂不必忙。左季帅奉专衔奏事之旨，厥后三个月始行拜疏。香琴得巡抚及侍郎后，除疏辞复奏二次外，至今未另奏事。弟非有要紧事件，不必专衔另奏，寻常报仗，仍由余办可也。
季弟身后俯身附棺之事，弟在金陵已筹虑周到。其礼仪虚文之事，余在安庆亦颇周到。回籍后，尽可如弟之策，径进马公塘山内，不必再入荷叶室中。余当切告澄弟及子侄等也。【精彩点评】
【经典格言】
因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惟保举太滥，是余乱政，不办团，不开捐，是余善政。
【精彩点评】
以余饱阅世态、默察时局，则劝沅行者四分，劝沅藏者六分。以久藏之不易，则此事须由沅内断于心，自为主持。兄与澄不克全为代谋也。余前所谓腊月再有确信者大率如此，下二次更当申明之。
儿子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祖传的箭上，才有了他的骁勇无敌，而当他看到箭是断的时候，就失去了自信，结果惨死乱军中。这是多么可悲的人啊！外物总是在不断变化着，谁知道它下一秒会成什么样子，而危急关头，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是最实际的。
若为潜藏之计，亦有须熟筹者。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沅弟虽积劳已久，而才调实未能尽展其长，恐难久甘枯寂。目下李筱荃中丞相待甚好，将来设与地方官不能水乳交融，难保不静极思动，潜久思飞。
【经典格言】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