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话

这篇只写了一个开头的文章存在电脑里，我自己都已经快把它忘记了。当时，刚听到某大学副教授a君中年猝逝的消息，震惊和哀伤之余，打算用文字记录与他共事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对他很有点复杂的印象，后来被一些别的活动所中断，就撂了下来。不期前些天，在一堆不相识的作者寄来的稿件中，看到a君的朋友写的一篇悼念文章，副标题竟是”a君逝世四周年祭”。这行字一经入目，让我又一次感受了他的死讯带来的震惊，只是哀伤已淡为一种浅浅的惆怅。时间的速度和力量真是不可思议，我这么想着，同时觉到了某种隐隐的歉疚，于是调出这篇半截子文章，动手将它写完。其实这种生者对死者的歉疚，说出来毫无新意。远的不提，a君朋友的文章中，就曾写到他拎着一瓶酒去给a君扫墓，连上山的小路都找不到了，坟头更是早被荒草湮没，于是同样歉疚起来，责怪自己冷落了死去的朋友。活着的人只有面对死者，才会变得宽厚仁义，不再追究他们的过错，易于包容他们的缺点，同时反省自己。从来的悼文，都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下写成的，千篇一律被涂上温情的暖色，以至于我们的笔下，无论如何都不太容易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故人来。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无能，而是因为我们不敢。想要写得真实，就得狠狠心，收起并无新意的歉疚。

我想试试。

认识a君是在1997年下半年。那时他写信来，说要用学校给他外出访学的时间，到《天涯》来帮助工作，他酷爱这本杂志，认为在《天涯》编辑部干上一段会有比去任何大学访问都更有益的收获。当然他也说明了，除去杂志让他很喜欢之外，还想借此机会接近他所心仪的作家h君，为自己的研究作准备。作为《天涯》的主编，有什么话比一个读者尤其是一个内行的读者对刊物的好评更中听呢。所以a君人还没来，已经让我大有好感。这说明我不能免俗。

那天，h君打来电话，告诉我a君已经住进了作协的客房，我赶忙下楼去看他。

看见a君的第一眼，我觉得他的脸黑得有些不正常。这一点，在他的死讯传来那一刻重新在我的记忆中显现，变得更加强烈。

应该说这第一面，他还给我留下过其他让我觉得不正常的印象，比如说，在海南燠热如夏季的深秋里，他还穿着红的蓝的好几层毛衣，并在头上戴了一顶紫色的毛线帽子。所以在跟他谈话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莫名其妙地出汗，尽管我并不怎么热。

那一面还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想了又想。人们总爱在某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回想有关这个人的事情，我也不能例外。

我回想起他的旅行包特别破旧，被理得不太整齐的衣物撑得鼓鼓囊囊的。桌子上放了一包吃剩下的饼干，已经挤得成了一些碎碴儿，黑黑粗粗，让人看了就觉得嗓子里有点硌硬。我用客房里的水壶烧了一壶开水来给他泡茶，他忙从旅行袋的提手上解下一只用麻绳拴着的茶缸，我看到那是一只磕碰得到处都是伤疤的搪瓷杯子，有几个地方还贴了胶布，想必是已经漏水了。总之，a君的这套行头，在现今的都市里是很少见的，跟他大学教师的身份似乎更不大相衬。我猜测他的家庭也许会有些特殊的负担吧。果然，a君很快就跟我谈起他的家事，妻子失业，除自己的小女儿，还有弟弟的两个遗孤要由他来供养，他的弟弟得癌症死去几年了，弟媳改嫁一走了之，他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五口之家的家长。

除同情之外，我对他肃然起敬。因为他说临行前他一天一夜没睡觉，打了十几个小时的麻将，赢了一千多块钱留给妻子作为家用，然后又挑了几担大粪，给自家的菜地施了肥，这才放心放意出了远门。虽然我从来对打麻将不以为然，可面对一个把打麻将当成养家糊口机会的人，你又怎么可能说三道四？我还特别注意到，在讲到自家菜园子的时候，a君露出一种很欣慰的表情，说：我去看望我的菜们，白菜、萝卜样样长得乖。“看望”和“乖”这两个词用得极其别致，让我觉得他不光可敬而且有趣，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对妻子、女儿、弟弟的遗孤和园子里的菜。我私下打算要尽自己所能帮助他。

第二天，我陪他去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作协没有食堂，我邀他在我家吃饭，他谢绝说：我在这儿又不是一天两天，长期蹭饭不合适。他回答时反应迅速，几乎可以说是不假思索，很有点人穷志不短的意味。想到他把工资全数留在了家里，他在海口的费用全靠杂志社给的几百元伙食补贴，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我能帮他做的，不过是从家里拿了些碗筷和一台闲置的电视机供他使用，并在他买菜刀、砧板、水壶、水桶等用具时，替他付了不多的一点钱。a君看见后，在收银台那儿跟我拉拉扯扯，非要把钱退给我，我只好骗他说，这是为客房添置用具，代替公家垫付的，还假装开了张收据。他听了将信将疑，反复追问了好几次，才把那几张被攥得皱皱巴巴的票子收了回去。这种强烈的自尊感，让我对他更加刮目相看。也是为了维护他的自尊，买菜的时候我就不再试图为他付账，只听他每买一样东西就叹上一口气说：太贵了，比起我们那个小城什么家伙都翻了番地涨价呀。于是，他转来转去除了买下蔬菜和豆腐，还一点荤腥都没沾。在买肉的摊子上，他把一挂猪肠子拈在手里，跟卖肉的汉子还了半天价还是放下了，最后买了白花花五斤重的一大块猪板油。这里的老百姓从来不用猪油炒菜，价格比他们那个小山城还要贱，这个发现让a君大喜过望，说这次不愁没荤菜了，多放点油就全齐了。我警告他说，猪油吃多了胆固醇太高要得高血压的。a君对我的警告充耳不闻，只是欢喜地把那块猪油翻来翻去地打量，连连说：油要吃，油要吃，不吃人没得劲。不知道他在海口的日子里，到底吃了多少猪板油，当听说他回去之后不过几个月，就因为脑溢血猝然去世时，我立马回想起的，就是他拎着一大块猪板油开心大笑的样子。

眼看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我就打电话去我丈夫林刚的办公室，约他出来一块吃饭，也算一块儿给新同事接风。这顿饭安排在一间很小的小饭馆，林刚找到我们时还直说怎么能把客人带到这种馆子来吃饭，太不像话了。我当时没法做出解释，因为直觉告诉我在这样的馆子请这个客人才不至于节外生枝。林刚不明就里，出于对客人的热情，又怕这间餐馆怠慢了客人，坚持要多点几个菜来弥补。事情的结果证实了我的直觉：尽管我把没吃完的一点不剩地打包带回家去，a君还是咂着舌头地发出感慨说：太贵了，太贵了，这顿饭够我全家五口吃半个月的，半个月可能还不止，二十天都够了。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不一样。这话说一次也就罢了，三次五次说下来，说得我心里直犯嘀咕，一共也就五十来块钱，他不至于太夸张吧。也许那时候a君已经感到了，对艰辛经历和俭朴生活的渲染，可以从他的新同事这儿换取更多的尊重和好感。

a君开始上班了。应该说，他在文学方面的鉴赏力很不错，稿件审读意见也写得很到位，而且每天早来晚走的，热心于杂志社的各种公务，全然主人公姿态，不像一个只打算在此客串几个月的嘉宾。大家与他相处得挺融洽，闲来常有机会听他说起半辈子经历，都说这个人命苦。六岁上死了娘，作手艺的爹带着他和弟弟到处流浪。爹去世之后，他就成了弟弟的爹，兄弟俩几度沦为乞丐，相依为命吃尽了苦，活下来都是一个奇迹，可是弟弟不过三十多岁，又因癌症早早过去了。我已经记不住他是怎么完成了学业又当了大学教师的，只知道他在几年前的学运中因为挑头游行受了处分，一度被停了课，至今不能参加副教授职称评定，此番跑出来多少还有些负气的意思。这种经历说出来谁能不动容？在那段日子里，a君几乎被同情的目光和言语淹没。

太多的苦难经历并没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叫a君变得冷面冷心，虽生得七尺男儿之躯，他在许多事情上，特别是涉及妻子和女儿时，表现出来的柔情和脆弱甚至很令人们意外。比如他说黄昏时分的光线最让他不堪，总让他猜想妻儿是在吃饭还是在菜地里拔草。为了减轻他在这段时光的孤独感，我常在晚饭后到楼下的客房里去跟他聊天。有一天敲开他的门，发现他神情黯然满脸是泪，吓了一大跳，不知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他刚刚跟妻子女儿通过电话，一时伤感所至。我当时忍不住笑了起来，嘲笑他说不过才离开家十天半月，撑死也就是暂时分别几个月吧，哪里就值得哭哭啼啼呢。a君听了并不就此打住，反而眼泪鼻涕淋漓而下，哭得更加理直气壮，倒叫我进退不得很感狼狈。哭够了之后，他大大擤了几把鼻涕，跑到里屋拿出妻子女儿的照片给我看，说：你看她们长得多乖。照片上是一位年轻女子和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的确都长得不错。我打趣说：没想到你黑不溜秋的，太太倒是年轻漂亮。a君情绪由此大好，得意万分地说起他与妻子的师生忘年恋，特别是说到为了保证妻子不会因为美貌在外边受到其他男人骚扰，结婚后他干脆叫她辞职回家当了专职太太的时候，更得意得有些忘形。我问他太太自己是否愿意，a君竟然用坚决到近乎蛮横的口气说：管她愿不愿意，这事由不得她。我说：你又不是家财万贯，过得起这金屋藏娇的日子吗？a君更加强硬地说：宁肯吃糠咽菜，也不能让我的女人在外边抛头露面。话不投机，我也不便再多说什么，只隐隐感觉到a君对妻子深厚的柔情中，还掺杂着强烈的占有成分，使这种感情变得有点可怕。

a君对女儿的感情则另是一番境界，他投给《天涯》的两篇散文，都跟他的小女儿有关。其中一篇题为写他因为少年负重劳动过度，弄出一副驼背的身材，进入都市后常因此遭受冷眼，心中颇为失意，直到有一天将女儿抱在怀里，用如同崖檐一般的驼背，挡住了树上落下来的鸟粪，忽然对自己造型巧妙的身体感到非常满意，将半生来的遗憾一扫而光，女儿在他的生活中简直具备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不承想这两篇散文还不曾付梓，a君已乘青烟而去，这不多的一些文字也就只好作为遗作来刊登了，发表时特为配了一则《编者补记》：“文字之轻难以承载生命之重，然生命有时竟如惊鸟般倏然而去。a先生作为短期访学人员，曾在编辑部与我们共事数月，现在竟英年早逝，我们不禁感慨系之。现刊发他的两篇遗作，以遥祭他的远去。”这两篇文章后来多次被刊物和选本选载，其动人的程度可见一斑。读着它们我想，a君撒手人寰之际，他怎么舍得。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a君已经来了两个月成了老熟人，加之他在本地发展了一些社会关系，经常骑着自行车满城跑，不再需要特别以客相待，也就不大关心他业余时间在忙些什么。忽然有那么几天发现从来不迟到早退的a君，连续在下午上班之后一两个小时还没来，来了之后也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正在盘算如何无伤大雅地打探一二，a君自己反倒将事情原委毫不忌讳地和盘托出。据说是他在市中心闲逛，看见有个闹市街头有个擦皮鞋的女孩，总是随身携带各种文学杂志，一有空就拿出来看得津津有味。女孩子的行为让他大受感动，在编辑部找了不少撂置不用的交换杂志送去给她看，甚至想到要把她当成文学新苗子来培养，没想到见了几面之后再到原处去找她，女孩却再也不出现了。a君说话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掩饰他的懊丧和惆怅，一时竟然有些痴痴地。女孩为什么回避他，他提出过什么过分的要求吗？他失魂落魄的表情让我不得不这么想。私底下以为男子汉们有点惜香怜玉的情怀也是常人之所为，a君的坦荡使得这件事更无可非议，但一想起他对妻子的高标准严要求，终归有点为照片上那个年轻美丽的专职太太不平。

适逢省作协要召开一个作品讨论会，邀请a君一道去。听说会议地点在著名的风景区万泉河边上，a君高兴坏了，说这真是一个免费旅游的好机会。可是到了要走的前一天，a君突然对我说，他还是留在家中不去的好，并说出一个在我看来简直不能称其为原因的原因——怕在他出门的几天里我借给他的电视机被人偷盗。这台电视机借给他之后，感谢的话听得我都不好意思听了，一再解释说机子旧了又闲在那儿，不必太在意。相处时间长了，我已经对a君善于对某些事情反复夸张反复强调的习惯多有领略，比如对自己的苦难和对某人感激不尽的心情。他多次跟我说起h君对他的“恩情”——他一次次使用这个词，让我听上去远不如他说去“看望”过园子里的菜们那么进退有致。好几年前他得了严重肺结核，要看病又没有钱，无奈之际他的朋友给素昧平生的作家h君写信，希望他对一个贫病交加的文学青年伸出援手。本来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很快收到了h君寄来的两千块钱。“那年月的两千块钱是多大一笔钱呀！”每一次叙述的结尾都是这样一句慨叹，再加上“我这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把这笔钱还给他”的声明，以及“我这个人从来都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表白，几乎成了一种叙事定式。现在他又要用牺牲去风景地开会的“涌泉”来报答借用电视机的“滴水”，怎么看也过于隆重了。我说：你千万别搞得这么紧张，锁在屋里不见得就一定会被盗了，即使丢了我也不会找你赔，退一万步说，你还可以花点力气搬回我家存放，开会回来再去取就是了。我想大概是我的语气已经透出了某种不大和顺的信息，敏感过人的a君也就不再坚持他的想法，并且从此之后，再也没跟我提起过这部电视机，甚至在他最后离开的时候，连一句要将它物归原主的交代都没有，跟他当时的表现差不多南辕北辙。

现在想来，去开这个会，对a君绝不是一件好事情，说得彻底点，几乎是他调来海南整个计划中的一个转折——从充满希望到完全失望，从步步为营到匆匆退走。

会开得差不多的时候，a君作了一个即兴发言，发言的主题是吹捧作协主席h君。要说那个发言如果换一种语境，比方说换到不少作协惯于召开的那种以炒作某人某作品为目的的讨论会上，与会者投桃报李互相吹捧，完全算不上什么错。a君错就错在没找准发言的场合也没找准吹捧的对象。我已经记不大清楚a君都说了一些什么，总之是从人品到文品整个评价高而又高。让我记忆犹新的倒是包括h君在内的听众们对这个发言的反应。随着a君满口肉麻的好话说得兴起刹不住车，平时总是一副笑脸向人的老h脸色反而越来越难看，脸模子已经拉下了二尺长；平时对他们的主席蛮有好感也挺佩服的作协会员，眼神里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疑惑诧异，这个陌生人的发言跟他们几年来已经习惯的讨论氛围大相径庭。对此a君完全没有觉察，他跟h君隔了七八个人并排而坐，使他根本看不见对方的表情，至于其他人的反应，对他来说或许本来不重要，抑或从根本上误解了人们的交头接耳，还以为自己语惊四座的发言反响热烈呢。他就这么自我感觉良好滔滔不绝说下去，一直说到超过开饭时间。在走向饭堂的路上，a君像一个刚刚下了竞技场并且出了好成绩的竞赛选手似的，擦着脸上的热汗向我征求意见，用一心等着听表扬的口气问，怎么样？我的发言。

a君这个发言的会场效果实在很糟糕，就在他发言的过程中，已经有不少与会者小声问我说：这个人是谁呀？听说他想调进《天涯》？言下之意是说他的发言动机不纯。我一边为他解释，一边替他害臊，应该说他对h做的一些分析并不错，但他说话时急切的语气和讨好的表情，让人觉得他好像是憋足了劲儿找到一个向h君表白的机会，间或透出一种对其他人进行文学启蒙的优越，大有天下唯有我识君的劲头。高度赞扬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但如果面对当事人说起好话毫无节制就有了阿谀奉承之嫌，a君的发言让我不断联想起白花花的猪板油，甚至于那板油上还敷了一层蜂蜜。我的感觉糟到连打击他的兴趣都没有了，只敷衍了事地对他说：你还不太了解我们这个作协。a君有点茫然地看看我，想分辩一下的样子，我不想听，借着跟别人打招呼走开了。按我的习性，当要放弃一件事或者一个人的时候，反而会比抱有希望的时候要温和平静。事后想来，从那次会议起我已经放弃了跟a君做朋友的可能，不光因为发现他是一个阿谀之人，还因为我听说他在开会的三天里，为打麻将输掉了几百块钱，并且表示毫不在乎。

开会回来，a君突然变得有些消沉，想必是因为各方面特别是h君本人对他那个原本自以为精彩的发言反映不佳，他在非常沮丧的同时，却又想不出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平心而论，a君的确也算不上有什么错，他也许只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种真实想法，即使有何不妥也不过是南桔北枳的失误。但人们在交往时常常不认道理只认感觉，特别如我等情绪外向之辈。有好些日子我都没有到客房去找他聊天，根据直觉我知道，只要去，话题肯定要涉及这次发言，而且我相信这并不是一件可以讨论清楚的事情，与其徒劳不如回避。那段时间a君肯定感觉到比他初来乍到时还要孤单，因为不光我，《天涯》的其他编辑也似乎对他有了某种成见，只是大家都不明说而已。当时，我并没对这种气氛给a君造成的心理压力有更多考虑，可是等得知了a君去世的消息，看到a君在编辑部用过的办公桌安安静静地空在那儿，打开抽屉，里边还有他写了意见的稿笺、弃之不用的笔和一些零星的小文具，心境忽然间大不相同，尤其当意外发现有张照片混迹其中的时候。是a君妻子和女儿的合影，我曾经看过的那一张。a君拿出照片的当儿，那种带着一点夸耀意味的满足与幸福的神态，以及将照片收回之后，小心翼翼擦去上边并不存在的灰尘，才轻而又轻地放在桌上，仿佛怕跌痛了照片中人的样子，全都瞬间复活在我眼前，让我的心大恸一刻。他怎么会在离开并且不打算再回来的情况下，把这张与他朝夕相伴的照片留下来呢。是在匆忙中遗忘了？还是要借它来向我们解释自己突然间打道回府的原因？斯人已去，一切终成千古之谜。照片上年轻貌美的少妇搂着小女儿一如往昔地灿烂微笑，那目光让你不难判断出，她对面的镜头后边，是丈夫充满感情的眼睛。

我至今不能断定a君从什么时候起有了撤退的念头，或许在跟我进行长谈之前他并没有任何要走的意思，是那次没有保留的交谈导致了他突然离去的结果？

那天上午，编辑部只有我一个人，a君从他办公室走过来，好几次在门口探头探脑，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他，知道将要有一次回避不了的谈话，就索性放下手中的事务，请他进来坐。

a君走进来，坐下，将双手在膝头下意识地搓来搓去，脸上是一种夸张的凝重。不妨坦言，自从对a君有了成见，他的举动常常让我觉得夸张，进而开始怀疑他对自己经历的叙述里是否也加了水分。这使我无论如何不继续在他初来时对他的热情和关心，a君也一定感觉到了我的变化。这种夸张的凝重让我感到，a君是经过慎重考虑下了很大决心才来跟我谈话的，他想用交谈改变自己目前的这种处境。事已至此，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跟他谈话，并尽力争取跟他沟通。

a君一开口，就让我吃惊不浅。他说：我想过了，下半辈子我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建立一门h学，专门研究h君。钱钟书算什么大师？不过一个著名节目主持人，一个文化赵忠祥。除了一本《围城》，他还有什么？《管锥篇》是他自己的东西吗？索引而已。钱学居然成了潮流！

当时我简直无言以对，看着他的脸，又好比看见了一块抹了蜂蜜的猪板油。见我不置可否，他有些着急，赶着把准备好的其他话一股脑说出来。他用了很长时间说了很多，总的意思是h君终究会成为一个大师，尽管现在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他，《天涯》杂志有责任做这个启蒙工作，我想我是不是可以调来编辑部。如果说他走进来的时候，我对与他沟通还抱有期待的话，现在我已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对他访问的目的，此间人们有过不少猜测，但谁也没猜到这个份上。我觉得不能再沉默，就打断他的话说：你是说你打算调来专门搞h学研究？

在说出上面的那些话的时候，他很是调动了感情，仿佛要对我的漠然表示无言的抗议。等他终于停了下来，喘着气用眼睛盯住我等着我发言时，我只好对他直言以告，对他说：我一点不想隐晦自己的观点，第一，《天涯》不可能做这件事，你的想法说明你对这本杂志毫不了解；第二，不要说建立什么学不学的，你连一般的h君研究都做不好，因为你对你要研究的对象也毫不了解。他急了眼说：作为朋友你难道没有认识到h君是伟大的吗？我说：是真朋友还是不要用这样的字眼吧，我认为“伟大”这种字眼永远跟朋友无关。我倒是想问你，你难道没发现h君本人对你的阿谀不以为然吗？一不小心，我使用了“阿谀”这个词，a君相当震惊，嘴巴张了张没发出任何声音，却用眼睛表示了他的怀疑。我接着说：你那天在会上发言的时候，没看见h君的脸早就拉了两尺长？a君眨巴着眼睛，显然是在记忆里寻找依据肯定或者否定我的说法，他的表情让我看出来我的说法被印证了。a君好像受到了打击。

我们同时沉默下来，停顿的时间也许只有片刻，但足以让谈话双方感到了尴尬。

a君干咳了两声，非常坚决地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h学我肯定是要搞起来的。回学校去以后，我要在图书馆设一个h君专柜，专门存放h君的著作和研究他的文章。这让我又一次强烈感受到他的夸张，就算他真这么想，对他在学校里是否真做得了这样的事情也要打问号，就说：h君又不是一个高产作家，评论也比跟他齐名的作家少得多，设专柜只怕有点难吧。a君很较劲地说：正因为难才有意义，他的评论少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不通俗不好评，评不好就要丢自己的丑，评论家畏难所以避而不谈。应该承认他这么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当时的气氛让我不愿意附和他。从他话里我听出了一个意思，他已经放弃了要调来工作的意图。见我不说话，a君只好自说自话，称一个搞文学批评的人，从来不会拿批评家的职业道德做交易，好作品就是好作品，作品不好就是关系再好他也绝不会无原则叫好。他的这些话反而把一丝嘲笑贴到了我脸上，因为他在编辑部待了并不算太多的日子，就已经开始运用他的审稿权来发展社会关系了，有些并不怎么好的稿子，只因为作者靠着打麻将或者别的交往跟他过从甚密，便得到他用力过度的推荐，与他的常规批评水准大相径庭。我并没有说出这些，但a君显然已经敏锐地发现了我脸上的笑容，将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我和a君的最后一次谈话不欢而散。

下班的时候，我们一块儿下了楼，a君很快取了自己的自行车，逃也似的冲下大门口的斜坡，汇入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和车里，像被热带正午的阳光蒸发了一般，眨眼的工夫已经无影无踪。

午睡睡了一半，听见电话铃响，迷迷瞪瞪拿起话筒，竟是a君打来的。从话筒里传出来的嘈杂声音，可以判断他在一个公共场所，于是他还没说话，我就预感到他可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果然，a君说：我现在在过海的码头上，家里来电话，我的孩子病了，我得赶回去。意外之下，我也无心去猜测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但我明白他不打算再回来了。果然他又接着说：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关照，我也很佩服你的直爽。我说：这么说你不打算再来了。他停了一会儿，用小得让我难过的声音说：不了。我说：你怎么说走就走，火车票你都没买，到了湛江能赶上今天的车吗？他说：没关系，你别忘了我是从小过惯了流浪生活。我一时说不出什么，便问他：你告诉h君了吗？他说：还没有，请你转告他，我回去之后再给他写信。我说：那就再见吧。他说：再见，有机会到我们那边一定来找我。临挂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人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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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a君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下午，我到客房去，轻轻一推门就开了，a君没有锁门，把钥匙留在饭桌上。屋里一片狼藉，脏袜子破抹布碎纸和甘蔗皮铺了一地，桌子椅子上哪儿哪儿都是翻得乱七八糟的刊物和报纸，床上的枕头黝黑锃亮差不多结了壳。厨房里更是一塌糊涂，锅朝天碗朝地，半锅没吃完的剩饭发出一股馊味，洗碗池里泡着一些青黄不辨的蔬菜，一些小飞虫在上边团团乱飞。揭开案台上黑乎乎的小铝锅，锅底残留着一小层变质的炼猪油，边上还有一圈绿色霉斑。我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心里像长了草，对a君的印象更复杂到了极点。

我叫来小区的清洁工老李，请他把客房打扫一下。老李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吸吸鼻子说：你们这个客人……我摆摆手制止他说下去，吩咐他先把电视机搬回我家。那台旧彩电曾经莫名其妙从a君嘴里引出过多感谢的话，莫名其妙珍贵到要让a君放弃出游的机会在家守护，现在却被撂在敞着门的客房里没个交代。这个a君。

a君一走杳如黄鹤，对他的离去大家议论了几回之后，也渐次淡了。大体认为他是因为自己把戏演砸了，坚持不到谢幕就告退了。有时候，当一个人复杂到大家不大能用言语说清楚的程度，反而会被总结得特别简单。假如不是a君去世的消息突如其来，日久天长也就不会有谁重新来揣度他了。

关于a君逝世的消息说，a君因学运所受的处分终于解冻，他晋升副教授的申请也被接受了。最后的终评会要在省会开，为了保证结果万无一失，a君跟着本校的高评委一块儿专程去了省会，在那儿等候消息。a君对于这次晋升职称的重视，使那位评委不敢有半点迟误，投票刚通过，就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守在招待所里的a君。a君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汗水顿时湿透了全身，头也跟着不同寻常地痛了起来。时值盛暑，在那个以火炉著称的城市里，挥汗如雨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头痛很容易被认为是中暑或者睡眠不足。没人在意，a君自己也未在意。过了一会儿，大概他觉得更不舒服了，想去冲个凉清爽一下，走进浴室的时候，他好像预感到了自己的死，对同伴说：要是等下不见我出来，你就进来看看我。只一刻同伴就听到他咚的一声倒了下去，等救护车应召而来，a君早已停止了呼吸。

a君生前对这个世界抱有的许多浪漫的幻想，都在这个炎热的下午戛然而止。功成名就曾被他树立为人生最辉煌的标高，一直生活在较为封闭的内陆小山城里，a君凭借对外界的想象设计了自己走向成功的方案，并对这个方案怀着稳操胜券的信心。而且，从幼年开始的社会底层生活，历练出的一套夹缝中求生存的应对原则中，恭维强者凌轹弱者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屡试不爽。当实力与目标不甚相衬的时候，夸张一些什么或者掩饰一些什么就成了必须的动作。这算得上是什么错吗？

a君曾在告辞的电话里对我说：有机会到我们那边去一定来找我。差不多四年之后，我的确有了一个机会，为了写一本人文地理方面的书，两次访问了a君生长的那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并到过他曾经任教的大学，而a君已不知魂归何处，不可能再找到他了。

去到a君的学校是在一个阴沉的雨天。恰逢休息日，中文系的办公室锁了门，事先说好替我们找资料的人也不在。电话联系上之后，知道全在交流馆与来访的国外汉学家座谈。顺着指点走过去，经过仔细的盘问才被允许上了三楼。会议室和走廊里都挤满了人，与会者脸上庄严热烈的表情和被请出来的负责人匆忙打发我们的答复，使我们真觉得自己成了不速之客。这时候，我想到了a君。要是他在，肯定会坐在这中间的某个座椅上。我扫了一眼，全坐得满满的，不知道哪一张椅子应该属于他。

2002年7月19日写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