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黄昏
我病了，几乎与听到有关苏密那可怕的消息同一时刻，我清清楚楚感觉到疾病降临了。它像那只红蜻蜓一样落入我的体内。我十三岁那年，第一次看见那只红蜻蜓。
苏密的事情的确叫人难以置信，我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她那样美丽纤弱的女人，是怎么用自己苍白的手指，掐断两个亲生儿子的喉管，然后将他们慢慢肢解的。这个美貌绝伦的妇人。
母亲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精神分裂症。她阴沉沉地说。我看不出她有什么悲哀，甚至没有惋惜。我又一次生出对她那个可憎的职业的痛恨。我亲眼看见过她对一个形销骨立的病人说，你的病是癌症，晚期。回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的正是这种阴沉沉的声音。要是我，她的女儿那么形销骨立地躺在窄窄的诊床上，等待她的判决，她也会这么说吗？
不，不可能。她绝不是精神病！我从沙发上弹起来，歇斯底里地叫道。我看见花瓶里的孔雀毛被吓得瑟瑟地一阵哆嗦。怎么不是？当然是。母亲更固执地强调说。她在诊断病症的时候，从来自信得近乎偏执。我痛恨这样的自信，这种宰割生命的自信。不，不可能。我疯狂并且绝望。你懂什么？假如确定她是精神病，她至少还可以活命。母亲忽然变得焦灼不安。如若她一向在身患绝症的病人面前也这么焦灼，我也许会爱她。可是现在她打动不了我。不……我叫喊同时毫无感情地哭泣。
与其让苏密患上精神病活着，不如让她美丽的生命在一阵排枪中死灭。我这么残酷地期望。
第一次看见红蜻蜓，我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
十三岁的女孩子，怀着不可告人的忧虑走在雨后的街头。夹竹桃树长成的矮墙开出数不清的红花，花瓣里盛着残余的雨水，一滴滴从容坠落。
已经有好几个月，她每每要为身体里定期流出的暗红色血浆痛心。她放轻脚步不蹦不跳缩紧小腹想要遏制住血浆的溢出，每一点流动的感觉都会引起她的恐慌。她处处小心谨慎，害怕旁人看出破绽。所有的男孩和女孩忽然间变得不可亲近，男孩子的态度尤其暧昧。从操场路过，一只足球射中她的腹部，给她的感觉简直无异于子弹射中胸膛。她知道那是些什么样的男孩，道歉更说明他们别有用心。上体育课的时候，她不敢向老师请假，她断定那个刚从体校毕业的年轻人会不怀好意地追问她因为什么。她早看出这位相貌英俊的体育老师，跟班上最漂亮的女生王小燕之间有种说不清的默契，这叫她讨厌王小燕，甚至不愿跟她说话。王小燕借用过的橡皮，被毫不犹豫地扔进垃圾堆。
她厌恶红色，以至别出心裁，把台布上一个个刺眼的红点都用墨水涂成蓝色。她拒绝佩戴那条三角形的红领巾，已经有好几次被校门口爱管闲事的值日生把名字登记在批评栏里。对此她无动于衷。她安慰自己，反正过不了多久就到了退队年龄。
十三岁的女孩子，走在被雨水淋湿的街头，怀着一种抑制不住的诉说欲。她想要找个人谈话，谈什么并不重要。她关心的不是说什么而是诉说本身。她想到过要把身体的秘密告诉母亲，可是马上又改变了主意。她担心母亲不动声色地对她讲一些青春期卫生常识。那些常识肯定很科学很确切，母亲是一个不错的妇产科医生。如果真那样，她跟母亲之间就再没有亲情可言了。她害怕演出那一幕，她真诚希望自己爱母亲胜于爱自己，她要为自己保留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性。
我倏然病了。疾病跟苏密的不幸消息一样叫人猝不及防。我确信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是个敏感的女人。我相信人们会在暗地里议论我，说我是典型的神经质。包括我的母亲和丈夫。我敢肯定他们也跟外人一样对我的过敏不以为然，只不过做出理解我的样子罢了。这没有什么不好。我的过错，如果非要算作过错的话，不过是我永远对自己的身体或者说生命抱有过于炽热的爱心。从十三岁那年开始，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我集中了最多的精力小心翼翼照顾自己。每一点小小的不适都能叫我惊慌失措。哪怕是极轻微的咳嗽，最偶然的腹泻或头痛，乃至半夜醒来出点儿汗，皮肤上的红瘢与黑痣，都可以引起我恐惧的联想。母亲的几大本临床医学手册，被我夹满了纸条做满了记号。书中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照片和症状成为我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乐于向每个相干和不相干的人形容我的病症，说得绘声绘色，不管人家是不是愿意听，我都要尽一切努力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完。我常常设想当一个人住进癌症病房应该怎么办——吃什么，用如何的姿势入睡，怎么接待怀着各种复杂心情前来探望的男人和女人。这些设计翻来覆去地更改，总没有完成的定式。只有一点坚定不移，那便是癌症病人阅读的书籍应该是也只能是《新旧约全书》。我有那么一本黑封皮的精装《圣经》，一直藏在书柜最隐蔽的角落。我害怕翻动那些已经变脆的纸页，怕它们哪天真的派上用场。太平间对我永远有莫名其妙的吸引力。每天从母亲就职的医院后门走过，望见那张油漆剥落的黑门，我就情不自禁地希望它敞开，暴露出里边关于死亡的秘密。听说管理太平间的又聋又哑的管理员要娶亲，我毫无道理地送去一份厚礼，比我最要好的朋友结婚还破费得多。弄得那可怜的幸运者和他从穷山沟里来的新娘不知所措。母亲不知道这些，要是知道了她不知会怎么说。她对我的一切离奇古怪的念头都嗤之以鼻，而我认为太切实际正是母亲的一大缺陷，假如她稍微多一点儿想入非非的气质，也许会是个更好的母亲。我会跟她亲近，胜过世间所有女儿和母亲。父亲在世的时候总说是母亲的职业影响了我，以致我对疾病过敏。母亲不这么认为。那么多医生，谁家孩子像她这样？母亲说。这件事让我觉得父亲比母亲更爱惜我。
十三岁那年我到底怎么了？我常常这样冥思苦想。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依稀记得我看见了一只红蜻蜓。第一次看见蜻蜓。
那天在雨后的街头，十三岁的女孩子走过夹竹桃的矮墙，听见花瓣和叶子上的水珠愁苦地竞相滴落。像有一种亲切的声音唤她止步。只有苏密才是最完美的女人，在夹竹桃旁边停下的时候，她忽然这么想，并且有说不出的遗憾油然而生。我情愿这个女人是我的母亲，生我养我的母亲。她怀着亵渎了母亲的犯罪感暗自思忖。她认为苏密更像一个母亲。尽管她知道苏密还不到二十五岁，并没有结婚，还是固执地认为她是个好母亲。苏密是产科病房的一名护士，她的工作远不似她的相貌出众。也许人们总是缺什么就羡慕什么，苏密尤其佩服母亲。母亲是产科主任，据说她的一双手救活了无数想做母亲的女人。因为这个，苏密才频频对母亲报以友好的微笑，谦恭地低下总是傲然昂起的头向母亲致意。是母亲使她得以与苏密熟识，不然，很难相信苏密那样清高矜持的女人，会跟一个黄毛丫头交朋友并且难解难分。她怀疑苏密是把她当成最亲密的朋友来对待的，甚至毫不避讳当着她的面更换内衣。当苏密美轮美奂的身体裸露于眼前，她心里悄悄地一阵战栗。一种混沌未开的女孩子为成熟女性的魅力所慑撼的战栗。在那个浅蓝色窗帘后边映着秋阳光照的黄昏，苏密女神般的胴体烙上她的记忆。颈的曲线，乳的丰满，胯的光滑，没有一处不叫她动心。从此她常常难以遏制地想到苏密，想到她应该为苏密亲近母亲。她对着镜子为梳通枯黄稀软的辫梢发愁，便忽发奇想要是苏密满头的青丝长在自己头上，会不会被压得直不起腰。只有苏密才配得上那样的头发。最后的结论只可能如此。她为此自卑，也为此自豪，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
她急于找一个人诉说什么，这个人只可能是苏密。她决定将有关暗红色的秘密告诉苏密，并且想知道苏密是否也如此。她在住院部门口徘徊许久，一直等到苏密下班出来。说第一句话时她甚至有些难于启齿，后来又最大限度地夸张内心的恐惧。苏密笑得很不经意，说那是当然，每个女人都是这样。她有些懊丧，认为苏密说得太自然、太轻松，丝毫没有理会甚至轻视了她的秘密。她差一点儿打算从此疏远这个朋友。一个女孩子的秘密被人蔑视，即便是最亲近的人蔑视，也是无法忍受的。你应该高兴，这说明你已经成为真正的女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一旦红色不再流出，老年也随之来临，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苏密接着又说。但这些话不能抑制她的忧虑，因为她完全不相信自己能够成为苏密那样的女人，真正的女人。
她在夹竹桃矮墙旁边停下，看见一只短身子的红蜻蜓停在枝头。翅膀被雨水濡湿了，扇得沉重。一旦红色不再流出，老年也随之来临了。她重复了一遍苏密的话。红蜻蜓的翅膀就在那一刻成为生命的具象，她分明觉到了生命的脆弱。她屏住呼吸，半天不敢挪动脚步，仿佛稍微大意，无声无形的生命便会轻易在她体内破碎，飘飞而去。红蜻蜓是她所见世间最漂亮的红色。
那一年，她十三岁。
过了许多日子，仿佛有一百年那么久。一个雨后的下午，正是那种能够唤起无限回忆的时光。我和儿子从夹竹桃矮墙边走过。夹竹桃没有开花，叶子滴着水珠。我管走在我身边的这个小男孩叫儿子。人们告诉过我他是我的儿子，千真万确是我儿子。有时候，我会突然忘记儿子这个称呼的含义，会突然间怀疑这个男孩子的来历。我想不起他是谁，他从哪里来。
妈妈，你看。我的儿子回过头来。每当他这么口齿伶俐称呼我，我便感到这是一种暗示。五六岁的孩子就学会了不露痕迹地暗示什么，实在是可恶至极。我宁愿让他对我直呼其名，或者什么都不称呼。可是，他不，他偏要叫我妈妈，他坚持要表白，他是我的骨肉。
我看见他手里捏着一样东西，一只红蜻蜓。是我曾经见过的那一只，有着人世间最漂亮的红色。我断定那是不可复制的生灵。第一次看见它，我才十三岁。可它现在被我儿子紧紧捏在手里。我知道红蜻蜓湿漉漉的翅膀被折碎了，于是我的声音跟捉蜻蜓的手指一样狰狞。儿子哆嗦了一下，叫我想起听到有关苏密可怕的消息时，花瓶里瑟瑟颤抖的孔雀毛。红蜻蜓掉在地上。
我看不出前边那个飞也似逃开的男孩子跟满街其他的男孩有什么不同。他的圆脑袋上覆盖着很亮很亮的黑头发，像马驹子的皮毛似的泛光。有时候，我会产生抚摸那颗圆脑袋的愿望，甚至很强烈。因为圆脑袋上黑亮的头发，叫我忆起小时候家里喂养的一只黑猫。
我跨过地上的红蜻蜓继续往前走。我不想知道它是不是还活着。一旦红色不再流出，老年也随之来临了。苏密的声音忽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响起来。可是苏密的红色永远不再流出的时候，她还是风韵如初的中年。
我真的病了。我认为在这个时候生病是一种幸运。我不知道要是我不病的话能为苏密干些什么。我预感到苏密美丽的躯体不久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掉。我从来不曾体会到生病竟也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苏密会原谅我。我没法去探监，预审期间也没人能见到她。我只能躺在温暖的床上想象她的情形，假如没有心思去盘结精致的发髻，她一头浓密的黑发会像乱麻似的披散，该给她增添多少令人心碎的憔悴？她一定憔悴了。关于她究竟是不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争论，早已不仅仅在我和母亲之间进行。整个法院整个检察院整个城市都在讨论这个女人杀害儿子的动机。没有结论。我盼望结论，又害怕结论。我坚信她的精神很健全。她是造物主尽善尽美的标本，她从来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缺陷。这种完美正意味着她注定要毁灭。
浅蓝色窗帘映着秋阳光照的黄昏暗淡了。女神般美妙的躯体如迷幻的烟云瞬刻逝去。那夕阳柔和辉映下曾经有过的丰满光滑的曲线不复存在。也许当着十三岁小孩子为那样一个黄昏的寓言所战栗的当儿，她就已经感知一切都是即将消亡的幻影，都是不真实的美妙。她感觉到了。二十多年之后，她身体里开始孕育着新生命之际，她才贴切体验了那个黄昏寓言的深奥。原来生命的诞生和死灭都如此轻而易举，如同漫不经心的游戏。
没有比这件事更叫人琢磨不透的了。我被告知我没有病，我的身体很健康，只不过是怀孕了。我眼睁睁看着对面那方时不时喷出几丝热气的白口罩，弄不清这究竟是回什么事情。白口罩继续喷出热气，恭喜你，你快要做母亲了。
可是我没有做母亲的愿望，我没有想过要制造出一个陌生的新生命。和母亲怄气的时候我常想，我怎么会是从她的身体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她热心地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难道就为了多一些让她伤心惹她不快的机会，多一个让她肆意发泄情感的对象？她给了我生命，因而有权利轻蔑我、讽刺我，有权利干涉我的一切。我不想充当母亲的复制品，我没想过要对另一个生命享有权利同时承担义务。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消息并不是母亲告诉我的。要是母亲这么说，我也许会再一次歇斯底里发作。我会认为这是母亲强加给我的，正如我的生命是她强加给我的。
我开始翻肠倒胃地呕吐，滴水粒米不能进，靠葡萄糖维持营养。我奇怪一副寻常的肠胃，怎么会流淌不尽黄绿色的液体。被一种自虐的好奇心驱使，每当我呕吐爆发，苦涩的汁液从喉头喷涌而出。我总是全力以赴让动作完成得更加彻底。呕吐越剧烈越觉到一种莫名的快意，直到整个身体仿佛随阵阵抽搐缩紧干枯变成一张皮囊透明透亮时，快意才随呕吐的止歇渐渐淡去。随后，我会很快想到苏密，想着她如何用苍白纤巧的手掐死她的两个儿子。每一次呕吐都和苏密的惨剧联结，好像呕吐成了惦念她的唯一表示。
呕吐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可是我坚持反对丈夫马上把痰盂倒掉。我总疑心那里边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东西，譬如说胎儿的头发、指甲或者另外什么器官的碎片。每次倒痰盂之前我都要细心作一番观察，叫丈夫疑神疑鬼地瞧着我。你看什么？邋邋遢遢的有什么好看？他不止一次大声责问我。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大声地说话。我已经吐得有气无力，我不能告诉他我在想什么。他会嘲笑我，甚至跟母亲商量送我到精神科去做检查。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希望从呕吐物中找出点儿什么，但可以确定，每次丈夫把刷得很洁净的痰盂放回床边，我心里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失望。失望对我的作用则是再一次导致更剧烈的呕吐。
我迅速消瘦下去。我知道那块盘踞在我腹内的胚胎，时时恶狠狠地吸吮我的血液，吞食我的筋肉。它一天天强壮，我一天天衰弱。对它，我无能为力。只有尚未隆起的腹部间或给我些安慰，有时候，我分明听到那胚胎停止生长的掠夺安然入睡。我希冀我的腹肌坚韧些，捆绑住睡眠中的胚胎，让它窒息。它无知无觉，它没有痛苦。这不是罪过，算不上什么罪过。想到这儿，我的心就缩紧，血就不再奔流。
它死了，你瞧，它根本不长了。我惊惶地对丈夫说。你别胡思乱想。它还小，还没到长大的时候。丈夫说，又是一个亲切的微笑，自从得知我有孕在身，他整天坚持使用同一种笑容。他心甘情愿为我做任何事情，包括从不愿做的事情。我被他的辛勤感动，就会嫉恨我腹中的胎儿，他的劳作，他的亲切，他的笑容，不过是为了那个刚刚形成的生命，而不是为了我。又一阵呕吐袭来。这是腹内的生命在警告我，它还活着，还要继续长大。你累了，需要休息。丈夫殷勤地拍松我的枕头，抚我躺下。睡一觉，做个好梦。他微笑着吻一下我的额头。到现在我才知道，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的确叫我感动。
她努力想做一个好梦。经历了太多的噩梦统治的睡眠，她早已不知道梦境如果美妙是怎样的情形。你看着这张挂毯，看那些叶子，你会以为你在秋天的树林里散步。你听这段音乐，正是秋风吹过白桦林，叶子发出哨音，旋转坠落到地面的旋律。你走进树林踏着落叶一直往前走。树林子没有尽头，落叶越铺越厚。你走不动了躺下来休憩，树叶依旧旋落，覆盖你的身体。你睡着了，盖着落叶的被子。丈夫在她身边，像热心的导游尽职责地讲述，又像称职的巫师熟练地施行催眠妖术。她从来不知道，这个与她朝夕共处的男人有这等能说会道的才能。她原以为他只习惯沉默。一块儿没有声息的胚胎，能叫惯于沉默的男人变得如此热情奔放，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即使是她青春身体的奉献，也从来不具备唤醒他沉默的力量。她开始害怕腹腔内那个不声不响的小东西，她不敢轻视它，而只能小心翼翼地伺候它。它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宰，是她无法抗衡的一种力量。
白桦林和落叶竟活灵活现地凸显，她觉得落叶联系着死亡，那是一幅有关死亡的画卷。
她想做一个好梦。梦中不要有落叶的白桦林，只要四季常青的夹竹桃矮墙。夹竹桃树开花或者不开花，树叶一律被雨水淋湿。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苏密的消息。自从确定我怀孕，母亲和丈夫严密地向我封锁了这类消息。家里订的晚报常常毫无道理地短缺，我疑心那些短缺的报纸上正登载了有关女护士苏密杀害亲子案的报道。他们阻止我看电视，说电视画面晃动会使我头晕。开始我并不明白他们的良苦用心。每天母亲下班到床边来看我，我都要向她打听苏密。不知道。没有消息。她蒙蔽了我，我以为这件案子没有公开审理。有一天，产科的护士长到家里来借酱油。那是个大嗓门的女人，壮得能把一头公牛举起来摔碎。我怀疑经过她的大手接生下来的婴儿，会被她无意间捏得全身青红紫绿。护士长在厨房里跟母亲说话，声音穿透门缝传进卧室。忽然，我听见她说出苏密的名字。苏密看来是没救了，好几家医院都鉴定她不是精神分裂症。也是，这种女人不杀还了得。她亮着嗓门很残酷地说。我跳下床，慌忙中忘了穿拖鞋。我把门张开一条缝，把眼睛贴上去。那个女人的声音戛然而止，活像忽然被人捂住了嘴巴。我看见厨房的玻璃门关上了。母亲和护士长交头接耳的影子在玻璃上乱晃。我这才明白母亲天天在蒙蔽我。她不会向我道歉，她会将这种欺骗堂而皇之地归结为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可我宁愿做她诊床上瘦骨嶙峋的患者，听她用麻木不仁的声音向我告知实情。没有爱的真实和缺乏真实的爱，我情愿选择前者。我无法抱怨母亲，作为母亲她没有过错。是我腹中的胎儿，把我置于受人蒙骗的境地，它是一切谎言的根源。又一阵恶心，我倚着门柱奋勇地呕吐，肮脏的汁液溅了我满身满腿。母亲和护士长一块儿跑进来，发现我赤脚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她们大呼小叫。护士长一把将我抱起，放回床上。她的臂膀力大无比，顶得上一百个男人。和苏密相比，她作为女人活在世上，简直是一个误会。
仍然没有苏密的消息。大嗓门的护士长不会总是忘了买酱油。一些蛛丝马迹被我一次次组合构成我的猜测。刚刚案发那会儿，我偶尔听说她用手术刀肢解了两个儿子的尸体，把胳膊、腿、胸肌和内脏分门别类地堆放，以致后来火化的时候无法清楚地将他们分开。据说每个切口都很规整，讲究手法，比外科的实习医生切出的口子强得多。她似乎做得心平气静不慌不忙。
苏密对我说过黑利和黑狼的故事。它们是她小时候她家养的两只看家狗。百年不遇的蝗灾使她生长的乡村颗粒无收，为了活命，父亲用绳子吊死了黑利和黑狼，合炖一锅肉羹。饥饿让孩子变得愚钝冷酷，狗肉吃完，他们并不曾对着空空的狗窝伤感，只是回想狗肉的美味，想弄清黑利黑狼到底哪个更好吃。吵着吵着哥哥姐姐就扭打在一起。哥哥顺势揪掉姐姐一把头发，姐姐把哥哥的面颊抠出了血。最后由苏密裁判还是黑狼好吃，因为它比黑利漂亮。你说，我们有多蠢。她说完露出一排细密的白牙齿笑，那些牙齿结实得简直无坚不摧。莫非她肢解儿子的时候会想起黑利和黑狼？
听苏密说这个故事，是在公园的游艇上。她还是个单身女人时，星期天常带我出去闲逛。我不明白她怎么总和她的同事保持距离，而愿意跟我这黄毛丫头一起消磨时间。那时湖面上氤氲了紫色的雾气，四下一派宁静。湖岸上柳絮飞扬，一些随风飘去，另一些落入水里。游鱼在船的四周啪啦啦跳起来又落下。它们在产卵。苏密说。我还不懂得产卵是怎么回事。就是产小鱼，好比女人生孩子。她解释。我为生孩子这几个字怦然心跳。你也会生孩子？当然会，不光我。将来你也一样，每个女人都一样。我们就像这些鱼，成熟产卵然后衰老然后死去，孩子活着，接替我们活着，生命才能延续。苏密说。我看着水里的鱼，忙忙碌碌跳上跳下。好像它们到这个世界来，只是为了产卵为了衰老为了另外的生命接替它们活下去。现在将要代替苏密的两个生命，被她自己截断了。这个曾经美丽曾经善良的女人。也许她不想活下去，来不及衰老就不想再活下去，并且不需要别的生命代替她活着。
风来了。一只小船在湖中心悠闲飘荡。船上一大一小两个姑娘。湖面氤氲的紫色雾气里游鱼在努力产卵衰老死去。
我看见儿子手里捏一只红蜻蜓，在一个雨后的下午。它飞累了，扇不动被雨水濡湿的翅膀，落在夹竹桃矮墙上。我看见儿子随随便便捏碎了它，忽然就明白苏密怎么随随便便掐死了她儿子，又怎么随随便便舍弃了自己。当我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就知道了生命的脆弱恰如红蜻蜓单薄的翅膀。
夹竹桃矮墙上凄苦的红蜻蜓，我怎么会跟你重逢的？在又一个雨后的下午，相隔仿佛一百年之后。我们在时间和空间的渺茫里行走，没有预先设想，没有确定的方向，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衰老和死亡。
我终于接受了，那块蛮横地占据了我的腹腔，借助我的体温我的养分我的活力一天天壮大的血肉。我完全不能左右它，听凭它把我的身体歪曲成不堪入目的模样。它的意志的确不可抗拒。
呕吐停止了，肠胃被洗劫一空，它示意我不停地吃这吃那，填充永无止境的空虚，促使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笨重。我害怕和任何女人哪怕是并不年轻出众的女人交谈，她们叫我自惭形秽。我害怕丈夫看见我笨胖变形的身体，因为我可以轻易从他眼里看到厌倦的含义，从而加深对他的怨恨。我再不为他的辛勤感动。我知道是我腹中那无声的生命分离了我们，分离了我和一切人。它是一个掠夺我占有我的暴君。我请了长假闭门不出，重新复习疏远同类的感觉，当我还是尚未成熟的少女，就已经领教过的感觉。
我过于自爱。我是个敏感的女人。
我忽然对母亲亲热起来。她曾经被我掠夺被我占有，我使她虚弱使她笨重使她难堪，但她宽恕了我。她有一千条理由虐待我，让我形销骨立躺在她的诊床上对我的生死漠然处之。她是我的恩人。我的血肉筋骨灵魂是她给的，如果她愿意随时可以收回这些属于她的东西。那时候，你愉快吗？我问。当然愉快。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她答道，有一些白头发应声飘落。我不相信她的话。我怀疑她是为了赢得我更多的感情才这么说。你也应该愉快些才是。做母亲是女人的天分，只有做了母亲的女人才是完整的女人，否则她就残缺不全。她用与白发同样苍老的声音继续说。我无言以对，热情悄然退却。我和母亲流着同一种血液，但我们是完全不相同的女人。她乐于为我牺牲吗？我高估了她。她从来没有觉察到有什么损失，相反认为我的存在完善了她。她愉悦她幸福，不过是期待借助生育完善她自己。那么我不必为她负疚，甚至可以嫉妒我曾给她带来的快乐。
自从开始有了那么一个秘密，她就好像失去所有的天真和快乐了。夏天的傍晚，滂沱大雨之后，校门口的十字路口照例积满没膝的雨水。放学的男孩女孩从校门里鱼贯而出，都赤着脚噼噼啪啪跑过去，把浑浊的泥水和喧嚣一起溅得老高。成群成队的汽车和自行车被阻挡在马路上，乱糟糟响着铃声和喇叭。大人们望着泥沙泛起的污水欲行又止，皱起眉头埋怨城建部门玩忽职守。这情景更激起了孩子们的狂热，连平时最爱整洁的女孩也满不在乎白玻璃纱短裙被浊水染得斑斑点点，在水里尖叫疯跑不顾一切。只有她在台阶上傻站着，弄不清他们干吗都为这一摊脏水欣喜若狂。她忘了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一场大雨还在下着，她便坐在教室猜测校门口该涨起多高的水，堵住多少自行车、汽车和行人，而放学之后她和伙伴们，又如何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泥水里狂欢一阵了。她茫然地看着同学们，觉得他们像一群注射过兴奋剂的猴子似的招人讨厌，有人异想天开叫着她的名字，想引诱她加入那个失常的行列。他们看她站着不动，全都惊诧地停住片刻，一齐用眼睛盯住她，那光景活像一声抓贼的叫声过后，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一个作案未遂的扒手。幸好那一刻极其短暂，没人愿意因为她不下水耽误自己蹚水的大事。就在这极短暂的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已经跟过去属于她的世界完全脱离开来。因为蹚水挨母亲责备而对母亲满腔怨恨，因为父亲怂恿她蹚水就对父亲感激涕零一类的行为，都变得可爱可笑和不可理解。童年正是在这一瞬离开了她。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诀别。
仿佛跟她分别了几个世纪，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最后一次看见苏密是在什么地方，记不清楚最后跟她分手时的情形。也许我们按老习惯互相道了“再见”，但事实上，我们永远无法再见了。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卧室，她被旁人押在死牢。我们每天同样面对白墙消磨生命，她等待死亡，我等待再生。这是多么不同的两种等待。
我发誓要将我们最后分别的情景回忆起来，包括每一个细节。或许因为我们之间的聚会和分别太多，抑或是因为还要再见分别就容易被忽略，反正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我和苏密的诀别是怎样的。难道说苏密对于我早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个发现叫我吃惊。从那个浅蓝色窗帘后边映着秋阳光照的黄昏，苏密将她女神般完美的身体袒露在我面前，令我为之倾倒震颤的时刻开始，她就成为一座偶像与我生命的幻想合为一体。那时候我坚信这个世界假如没有了苏密定然会黯淡失色，而我也将会生活得索然无味。
许多年过去之后，一个能够唤起无限回忆的雨后的下午，我和儿子走过一带夹竹桃矮墙。我又看见了红蜻蜓。我想起红蜻蜓原本是为着苏密的缘故才成了我心中的圣物。它还那么脆弱，还那么色泽鲜红，可是苏密早已成为一把骨灰，关于她的一切都已经悄无声息地褪色，直到沉进记忆的深井里。原来我身边这个被人们称为我儿子的男孩，我也永远不可能真正知晓他的来历，不可能真正预料他的归宿。苏密死了，我还好好地活着。这就不能说她对我有多重要。好比我死了，我的儿子还将好好地活着，我对于他同样无关紧要。
苏密告诉我她就要结婚的消息时，我正用水勺舀水替她冲洗头发。她的颈项优雅地伸长着，水柱均匀地从发根流向发梢，流出一条乌黑的瀑布。她选择了这样一个机会，随随便便把她最重大的决定通知我。我至今无法确定她这么做究竟是漫不经心还是很有用心。我的手哆嗦了一下。半勺水统统从她的衬衣领口灌进去。她停住一刻，我以为她一定会叫我把干毛巾递过去。可是她没有说话，也没有改变姿势，继续用手托住头发，等我浇水。不等她擦干头发，我就告辞了。我害怕她看出我有什么异样。我想我的面颊一定苍白，嘴唇一定被咬出牙印了。也许正是从那时候起，苏密对于我，已经不重要了。那年，我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