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六章《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书系：无处潜伏6》（1）

无处潜伏

现在我才明白，写作就像投胎一样身不由己。我已经将我父亲的故事在心底按捺了几十年，并打算永远不去碰它写它，可现在，却因为一件“不期而遇”的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主意。有时生活就像一杯被人遗忘的化学药剂，本来尘封在岁月的某个角落，波澜不兴，寂静如初，可一旦滴入别的物质，它就火一般燃烧起来，发生变化，改变面貌，最后的结果连我们自己都感到吃惊！简单地说，我父亲一直都以为他就是那个代号叫“老熊”的潜伏特务，并因此历经苦难饱受折磨，甚至还为此精神恍惚，疯疯癫癫了几十年，到处向政府低头认罪，逢人就请求宽大饶恕，我们家里的人也跟着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可到最后我才惊奇地发现，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我父亲和我们全家人都被一个天大的阴谋蒙蔽了，算计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能保持缄默吗？我还能在心里按捺得下我父亲的故事吗？然而直到这时，疯癫的父亲还坚信他就是“老熊”，还在临终前拉着我的手，战战兢兢，痛哭流涕地说，民娃呀，你可千万要记住啊，一个人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难都可以受，甚至可以被人砍被人杀，但就是不能去当潜伏特务，不能去当潜伏特务噢！

这已是2006年春天的事了，我父亲在经受了半个多世纪沉重的煎熬后，终于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春天的风破窗而入，带来了远处田野的花香和泥土的气息，我握着父亲枯瘦的手，看着他痛苦挣扎了几十年的生命表征，退潮似的从他脸上和瞳眸深处渐渐消逝，我欲哭无泪……

其实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我父亲是个特务，甚至不知道我父亲还活着。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起过这事。我母亲没有对我说过，哥哥姐姐也没有对我说过。关于父亲，我只有一个印象，一个关于落雪的夜晚和火炉的模糊记忆。好像是我五岁那年的寒冬腊月吧，我们这座地处川西平原西端的小县城突然降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密密实实的雪花从午后一直飘到晚上都没有停歇，硬生生把一座破旧肮脏的小县城掩埋在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天气彻骨的寒冷，凌厉的冷风从老屋歪裂的木板壁缝里吹进来，冻得我和哥哥姐姐簌簌发抖。母亲用炭圆儿烧起炉子，让我们围着烤。红红的炉火映照着我和哥哥姐姐的脸孔，同时也将母亲放在炉子边台上的红苕烤出一种极其香甜诱人的气味，在我们的鼻端氤氲弥散，给我们一种甜蜜的昏昏欲睡的感觉。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向我说起父亲的。母亲怔怔地盯着旺盛的炉火，突然在烤红苕迷人的气味中叹了口气，转身摩挲着我的头顶，给我谈起了父亲。母亲当时的样子很像是无意之间想起父亲的，但现在看来，这肯定是母亲的一种刻意为之。母亲怜惜地抚摩着我的头顶，就像所有的母亲对没了父亲的孩子那样，神色幽幽地对我说，你爸已经死了好几年了，是得绞肠痧死的，你知道吗？或许是怕我不懂什么是绞肠痧吧，母亲又特意捂住肚子，做出一个很痛苦的向前猝然栽倒的动作。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所有关于父亲的信息和细节，都来自于那个冬天的夜晚和那盆红红的炭火，以及四处弥漫的烤红苕的香味。父亲唯一活在我心中的印象，就是像母亲模拟的那样，突然捂住肚子，轰然倒地。

事情的真相是由街上的小伙伴们向我揭露的。当时我们家住在井福街上。这是一条不足三百米却很有些岁月年轮的青石板小街，两旁都是些旧板壁老黑瓦的木头房子。它之所以有着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是因为在街口的李家小院里，有一口很出名的古井，无论春夏秋冬不管阴晴雨雪，井水都不涨不落不浑不浊，而且异常的清冽甘甜。于是李家的后人就有了一份特殊的职业：于早晚间将井里的水提汲起来，挑到街上去卖，五分钱一桶，一角钱一挑，还拖长声音唱歌似的吆喝：卖——水喽——卖——水喽——

那时我们井福街有不少店铺，酱油铺、小食店、茶叶庄、裁缝店，形形色色不下二十家，可每天早晨，都是李家卖水人的吆喝声在长长的街巷和长长的寂静中第一个响起。他的声音又响又亮，就像雄鸡报晓似的唤醒了井福街上所有的人。男人打着哈欠吱吱呀呀地开店门，女人用木梳抓着乱糟糟的头发，去叫睡在旁屋的小孩上学。如果小孩赖在被窝里不起来，女人就撩开被子，在他屁股上猛拍一巴掌，说李担水都卖水了，你还不起来，不想上学了？那小孩必定翻身下床，赶急洗脸吃饭，连嘴角上的饭粒都来不及抹掉，就夺门而出。卖水人洒落的清水像两串锃亮的铜钱，散落在石板街道上。小孩抱着自己的小书包，沿着那斑斑水迹，往学校慌慌地跑去。黄昏的时候，当李担水的吆喝声在静谧的夕阳余晖中又一次响起时，那些上学的小孩大多放学归来了，正与我们这些没有上学的小孩们搅和着，在青石板街道上玩耍，或者跳房，或者玩老鹰叼小鸡的游戏。李担水一来，我们就全都停住了游戏，猛吸一口气憋在胸腔里，定定地看着他的嘴巴。待他刚一张嘴喊出一声“卖水喽——”，我们就将憋在胸腔里的气息喷吐而出，紧跟着他吼一声“屙尿喽——”。他再喊，我们再吼。一时“卖水喽”和“屙尿喽”的喊吼之声彼伏此起，不绝于耳，气得李担水不得不放下水桶，提着扁担来追打我们。我们一哄而散，哈哈大笑着往远处奔逃，洒满金煌煌夕阳和清凌凌水迹的老石板街道上，全是我们溅珠落玉般的笑声……

可轮到我上学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小伙伴们竟不让我跟他们站在一起，对着李担水憋足劲喊“屙尿喽”。原因是他们都戴上了红领巾，我没戴。学校不给我戴。学校越不给我戴，我就越是眼热他们脖子下那一细绺红色，特别是他们放学后聚在青石板街道上倒腾着双脚跳绳时，那绺红色在他们胸前欢快跳荡的情景，更是让我痴迷不已。我仿佛看见一团火焰在我眼前燃烧，仿佛看见一片鲜红的旗帜在天空中飘荡！我情不自禁地往他们中间走去。可我刚一靠近，他们就停住了蹦跳和笑闹，一齐指着我喊，不要你跟我们玩，不要你跟我们玩！你爸是特务，我们不要你跟我们玩！那时，我虽然还不懂什么叫特务，但已明白特务就是坏蛋的意思，那是要被拉去游街示众，要被拖到大会台子上批判斗争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说我父亲是特务，我怔了怔，即刻像受到侮辱似的跳起来，大声反驳道，你们乱说！我爸不是特务，不是特务！他早就死了，是得绞肠痧死的！一个高年级的大男孩冷笑着站出来，揪着我的脸蛋鄙夷地说，狗日的你真会说白嘴！你爸明明就关在陈家巷监狱里，还说你爸死了！你爸要不是特务，学校会不给你红领巾戴？我望望他们脖子下鲜艳的红领巾，又低头看看自己空荡荡的前胸，愣了。满街的夕阳陡然隐去，井福街一下就在我心中变得淡了黯了，卖水人洒落的水迹从我脚下伸展出去，死蛇般地僵冷。震惊和愤怒，怨恨和屈辱一起向我袭来，我含着满眼的泪水，转身跑回了家去。

我黑着脸没有跟母亲说话，也没有与哥哥姐姐说话，径自跑进屋去睡了。晚饭的时候母亲来叫我吃饭，我躺在被子里不动。母亲问我咋啦，是不是病了？还拿手在我额头上探摸。我没好气地一掌打掉母亲的手，指着她满面泪水地喊道，你骗我！爸爸没死，爸爸是个特务，关在陈家巷监狱里！母亲惊愕地望着我，好像一个掩藏了多年的秘密终于被人戳穿似的脸色苍白，目瞪口呆。母亲颓然地缩回她的手，跌坐在我的床边上。母亲张嘴想对我说点什么，但又没有说出来。母亲像有什么哽在喉咙里，泪流滚滚。

第二天我没去上学，但也没有待在家里。我连早饭都没吃书包都没背，就跑出了家门，穿街过巷，径直去了城东的陈家巷。那时，我们县城的小孩全都知道陈家巷，知道陈家巷有一座监狱，里面关着很多坏人！我小时候就经常听见街上的大人拿陈家巷来吓唬调皮的孩子，说不学好嘛，把你关到陈家巷去！可无论我怎样调皮，做了多大的错事，母亲都从来不拿陈家巷吓我，母亲总是含着泪耐心地教育我，说你要听话，听话的孩子长大了才有出息，啊？现在我才明白，母亲之所以不拿陈家巷吓我，是因为父亲关在那里，陈家巷是她的伤心地，是我们家里人的忌讳！

当时究竟去陈家巷干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总之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就是想去那里看看。记得那是一个阴郁的秋天的上午，大街小巷的梧桐树叶全都黄了枯了，在已有几分凉意的秋风中晃晃悠悠地落着，落得满地都是，犹如枯卷焦黄的纸页在行人脚下幽灵似的飘荡。我也像个幽灵，在苍凉秋风和纷飞黄叶的裹卷下，鬼头鬼脑地摸到了陈家巷。

陈家巷虽然也铺着青石板，但比我们井福街窄多了，仅能容许一个人挑着箩筐打转身，而且街面异常的破旧，不少石板都断裂了，七歪八斜地躺在巷中间。巷子两边的建筑也截然不同，右边趴着一些低矮的住户和凌乱的杂货铺，左边就是监狱的砖墙了，又高又厚，比对面的屋脊还高，比文庙的万仞宫墙还厚，从巷头到巷尾竟一眼望不到底，顶上还拉着角角叉叉的铁丝网，一看就阴森森地叫人害怕。我仰头看了看那高墙和高墙顶上的铁丝网，不敢在它下面走，赶急溜到对面去，顺着那些矮屋和店铺，怯生生地摸到了监狱门口。监狱的大铁门紧紧地关着，只在它的左下角留了一道小门，微微翕开一条缝。我朝四周望望，见没有别的人注意我，就蹑手蹑脚地摸到了那道小门前。可我刚将脑袋伸进那条窄缝里，还没看清楚里面有些什么，一声厉喝就在我身后晴天霹雳似的响了起来：小崽子，你看什么看！我浑身一颤，回头见旁边的小岗亭里奔出一个挎枪的人，正气势汹汹地朝我扑来，我吓得哇呀惊叫一声，撒腿就跑。我一口气跑过一条大街两条小巷，在萧瑟的秋风和纷披的落叶中撞着了好几个人，自己也跌了七八跤，才跑回了家里。关住房门把身子抵在门后吭哧吭哧地喘气时，我的心还怦怦怦地狂跳不止。中午吃饭，我的手还在抖，几乎连碗都端不住，筷子都抓不稳。下午我依然没去上学，我把自己关在睡房里，用铺盖蒙着脸悲伤地哭泣。最要命的是，这天晚上我竟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被陈家巷监狱抓了进去，与那些坏人关在一起，而那些坏人全是些青面獠牙满脸血污的鬼怪似的人物，他们从四周围拢过来，一齐向我伸出鸡爪般尖利的手，怪叫着要将我开膛破肚，要抓我的心肝肚肺吃！我挣扎着醒了过来，浑身冷汗直流，而裤裆里却是一片臊烘烘的湿热。我尿床了。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到陈家巷去了，有时去东门口的蔬菜公司找母亲，不得不经过那巷口时，我也不敢朝里边张望，总是紧低着头，三步并作两步，赶急跨了过去……

后来我才听母亲说，父亲并不是被公安机关抓的，而是他主动去投案自首的。当时并没有人怀疑他，也没有人在暗地里调查他，他就去投案自首了。我有些不相信母亲的话，一个好不容易才潜伏下来的肩负着神秘使命的特务，会平白无故地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吗？难道他在新社会的感召下良心发现了？觉悟了？母亲说啥良心发现啥觉悟呀，他是吓的，被清匪反霸和枪毙人吓的！我当时还小，不懂什么叫“清匪反霸”，也不懂母亲说的“枪毙人”是什么意思。直到很多年后，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才了解了那段特殊的历史。

我们这座川西小县城是1949年12月28日解放的。因为急于要给进军川西北高原的部队筹集粮草，新成立的县人民政府在没来得及更换乡村一级政权机构的情况下，就于1950年2月上旬，派出大批的征粮工作队，去各乡各镇草草征粮了。结果2月中旬，川西平原的十多个县，就在国民党潜伏特务、溃散军官和袍哥大爷、落后地主以及土匪头子的共同密谋与煽动下，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打死打伤征粮工作队员和解放军官兵无数，迫使各地的征粮工作队不得不撤回来。我们县的叛乱情况尤其严重，各乡各镇的叛匪不仅在乡下烧杀抢掠，还从四面八方啸聚而来，疯狂地围攻县城。进驻县城的解放军180师苦战一天一夜，才打退了叛匪的猖狂进攻。整个叛乱直至1950年秋天才彻底平定。叛乱平息后，川西军区司令部和川西地委即发布命令，饬令各县深入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四大运动，加强社会改造和政权建设。当时仅我们井福街就清出了三个人。一个姓徐，是国民党的上校军官，部队被打散后，带着十几根金条偷偷跑了回来，企图在老家买房置田蒙混下去。他虽然没有参加叛乱，但还是作为反动军官被人民政府清理出来，判了十五年徒刑，送到一百多里外的万家煤矿劳改去了。另一个姓邓，叫邓传书，也是国民党军官，也是部队打散后偷偷跑回来的。但与那个姓徐的不同的是，这个姓邓的格外胆小怕事，刚一开始查他，还没查出多少底细来，他就吓坏了，就在一天深夜独自一人起床，默默地吃了一顿饱饭，喝了一瓶好酒后，背着他的老婆孩子悄悄跑到南桥上去，跳水死了。及至他家里人发觉异样赶来时，只在南桥上捡到了一只他遗落的布鞋。还有一个姓王，具体身份不详，还没有解放就回来了。刚回到井福街时，他还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接触，偶尔在街上露面，也是一副病病恹恹的样子，惹得街坊邻居都在背后议论，他是不是染上了鸦片烟瘾。可2月初的时候，他就突然从我们井福街消失了。当时大家都没在意，可不久后就传来消息，说他参加了叛乱，还当了一个什么别动队的队长，组织敢死队攻打东城门！街坊邻居全都惊异不已，说这样一个风都吹得倒的人，还能去带兵打仗？还敢露出半边膀子，带着人冒着炮火往城里冲？那个姓王的似乎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在被解放军打退后，竟命令他的手下人，放起一把火烧了太平街！尽管他后来逃匿到了虹口的高山密林里，但最后还是被追剿残匪的解放军侦察小分队活捉回来，押到离堆公园的楠木林里枪毙了。

1950年的秋冬时节，整个川西平原从乡镇到县城再到地署，都在忙着召开公判大会，忙着张贴布告，忙着枪毙人。被枪毙的人中，大多是组织发动叛乱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旧军官以及袍哥大爷和伪乡长，当然还有过去横行乡里的地主、恶霸与流氓。常常一毙就是几十人，五花大绑着推到万人大会上宣判后，就在背上插了画着红叉的死标，用军用卡车拉到荒凉的河滩上或阴郁的树林里，砰砰砰地用排枪毙掉。川西平原称之为“打脑壳”或“敲沙罐”。我们井福街有几位老人，至今还能清晰地说出离堆公园楠木林里枪毙人时的恐怖场面：几十个五花大绑的人被按跪在阴森森的树林里，背后执行枪决任务的解放军战士一齐对着他们的后脑勺开枪。枪声一响，他们的脑顶就被纷纷揭飞起来，瓦片似的在空中飞舞，白色的脑浆和艳红的鲜血也随之喷射而出，四处飞迸。整个树林像杀猪场似的血光闪耀，血腥刺鼻……

我父亲也跟着街坊邻居去楠木林里看了这个枪决场面。据我母亲说，我父亲当时就被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差点儿瘫倒在地上。母亲扶住他，问他咋啦？他捂着脸说，我……我晕……我们回……回去吧……父亲回到家里后就病了，不仅发高烧，还打摆子似的缩在被子里不停地哆嗦。母亲以为他去树林里看枪毙人受了风寒，就去给他熬了一碗姜汤。可母亲把姜汤端来时，父亲却没有喝。父亲躺在幽暗的睡房里，上下牙齿磕得地响，那双死鱼般木呆呆地瞪着麻布帐顶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惊惶与恐惧。母亲只得揽起他的头，把姜汤给他灌了下去。可晚上睡觉的时候，父亲又多次从梦中惊醒过来，坐在暗夜里簌簌发抖，身上冷冰冰的全是汗水！母亲点上灯，见他那副噩梦缠身的惊恐模样，就问他怎么回事呀？怎么去楠木林里看了一回枪毙人，就吓得这样？你又不是坏人，你又没去叛乱，你怕个啥呀？父亲瑟缩着身子不说话，一双眼睛惊弓之鸟似的闪避躲逃着。母亲再问时，父亲竟然失控了，突然扑进她怀里，像个孩子一样将脸埋在她的胸间，呜呜地哭泣起来。母亲不觉毛骨悚然，扳起父亲的头问他到底怎么啦？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噢？父亲眼泪汪汪地望着母亲不说话，一副有口难言的痛苦模样。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她那天晚上问了又问，可父亲就是什么也不说，只是将头深深地埋在她怀里，抱着她无休无止地哭泣。父亲隐忍绝望的泪水将母亲胸前的衣服都打湿了。

之后，父亲就再也不肯出门了。父亲成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是躺在床上望着帐顶发呆，就是坐在后院的枇杷树下对着天空出神，外面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吓得惊慌失措仓皇四顾。有一次派出所的摩托车拉着警笛从井福街上飞驰而过，父亲竟吓得从枇杷树下的竹椅上跌落下来，面如土色地惊呼道，完了完了完了。待母亲赶去后院时，只见他浑身发抖，瘫软在泥地上，焦黄的尿水顺着他的裤管流泻出来，洇得满地都是。

父亲在极度的惊惶与恐惧中苦苦地熬着，茶饭不思，寝眠难安，人变得一天比一天消瘦憔悴，精神上也出现了恍惚。大约熬了半个多月后，父亲终于熬不住了。父亲骨瘦如柴地从床上摸下来，犹如一张陈旧枯黄的轻薄的纸片，无声地飘到母亲面前，幽幽地说，你去割点肉买点酒回来吧。母亲惊异地望着父亲，问他平白无故地割肉买酒做啥？父亲不说做啥，只用那双暗淡失神的眼睛绝望无助地看着母亲，含泪说，你啥也别问了，快去吧。母亲心里一紧，还想问什么，但父亲已转身往自己房间走去了。父亲寂然寥落的身影使母亲一下就想到了城外田野里那些被人遗忘的稻草把子，想到了大街上那些落叶纷披的朽旧的梧桐树。母亲怔了怔，赶急放下手里的活计，挎着菜篮子跑了出去。

中午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围着饭桌与父亲吃了最后一顿饭。那时我才一岁多，自然对当时的情景一点记忆都没有，所有的细节都是后来我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其实那天中午，形销骨立的父亲默默地坐在饭桌旁，连筷子都没有动一下，母亲给他倒的酒，他也只是用嘴唇沾了沾，并没有喝下去。倒是哥哥姐姐和我不懂事，一见那香喷喷的回锅肉，就馋涎暴涌，舞动着筷子飞快地抢吃起来。母亲抓起筷子打我们穿梭往来不停夹肉的筷子头，却被父亲阻止了。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让他们吃吧，吃吧。兴许这辈子，他们就在我面前吃这一回了！然后就闭了眼，满面灰烬地坐在饭桌旁凝然不动了。人不动，可眼皮却在动。动着动着，就有两颗硕大的泪珠挂在了父亲青灰死寂的脸上……

那天午饭后哥哥姐姐刚一去上学，父亲就由母亲陪着，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了。直到这时，母亲才知道父亲是个潜伏特务。母亲惊得目瞪口呆，肝胆俱裂，禁不住跌坐在临时拘押室冰凉的楼道上，摇着关押父亲的铁窗门号丧似的哭泣。神色悲戚的父亲也在铁窗里啪啪地落泪。父亲双手抓着铁窗门眼泪汪汪地望着母亲，一副生死诀别的痛苦模样。父亲凄惶地说，我没救了。我对不起你和孩子们。你回去想方设法再……再嫁个人，把……把孩子们带大吧！

据母亲说，其实那天我也去了公安局，是母亲用背裙背着我去的。但让母亲极其不满的是，我那天一直蜷缩在暖烘烘的背裙里酣然大睡，小噗鼾扯得呼呼响，最后还把一泡热尿撒到了母亲身上。母亲气得不行，解了背带猛地将我抓到身前，按在她腿上啪啪地打起屁股来。母亲一边狠狠地打我的屁股，一边泪流满面伤心绝望地哭号，你爸都没了，你还尿，尿！我那时才一岁多，我怎么知道啥时候该尿啥时候不该尿？我在母亲毫不讲理的巴掌下杀猪般地哭叫。母亲见我的屁股上迅速鼓胀起红红的巴掌印，又心疼地一下把我揽进怀里，抱着我呜呜恸哭。父亲看得泪水潸然，拿头直往铁窗门上狠狠地撞着……

我曾问过母亲，父亲究竟是怎么成为潜伏特务的？可母亲说她也不清楚。母亲只记得1949年深秋的时候，父亲所在的北街小学开学还不到两个月，就突然宣布停学了，说是解放军打进了四川，要在成都周围“摆火线”了，让学生回家跟着父母到乡下去躲避战火。作为普普通通的国文教员的父亲，在学校停课断薪的情况下，只得愁眉苦脸地待在家里，百无聊赖地混着。有时实在无聊了，父亲就走出家门，背着双手穿过井福街，独自一人登上西边的玉垒山，去看看古城墙，看看松茂古道，借以解闷。那时，住在玉垒山上的人经常看见我父亲一袭青衫布鞋，孑然地站在残破的古城墙上，望着东面烟锁雾迷的川西平原发呆，眉宇间有一种说不出的郁闷和怅惘。可有一天下午，父亲突然带了个陌生人回来，也不给我母亲介绍是谁，就关在屋里与那个人低声耳语起来。两人说了些什么，我母亲一句也没听清。结果那个陌生人在我们家住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我父亲就拿出二十块亮铮铮的银圆来交给母亲。当时正是兵荒马乱物价飞涨的时节，人们用的都是不值钱的纸币，常常揣一大把出去竟买不了几样东西回来，作为硬通货的银圆几乎在市面上绝迹了。母亲一见那些银圆顿时双眼发亮，抖抖索索地捧在手里，问父亲哪来这么多钱噢？父亲说，你别管，就要跟着那个陌生人走。母亲问他去哪里？父亲看了看站在门外等着的那人，犹疑了一下，说跟朋友去成都做点生意，不然今后你们吃啥？母亲想了想，觉得学校停课断了薪水，父亲跟着朋友去成都做点生意，挣点钱回来贴补家用也好，就缩回身，贴着门框放父亲走了。

那天，井福街上有好几个人看见我母亲穿着阴丹蓝衣服，腰间扎着一张白底碎花的围帕，站在歪斜的门框里，目光悠长地望着我父亲跟着那个陌生人渐渐远去，神色相当的安详。可后来母亲却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她当初要是晓得父亲是去当潜伏特务，她整死都不会放父亲走！别说家里还勉强吃得起饭，就是真的吃不起饭了，她带着我们几个娃娃去讨口，她也不会让父亲去冒这个险，去走这条绝路的！这事一直梗在母亲心里，成了她永远也抹不去的痛。她一生都在懊悔，一生都在念说，有时说到伤心处还跺脚，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层层叠叠地密布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懊丧与痛苦。

但让我母亲感到意外的是，父亲去投案自首后竟石沉大海般没了消息。按当时清匪反霸的声势和我母亲的猜想，父亲就是不被枪毙，也会被判刑，送到万家煤矿去劳改的。可事实上，父亲被公安机关收监两三个月了，我们既没听到父亲被枪毙的消息，也没见开大会宣判父亲。母亲曾悄悄跑到陈家巷监狱去探望，可哨兵不让进。母亲流着泪哀求了许久，哨兵才打电话叫出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那人听我母亲说了我父亲的情况后，皱着眉头想了想，说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就缩回身，哐地关了那道小铁门。后来母亲又去公安局打听我父亲的下落，公安局的人竟一下警惕起来，瞪着我母亲说，你问这干啥？母亲指着臂弯里的包袱，说是给父亲送换洗衣服。公安局的人上上下下将我母亲打量了一遍，突然冷冷地说，你走吧！今后你再也不要来了，用不着你送啥换洗衣服！

母亲的心一下就凉了。母亲恍恍惚惚地走出公安局，恍恍惚惚地回到了家里。母亲一回家，就扑倒在床上号啕大哭。母亲疑心父亲已被他们悄悄杀了。母亲拍打着床板痛心疾首地说，他就是罪该万死，你们也该让我们见他最后一面呀，也该通知我们去收尸呀！这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们今后咋活呀……

从此以后，失去父亲的疑云和悲伤就笼罩了我们全家。母亲就此变得精神委靡起来，做啥都没心没肠的，有时早上一起床就坐在灶足下发呆，把给我们煮饭的事都忘了。去蔬菜公司上班时，她也经常头不梳脸不洗的一副丧魂落魄的模样。母亲一出现在街上，街两边就有人用惊怪的目光盯着她看，甚至还有小孩追着她喊，特务婆娘，特务婆娘！喊得母亲紧低着头急慌慌地赶路，还不时扯起围帕去擦眼泪。至于我和哥哥姐姐在学校里的遭遇，更像臭狗屎一样，不仅没有同学愿意跟我们玩，就是开学安排座位，老师也对我们翻白眼，总是将我们安排到最后面，坐的课桌和板凳也是最破烂的，其他同学根本不坐的！

然而1956年12月一个阴晦的下午，我们家里却突然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让我们去陈家巷监狱接我父亲出来！那时，我已经读小学三年级了，已经长得跟母亲一样高了。我之所以事过多年还能如此清晰准确地记得当时的时间和情景，是因为这年冬天，我们井福街出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又有一个潜伏特务被挖了出来，被拖到离堆公园的楠木林里枪毙了！

这是我们县城继“清匪反霸”之后最为轰动的历史事件。事情既简单又复杂。这年初冬的时候，我们井福街一个丈夫在外工作的女人生娃娃，独自在家坐月子。一个大白天，女人去上厕所，竟听见右隔壁已经几年没人住的小屋里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动。女人起先还以为是老鼠，没在意，可听着听着，女人就觉得不对头了：如果是老鼠，怎么会有隐隐的锅铲的声音？女人便拉起裤子，一边将嘴里叼着的红裤带往腰上扎，一边走到那小屋旁，把眼睛贴到板壁缝上往里面张望。女人竟在那幽暗的小屋里看见了一个披头散发穿着花衣裳的人在蹑手蹑脚地走动，在灶台上悄悄煮着饭吃！女人背皮子一麻，不觉想起了几年前那个凶死的邻家男人。女人吓得魂飞魄散，连裤子都没扎上，就慌慌地跑回了屋里。女人捂住怦怦乱跳的心口，喘息着定了定神，就找出一些香蜡纸钱对着那小屋烧起来，还作揖磕头地向那鬼魂祷告，说我一个人在家做月母子，你可不要吓我，不要吓我噢。可没几天，女人又看见那鬼魂出现在了小屋里，依旧是披头散发，依旧是那身古灵精怪的花衣裳，而且被长长的头发遮掩着的脸孔像纸一样的苍白可怕！女人憋不住了，惊恐不堪地烧了香蜡纸钱后，就抖抖索索地跑到左隔壁去，对那家的老太婆说了撞鬼的事。太婆是很相信鬼神的，叹息着说，他年纪轻轻就死了，还丢下两个没有长大的娃娃，他哪能没有一点记挂噢？然后太婆又安慰女人道，他就是回来看看，他不会害人的。你多给他烧烧纸钱吧。女人哦哦地点着头，将信将疑地走了。

可这天晚上，太婆却在饭桌上给她儿子和媳妇讲了这事。他儿子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媳妇却是我们井福街出了名的长舌妇，第二天一早，她就惊惊咋咋地将事情传了出去。不久，这事就传到了居委会那里。居委会主任是个思想觉悟颇高的积极分子，一听那个无人居住的老屋里竟出现了鬼魂，不觉就想到了几年前那个莫名其妙死去的男主人，顿时就警惕起来，赶急放下手里的事情，跑去向公安局作了汇报。公安局的人是不相信鬼神的，立刻就感到这中间有问题，说不定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就派一个科长带了两个警员，去那个坐月子的女人家里秘密蹲守。结果蹲到第三天，他们就抓住了那个古灵精怪的穿着花衣裳的“鬼魂”。科长猛扑上去将“鬼魂”按翻在地，抓住他长长的头发扳起他雪白的面孔往手电筒光里一照，顿然惊呆了：他就是1950年秋冬之季，被声势浩大的清匪反霸运动“吓破了胆”，从南桥上跳水“自杀”的那个国民党旧军官，邓传书！

“活鬼”邓传书被公安局抓住的消息一下就传开了，传遍了整个县城。当他被公安人员反剪着双手从老屋里押出来时，正是大人下班娃娃放学的时刻，长长的井福街上站满了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人，几乎把整整一个街面都塞满了。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姓邓的还活着，根本没有想到他当年在南桥上摆下一只布鞋“跳水自杀”，原来是骗人的鬼把戏！人们不觉对着“活鬼”邓传书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脸上全是意想不到的震惊和愤怒，甚至还有年轻人情绪激动地举着手臂呼口号，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邓传书！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邓传书！”

那天，我也挎着小书包站在人群里望着“活鬼”邓传书发呆。当公安局的人押着他从我面前经过时，我发现他被揪着头发微微上仰的瘦尖脸上毫无血色，就像传说中的鬼一样白得吓人！而且他的双眼一直紧紧地闭着，你看不出他的丝毫表情和内心活动，你只能看见他那张像纸壳一样苍白死寂的脸，以及他那身古灵精怪的污脏的女人穿的花衣服。后来的几十年间，“活鬼”邓传书这副寂然成灰的死鬼模样经常在我眼前晃动，使我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被彻底摧毁后的绝望与枯寂有了深刻的认识：什么叫僵死之人？这就是僵死之人！

枪决是在一个多月后进行的。在县政府大门前搭台子召开公判大会时，“活鬼”邓传书已经站不起来了，他是被人架到台上瘫在一把木椅里接受宣判的。他像一堆烂肉无力地仰靠在椅背上，长长的头发枯草似的拖到身后，眼睛从始至终一直都阒无声息地闭着。冬日的阳光下，他那张苍白失血的脸孔像墓园雪地似的散发出冰凉的气息。直到宣判他死刑，人们都没看见他动一下，甚至连眼皮的些微颤跳也没有。其实“活鬼”邓传书早已死了，枪决不过是一种消灭的仪式。

上午“活鬼”邓传书刚被枪毙，下午我们家里就接到了通知，一家人在说不出的惊惶与恐悸中，去陈家巷监狱接回了父亲。

2005年夏天，我因为要写一部关于我故乡解放初期大叛乱的长篇小说，由县文联出面，帮我约请了几位离退休老干部进行座谈。会上，我认识了一位操山西口音的老人，他虽已年近八十，但身板却非常硬朗，说话也声若洪钟，震得你耳膜嗡嗡地响，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非同凡响的人物。老人对解放初期叛乱的回忆，特别是对他负责的反特工作的精彩描述，更是让我震惊不已。那天，我几乎放弃了对相关叛乱问题的采访，一味地与老人谈他的“反特工作”。我仿佛看到了一枚深藏不露的古币背面似的兴奋异常，会上没有谈够，下来后我又约他到一家小酒馆，一边喝酒，一边接着再谈。正是与这位老人的“不期而遇”和“促膝长谈”，彻底打破了我几十年的沉默与坚守，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将我父亲的事写一写。

老人姓罗，叫罗定乾，山西太谷县人，是1949年12月28日随解放军180师进驻我们县城的。当时罗定乾在180师任通信连长并兼管密码报务工作。180师不仅参加了我们县的平叛工作，后来还开赴朝鲜作战。但一说起朝鲜作战，老人就情绪激动，就眼泪汪汪地欷歔感叹不已。他说他们180师在朝鲜作战时，竟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全师覆没了！这是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唯一被整师建制围歼的一个重大损失，直到现在我军都没恢复其建制。180师成为我军建军史上一个令人扼腕的痛惜。我一直不知道这事。我回去后查阅了相关资料，特别是在一部记述朝鲜战争的长篇纪实文学里，才发现老人说的全是事实：1951年5月下旬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末期，180师为了完成掩护兵团主力转移和全兵团伤员转运任务，与友邻兄弟部队失去联系，未能及时后撤，竟被五倍于己的美军铁桶般包围了。在后来艰苦卓绝的分散突围中，180师万余官兵只有少数突围成功，而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总损失人数达七千六百四十四人，仅在北汉江中被敌人炮火击中牺牲的官兵就达六百多人，战士们的鲜血把北汉江都染红了。在被美军俘虏的五千余名180师官兵中，包括在敌后坚持打游击达一年之久的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他是朝鲜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官兵中级别最高的。此外，被俘虏的人还有我们县新入伍的战士，他们后来被押送到济洲岛的战俘营关押，饱受折磨和凌辱，直到1953年7月“板门店谈判”成功后，他们才回到了家乡。可俘虏的身份像一块耻辱的印记铭刻在他们头上，让他们永远都抬不起头来，不仅找不到工作，还找不到老婆，大多只能干些引车卖浆剃头之贱事，郁郁一生。

罗定乾不知道当初县上强留他在地方工作，是幸还是不幸？总之他一遇见那些作为俘虏遣送回原籍的180师“战友”，一见他们那种穷困潦倒低人一等的悲戚生活，就禁不住泪水潸然，握着他们的手哽咽难言。作为一个战士，不能与战友们同生共死，我……我心里……我心里难受啦！那天，老人在酒馆里喝酒时，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这样说。老人始终忘不了他们180师，始终忘不了他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友。老人端着酒杯的手不停地颤抖，眼里泪光闪烁。

老人当初之所以被县上强留下来，是因为当时我们县的反特任务异常的艰巨。早在180师进驻我们县城实行军事管制不久，上级保卫部门就给180师发来密电，说在解放前夕，国民党军统（当时已更名为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为了配合蒋介石决意在西南建立反共根据地的政治与军事决策，在成都举办了一个“反共救国游击干部培训班”，在军队和社会上遴选出一百多名优秀青年，进行了包括军事指挥和潜伏破坏的一系列特别训练。后来，国民党的川西保卫战被我军粉碎，这一百多名游击干部和特工人员就遵照毛人凤的指示，秘密潜伏到了云南、贵州和四川各地，伺机进行破坏活动，以扰乱社会民心和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截获的情报表明，蒋介石在离开成都前夕，曾紧急召见毛人凤，亲自与毛人凤研究制定了成都大爆破计划和“fd计划”。成都大爆破计划已被我地下党组织和及时入城的解放军部队成功阻止，但准备在我县实施的“fd计划”却未破获，其具体的破坏内容究竟是什么也不知晓。我方只知道一个代号叫“老熊”的特务已经潜伏到了我县，一经他的上级“春天”与他接头，他就将从“冬眠”中苏醒，就会在“春天”等特务的领导与配合下，开展破坏活动。所以川西军区司令部急命180师密切配合新成立的地方政府，务必在短期内侦破“fd计划”，将潜伏特务一网打尽。虽然当时县政府已经组建成立了公安局，却没有人懂情报和反特工作，于是180师就指派精通密码和情报工作的罗定乾去公安局协助此项工作。结果罗定乾到公安局不到二十天，川西各地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罗定乾立即派出侦察员着便衣四处活动，到茶馆、酒楼和花鸟市场等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秘密打探消息。罗定乾想，既然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旧军官们已经组织袍哥大爷和土匪头子发动了武装叛乱，那个代号叫“春天”的上级特务一定会去唤醒他的下线“老熊”，配合叛乱，进行反共行动。只要他们敢探出头来活动，就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就不怕侦破不了“fd计划”！然而让罗定乾没有想到的是，直到1950年秋天叛乱被平息，他们的侦察员在外面风里来雨里去地跑了大半年，却始终没有探听到有关“春天”和“老熊”的丝毫信息。“春天”不露面，那“老熊”就果真像一只冬眠的熊似的把自己深深地藏了起来，连他的呼吸声你也别想听到，更不要说看见他活动的身影了。

接下来就是清匪反霸运动。公安局长兴奋不已，把罗定乾叫到办公室去，很有信心地对他说，我们要借这次清匪反霸运动，把所有可疑人员都彻底摸查一遍，我就不相信抓不住这狗日的“老熊”！罗定乾面有难色，说他们180师已经接到上级命令，正在准备北上，开赴朝鲜作战，他不久就要跟着部队走了。局长大惊，说这是个难得的破获“fd计划”的机会，你怎么能走呢？罗定乾说，他从抗日战争起，就跟着180师转战南北，他已经把180师当做了自己的家，他离不开180师，他肯定要回去，跟他的战友们一起到朝鲜打击美帝国主义！局长急了，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打击美帝国主义固然是我们每一个战士的光荣职责，但这里更需要你，你在这里发挥的作用更大！罗定乾还想说什么，但被局长打断了。局长武断地说，你啥也别说了，我去找你们师长，你必须留下来！

结果罗定乾就这样经他们师长特批留了下来。十多天后，180师开拔，罗定乾在一片锣鼓声中将他的战友们恋恋不舍地送到了东城门外。罗定乾流着泪向师长敬礼，说我把“fd计划”破了，我就归队，来向师长报到！师长拍着他的肩头说，好的，只要你把“fd计划”破了，我同样给你发军功章！

那天，罗定乾一直敬着礼站在东城门口，目送着他的首长和战友们在苍凉的川西平原上渐渐远去。深秋的风像鞭子似的抽打着他的面孔，他的手始终没有放下来。他保持着敬礼的姿势站在风中默默地流了许久的泪。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与部队最后的诀别！他后来想归队都归不了啦，他像一个完全失去了父母和家庭的孩子，再也回不了家啦……

之后，罗定乾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清匪反霸运动中。他将侦察队分成几个小组，深入到每一条街道，挨家挨户地摸底排查，凡是可疑的人物，都让他们老实交代其历史以及解放前夕的来龙去脉。我们井福街那个姓徐的国民党上校军官就是他们排查出来，送到万家煤矿劳改的。据母亲说，当时我父亲也给他们写了一份交代材料，详细说明了他在学校停课断薪后跟着朋友去成都做生意的经过。母亲记得罗定乾在看了我父亲的材料后，不停地用山西话夸我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还鼓励我父亲出来为新社会工作。父亲谦卑地笑了笑，说他们学校已在着手准备明年春天开课的事了，到时候他会去学校继续教书的。罗定乾是山西太谷县国立中学的毕业生，对老师十分尊重，一听说我父亲明年要去北街小学教书，不觉拉着我父亲的手，高兴地说，好好好，去教书好！现在解放了，我们正需要有文化的人哪！然后就与我父亲坐在后院的同一条板凳上，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并问了我们县城的历史与相关掌故，我父亲都对答如流。两人谈得非常愉快。临走时，罗定乾还邀请我父亲去公安局玩，如果有事需要他帮忙，可直接去找他。父亲连连点头，显得很是高兴，一直将罗定乾送到井福街口，才晕红着脸，低着头慢慢踱了回来。

由此你可以想象，一个多月后，当我父亲被“清匪反霸”那浩大的声势和“枪毙人”的恐怖场面吓得魂飞魄散，茶饭不思，形销骨立，最后终于坚持不住，主动去向公安局投案自首，承认自己就是那个代号叫“老熊”潜伏特务时，作为侦察科长的罗定乾是多么的惊愕和震骇！当时罗定乾正被“fd计划”搞得焦头烂额，他们虽然在“清匪反霸”运动中摸底排查了很多人，甚至将那些发动叛乱被俘的国民党潜伏特务与旧军官全都仔细地审查了一遍，但依然没有发现“fd计划”和潜伏特务“老熊”的蛛丝马迹。犹如清风过野，“fd计划”和“老熊”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在罗定乾的心中飘荡，让他心力交瘁，恍惚如梦。他甚至开始怀疑上级截获的情报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被敌人放的烟幕弹迷惑了？如果“fd计划”和所谓的“老熊”是敌人故布的疑阵，这样一个类似于传说的东西，你怎么去查，怎么去找？你就是累死也查不出，找不到！

就在罗定乾为迟迟不能破获“fd计划”而急火攻心时，我父亲出现了。我父亲刚一说他是“老熊”，罗定乾就惊呆了。他不仅震惊，而且恐惧！他倏地站起来，指着我父亲结结巴巴地说，黎……黎先生，你……你这话……可……可是不能随便说的！

已然形销骨立的我父亲无力地垂下头去，低声说，我不是随便说的，我真的是“老熊”。我那天给你的材料说了假话。我到成都去，不是跟朋友做生意，而是经朋友介绍，去参加了“反共救国游击干部培训班”……

罗定乾禁不住跌坐在办公桌后边的椅子上，冷汗刷地就滋了出来，密密实实地布满了他整个额头。但只一瞬间，罗定乾就回过神来，赶忙挺直身板端坐在了椅子上。这时，他的面色已经变得相当冷峻，可说是一片冰霜。他目光犀利地瞪着我父亲，紧蹙的眉宇间突然就有了一种侦察战士的谨慎与威严。他开始口气严厉地审问我父亲。

姓名？

黎栋梁。

住址？

井福街。

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