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倡导文学：兴学重才教化天下

第12章倡导文学：兴学重才教化天下一多才多艺好文尚武善治土木

我们历来称曹操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因为他凭一人之力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备受后人景仰。其实，历史上大凡超群的人都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曹操也不例外。

1.善音律

曹操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和同桓谭、蔡邕有一拼。桓谭，字君山，官拜议郎给侍中，东汉初期的哲学家、经学家，他的父亲曾为太乐令。史称“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蔡邕，字伯喈，官至左中郎将，东汉末年文学家，史称“妙操音律”。桓谭、蔡邕都是著名音乐家。

首先，他很喜欢采用乐府诗的曲调作诗和调。曹操流传下来的诗有二十余首，大都是按照乐府曲调写的。如《精列》《陌上桑》属乐府的《相和歌·相和曲》，《秋胡行》属《相和歌·清调曲》，《善哉行》《步出夏门行》属《清商曲·瑟调》等等。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他作的诗，是可以用乐府的曲调伴奏的歌曲。曹操喜好音乐，他不仅从中得到愉悦，同时也激发了他歌以咏志的激情。我之所以还可以看到曹操那直抒胸襟的磅礴诗篇，应当说是与其爱好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其次，曹操喜欢歌以言志。曹操常说“诗言志”。他在苦闷和高兴的时候，常常是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诸如《短歌行》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酒）。”反映的是苦闷时的情况；《善哉行》，“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吹清气。弦歌感人肠，四座皆欢悦。”反映的是心情愉快时的情况。他还喜欢用音乐招待客人，“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曹操的诗中常提到“歌以言志”、“歌以咏志”，也是他的一种情绪反映。

曹操不仅活着的时候喜欢音乐，甚至希望死了以后还能听到美妙的歌声。因而生前便留下遗嘱：“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帐，朝晡上脯精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可见其对音乐的喜好之深。

第三，重视音乐人才。曹操一生爱才惜才，尤其和自己有共同爱好的，他更会以重用。如阮瑀、杜夔等都得到他的特别器重。阮瑀，建安七子之一，写得一手好文章，已如前述。而且由于他是蔡邕的学生，“善解音，能鼓琴”，很有音乐修养。有一次，曹操招待宾客，因瑀不主动同自己说话，很不高兴，“使就技人列”，将其同技人安排在一起。谁知阮瑀竟然抚弦而歌，音声殊妙。曹操听后非常高兴。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汉末以知音为雅乐郎，因躲避战乱而逃到荆州，曹操平荆州后得到了杜夔，于是就任命他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让他搞音乐创作，可谓人尽其才。

2.精通书法

曹操的字历来被名家称颂。南朝梁人庾肩吾在《书品》中把书法家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中又分上、中、下，共九品，曹操被列入中之中，誉称“魏主（操）笔墨雄瞻”。唐朝的张怀瑾著有《书断》，把书法按好坏分为神、妙、能三品，称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将其列入妙品。可见在唐人眼里，曹操的字也是得到很高的评价。

曹操喜好书法，对他的儿子们亦有影响。据说曹植的字写得就很好，所以张怀瑾《书断》称，曹操的儿子曹植，“亦工书”，甚至还影响到对于部属的任命和选用。

当时有两个很有名气的书法家，一是钟繇，一是梁鹄。钟繇在曹操秉汉政之前已是侍中尚书仆射。曹操掌握朝中大权后，以繇持节督关中事，屡有功劳，拜前军师，后迁相国。可见，钟繇是个很有政绩的人物。钟繇不是以书法进身，但其书法对于当代和后代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书法史上，钟繇与张芝并称“钟张”，与东晋王羲之并称“钟王”。这样的书法成就当然会让同样喜欢书法的曹操另眼相看。

梁鹄善书，曹操将梁鹄的字挂在帐中，钉在墙上。还曾让其题写魏宫殿的所有匾额。可见其对于好的书法是何等欣赏。

曹操甚至对官员提出严格的书法要求。下行上达的文书，字若写得不好，有关人员是要受处分的。如果曹操本人的字没有几分傲人之处，向来法度严厉的曹操也不会有这种要求。

曹操的字存世很少，但既然唐人还对曹操的字有所评论，不难看出，那么肯定当时还有很多人学习、研究他的字体。

3.善土木

王沈《魏书》说曹操“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这说明，他是一个水平相当不错的建筑“工程师”，事实也确实如此。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曹操在邺城建成铜雀台。建铜雀台，一是为了表明他将以邺作为新的重要政治中心和自己的长居地而营建；二是为了通过实际的形象展示势力。所以，他对此台的建设也颇为上心。

铜雀台高十丈，周围殿屋120间，楼顶建置大铜雀，舒翼若飞。建筑之精美，今已不见，但曹植的《登台赋》中书尽其巍峨壮观，“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阚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可见曹操对铜雀台是下了真功夫的。

铜雀台是曹操的建筑艺术代表作。另外，还有金虎、冰井二台和晚年在洛阳动工的建始殿等，都是他亲自规划的。由此可见，曹操对土木工程也颇有研究。

此外，曹操还有许多方面的技能。他一身好武艺，“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围棋下得也很好，可与世之高手相弈；打过铁，能“与工师共作卑手刀”。不仅如此，他还能将所学与战争相互结合，运用到实践中。作战时，常常因时因地之宜而兴水土之建，或作地道，或为沟渠，或树栅为甬，或集沙成垒，无不尽其妙，成其用。

二文坛盟主建安文学的领导者

钟嵘《诗品》中有：“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植曾封平原侯），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以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的记载。可见，当时在邺城文人集团已经颇具规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青史垂名的文人集团呢？曹植在给杨修的《与杨德祖书》中提到“昔仲宣（王粲）独步于汉南，孔璋（陈琳）鹰扬于河朔，伟长（徐干）擅名于青土，公干（刘桢）振藻于海隅，德琏（应瑒）发迹于北魏，足下（指杨修）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指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这就是说，邺城之所以群贤毕至，是与曹操广泛罗致分不开的。曹植感叹曹操的手段是布下天罗地网。虽然有些夸张，但以曹操的行事风格，也是颇有道理的。自然，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兄弟在这个集团的形成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曹丕同七子的关系较之曹植与七子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读其怀念诸子的文章，尤其令人感伤。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写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信中语句言辞生动、情真意切，曹丕的核心作用和组织作用可谓跃然纸上。诸子也有自言其当时同曹丕通宵达旦在一起赋诗的，如刘祯《增五宫中郎将》诗说：“凉风吹沙砾，霜气何皑皑。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彻夜不知归。君侯（曹丕）多壮思，文雅纵横飞。小臣信顽卤，黾俛安能追。”这说明，诸子不仅佩服曹丕，而且觉得同他在一起为文赋诗非常快乐，所以是自觉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曹氏父子与建安诸子共创建安文学，曹操当仁不让是奠基人和带头人。曹操把这些有才能的文人，网于身边，置于麾下，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创作条件，而且言传身教，或令其与自己的儿子共题作文，或以自己的诗作示众。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建安时代的文风，虽然从根本上说是时代使然，但与曹操的提倡和无形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不妨说，所谓“建安风骨”，首先就是曹操的诗文风骨。

七子之中，孔融最年长。他学识渊博，文才最好。虽然建安中期被杀，但其文学影响深远。曹丕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雄）、班（固）俦也。”曹丕肯定了孔融的文章，但同时都指出了孔融文章的重大缺点，即“理不胜词”。通俗来讲，孔融的文章虽然写得辞藻华丽，但喜欢强词夺理，还“杂以嘲戏”。但就其流传下来的仅存作品看我们也能看出，孔融诗文之中亦不乏豪直之气，也具建安风格。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他写给曹操的《论盛孝章书》，就是一篇杰出的散文作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操）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指相知相识的人），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

话虽不多，但感叹时间如白驹过隙、暮年忽至的沧桑之感却跃然纸上。孔融的这篇文章比曹操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早三年，而孔融又比曹操大两岁。也就是说，两人都是在五十岁时发出类似的感慨，让人不免联想两人在思想上的相通之处。

王粲，字仲宣，“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他的诗文较孔融表现出更多的“悲凉沧桑”的气息，因而也更多地与曹操的作品相通，或者说受曹操影响较大。王粲的代表作有《七哀诗》和《登楼赋》等。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七哀诗》）

王粲在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但风格也最类似曹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南朝宋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曾分析说：“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这表明是时代特点及其自身经历所决定的。其二，当是邺城文人的共同“风骨”，是当时的一种风气，而曹操以其一贯的霸气和至高的权威，自然给了这一文学风气施加了最大的影响。

阮瑀，字元瑜，曾与陈琳同为曹操的司空军祭酒。“太祖尝使璃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竞不能增损。”这说明，第一，阮瑀的文章写得好，言简意明，想增加一个字或删掉一个字都是不容易的；第二，阮瑀深能体会曹操的思想，并且颇善曹操为文风格。

陈琳，字孔璋。关于其先依袁绍，后归曹操，因曾做《讨曹檄文》而颇受曹操赏识。陈琳有名的诗作当为乐府古题《饮马长城窟行》：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此诗辞气俊爽，如孤鹤唳空，翮堪凌霄，声闻于天。可见，陈琳为文、作诗几近汉响，又有邺下之风，因多曹氏之韵。

刘桢，字公干，应埸字德琏，皆有文名，因而都受到曹操的重用，都被任用为丞相掾属。

徐干，字伟长，是惟一没有做官的“建安七子”之一。所以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除了世人熟知的建安七子之外，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人的文章都是非常出众的。此外还有丁仪兄弟、杨修等也颇负盛名。

总之，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国家未曾一统，于战争不断时期取得这样的成绩，不得不说曹操是立了大功的，曹操是公认的建安文学的组织者和领袖。

三擅长诗歌胸中气概歌以咏志

曹操不仅是建安文学的倡导者，建安文人的组织者，而且也是建安文坛的主将。他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特别是在诗歌方面，其造诣和成就更为突出。

在汉代，诗歌主要是用四言。曹操不仅善于作四言诗，也提倡用五言作诗，并奠定了五言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地位。

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和《短歌行》（“对酒当歌”）是四言诗中的精品之作。此外，像《秋胡行》其二，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作品。诗中说：

不戚年往（不因年老而悲戚），

忧世不治（只是对这混乱的社会忧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