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散兵游勇
这几年，常常有些春青岁月大盘点活动，比如纪念知青下乡多少年，纪念恢复高考多少年，组织者最先想到的就是出版回忆录和画册，希望把那段历史用每个亲历者不同的表述来复原。我就接到过好几个电话和邮件，约我写知青生活，写大学生活，也有问我是不是进过工厂参过军的。可惜我哪一伙也没法加入，没资格。我没当过知青，没当过工人，没当过女兵，也没参加过那时大伙儿都趋之若鹜的高考，整个是一散兵游勇。在同龄人里，我经历可能有点特殊，写出来也难免平淡，但无论如何于个人是一段成长的经历，于时代是一个小人物留下的印记。历史万花筒中的图案，不正是由各种颜色小碎屑的活动映射出来的吗？故不妨一叙。
死水城市微澜人生
1970年，又一个新十年开始之际，我们的城市长沙，令人感到很寂寞。
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非常著名，有许多关系国家运命的大事件在此地发生，也是热血湖南人叱咤风云的舞台。由于有着革命、暴力、斗争的传统，湖南的“文革”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激进，文攻武斗都有登峰造极的人和事。在我的印象里，自“文革”开始，长沙街头每天人头攒动，尘土与喧哗一起升腾，不同派别的高音喇叭互相攻讦对骂，不舍昼夜。武斗高潮期，大卡车载着一车车头戴钢盔手持枪支的青壮年，响着尖锐的口哨，来来去去，大街小巷时有真枪实弹的战斗，一些重点单位，战斗还很激烈。我家所住的院子，是湖南省文联宿舍，对面就是省公安厅、检察院、法院合署办公的大院，曾经被不知什么身份的人持续攻打，白天枪声响成一片，到了晚上曳光弹拖着亮亮的尾巴，在我们窗外飞来飞去。大院里有个孩子在自家凉台上睡觉，竟被流弹击中身亡，吓得父母忙命我们都集中到带走廊的房间去睡地铺。
我们的院子，是最早受到冲击的场所。地方政府为周立波、康濯、柯兰以及我父亲蒋牧良四位作家回家乡工作，于60年代初特别修建了几栋别墅，以当时居住水准而言，大大超标。“文革”一起，这四个人首当其冲，在第一批揪斗“三家村”的阶段已经落马，加之这个院子的建筑格外显眼，抄家的事情经常发生。一伙人忽地闯进家里，东翻西翻，见到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写个条子扔在桌子上抱起来就走了，那上边的署名五花八门，诸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红色江山自卫队，等等，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属于哪个系统。各家的家长经常不知为什么事，被什么人带走，失踪少则几天，多则个把月，又莫名其妙给放回来了。哭哭啼啼的家属成天缠着机关里的群众组织要人，有时候也拖儿带女到与文联有关联的单位去找，说不定也就给要回来找回来了。后来家家都有了经验，对付这些人，能躲就得躲，能逃就得逃，孩子们成了保护家长的流动哨，一旦碰到陌生人进了家门，赶快到路口去守候，等父亲从机关回来时，通知他别回家，在外边等候警报解除的通知。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已经变得远不像先前那样害怕了，每次成功地保护了父亲一把，心里还会产生自豪的感觉。
最混乱的时期，随着军管会的介入结束了。我们的家长也都按单位和系统进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专政班，被关押在固定的地点，接受无休无止的审查。孩子们的任务，是每个月获准到那儿去探亲，送去些日用必需品，领回按家庭人口计算人均十五元的生活费。“老三届”的哥哥姐姐们或上山或下乡或参军，剩下的孩子里，年龄最大的就是我们这帮小学毕业生。“文革”开始时不过十一二岁，半懂半不懂地跟着家人担惊受怕，久而久之，那种每天都有变数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已是兴奋大于恐惧，因为我们自认为已经久经考验了。
随着大串联结束，各种群众组织被解散或取缔，大批“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其他身份的人以种种名义被遣送疏散或下放，城市一天天安静下来，进入了一种几乎停滞的状态。公共汽车停驶，最牛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要是你家没有，到哪儿去都靠两条腿来走动；环卫工人不见了，靠另外一些人来维护起码的居住卫生——群众专政的坏分子清扫大街，郊区的农民伯伯掏粪出城；国营菜场大部分时间门可罗雀，柜台上天天摆着永远卖不完的咸萝卜、辣椒酱，营业员坐在柜台后边，不是打毛线就是打瞌睡，偶尔拨来一点无须凭票凭本儿购买的冰冻猪板油、猪下水，才像大雨将临突然热闹起来的蚁穴，挤满了大呼小叫的人，等到货一卖完，复又归于沉寂；居民用电时断时续，家家都备着煤油灯，而马路上绝无路灯照明，天黑以后没有要事，谁都不会出门去闲逛；除了自来水还在正常供应，所有的市政系统几乎都停摆了。
父亲从专政班回到了家里，还拖着一条历史问题待结论的尾巴，继续停止党组织生活，每天沉默寡言，母亲也跟着唉声叹气。但这样的状态，已经让他们都松了口气，觉得再怎么着也比前几年兵荒马乱强得多。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们则不然，死水一潭的日子，让我们过得无精打采，有时居然觉得前几年的动荡紧张更有意思。
在我的记忆中，宣传宝成了这段沉闷岁月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亮点。
“宝”是长沙方言里骂人的词，意思是傻瓜，假如不含恶意，也可以表示某人过分痴迷于什么事或物，已经到了旁人不能理解的程度，“宝”前边的那个词所指的，便是其痴迷的对象。那时长沙城里有著名的四大“宝”，其中被称作槟榔宝的，成天在街上捡别人嚼过的槟榔渣，而被称作宣传宝的，则是每日里走街串巷搞宣传的一个中年男人。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个中等身体头发枯黄的汉子，在长沙城具有极高知名度。只要头天晚上北京有重要新闻发布，比如毛主席最新指示、党中央会议公报、人民日报社论等等，他一准儿会在第二天上午，举着一张毛泽东画像（后来又改成了华国锋画像），出现在中心街市，手握一个铁皮子卷的喇叭，高声宣讲新华社通稿，同时免费赠送相关报纸，听众们可以随意索取，然后逐字逐句对照他的背诵。事实证明宣传宝的记忆力非凡，别说千把字的新闻，哪怕上万字的长篇社论，他也能在刚刚发表十来个小时之后，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诵。
在那段寂寞的时日，宣传宝是我们无聊的课外时间里一位编外教师，有时候我会花上大半天跟着他一站站往下听，直到自己也差不多记住了那些枯燥的内容。当然他的听众远不止我们这些孩子，还有许多有头有脸的成年人。当政治成为国人唯一的关切，其他事情全都等而下之的时候，宣传宝自然成了市民们的趣味中心。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宣传宝以不变应万变地当着他的义务宣传员，政治舞台上谁来当主角，宣传宝就替谁宣传政策，从来激情澎湃也从来不偏不倚。每当听者甚众，宣传宝会更加精神抖擞口若悬河，看光景几乎成了长沙城的主宰。
最后一次看到宣传宝是哪一年，我都记不清楚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参加了工作。骑着自行车下班，看见宣传宝仍然在街头背诵报纸上的什么文章，身边只有几位拽着小孙子散步的老头老太在听，放学的小学生排着路队经过，一齐放开喉咙喊道：宣传宝——吃干草——宣传宝并不为之所动，继续满脸庄严地对着寥寥无几的听众演讲。小学生的喊声，又一次唤起了我对宣传宝生活状态的好奇心：这么多年，他究竟靠什么维持生计，同时向听众免费赠送报纸？后来我的一个朋友为了写小说寻访过宣传宝的家，回来对我们说，宣传宝属于绝对的赤贫阶层，独身，没有正式职业，住在草棚子里，用树枝和报纸煮饭，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拾荒所得。他并且说，宣传宝曾经读过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至于为何沦落如此，他也不甚了了。我觉得他的说法可信度很高，因为我曾经在路上遇到过去卖荒货的宣传宝，过于沉重的担子，压得他两眼突出，脖子上青筋暴起，脊梁和扁担弯成一竖一横两张弓。
在那一片沉闷的空气中，被我们关注的，除了宣传宝，还有“幸福团”事件。当时这个团伙成员被判刑的公告遍布了大街小巷，市民们对着上边的罪行仔细看了又看，怎么都觉得对些十几岁的孩子而言，从主犯到从犯，分别判处死缓、无期，以及十年以上徒刑，刑期都过重了。我当然也这么看，因为这群男孩大多是我们小学低年级的同学，其中有两个人的姐姐还跟我是朋友，他们的身份也与我相近，都是父母被关在五七干校专政班的黑帮子弟。那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干部子弟”，父母长期被关押，孩子们在家大的带小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特别是那些男孩子，都处在容易走火入魔的青春期，又兼无人训导，一不留神就走上了邪道。“幸福团”的成员就是这么一伙子。
父母不在，天下是他们的天下。翻箱倒柜，找出樟木箱子里父亲压箱底的将校呢军服，戴上用各种手段弄来的绿军帽，再来双时髦的白色回力球鞋，或者黑色灯芯绒面儿懒汉鞋，骑上曾经标志着特殊身份的大链套自行车，车子的型号，为永久13型以及凤凰18型，号称由锰钢制作。看他们披挂着这身行头，成群结伙响着转铃，穿梭于各个机关大院时，那种得志张狂的样子，任谁也猜想不到突然有一天，他们就成了某次治安突击整治的靶子，按照从严、从快、从重的原则，被判了重刑。
“幸福团”的名字是他们自己起的，还是司法部门为了表明这个团伙的特征，派给他们的，我不知道。他们犯罪的具体行为也有些模糊了，大约是在马路上骚扰女孩子，打架斗殴一类，但有一个细节也是当时很让我惊讶的细节，还依稀记得，那就是他们聚集在一起，听《红莓花儿开》之类的老唱片，布告上将这一点列为聚众传播封资修文化，学唱黄色歌曲。
这一条罪状出现在印有十几个少年犯头像的布告上，颇有点以儆效尤的意思，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些爱读小说的孩子会很谨慎，每弄到一本课外书，都藏着掖着，生怕背上思想意识不健康的名声。可后来，我还是被一次有惊无险的疏忽吓得不轻。
偷看禁书惹是生非
我在长沙市第十四中学上高一。所谓高中，其实没有多少书可读。几本薄薄的教科书，编得敷衍了事，downwiththeusaimperiolism!downwiththesovietrevisionist!（打倒美帝！打倒苏修！）这样蹩脚的政治标语，居然成了英语课文。同学们个个学习心不在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早就给我们指明了前途和方向，大部分下乡当知青，小部分进厂当工人，显然无论你将进入哪一部分，书读得如何都不重要。假如你想争取进入小部分行列，必须根正苗红，除去家庭成分没有瑕疵，自己还得有出色表现，比如说，思想汇报要写得勤，劳动课必须不怕苦不怕累。
挖防空洞是最好的表现机会。当时使用率最高的毛主席语录，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北方的中苏边疆战事一触即发，全国所有城市都在备战备荒，大到由解放军工兵部队在开挖的钻山大洞，小至我们学校这样不知能派上什么用场的地道，防空洞遍地开花，所以挖洞是我们的必修课。记得有一段时间，为了加快挖洞的速度，迎接上级检查，我们根本就不上课了，背来铺盖在教育里打地铺，天天三班倒挑灯夜战。学校的年级被称作连，班级称作排，学习小组称作班，学生们自然成了战士，每个学期评出的好学生，奖状上豁然印着“授予xx本学期五好战士称号”的字样，不知是不是为了跟国家大政接轨。争当五好战士是同学们都很感兴趣的事情，就如我这等父亲刚从五七干校的专政班获准回家，还没有恢复党籍和工作的黑帮子弟，也在奢望能当上一回五好，让自己政治面貌添一点亮色。
不期还真的遇到了一个机会。有天晚上，我在防洞空出渣的洞口运土，被地面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中了脚趾，立时鲜血如注。我在受伤之后，只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又马上回到洞里继续运土，轻伤不下火线。不久，我破天荒获得同学们的一致推荐，当选本学期五好战士，只等连指导员肖老师审批，就可以上台领回那张奖状了。可是，事情就在这时候节外生枝，我的名字从光荣榜上被删除了。原因是我在课桌抽屉里偷看《红楼梦》，被一个姓谢的女同学告发。
谢是我们排的劳动委员，个子不高，头很大，眼睛亦很大，前额非常惹眼地“锛”在那儿，与两根黄黄细细的短辫子搭配起来，使她的形象很特别，更特别的还有她的气质。在学习不重要劳动最重要的氛围里，劳动委员是很光荣的岗位。所以每到学工学农活动，谢就真正找到了用武之地，以一般女同学不可能具备的体力和吃苦耐劳能力，引人瞩目。我跟她是同桌，但关系一直比较疏远，因为面对我等黑五类子女，她那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里，总闪着一种警惕的亮光，正可谓目光如炬。除非你刻意要迎合她，她的形体，她的气势，时时会给你一种警告：别想在我眼前耍花招。我原以为，不招惹她，不即不离跟她同桌，总可以相安无事了，没想到该有的事，终归还得有。
那天课间操时间，我因为脚趾受伤尚未痊愈，躲在教室里没去，把一本头天晚上看得欲罢不能的《红楼梦》，藏在课桌里匆匆忙忙翻阅。也忘了是看到了什么叫人伤心的段落，眼泪一边看一边就流了出来，连谢做完操回到座位上来我也没发现。
应该承认，她似乎也不是一个毫无同情心的人，至少她刚看到我在流泪时，第一个反应是投以关切的目光。这是我跟她同学以来最为温暖的一瞥，就算她的关切有点居高临下，希望你有求于她的意思，总归也算是关切吧。可是当她看到我一边敷衍一边往书包里塞的，是本竖排本的旧书，目光中的关切立时变成了怀疑，凭借她力大过人的手，一把将书抢在手里，尖叫一声：好哇！原来你躲在这儿看黄色小说！
那一声喊在我听来，简直无异于五雷轰顶，刚刚过去不久的“幸福团”事件，还没有淡出街谈巷议，看黄色小说和唱黄色歌曲，还不都是一回事！而且我马上想到，这本因为姐姐看后撂在枕头下边，才得以在抄家时漏网的书，要是被她上交给指导员，肯定在劫难逃。不知是为了消灭证据，还是为了保全这本书，我当时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趁她不备居然将书抢回来，揣进书包拔腿就跑。谢愣了愣起身要追，正好被上课铃声唤回来的同学堵住了去路。我当机立断逃了课，跑回家把书藏在厨房里的碗柜那边，并决心不管谁来问我要，也不把它交出去。
当然后来事情并没有像我预计的那样糟糕，没有人来逼我交出书，也没有因为我看“黄色小说”给我处分，只是指导员把我的名字从五好战士名单中划掉了，并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早就有人反映我经常看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书，看完之后还爱讲给别的同学听，以后要注意影响，改掉这个毛病。她同时还警告我，不准对反映情况的同学抱有成见，人家是为了帮助你提高觉悟。我完全没有意见，也不敢有意见。倒是谢从此之后，对我反而客气了些个。
第二个学期，我离开学校去文工团当了话剧团学员，彻底告别了我的这个同桌。听说她毕业后进了一所国营大工厂，到了工厂后很快就成了入党发展对象，再往后，同学们各奔前程，几乎不再有谢的消息了。
又过了好几年，大约在我们二十二三岁的年纪，突然在路上碰到一位跟谢一块儿分去工厂的男生，刚打了个招呼就径直问我，知不知道谢的事情。我很漠然地问：她又有什么好事儿了？没想到那个同学说：她得了直肠癌，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这是我头一回听说同学夭折的消息，以她的健壮和活力，好像我们所有人都得上什么什么病也轮不到她似的，当时就傻在那儿了，半天都反应不过来。缓过劲来，我问那个男生：她弟弟怎么样，没什么事吧？看见对方一头雾水的样子，我忙解释：谢有一个弟弟跟她是龙凤孪生胎，听说双胞胎一旦夭折了一个，另一个也得小心才行。那同学听了，哈哈一笑说：没想到你还这么信迷信呢，肯定是看小说看的。
逃避下乡机会难得
我打小出生在北京，九岁才因父亲调动工作回到故乡湖南。刚来长沙的时候，家中随之而来的三兄妹满口的京片子，对处处湘音的交际环境很不适应，没几天就开始学习方言，说起南腔北调的长沙话。父亲对此显得非常重视，也非常不安，他把我们三个叫到一起，很郑重地宣布了一条戒律，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说普通话，谁要是违反纪律，每天晚饭后分配的糖果就要被取消。对这样强硬的规定，我们既不理解也不想服从，就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家说普通话，在外边说长沙话。
父亲是一个满口湘音一生未改的人，他为什么对这种操了大半辈子的口音如此忌讳，以致要叫他的儿女避而远之，我在多年之后才得知了答案，那时候父亲早已化作青烟，不知飘去何处了。
专门研究30年代左翼作家群的学者杜元明告诉我，据他掌握的资料，我父亲在当时的青年作家中，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除了同乡张天翼，以及朱凡、邵荃麟、吴组缃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外，与外界交流甚少。究其原因，竟是他那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极大限制了他的交际活动。早年的父亲在他的家乡涟源，曾经是个聪颖善辩谈笑风生的青年才俊，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后来到了外乡，口音不通使他感到极大窘困，渐渐变得孤僻起来。与他多年共事的人们，回忆我父亲的时候，都一致认为他是个忠厚老实不善言辞，并且也古板固执的人，跟他早年在家乡的形象相去甚远，口音使其然。这样的经验导致父亲对下一代的口音格外重视，以避免子女们再跟自己一样受困。
口音可以改变人的性格，甚至于改变人的运命，看似有点耸人听闻，但后来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普通话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远不如现在这样普及，我自小操得的一口京腔，使我在同学里有些特殊。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逢有重大活动，也常抛头露面。不承想，就是这么一种连雕虫小技都算不上的本领，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在下乡插队的前途已成定局的时候，获得了一个逃避的机会。
那天我正在广播室播送一个通知，有人跑来通知我到校教务室去，说是省文工团到中学来招收小学员，来人从广播里听到了我的声音，要让我去面试点见见面。
我走进面试点的时候，例行的考试已经结束，校文艺宣传队的男孩女孩，还聚在那儿探头探脑，显然在焦急地等待消息。记得主持考试的人见到我，二话不说就让我朗诵一首诗，我便选择了毛主席诗词中的《七律·长征》，按照当时流行的腔调，铿锵有力地念了一遍。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主考人又问我会不会跳舞，我说不会，他说，那就做一节广播体操吧，第七节。我按他的吩咐做了这节跳跃运动，窗外传来一片笑声，宣传队那帮自以为美的孩子们，肯定觉得我这么一个比业余还业余的选手，居然来参加专业文工团的选拔，太滑稽了。
事情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文工团的人临走时通知的复试名单，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人。一个星期之后，我去省歌舞团的排演场参加了复试，来自全省各地的几百名中学生应招而来，其中有一百多人被省文工团下属的话剧团、歌舞团、湘剧团、花鼓剧团、木偶团录取，充当演员和乐手。后来蜚声乐坛的作曲家谭盾也是这一批考入湘剧团乐队的学员。我被话剧团录取，经过一番周折，侥幸通过了政审，成为七个新学员之一。
消息一出，老师同学们纷纷祝贺我，因为大家都知道再过一年，像我这种情况的学生，去向肯定是农村无疑，能在这时候获得这样逃避下乡的机会，自然令人羡慕。而且除去可以免当知青这条之外，省文工团的架势也很唬人。当时各省的剧团都在学习中央“样板团”的经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发了统一的灰色制服和军大衣，出门时排着队浩浩荡荡招摇过市，叫市民们都很眼热。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人看好的事情，在我们家里引起了很大的一场冲突，最后我以与父亲断绝父女关系为代价，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还多亏了母亲从中力挺。
现在想来，父亲对演员的职业一直带有某种偏见。“文革”前，他身为省作家协会主席、省文联副主席，从来不曾跟剧团有过多交道，审查新剧目，也只跟编剧们谈创作，决不涉及其他。逢年过节，演员们一伙伙到我们院子里给其他领导串门拜年，一次也没到我家来过。听说我打算辍学去当演员，父亲勃然大怒，坚决不同意，非叫我继续留在学校把高中读完。这个主张叫周围的人们包括亲人都不赞同，连一向很尊重他的母亲，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母亲对他说：这种书读不读都无所谓了，读完了还不是个下乡插队？父亲说：下乡插队就下乡插队，我宁愿让她下乡也不能让去当戏子！父亲的话说得很出格，要是以往，母亲肯定会退让的，但这一次可能由于事关女儿今后的前途，她的拧劲也上来了。母亲说：你要让老六放弃机会，除非先把老五从下乡调回来。老五是我的二姐，三年前去洞庭湖区当了知青，年前碰到湖区发大水，有阵子连饭都吃不饱，用军垦农场喂马的饲料充饥。母亲一提二姐，父亲自知过不了这道坎，横不讲理地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她去当戏子，她要去了，我就不要这个女儿了。
事情僵到这个程度，我心里很着急。虽然姐姐她们打起被包奔赴农村的时候，我曾经只恨自己年纪太小，不能跟她们一块儿去。后来知道了知青生活的甘苦，绝非想象中那样，一群有志青年，在青山绿水间战天斗地挥斥方遒，早已将当知青视为畏途。还有一个不能否认的原因，那就是文工团的灰制服和军大衣，对我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也唤起了我的虚荣心。情急之下，我向班主任龙老师求助，龙老师也替我着急，答应到我家来当说客。
龙老师的丈夫是一个军人，她刚刚作为随军家属从内蒙古调来湖南不久。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蒙古族，但她脸上的确总带着一种蒙古族人才有的曛红，在冬天里爱像蒙古族人那样用头巾把头裹住。龙老师到我家来的那天下午，仍然像往常那样裹一条深绿色的方头巾，有一撮花白头发，从头巾的边缘露出来。这撮头发让我对她游说的效果增强了信心，以为凭着老师的资格有可能将父亲说服。
我把龙老师引到父亲的书房，虚掩着门从门缝里偷看他们的谈话，一颗心紧张得差不多要从胸腔里跳出来。我看见龙老师把绿色头巾取下来，跟父亲寒暄了几句，不知是不是父亲威严的相貌和表情使她不安，转入正题的时候，她的手开始不断地搓揉那条围巾，半天才小声地对父亲说，现今的学校教育很糟糕，学不到多少东西，而且明摆着高中毕业后只有一个前途就是下乡，能有去当演员的机会实在难得，也不应该放弃。父亲想必早已明了龙老师的来意，也预备好了他的说辞在等着她，龙老师话音未落他已经沉下了脸，说：别人这样说我还不以为怪，可是你为人师表，不想着怎么教导你的学生好好读书，反而跑来说些这样不合身份的话，你自己觉得对头嘛。龙老师没想到她会碰到这么一位直言不讳的家长，当时就红了脸甚至红了眼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匆忙告辞走了。我和母亲追到院子里去送她，母亲跟在她后边大赔了一通不是，龙老师好像并不想再跟我们说什么，连围巾都没顾上围，骑上自行车就走了。冬天的风把她的头发吹得飘起来，看上去她的白发着实已经很不少了。
我终于在母亲的支持下去了话剧团。父亲说到做到，跟我断绝了父女关系。不过所谓断绝关系，一没有条件登报公示，二没有办法在更大范围里声明，而且父亲既没有限制我回家，也没有干涉我跟母亲的往来，他所能做的，就是大约半年时间里，对我不理不搭。现在想想，只是一种吓唬小孩子的伎俩。
然而在当时，父亲这样的表示，除了给我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更让我感到无比委屈。想着“文革”正乱的时候，我的同学和邻居家里，都出过儿子女儿参加造反派组织，写大字报声明与父母断绝关系，带人来抄自己家的事。而在我们家，全家人都把父亲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外边的疾风暴雨从来不曾影响孩子们对父亲的信任，反而不断增加着我们与父母的感情。作为最小的女儿，我一直代表着远在外地的哥哥姐姐，在父母膝下尽孝。父亲关在专政班的时候，逢到探视日，我都背着衣物食品，到河西的省委党校（那会儿更名为五七总校）去看他，往返要走上二三十里路，中间还要乘轮渡过湘江。换季的时候，背着沉重的被包，走过去走回来，绳子把肩膀上的皮都勒破了。记得父亲曾经抚摸着我的肩膀，察看我的伤口，眼睛里透着一种我几乎从来没见过的温和的目光。我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严父慈母，儿女众多，父亲对于我们而言，是高高在上的，不可以随便亲近的家长。尽管被关了牛棚，挂了黑牌子，他的地位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一个温和的注视，已然深深激励了我，路因此不远，包因此不重，肩也因此不痛了。可现在，他说不理我就不理我，好像我进了剧团，就真的辱没了蒋家的诗书门第。幸好这件事我没敢在团里声张，不然说不定又会引来革命群众对他进行一次封建旧思想的大批判呢。
为了改善我与父亲的关系，我和母亲想尽了各种办法，都没能奏效。其中最滑稽的一次，是我买了一本郭沫若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去讨好他，反而更惹得他生了一场气。说来也巧，有天我路过书店，看见柜台里除了这些年从来不变的那些书以外，多了一个新面孔，也就是这本郭著，心里很有点惊喜：这会不会是一个对父亲有利的信号呢？虽然我的年龄刚刚十七岁，经过五年的“文革”风暴，多少有了见识，心里总为父亲的政治前途担忧，变得颇为敏感。要是这本书的出现真的意味着某种文化大环境的松动，父亲说不定一高兴也就原谅了我。
父亲看见我，仍然黑着脸，叫他也还是不理。我把书掏出来，放在他书桌上，想借故跟他说说话。没想到，他一看那书名，拿起来就给扔到字纸篓里，嘴上仍然一个字不说。我心中暗暗叫苦，又不知他何以对郭沫若如此不恭不敬。一直到好久以后，我才在他的一个老朋友那儿得知了缘由。父亲早年在上海参与了左翼文人阵营，追随的是与郭沫若甚是不和的鲁迅先生。鲁迅对郭沫若有一句著名而苛刻的评价——流氓加才子——等于在弟子们中间给他定了调，加之我父亲是一个认死理欠灵活的人，认准的事情不会轻易改变。我不明就里，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送给他这么一本不恰当的书，那还不是自找没趣？
我跟父亲的关系就这么僵持着，父亲毫无松动的表示，让我简直觉得这辈子都只能这么僵持着，没有和解的机会了。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和解就在不久之后达成了，促成和解的契机，竟是龙老师的死。
去了剧团之后，我一直想着去看龙老师，她为我去工作的事来我家，被父亲说了那么重的一些话，让她难堪不已，使我对她抱了深深的歉疚，可又怕见到她之后不知该说什么。表示感谢的话，已说得太多，批评父亲的话，我又不敢说，磨磨唧唧的，终于没有去成。也就两个月之后，突然听到一个悲惨的消息，龙老师在骑着自行车上班的路上，被一辆运红砖的拖拉机撞倒，当场身亡。听说拖拉机司机在交警面前辩解，龙老师在他的车前边，头巾被风吹开了，她突然松开一只手去抓头巾，身子一偏就倒在了拖拉机的前轮子上。
我从剧团跑回家去，径直跑进父亲的书房，等不及他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就噼里啪啦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那种口气就好像他对龙老师的死负有责任。父亲听了半晌无言，然后说：你去送个花圈给她吧。这是他与我“断绝关系”之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父女之间的冷战从此结束，渐渐关系也修复如初。
我带着花圈到龙老师的灵堂去吊孝。龙老师的遗像挂在一面很宽大的墙上。照片上的龙老师神情有点呆板，没有戴头巾。我看来看去，觉得她肯定是一个蒙古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