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唯才是举：求贤若渴广揽人才

第13章唯才是举：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一求才若渴广纳天下之良士

天下之争，其实就是人才之争。诸雄争霸，最后的胜利者，往往不是最勇猛的，而是最善于用人的。最著名的就是刘邦，自己既无大才，更无大德，却能善用张良、韩信等一干人等，夺取天下。

曹操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而且颇有学识，从古人的经典著作中学到不少经验与教训，因此他更加重视人才的收罗和良才而用，这是曹操能以英雄流传千古的原因之一。

曹操最初起事时，其集团尚小，他可以亲自处理具体军政事务，此时他既是统帅又是谋士。待到后来兵多势广，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便把自己置于统帅的地位，而把自己手下的将领置于将才之列。统帅和将才的区别在于：前者下达命令，后者执行命令。此时，他便更加清楚笼络人才，招贤纳能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事实上，曹操之所以能灭袁绍、吕布等大小军阀，威逼江东、取西凉，成就大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比刘备、孙权更能搜罗人才，使用人才。也就是曹操胜在“谋其人也”。

曹操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一件大事来对待，每得一人才，往往忘乎所以，甚至比打了胜仗还要高兴。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占据荆州后，一一论功封赏，蒯越等十五人被封侯。蒯越字异度，原为大将军何进的东曹掾。曾劝何进诛宦官，何进犹豫不决，蒯越知其必败，出奔刘表，成为刘表的重要谋士。像曹操这么爱才的人，早就想得到蒯越了。平定荆州后，即任蒯越为光禄勋，并高兴地说“不是因为得到了荆州才这么高兴，而是因为得到了蒯异度啊。”由此可见，曹操把得到人才看得比地盘更重要，所谓“得一城一池容易，得一人才难”。

此外，荆州名士韩嵩也得到了重用。韩嵩字德高，官渡之战时曾和蒯越同劝刘表归附曹操。刘表拿不定主意，决定派韩嵩先到曹操那里探听一下虚实。韩嵩推辞说：

“将军如真有打算归附曹操，派我前去可以。如果没有拿定主意，只是探听曹操的口风，最好不要派我去。因为我到许都后，如过朝廷给我一官半职，我不得不从命，这样一来，就不能再为将军效力了。希望将军慎重考虑！”

刘表仍坚持要韩嵩去，果然，韩嵩到许都后，被任命为侍中、零陵太守。刘表要杀韩嵩，但韩嵩有言在先，加上众人求情，最后只把他关押了起来。曹操到荆州后，立即把韩嵩从监狱中释放。韩嵩在养病期间，曹操就已经将大鸿胪的印绶授给他，并请韩嵩品评荆州士人优劣，凡韩嵩推举的一律加以任用，可见曹操对韩嵩的重视和信任。

由此可见，曹操对人才的渴求是第一位的。随着地盘的扩张，人才的聚集，对众多能人贤士的有效管理便成了当务之急。曹操注意发挥东曹、西曹，也就是人事部门的作用。曹操“唯才是举”用人方针的顺利执行，东、西曹的官员功不可没。

崔琰是第一个被曹操选中的掾属。崔琰博通经学，秉性耿直。他先跟随袁绍，袁绍死后托病不出来辅佐袁尚、袁谭，被关进监狱。曹操平定冀州后，任崔琰为别驾从事。他洋洋得意地对崔琰说：“我昨天查看了冀州的户籍，估计可得30万兵众，真可算是个大州啊！”

崔璇听后，没有迎合曹操，而是痛心地说：“如今天下混乱，冀州百姓的尸骨还暴露在荒野。我没听到我军士慰问百姓，解救生灵于涂炭，明公却在这里算计收获，这难道是百姓所盼望的吗？”曹操听了，收敛起得意的面容，向崔琰表示歉意和感谢。

崔琰德才兼备，而且正直清廉、知人善用。曹操做了魏王后，提拔崔琰为尚书，全面负责中央的人事工作。

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人。他很早就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众臣，修耕植以蓄军资”的建议，并被曹操采纳。他清廉公正，也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官员，曹操很赏识他，把他安排在东曹掾的职位上。

毛玠办事公正，认真履行职责，不徇私情。他和崔琰一样，选用了小少具有真才实学而又清廉正直的人。毛玠还特别强调为官清廉，提倡节俭。他管理下的满朝官吏没有不以廉洁节俭自律的。连曹操都感慨地说：“把人管理到这种地步，使天下的人都恪尽职守，自己管好自己，我是无事可做了！”

崔琰和毛玠在人事部门的工作可谓有声有色，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可见曹操选贤任能的眼光和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可以说，崔琰的成功，是曹操用人成功的一个缩影。

不仅如此，曹操在自己的诗歌《短歌行》中提到：“我有嘉宾，鼓乐吹笙”，这也是他思才若渴“诗言其志”的一种表现。

二唯才是举多次诏令能者上

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对那些“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他都一概予以任用。

东汉时期，朝廷但凡选才用才，首先注重名节德行、家世族亲，而不是是否对国家有利，这就造成了很多名不符实的人入朝为官，人浮于事者大有人在。除了名气大，没有一点儿政绩，对国家毫无贡献。曹操看透了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于是在他发布的几个“求贤令”中提出了大胆出格的用人标准。《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名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用人的核心是唯才是举，就是无论其德行高低，只要有才就一律加以任用。这在当时是确实颠覆了传统，具有超前的意义。曹操的这种用人思想，很好地切合了非典型时期——乱世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方式，说明他确实是一个善识时务、因时而变的英雄。

“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确实为曹操汇集了不少人才。他的一些主要将领，有的提拔于行伍之中（如于禁、乐进），有的曾经效力于敌手（如荀彧、郭嘉），有的发现于降军之中（如张辽、徐晃）。可谓来源广泛，不一而足。

郭嘉字奉孝，颖川阳翟人，刚开始在袁绍帐下效力，没想到袁绍鼠目寸光，而且优柔寡断，善于谋事却又难以作出决断，很难成就一番大事业。跟着他等于葬送了一生抱负天下的愿望，于是毅然离开了袁绍，在荀彧的推荐下投靠了曹操，继续给曹操作谋士。曹操很器重他，屡屡出奇谋妙计，扭转局面，使战争的局势对曹军有利。可惜，不幸染病早死。以致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曾痛哭郭嘉：“如果奉孝在，不至于如此大败。”可见曹操对像郭嘉这样的人才难得、不幸早死的痛惜之情。

为了网罗人才，曹操曾多次下求贤令。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下令要求各地地方长官推荐人，要求无论是像姜太公一样怀着“美玉的”奇才，还是像陈平那样落魄的能人，都可以辅佐治理国家。英雄不嫌出身低，只要有能力，他都表示会量才任用。

这个法令颁布后，孔融、祢衡等有才华的人都纷纷而来，为曹操献计献策。曹操还下令分发“意见表”，以此鼓励大家多提意见，广纳良言。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他的第二道专门针对“唯才是举“法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其中他对”有才而无德”的功利主义用人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真正的“人才”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绝不能因其“德行一般”而荒废了才能。负责人才选拔推荐的官员，应该深深体会到我的心意，使有才之士不被遗漏，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以顺利推行。

曹操还具体举例说明：苏秦在历史上一直被传统儒学之士所不齿，主要是在于他们的家世不好，品德可谓恶劣。但是曹操却公开表示这样的人是当前急需的人才。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八月，曹操再下“举贤勿拘品行”的法令，继续奉行“重才能而轻出身”的用人方针。

才德兼备固然最理想，但战乱时期不同于和平时期，退而求其次，“有才无德”的人只要善于运用，也可为国效劳，为何不好好利用呢？这样的人在特殊时期仍被委以重任，更会珍惜知遇之恩，鞠躬尽力。曹操对“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委以大任，的确体现了他“为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一贯风格。

这三道求贤令一道比一道具体，求贤的心情也越发迫切。究其原因，一方面，曹操的年龄越来越大，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任务的困难却看似遥遥无期（东吴和蜀汉）。因此，他的这种心情就在求贤令上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另一方面，三国都对人才非常重视，对人才不断争夺，再加上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摧残，人才越发难以发现。这就不得不让曹操下令让所以的部属尽力的发现人才，举荐人才，特别是举荐，发现以前没有因为这样那样的毛病而不用的，现在隐藏在民间的那些奇才，高人们。其最终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开辟人才资源，以满足人才不断扩张的需求。

当然，曹操的“唯才是举”并不是真的放弃传统，没有底线，完全不要德行和个人素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入主兖州，当了州牧后，曾任命东平人毕偡为别驾，后来张邈叛变，扣押了毕偡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等亲属。曹操知道后，对毕偡说：“你的老母家人被张邈扣押，你可以到张邈那边去。”

毕偡赶紧叩谢，并表示自己绝无二心，只是迫不得已而离开罢了。曹操很感动，放他去张邈那里了，谁知毕偡直接就投奔了张邈。后来曹操活捉了毕偡，大家以为毕偡必死无疑。但是曹操说：“一个孝敬父母的人，肯定会忠于他的主公的，这种人才正式我所需要的！”不仅没有怪罪毕偡，而且还任他做了鲁国国相。可见，曹操用人还是非常重视传统道德的。

凡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曹操的“唯才是举“方针在现实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实行。就这样，一大批出身低微、甚至反对过曹操的人都聚集在曹操周围，成为曹操重要的智囊和将领。不仅加强了自己的实力，而且对于制止大族地主垄断政权，使更多的中下层开明人士得到参与政治的机会，起到推动作用，加快了北方统一的进程。

三人才难得曹操诚心请荀彧

我们常常听说这样一句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有才之人的渴望程度。历史表明，要成就事业，必须得有贤人大才相助。然而自古有才之人常常乐于隐于山水，不露声色，以待真正有识之士真心来求。有时甚至故意刁难相求之人，一来观察其成大事的坚定决心，二来考察对方的诚意。

这样以来，越是大才显得越难得，越难得，越是显得珍贵，就越要拥有他。唯如此，才能做出非凡的事业来。对于难得之才，必须有一股求之不得的韧劲，三国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了，其实，曹操也是这样一个人。在实践中，对于早有耳闻的名人高士，曹操总是真诚地渴慕，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罗致到手。

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成为千古美谈。其实早在刘备之前，曹操已有了“三顾”之举，不过他请的不是诸葛亮，而是许县的荀彧。

东汉未年，曹操的兵马在山东壮大起来后，他看着自己兵多将广的阵势，满心欢喜。可是他渐渐觉察到，只有能冲锋陷阵的将士不行，还必须有才智超群的智能之士出谋划策才行。可是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呢？他决心上泰山请教高人。

泰山有一高僧叫明镜，听了曹操的来意。什么也没说，只是给了他一个锦囊，上写“遇怒则拆”四字。曹操虽然疑惑不解，也不敢多打扰，只好下山而去。

不久，曹操率大军进入中原。经过许县时，他觉得这里是藏龙卧虎之地，就命大军安营扎寨。他把中军帐设在许昌城北门外一个庙里，号令士兵不得骚扰地方。可他没想到不少新招来的士兵野性未改，连他的堂弟曹仁也在背地里带兵抢劫商家和百姓。一时间，许县被扰得鸡飞狗跳，百姓惶惶不安。而曹操却蒙在鼓里，全不知晓。

这天，曹仁急火火地进了中军帐，手握一张帖子呈给曹操。曹操展开一看，见上面写着：“许下来了曹孟德，千家万户齐遭灾！”下面的落款是“许县荀彧”。曹操不禁一股怒火冲顶：“这荀彧是何等人？胆子也太大了！不严惩便不能警告他人，我在许县就难以立足！”刚要曹仁去查寻捉拿，猛然想起泰山高僧“遇怒则折”的锦囊，赶紧找出来拆看。只见一张白纸上写着几行大字：

开口就晌午，日落扁月上。

十天头长草，或字三撇旁。

才过姜子牙，谋深似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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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藏意诗。曹操左看看，右看看，翻腾了半天才解开其中秘诀：开口就晌午，开口系言，晌午取午，言午是“许”字；日落扁月上，日在上，扁月在下，像个“昌”字；十天头长草，十天为一旬，旬加草字头，是个“荀”字；或字三撇旁，是个“彧”字。顿时醒悟过来，高兴地说：“许昌荀彧，原来有子牙、子房之才！我一定要把他请出来。”

荀彧是颖川郡人，因不满朝廷，自己的才能无法施展，索性在家过起了隐士生活。他听说曹操有一统天下的雄才大略，又善用人才，早想投奔，又怕传闻有假，所以出此计，探听虚实。自古高人难请，荀彧也不例外。

曹操派曹仁去请荀彧，荀彧故意拒门不出。曹仁非常生气，回来后添油加醋地说荀彧如何藐视曹操，建议把他杀了。曹操笑着说道：“不可！杀了他等于砍了我的左膀右臂，你知道吗？”

此时正是腊月天，朔风凛冽，滴水成冰。曹操求贤心切，冒着严寒，亲自骑马到荀彧府第，只见大门落锁。等了好久，不见有人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