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
可以肯定这幢楼房里的每一个人都听见了那一声枪响，“嘭”，像启开了一个啤酒瓶子。没人知道那就是枪响。在和平环境里居住得太久的公民们对枪的声音已经陌生。我们全家人就是在对门的关先生被子弹射中之后开始吃晚饭的。我拿出了一瓶中国红葡萄酒，倒进一只高脚杯里，妻子说：不年不节你喝什么酒？她讨厌酒，对我的饮酒有严格的限制。我讪笑说：馋了。女儿把一根指头伸进酒杯沾湿，举起来说：多像血呀，爸爸喝血，吸血鬼。自从她看过一部僵尸吸血鬼的美国恐怖片，总爱把红颜色的东西跟血联系起来。妻子迷信，为此十二分埋怨我，同时禁止女儿再跟我去看资料片。在关先生的案子调查期间，我常常无端回忆起这个情节。不年不节我怎么就不管妻子的禁令非喝酒不可呢？好像是为了庆祝关先生被害似的。关先生是个好人。
“这么说，你们听见枪响了？”公安局的侦缉队长问我。
“也许听见了。”
“也许？”
“好像听见了一声完全不像枪响的枪声。”
我一急，说话全成了绕口令。
“后来呢？”
后来。后来我慢慢就着非常可口的黄焖鲤鱼把一满杯红酒喝得精光。后来门边传过来一种我们以为是猫磨爪子，其实是关先生叫门的声音。爸爸，血！后来我听见女儿蹲在门口说。我以为又是恐怖片后遗症作怪，也不理她。后来女儿举着一根真正沾上了血的手指头走过来，我和妻子正被电视小品逗得前仰后合。后来我们跟着女儿走到门边，果然看见有一片血痕正迅速地从门缝里渗进来，把地毯洇湿了一大块。后来我们打开门，只见关先生横在我家门口，身子浸在血浆里。关先生眼睛向上翻得黑眼珠一点不剩，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嘴角随之一下下抽动。后来妻子吓得尖叫了一声，后来女儿也跟着大声号啕，后来楼上楼下的邻居全出来了，后来报告了公安局叫来了救护车。
“就这些？”
“就这些。”
“你听见他说了什么话吗？”
“没有。”
“再想想。想想再说有或者没有。”
“想想也一样没有。”
“那好，签字吧。”
“再见。”
想想。再想想。关先生说了什么吗？我像中了毒一样每天想个不停。常常夜半更深的，我还把酣睡的妻子摇醒，问，关先生真的什么都没说吗？
“没说！什么都没说！”妻子愤怒地也是坚决地说，然后毅然决然用枕头盖住脸。
可是我刹不住车，我不能不想。关先生肯定说过什么。一个人行之将死而且死于非命，不可能什么也不说。他可能说什么呢？一个被谋杀的人，最想说的话当然是告诉别人凶手是谁。关先生说了吗？很可能说了。是我没听见吗？我离他的脸那么近，应该能听见。我只记得关先生呼噜呼噜的喉音。那喉音里还夹杂着什么字吗？我在关先生被害之后的恐怖的黑夜里，毛骨悚然地想着这些事。终于有一天，我耳边出现了一个与呼噜呼噜的喉音混杂在一起，叫人无法清楚判断的词——左手。
“说了！关先生说了！”我不顾妻子可能表示的愤怒，坚决地将她摇醒。
关先生说，左手。他说了左手。没错，他的确说过左手。不等妻子有所反应，我抢先一口气说。我怕她急于接着睡觉矢口否认关先生说过什么，动摇我的自信心。必须先入为主。
这一招果然很灵。妻子没有像往日那样不容分说打断我的话头，埋头再睡。相反她对我的重大发现非常重视，打开灯，让光线照亮我由于激动发红的脸，盯着我的眼睛问：“你没记错？”
“错不了。你知道我到底想了多少天才想起这个词，这绝不是信口开河。汉语的词汇何止千万，我怎么单想起它来了？”
我听出妻子的话里已稍稍露出了一点赞同的意思，心里一踏实，口气也就更加坚决。
“那左手又是什么意思呢？”妻子问。
这回她可是问住了我。我说不上来。我只能接着再想。
左手是什么意思？左手跟凶手有什么关系？我一夜一夜冥思苦想。我说过关先生是个好人，我要是不把他临终的话回忆起来并且破译清楚，我就对不住他。他是个好人。
“左手！凶手用左手开枪射击关先生。肯定是这样！”
又一天半夜，我把妻子摇醒告诉她。
话一说出口，我们俩同时被吓得面面相觑。这等于我在下意识中已经认定了杀害关先生的凶手。妻子惊惶的神情更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作为关先生的睦邻，我和妻子太知道关先生这句话的指向了。
“你不是说，你一直觉得关先生死的时候好像是在笑吗？”我问妻子。
“不止我一个人，楼上刘先生楼下丁老太都这么说。”
这就对了。关先生在笑，这是他的习惯。他在说起儿子的左手时总是要笑的。关先生一向孤笑寡言，只有在说起他儿子的时候才难得一笑。那回他儿子打掉他一颗牙，他怎么说来的？左手，他用的左手勾拳。不是也这么笑了一下吗？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她一头钻到了枕头底下，战战兢兢说：你是说小关杀了他爹？
我没出声。我没有足够的胆量说关先生准是他儿子杀死的。人命关天非同儿戏，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无师自通的常识。我只好对妻子说：让我再想想。
一切都得从头想起。
关先生是我的睦邻，严格说是我父亲的睦邻。他搬来的时候我才十五岁，我住的这房子还是我父亲的家。我十五岁那年，我们家对面搬来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男人，就是关先生。关先生家东西很多，秦砖汉瓦字画陶瓷青铜器皿，都是现在人们很看重的，当时被一般人当成破烂的玩意儿。关先生祖上是工艺匠人，属于经常出入宫里的档次，到了关先生父亲一辈儿，已经迷上了收藏。关先生子继父业，比父亲有过之无不及，虽然他能写会画薪水不低，可也经不住长年累月收购藏品。日子清苦，把关太太着实冷落了，于是抛夫别子另寻高枝。关先生搬来的那年，他儿子两岁。两岁的儿子是关先生的命。
正是他们搬来的这年，关先生两岁的儿子险些夭折。也是因为我们全家都尽着心地帮关先生照料孩子，所以两家得以亲近。
关先生被子弹击中的那一刻肯定会想起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太热，儿科病房里一架老式电扇像直升机的螺旋桨，把白炽灯的影子搅得褴褛不堪。经过大半夜的抢救，儿子已经不再像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那样费力地喘气了。关先生觉得自己的呼吸也跟着舒畅了许多。他认为儿子得救了。他认为天一亮就该去买些上好的水果来款待救命的医生护士，等儿子出院再请他们吃饭，要备几瓶好酒。
关先生正在想入非非，一个年轻的女医生走过来对他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关先生愣了愣，就开始大声抽泣。他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作为本家族一脉单传的男丁，他已经不止一次被告知作好思想准备。在爷爷伯伯爸爸叔叔以及其他直系非直系亲属命若游丝的关头，医生总把他叫去交代，而且做好准备的结果千篇一律，都是永别。自从儿子住进这间病房，每天早上，与医院一墙之隔的小学校里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几百上千个孩子都要像念咒似的齐声唱道：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对此关先生敢怒而不敢言，他知道这是革命歌曲。关先生胆儿小。
关先生紧紧握住儿子一只手。
是左手。关先生被子弹射中，并且看见鲜血从自己胸前小巧的弹孔里流出来的时候，肯定回忆起来了。
他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所有细枝末节，那个时刻仿佛就在眼前。他一直握着儿子的左手，那只小小的从未作过恶的甚至完全不具备自卫能力的手，正以令人难以觉察的速度降温，从指尖到指肚到手掌再一分一厘向手臂上扩展。儿子的手臂长不过尺余，全部冷却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可就是这一瞬之间，他感到了那代表生命的温度在退却中还带着微微的流连之意。他必须握紧这只手，他觉得这样可以把自己的体温补充到儿子身体里去。
关先生看见女医生的下眼睑与口罩上缘之间有两滴水珠。这情形让他觉得非同小可。一个医生的眼睛要为病人滴出水珠来，是那么不容易。关先生宁愿相信那是汗珠，否则儿子就必死无疑了。天这么热，女医生又在那么尽职尽责地做着人工呼吸，不可能不出汗。当然是汗珠。
强心剂直接注入心脏，气管切开直接输氧，所有表示抢救的措施全都非常人道地采用过了。儿子的心跳和呼吸仍然固执地微弱下去，直到完全停止。
女医生停下了一起一伏的手。
“临床上死亡的概念是心跳呼吸停止五分钟。”
她说。她的意思是已经五分钟甚至已经超过五分钟了——你儿子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