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摇滚青年

小披头士的出生2002年初夏，雅虎和其他一些中文网络的音乐网站，都在热炒北京铁风筝乐队推出的一张摇滚专辑《这是我们的秘密》。作为一个带着特殊的关切阅读那些乐评的读者，我心里的滋味与其说是喜出望外，不如说是喜忧参半，尽管乐评人的评价非常之高：

“铁风筝”乐队是中国最老牌的新音乐乐队之一，在90年代中期以强力新秀的姿态出现，并在后来的时间里通过频繁的高质量演出巩固了其作为国内一线乐队的地位。乐队的音乐是典型的以吉他、贝斯、鼓为基架的传统乐队音乐，讲求流畅优美的旋律、精妙的编配与直指人心的歌词。

乐队主唱虞洋不但拥有极富磁性的嗓音和超凡的音乐创作才能，还在吉他演奏方面拥有极深的造诣，他曾经接替了“唐朝”乐队的吉他手kaiser成为“唐朝”乐队的第三任吉他手，而以他为灵魂人物组成的“铁风筝”乐队，也已成为中国新一代“吉他英雄乐队”的典范。

要是我说，我与这支乐队的关系始于二十九年前，所有人都会质疑。那时候摇滚乐被当作西方“垮掉的一代”颓废文化代表，给干脆彻底地拒绝于国门之外，中国正在流行的是八个革命样板戏，有多少人知道摇滚乐呢？可我还是要说，的确如此。

二十九年前盛夏某天，从北京回到娘家待产的大姐，在长沙妇幼保健院顺利分娩，产下一个七斤重的男婴。那时我们的父亲刚刚去世，全家人还没有从痛失亲人并饱尝世态炎凉的灰暗心情中走出来，这个孩子的出生就像一缕亮丽的曙色，带给我们非同寻常的温暖与宽慰。姐姐姐夫给他们的儿子起了个叫着上口听着响亮的名字：虞洋。

大姐出院的那天，我到婴儿室去办手续，透过玻璃窗看见里边的长条摇篮，一大排正在安安静静酣睡的孩子中，只有一个小baby正在哇哇大哭。哭声向我传递了一种强有力的召唤，就是他！果然，护士拿着我出示的卡片，核对了几个婴孩手腕上的号码之后，从中间抱出来的正是张嘴大哭的那一个——原来他屁股上糊着一大泡屎。

当护士把刚刚出生三天的小外甥郑重地交到我手上的时候，心中的那种奇妙的感觉至今难忘。他刚刚洗过澡，像一条蜕皮的幼蚕似的脱下医院白不刺啦的襁褓，换上一件红底白点的小和尚衫，在我怀里舒舒服服地享受着人生最初的幸福时光，并像要抒发这种幸福感似的发出高亢响亮的叫声。除了与众不同的大嗓门，这孩子还长着一头所有新生儿都不曾拥有的浓密黑发，长度业已覆盖了耳垂。当二十年后，我得知虞洋放弃了大学一年级学业，不顾一切开始了前途莫测的摇滚生涯时，突然体味到这一幕所具有的强烈象征意味，他不是一出生就已经用小小披头士的形象和大嗓门暗示了我们，摇滚对于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吗？

大姐休满了五十六天产假，一天不敢耽搁回北京上班去了，把他们的小儿子留在外婆家。从此，洋洋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核心，外婆、舅舅和姨都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外婆是全天候保姆，根据大姐临走时留下的一本科学育儿教材，不管白天晚上，两小时喂一次水，四小时喂一次牛奶，牛奶中还得按一定比例兑水稀释。曾经亲手养大了六个子女的外婆，虽然对这些教条深表怀疑，也不敢擅自更改。虞洋成年之后，对自己一米七五的身高不大满意，说这全是小时候喝稀牛奶喝的。那年代食品紧缺，订下的一斤奶必须在每天清晨到一站地以外去领取，于是，因脑炎后遗症成了弱智人的舅舅，当了洋洋的专职取奶员，不论严寒酷暑，每天天不亮必起床出发，晚了小外甥就可能挨饿。我这个小姨呢，正好中学毕业在家待业，下不下乡还无定论，理所当然成了一个“见习妈妈”，洗洗涮涮蒸蒸煮煮之外，整天围着小外甥转，他哭了哄他笑，他笑了陪他玩，他病了抱他去看医生。然而这个漂亮聪明的小男孩带给我们的快乐，像功效强大的染色剂，把这一切辛苦漂染得绚丽多彩，令身在其中的人流连忘返。当他长到两岁左右回到父母身边后，就成了我们隔山隔水的牵挂。当然其中最最牵挂他的，还是屎一把尿一把亲手带大他的外婆。

1996年12月24日，虞洋的乐队来海口参加某广场平安夜演出，这使得他有机会看望多年不见的外婆。谁也没想到这一次会面中，外婆与虞洋的对话，竟是重病在身的八旬老人临终前几小时与亲人最后的交谈。瘫痪在床的外婆发了几天高烧，精神已经很差了，虞洋的到来仿佛给她即将熄灭的生命之灯注入了新的燃料，苍白的脸上竟出现了一种神采焕发的红润。祖孙两个整整一下午长时间谈话的过程里，虞洋一直弯腰坐在外婆身后，让外婆靠着他而坐，并且不断应她的要求调整高度和角度。这一幕到今天还让我历历在目。虞洋从小就不乖巧，不会用好听的话取悦什么人，懵懵懂懂的青春期一过，更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一切以自我感受为中心，从不重视与他人的情感交流，难免让关心他的人觉得有些没心没肺。可是在那个诀别的下午，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充满感情的一面。外婆仍然像对小孩子说话那样嘱咐她的外孙，说：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他们带你不易。虞洋郑重地点着头，答应着外婆，与他一贯的叛逆风格全然两样。分手的时候，虞洋跟外婆约定明天再来看她。然而外婆没有时间等到他再来，当她静静地吐出最后一口气时，虞洋还在去演出现场的路上。对这个特殊的外孙子，外婆其实放心不下，她最后所说的几句话，多数跟虞洋有关。“他怎么跟谁都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她说。

特殊儿童轶事

虞洋的确从小就是一名特殊儿童。

在他长大的过程中，虞洋带来的快乐曾经那样完整地覆盖了我们相关的记忆。比如在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大叫说：妈妈，我肚子痛，可能是要生孩子了吧？又比如说，在七八岁的时候，他忽然爱上了同班的一个小女孩，因为她会弹钢琴。他把小女孩的名字告诉我，又千叮咛万嘱咐：你可得替我保密。他也会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转眼间将爸爸刚刚买回来的吃食，变成一堆果核纸屑塑料袋，还有满院子享受过共产生活的孩子们狂欢般的笑声；当妈妈大汗淋漓忙出了一顿好饭，扯着嗓子把他从某个角落里唤出来的时候，却被他告知已经在邻居家用窝头咸菜大？子粥撑圆了肚皮。

在学校里，虞洋是个聪明孩子，却不是一个乖孩子。他完全不懂得师道尊严，经常向老师提些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且不顾场合。记得他读小学二年级时，教育局领导下到他们学校听课，语文老师经过精心准备，讲解一则烟囱和烟的寓言，全文大意是赞美烟囱脚踏实地的形象，批评烟轻飘飘的作风，在故事结尾，高高在上的烟正向地面上的烟囱夸耀自己的眼界呢，一阵风来把它给吹散了。老师在总结时对她的学生们说：你们瞧，烟一骄傲就被风吹散了吧，所以同学们切记不要骄傲。虞洋马上举手要求发言，问：老师，要是烟不骄傲它不也会被风吹散吗？老师当堂被晾在讲台上，不知怎么回答他。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大姐不止一次被老师传去谈话，希望她管住孩子不要老是在课堂提这些旁门左道的问题。有次大姐去晚了，教室已经锁了门，只见虞洋正趴在门口的垃圾桶上抄课文呢。看见妈妈，虞洋万分委屈说，老师讲解蜜蜂和蚂蚁的故事，说蚂蚁和蜜蜂虽然都勤劳，但蚂蚁劳动为自己蜜蜂劳动为人类。他就质疑说，蜜蜂酿蜜本来也是为了它们自己呀，只不过是人类利用了它们的劳动呗。同学们被他引得哄堂大笑，老师因此以破坏课堂秩序为由，罚他抄写课文一百遍。

对虞洋这些轶事，我那时是把它们当成轻松的笑话来听的，听完之后，留下的印象仍然是快乐，只有快乐。现在想来，这些听来轻松的笑话里，其实包含了许多沉重的东西。后来虞洋对正规学校教育的逆反心理，很可能就是从这一次次被我们忽略掉了的过节中生长出来的。单一的快乐是长辈们的失误。

我知道，作为北京大学这样名牌学府的毕业生，供职于高等科研机构的姐姐姐夫对他们独生儿子前途的设想，一直是读大学读研究生或者到国外去留学。只不过比起一般科研人员，他们还多出一点浪漫情怀。他们都出身于知识家庭，又都是西洋音乐爱好者，并且当年是在北京大学业余手风琴队里开始了他们的恋情，这使得他们对少年虞洋沉迷于音乐的状态多了一些理解。读小学的时候，虞洋已经有了自己的小提琴和电子琴，爷爷家的钢琴、黑管、长笛等一应俱全的西洋乐器，要是他想摆弄也唾手可得。到他成为一名中学生以后，家里的各种音乐磁带和唱片更多得哪儿哪儿都是，只要虞洋在家，家中那台当时在国内还十分少见的大型立体声录音机就分分钟开着，遇上可心的曲目，虞洋也是听它千遍不厌倦。等到他的父母发现儿子对音乐的痴迷实际上已经影响了他的学业时，一切已经为时晚矣。

虞洋没有按人们预计的那样顺利地考上大学，尽管他初中二年级就曾经参加过北京市海淀区电脑软件编程比赛，还获得过名次。经过一番周折，虞洋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专业注册为自费生，终因不能按时上课和参加考试半途而废。这种情形让他的父母开始苦恼，不管他们对儿子的业余爱好怎么理解和包容，儿子的行为都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力。虞洋与父母的冲突在所难免，于是有了虞洋的厦门之行。

成长的苦恼

差不多十年之后，我在网上的乐评中看到了对虞洋此行的简单陈述：“在虞洋19岁那年，他为了理想背上他的吉他离开了家。那年的夏天，在厦门一家破旧的小医院过道里的座椅上，发着高烧的他身上只有两元钱了。而后他结束了流浪者的生活，回到北京组建了铁风筝。”一个在当年让人们目瞪口呆的出走事件，如今被冷静地总结为为了理想离开家，可在那个时候它无论如何是要给虞洋的亲人们带来痛苦和伤害的，想必怀里揣着两块钱坐在异乡小医院的过道里打点滴的虞洋，心里也不会有多轻松，他在北京的家中用拳击手套给大立柜的镜子和客厅的门所留下的累累伤痕，可以证实他那个时期情绪的紧张与焦虑。在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新专辑里，有一首歌名为《鼓浪屿》，被公认为该专辑的主打曲目，想来跟它的词曲作者虞洋这次不寻常的到访有着密切关系。“……南海姑娘坐在岸的对面/头上是高楼和比萨饼/在这夜晚看飞机飞过/想我的城市在北方……”从歌词里我们可以体会到19岁的虞洋思乡的惆怅，这首歌的旋律也是整张专辑里最为温柔抒情的。

按一般理解，摇滚乐跟风花雪月没有多少关系，倒是与痛苦磨难有不解之缘。而在循规蹈矩的人们看来，摇滚乐手的痛苦多少有些自作自受的成分。这种成见源自于摇滚乐的发展史：20世纪60年代，当它在西方开始作为一种反叛社会的形式流行起来的时候，这个队伍里从来不乏放弃了优裕生活的富家子弟，他们在耳垂、鼻翼甚至舌头上挂上金属环，带上长了皮癣疥疮的老狗在街头露宿——不是自作自受又是什么？至少在当时，虞洋的放弃学业、出走他乡以及在他乡的贫病交加，在他的亲人们眼里，都是可能避免的痛苦，说得难听点就是自作自受。家中暖融融的房间里，柔和的灯光夜夜为他亮着，父母温存的怀抱每时每刻迎着他，可是他似乎并不需要这些，宁愿去那个无亲无故的城市里寻找其实并不存在的机会。谁也弄不懂，这孩子到底着了什么魔。

虞洋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摇滚之路。

1993年初在北京阜成门附近的一间小平房里，虞洋发起成立了铁风筝乐队。他的三个伙伴里，有两个跟他一样，也是进了正规大学，又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摇滚发烧友。时至今日，乐队的乐手走马灯一般已经换了好几拨，初始阵容只留下了虞洋自己。据说乐队的名字是由抽签决定的，一听说铁风筝这个名字，我就向虞洋表示过不解，一只铁风筝怎么能飞得起来？虞洋对此不作解释，仍然像小时候那样胸无城府地笑着说：这才酷呢！

酷在年轻人的词典中是一个万能形容词，其内容复杂到只能随机而变、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程度。对于虞洋而言，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没人想得清楚。但是我心里已经对这个沉甸甸的名字产生了莫名的抵触，也许出于对虞洋的爱护，我希望这只风筝飞起来。直到好久以后我好像悟出了一点“酷”的意味，正在于这只铁风筝不能像纸风筝那样轻易凭借好风的力量扶摇青云之上。记得一个在《北京青年报》做娱记的朋友，听我说到我的外甥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完全可以称得上沉痛。他把嘴张得老大，半天才发出些对我来说简直是振聋发聩的音节，那些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他怎么爱上了这一行？你要知道，在现时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孩子要是迷上了这一行，等于走进了漆黑的死胡同！你知道他要为这个付出多少代价吗？忠言逆耳，虽然我对虞洋的追求存有太多的怀疑，但要是有人面对面说这孩子的前途万劫不复，还是会在我内心激起某种不可言说的反感。我说：你该不会过于耸人听闻吧？他更肯定地说：那你就看吧。不妨说，这种警告也是对酷的一种注释，那就是残酷冷酷严酷。

虞洋从来没跟我谈起过他有多艰难。他不是一个善于陈述善于表白的人，而且他知道他的选择在长辈们中间找不到真正的支持者，说多了自己走麦城的事，只可能招致更多他并不愿意听从的教导和更多摩擦。不光对我，就是对朝夕相处的父母，他也很少谈及自己的难处。成功还在遥不可知的远岸，近旁却每一步都荆棘丛生，假如免谈难处，也就几乎没什么可谈，两代人之间的疏远在所难免。

绝缘的代沟

按我多年的习惯，每次出差北京都在大姐家住宿。白天干完活儿，晚上回来与家里人谈笑，是很让我愉快的事情。当虞洋还是个半大小子的时候，要是我回去晚了他会到地铁站去接我。记得有一回，我老远看见虞洋在路灯底下站着，因为衣服穿得太少，有些单薄的身体在冬夜的风里哆哆嗦嗦的。我心里感动得咯噔一声响，眼睛也跟着潮了。我对他说：洋洋你以后不用来接我了，别说不会有什么事，要是真有事儿你这么个半大小毛头能顶什么用？没想到虞洋嗖的从腋下的一个书包里抽出一把切菜的刀来，在我跟前晃晃说：谁说不顶用，我不顶用它还顶用呢。我吓了一大跳，说：你怎么还带着这玩意儿，有这个必要吗？虞洋很警惕地往四面看看，像通报敌情那样压低声音认真说：这一带最近可不太平，我们大白天上学还被人劫了呢。他那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把我逗得扑哧笑出声来，说：那不过是你们学校高班生勒索低班生，两码事。虞洋对我小看他的情报并不介意，郑重地把菜刀交给我，让我坐上他自行车的后座，像个真正的侍卫那样嘱咐我：要是有什么动静，你就赶快把家伙递给我，看我劈了他丫挺的，正当防卫。说着他把自行车骑得如射入黑夜的一支箭，让我只觉得两耳生风。坐在那支箭上，忆起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我匆匆赶往北京接三岁的虞洋到南方去避震，一路上他怯生生一步不离贴着我的情景，不禁真切地感到，这孩子已经长大了。同时我也暖洋洋地庆幸着，长大了的孩子还跟我这么贴近。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被少年虞洋保护的夜晚，是我最后享受温暖的机会。等我再一次去北京的时候，虞洋已经脱胎换骨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青年人了，宽肩阔背声音浑厚，按摇滚圈里的常规留了长长的头发，而且随心所欲理得乱糟糟的。见了我，他略微腼腆却十分淡然地笑笑，打了个招呼就把自己关进他的小屋，将一种前所未有的距离感留给我。吃晚饭的时候，千呼万唤之下，他才走出来，坐在饭桌上，也显得沉默寡言，对我的问话，能用一个字来回答的绝不用两个字。放下碗筷，又是一个闭门独坐。大姐发现我的失落，苦笑说：这孩子就这样，我们已经习惯了。聊天聊到深夜，虞洋始终没露脸，等我们躺在床上准备就寝了，突然听到单元大门哐的一声响，接着是他下楼的脚步声。我看看表，问：都十二点了，他上哪儿去呀？大姐叹口气说：谁知道，天天如此，说是练歌去了。我惊诧不已问：这会儿才去，啥时候回来？大姐说：没准。这一夜没有睡得安稳，老觉得心里有事撂不下。天蒙蒙亮的工夫，终于听到期待中的开门声，这才如释重负迷糊了一会儿。接下去的大半天里，多半见不到他的面儿，早饭自然是免了，中午饭可吃可不吃，到了晚餐时间仍然是饭菜上桌才来，放下碗筷就走。嘴巴的功能差不多已由说话与吃饭两项合并为一项：只吃饭。或许在我们看不到的场合里增加了另一项：唱歌。

应该说，这是二十岁的虞洋生命中最低落的时段，对于这种状况的背景，我是几年以后通过乐评才了解到的：“1994年夏天，重组后的铁风筝乐队再次陷入低迷的状态，虞洋在一个下午从混沌的睡眠中醒来，写下了‘这个夏天，我一直在睡觉……’随后，这首被收录在《中国火2》中的《这个夏天》，像一支强心针注入国内低迷的摇滚乐坛，这首歌也同时成为了铁风筝的招牌曲目并使乐队一炮蹿红。”

我看到过这首歌词的初稿。那时，我决心用平等对话的方式打破虞洋让人忧虑的沉默，只能投其所好跟他讨论摇滚。当我终于忍不住敲开那扇紧闭的门，走进他放满了各种录音、合成设备，同时弥漫着混浊空气的房间时，虞洋把一张纸交给我。我承认我受到了相当的震撼：“整个夏天我都在睡觉，头发长了遮住了我的眼睛……”歌词所表现的那种与世俗生活格格不入的态度，彷徨迷茫却又无可奈何的颓废情绪，一下子感染了我，让我觉得有些伤感。但我必须承认，那时候我并不认为这是虞洋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得来的真实感受，因为我觉得他的生活里不应该有这许多苦恼和愁闷，这叫我疑心凡此种种不过是对西方流行文化的简单移植和模仿，同时也很为他的处世态度担心。我想，那次计划中的平等谈话，在虞洋看来也可能又成了一次长幼有序的说教，虽然我采取的是一种积极的姿态。我说，希望他看一看波德莱尔、兰波以及西尔维亚的诗，既然他跟“恶之花”是一路，也得了解这一派的渊源，学习一点技巧。回到海口后，我很上心地给他寄去了几本以审丑的主张颠覆过去诗歌传统的诗集，以为会对他有点帮助，没想到虞洋的读后感是“没什么意思”。也许对虞洋他们来说，技巧一点儿不重要，常识更不重要。这当然很叫人扫兴。

走出“唐朝”的光环

要沟通是这么困难，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几年以后，我才明白沟通受阻是因为我对虞洋和他的伙伴们的境遇一无所知。

他们是生活中的另类。长发或者光头的造型，过于艳丽或者混同乞丐的服装，使他们像被打了记号一样在人群里格外显眼；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惯让人们觉得他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近距离相处还要被他们干扰；类似号叫的演唱使他们的歌声既不悦耳也不赏心，很难被一般的演唱会和正规演出场所接受，在乐坛上只有边缘一线立足之地。被称作“中国摇滚之王”的崔健在深圳摇滚节接受新闻界采访时，曾对摇滚乐队的处境作过如下表述：没有演出机会，被人排斥，社会给摇滚贴上一个很不好的标签，说起摇滚，大家就联想到吸毒、不守规矩，大多数的投资商都会因此远离，处境非常困难。他自己也因为演出的机会实在有限，像打游击似的，无论哪里有哪怕再小的演出都去。作为全中国摇滚乐领衔人物的崔健尚作如此感想，刚刚出道的年轻乐队和乐手的处境只可能等而下之，铁风筝也在其列。

组建之初，为了省钱，他们租了北京城乡结合部一处民房排练，居住环境恶劣不说，邻居们成分十分复杂，凡有大案要案发生，总是公安清查的重点区域。有时候，正睡得呼呼的，只听见嘭的一声房门被踢开，接着就有冷冰冰的枪口顶住脑门，迷迷瞪瞪被带去派出所问话查证，放回来已是睡意全消。乐队没有任何签约和演出，家长的接济是全部经济来源，日子久了，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虞洋常常像老鼠搬家一样，把家里的被褥、衣服、锅碗瓢盆等等拿到他们的据点里去，当然全都有去无回。对此，虞洋的父母只能听之任之，因为他们从儿子那儿间接知道，乐队里外地来的孩子已经贫困到了饭都吃不饱的程度，曾经出现过饿着肚子唱歌，一使劲就晕倒休克的情况。甚至还听说有乐队与出租屋房东为电费发生冲突，乐手被房东用铁铲子给劈死的事情发生。虽然对虞洋的选择，他的父母一直忧虑重重，但对这些孩子的困境终不能无动于衷。这就使他们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坐视不管会使儿子和同伴们更受苦，伸出援手等于支持孩子向他们原本并不认同的方向走得更远。与此同时，他们也要为儿子的选择承受来自周围人群的压力。在他们居住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小区里，虞洋一伙披头士的出出入入，引起的反应当然不会是良性的。他们不得不听任邻居们的议论，用沉默来掩盖复杂难言的万千思绪。他们也曾试图让虞洋到电脑公司去谋一份职，可是虞洋总是到那些堂皇的大高楼里上不了两天班，又背着吉他回到棚户区去重操旧业。当他们最终明白儿子已经决意要在摇滚这条路上走到底，什么力量也难以将他拉回来的时候，做了一件让虞洋感动万分的事——用多年积蓄给他买了一辆吉普车。因为他们听说，虞洋们经常在深夜演出结束后打不到的士，那些出租汽车司机一看见拦车的是这样几个形象怪异的小伙子，都加大油门冲过去，很少有人愿意拉他们。至此，虞洋与父母之间的为摇滚而产生的摩擦画上了一个句号。对自己在社会上被误解受歧视的处境，虞洋似乎并不放在心上，说起夜晚走在街头行人们避之不及的样子，他反而开心地笑着，说：现在我不用怕什么人来打劫了，人家还怕我劫他呢。我们很难判断他是被长时间的歧视锻炼得什么都不在乎了，还是有意用不在乎掩饰自己内心的伤痛。

在摇滚圈里，铁风筝的发展中的一波三折，使他们一度以“背时”闻名。1998年原本与他们签订了唱片合约的台湾魔岩唱片撤出内地，铁风筝乐队的唱片专辑成了泡影。乐队只得在摸索中自行将唱片的歌曲录制完成，也不断与某公司谈判出专辑的事，但这个“某”似乎总是一个变数。1999年又传出铁风筝解散的消息，“原因是这支乐队的灵魂人物虞洋加入了另外一支乐队——唐朝，任主音吉他手。虞洋在与唐朝合作的日子里参与了他们所有的演出和创作，可是谁都知道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了，他所有的理想和热情仍在铁风筝身上”。（引自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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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唐朝乐队，当然使虞洋的个人处境有所改善，至少这支著名的老牌乐队有专业的经纪人经营，接到的演出邀请也比铁风筝多得多。连我都有为虞洋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不管怎么说，他应该不再为乐队的生存发愁了，可以跟着丁武他们到全国各地甚至境外去演出，分到比较可观的出场费。唐朝来海口演出的时候，虞洋邀我们夫妇去现场听歌。我们按约定在午夜十二点到达演出地点，发现里边已经挤满了年轻热情的摇滚迷。他们的装束千奇百怪，包着头巾的，系着肚兜的，t恤衫被撕去一支袖筒，牛仔裤在膝盖部位剪出两个大洞，什么样的都有。有趣的是，当我们衣冠楚楚走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人们反倒投来惊异的目光，仿佛我们穿了奇装异服一般。等观众席的灯光暗下来，虞洋等人走上舞台，我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所有的歌迷都举起手臂，擎着荧光棒或者小蜡烛，狂热而有节奏地向他们欢呼：唐朝！唐朝！地板被他们的跳动跺得发抖，人群像波浪般起伏动荡，身在其中，没有人不被他们的虔诚和热切所感染，就算你心里清楚这里边充满着流行文化和时尚制造者的运作成分。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一曲《梦回唐朝》让所有歌迷听得如醉如痴。我看见虞洋随着音乐节拍晃动身体卖力地弹奏着电吉他，一心想设身处地寻找他此时的真实感受。他认为自己自我实现的目标达到了吗？这就是他十多年来苦苦追寻的所在吗？他会陶醉于这种小范围短时间的辉煌吗？

一年以后，虞洋给了我一个答案，他退出了闻名遐迩的唐朝乐队，回去经营自己仍未起飞的铁风筝。因为两个乐队的排练和演出有时会发生冲突，他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他选择了铁风筝。

沉重的翅膀

这就意味着他又回到了先前的困境中。没有足够的演出合约，铁风筝只能以“冲party“的方式来实验自己的音乐。冲party是摇滚圈一个约定的俗语，即是在未与酒吧和演出主办者预约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现场参加演出，当然也没有出场费。《〇〇》《杀手》《妈妈爱我》和《在阳光下》等作品，就是这样完成的。他们有时候也会接到一些单子，比起唐朝的条件自然要差得多，有时去外地，对方给的费用不足，不再能坐飞机住星级酒店，只能是借住朋友处或乘硬座火车，没有座位就干脆站着。亲人们又为虞洋和他的乐队把心悬起来，也为他离开唐朝乐队而惋惜。虞洋的想法跟我们很不一样，他对我说，唐朝的确非常著名，但他们演唱的曲目已经成了经典。从虞洋的话里，或许可以体会到他站在唐朝的耀眼光环中的心境，作为一个后加盟的成员，经典在他可能只代表坐享其成，比起跟自己的乐队一起演唱自己一个音符一个词句写出的作品，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

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铁风筝乐队才有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从网上下载的一串长长的名单和并不详细的介绍，可以看出除了乐队现有的四个成员：虞洋，主唱、吉他，一个在冲撞与自省中勤奋地感受着的音乐生命；叶琳，吉他手，敏感带着天真的成熟以另类的热情感悟着生命与夜晚的快乐家伙；孙澍，贝斯手，在亢奋的憧憬和平和的静默中踱步的时尚少年；田昆，鼓手，在关键时刻令故事发生意想不到之变化的可靠的河南人。还有更多的人曾经为它做出努力：徐宁，性格倔强的吉他手，现紫环乐队主唱；张涛，不能忍受姜味的小胖子吉他手；晨曦，最懒，长得最像davemustain的吉他手，现重型音乐杂志创办者；王淆成，最早精神崩溃的乐队成员，现脉搏乐队；贝贝，假新疆维族鼓手，现崔健乐队鼓手；武锐，说话最不靠谱的乐队成员，现冷血动物鼓手；迟国权，乐队最艰苦的成员；陈卓英，跟随乐队最长时间的鼓手；门利宾，最能承受寂寞的乐队成员，现红斑马乐队贝斯；赵义，最不了解的乐队成员；陆波，成天乐呵呵的贝斯手，现录音师；张越，最晕的，认为乐队其他成员都错的鼓手，现田震演出打击乐手；蔡宇春，心事重重的吉他大快手，现新思路音乐监督；早川贤，爱胡说八道的日本贝斯手；蔡林浩，唱歌最投入最难看的主唱；高晓东，专门得罪人的鼓手；徐强，最倒霉最坎坷的吉他手。铁风筝在这些孩子的聚聚散散中发展起来，可以肯定每一次聚散都有不为我们所知的故事，都伴随着乐队命运的跌宕起伏。这些虞洋几乎从来没跟家里人说过，跟儿时一样，到现在他仍然是一个不善于也不重视表白与沟通的人。

打开音响，听着铁风筝的声音，心情并不能因此而放松。第一张专辑的出版是否标志着它的起飞呢？就算它从此起飞，飞翔途中是否会遭遇飓风和雷暴呢？即使一切顺利，它要飞到什么地方才能安全着陆呢？新的忧虑随着虞洋有些苍凉的歌声弥漫在我心头。

我想起崔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到的一些话。记者问：你是否会一直做音乐做到风烛残年？崔健答：是的。也许你真正想问的是，有一天，我老了，歌迷都离我而去，我还会不会继续做音乐。这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我做音乐不是为了做给别人听，主要是因为自己喜欢。其实，我个人最欣赏的死法就是死在舞台上，很多我崇敬的大师都是这样死的。要么演出完了在后台，躺在沙发上，喝着酒，喝着喝着就死了；要么演着演着突然心肌梗塞就死了……我觉得这种死法真是太幸福了。

崔健的说法能表达大多数摇滚人的心情吗？更具体地说，能代表我们家的这一个摇滚青年吗？我打算问问虞洋。

2002年7月30日写于海口

后记

这是一篇写于三年前的文章，一直没有发表的原因，大约是我拿不准这种充满内心矛盾与焦虑的成长记录，是不是能被虞洋认可。直到不久前，虞洋才偶然得知有这么一篇文章，看过之后觉得它很真实，并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e-mail，对我长时间的关切非常感动。他的信也感动了我，让我觉得两代人的沟通，通过不懈努力和适当方式完全有实现的可能。

虞洋在信中告诉我，自从2003年铁风筝乐队的贝斯手孙澍因病猝死，他解散了乐队，做了一名独立音乐制作人，已经成功担任了几张专辑的总制作，他个人的新唱片也将出版发行。他还应邀给一些知名歌手写过歌曲，其中包括亚洲歌坛小天后孙燕姿。我为他的进步感到欣慰，但更令我欣慰的是他在信中的一句话：离开“唐朝”真是对的，现在我就是“虞洋”，不是“唐朝的虞洋”，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需要“磕”几年也是正常的。这让我真切地感到，虽然这一天来得迟了些，孩子终于成熟了。

2005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