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七章《成大事者的修养》（11）

修身为始

曾国藩以他的实际行动向当时的人们表明，官员的基本职责就是勤政，最基本的操守就是忠君。而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以最大的热忱报效自己的国家。曾国藩认为，忠君首先要勤政。这是官员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于心的。通常来说，官员见到皇帝的机会很少，很多官员终其一生可能也见不到皇帝一面。因此，也就很少有机会可以直接报效皇帝。不过在曾国藩看来，一个合格的政府官员能做到勤政就算是报效国家了。在当时，一个官员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没有辜负皇帝的委托。

在勤政方面，曾国藩给当时的官员们树立了榜样。他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负责到底。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算对得起自己以及国家的委任。晚清的官场腐败不堪，曾国藩能够防微杜渐，始终未沾染丝毫的奢靡之风，确实十分难得。

1.忠君首在勤政

正如他的名字“国之藩篱”一样，曾国藩始终以国事为重，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把全部的心血用在了为国效忠上。他的“忠君”不只是一个口号，还体现在他具体的行动中。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忠君呢？显然，忠君并不是时刻为皇帝个人着想。对曾国藩来说，忠君就是带兵打胜仗、平复太平天国的作乱；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曾国藩虽然一直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为国家效力，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1857年，他在写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写道：“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而获咎。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然此只坐不应驻扎省垣，故生出许多烦恼耳。弟今不驻省城，除接见官员一事无庸议外，至爱民、联绅二端，皆可实心求之。”他的这些话是诚心地告诫弟弟，同时也让人们知道了为政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首先，关心民事。百姓是国家之本，万业之基。中国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是以农立国，国无农不稳的理念一直广为流传。所谓的“民”，主要是指务农的农民。之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后期都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暴动，根本原因都在于农民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以致生活失去了保障，最终不得不拿起武器反抗。农民们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不外乎天灾人祸。

天灾方面，如冰雹、暴风、洪涝、大旱和飞蝗等。当这些灾害兴起时，首先会让农业减产、歉收，以致百姓处于饥馑之中。这时，如果国家及时施以救济，就不会出现灾民流离失所、逃荒逃难的情形。因而，对百姓来说，真正的灾难是人祸。要消除人祸，关键在于为政者能否做好本职工作。曾国藩在书信中说的“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是从反面指出官员不该有的行为：不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利，要多为百姓谋福利。在古代，政府官员与百姓有两种关系：一种就是政府有权力向农民征收赋税，一种是有责任引导农民走向更好的生活，让农民感受到国家的关爱。对很多官员来说，他们不会让手中的权力荒废，甚至还经常会过分使用手中的权力。但是在职责方面，能做好的官员就很少。在古代，官员们如果做不好这两点，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在遇到大规模灾难的时候。当时，曾国藩所处的湖南以及江西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曾国藩给曾国荃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太平天国借着农业收成不稳、鼓动大量饥寒交迫的农民起来造反的时候。当时，太平天国就用“天朝田亩制度”笼络了一大批人。而曾国藩也知道普通百姓的重要性。只有让农民有一个好的收成，能够感受到政府在引领他们走向幸福生活，他们才能真正地安定下来。由此，才能从根本上瓦解太平天国运动。

其次，接见官员。从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从事管理他人的事务，只不过管理的对象是官员。在管理人方面，不可能用一个人来管理一大批人，只能是用一批人来管理另一批人。不同部门的官员之间会按照职权进行分工，从而保证整个国家有效运转。

有时候，官员的内部可能会产生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也可能延伸到百姓那里。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曾国藩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在曾国藩看来，自己不希望与别的官员产生矛盾和误会，并且不希望把官场斗争延伸出去。因此，他会经常与其他官员进行交流。多沟通能让彼此增进了解，这会有利于自己的工作。

最后，联络士绅。士绅通常都是地方上的财阀或大族，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势力和地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把持着一个地方的话语权，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对国家的方针或行政措施的施行会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当地的一些工程建设往往都要争取这些人的意见，并获得这些人的支持。这样才能确保政府措施顺利实施，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通常，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事情就好办多了。他们会带动一大批百姓，从而让政府的计划得以在民间顺利实施。

曾国藩在创建湘军时得到了士绅的支持，这让他轻易地解决了粮饷、军械等物资筹集问题。曾国藩的经历表明，勤政并不是简单地完成工作任务，更不是成天在外抛头露脸，而是严格地履行职责，尽忠职守，洞悉民情以解决民间的实际问题。只有做到勤政的官员才能带领百姓走向幸福，才能报效国家。

2.治天下以修身为始，勤政以廉洁为始

在曾国藩那个时代，官员们学的是儒学，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时候的读书人希望通过修身立德实现自己的理想，即天下安定，太平无事。曾国藩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儒家的这些政治主张。在漫长的仕途生涯中，他始终以儒家的修身主张来严格要求自己，把廉洁作为勤政之始，在做到了洁身自好的同时也管好了身边的人。

曾国藩当上官员，尤其是成为湘军统帅之后，能够左右很多人的升迁道路。由此，企图攀附他而向他送礼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但是，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他也只收过一次礼，而且还是事出有因。

那还是在创立湘军的时候。有个叫黄翼升的人在杨载福手下担任哨长，管四五个人，相当于现在的班长。他一路跟随着曾国藩南征北战，因为能力突出，七八年间就由一个小兵头升迁为水师提督。1861年，李鸿章创建淮军，因为手下缺少可带兵打仗的兵将，曾国藩便派了大批强兵悍将去帮助他。当时，黄翼升就名列这些兵将之中。在李鸿章建设的水军里，黄翼升照例担任水师提督，掌管着一个团的水军。当李鸿章的水军建成后，他便成了李鸿章的得力助手。

在李鸿章把淮军建设得相当完善时，曾国藩正在统筹安排围攻太平天国。出于作战考虑，他需要一大批有能力的将领。鉴于黄翼升有能力，他想把黄翼升调回来。为此，他专门同李鸿章商量。但是在李鸿章那里，日常事务和水军根本离不开黄翼升。因而，虽然恩师几次三番地想要调回黄翼升，他都没有答应。曾国藩与李鸿章因为这个问题弄得相当不愉快。对黄翼升来讲，一个是自己的伯乐，把自己从一个小小的哨长培养成了水师提督；另一个则是现在重用自己的上司，对自己的恩情丝毫不比伯乐少。因此，黄翼升本人也进退两难，迫切需要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期间，正值曾国藩夫人的寿诞。黄翼升夫人就带了一对玉器和一些明珠前去贺寿。她当着所有嘉宾的面请求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能答应了黄夫人的请求，并且收下了礼物。事后，曾国藩对收礼这件事十分愤怒，并且认为这破坏了自己为官以来的一贯作风，本想把礼物送回去。但是转念一想，这个小小的问题正好化解了他与李鸿章之间激化的矛盾，不仅有利于黄翼升的仕途，还能够缓和湘军和淮军的关系，对国家的益处更大。因此，曾国藩打消了退礼的念头。

从这个唯一一次收礼的特例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十分重视修身和廉洁自律。正是因为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他才能够有服众的威望，才使得湘军在前线拼杀的时候自己的大后方能够安定并且能够得到后方源源不断地支持。有人说战争拼的是士兵、消耗的是经济，其实只有真正指挥过战争的人才明白，战争归根结底打的是民心。只有能够让百姓过上好生活、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为前线赢得更多的军需物资和后勤保障。曾国藩认为，要赢得民心，前提就是官员和兵将们拥有良好的品德、素养。这种素养就是通过修身而来。

在修身方面，曾国藩不仅以身作则，还要求自己的属下也要做到这一点。他的手下有一员名将叫鲍超，当时与多隆阿并称为“多龙超虎”，有着“湘军第一猛将”之名。不过，鲍超这个人虽然打仗很在行，但缺点也很多：首先，鲍超没有读过书，统帅能力不足；其次，鲍超为人比较狂傲，喜欢夸耀自己；再次，鲍超对部下的要求不严，手下并将的素质比较差；最后，鲍超为人比较冲动。

曾国藩认为，这几点中，书读得少以及对部下管理不严都容易解决。鲍超虽然书读得少，也不会写字，但是他头脑灵活，能够及时变通。民间传言，有一次鲍超的军队被围，亟须友军帮助。但是，鲍超因为不会写字，所以没有办法像别人那样写求援信。他想画图求救又担心曾国藩看不懂。看到军旗时，鲍超突然灵光一闪，在纸上写了个“鲍”字，然后再画了个圈把“鲍”字围上，这就代表自己被围住了。当曾国藩看到鲍超这封独特的求助信时立刻就明白了：鲍超需要帮忙了。

曾国藩知道，士兵的主要问题在于贪生怕死，每到打仗的时候都想着逃跑。鲍超为了督促部下勇于作战，就特意给他们恩惠，在战争胜利后对他们比较放任。因为他有这些缺点以及喜好夸耀、易冲动，曾国藩就格外关注他。平时，曾国藩经常敦促鲍超下决心改正自己的各种缺点，即便鲍超出去作战，他也时时关注着他。在追缴捻军的时候，刘铭传的军队曾经与鲍超的军队驻扎在一起。那时，曾国藩经常向刘铭传打听鲍超在驻地的表现及行为举止。比如，他有没有穿着黄马褂到处炫耀，有没有逢人便显摆自己此前的功绩。

从曾国藩对鲍超的关注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十分注重管理下属，非常重视让部下提升自己的个人素养。

的确，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素养关乎一个人的心胸和眼界，关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最终关乎一个人的成败。一个有着良好素养的人，必定能成为受人敬重的人。对官员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曾国藩以儒家的修身主张严格地要求自己、教导别人是有道理的。

3.为官之道在于勤

曾国藩指出，为官之道在于勤。怎样才能做到勤呢？他说道：“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迹通。”他认为，只要做到这“五勤”，天下就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下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五勤”。

首先是身勤。曾国藩十分推崇父亲早睡早起的修身之法，一直把早睡早起作为自己的养生准则，甚至在军队里也一直这样做。在初建湘军的时候，军官每天早上都必须一起开早会、吃早饭，这就相当于一种碰头会。然而，将领们普遍无法适应这种需要早起的早餐会议，没有实行几年就撤销了，只有曾国藩本人一直保持着早起的习惯。他每天早晨起来之后都要亲自巡查军营周围的情况，以确保军营以及军营周边一切正常。然后，他会监督士兵们的日常操练，确保士兵们都能够定量完成训练任务。只有在监督士兵操练完以后，他才会返回自己的营帐，开始批阅各种文件，与将领商讨相关军务。除了要忙这些分内的事务，他还把自己剩余的时间用在阅读史书、兵书上，他一直在不断地提高自己。当时，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时局艰难，惟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

曾国藩之所以这么费心费力，是因为他知道建立湘军之后自己身上的担子一下子变重了很多。湘军将士们的未来需要自己谋划，清朝的百姓能否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自己。因而，高度的责任感让他养成了勤劳的习惯。

其次是眼勤。从某些方面来说，从政是一门与人打交道的艺术。上下级、同级之间都需要合作与交流，此外，官员也需要经常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百姓沟通交流。因此，从政者需要一定的沟通技巧。人是一种复杂的能够判断形势、趋利避害的社会个体，这决定了人有“多变”的属性，所以沟通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一般而言，从政者往往希望能够不断升迁。为了升迁，有的人难免会采取对上司说谎话、给同僚挖陷阱的手段。所以，识破这些手段需要你具有独特的“眼光”。

曾国藩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眼睛。无论是他的识人之术，还是用人之术，最终都归结为“识人”的艺术。他所说的眼勤，就是经常观察别人的举止言行，从而更全面地了解一个人，不至于被其表象迷惑。

再次是手勤。曾国藩指出，手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己要勤于收拾东西，尤其是容易遗忘的东西更要及时收拾；二是要勤于做笔记。这两方面的手勤，分别是就“修身”和“克己”而言。他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随手收拾东西，就属于从一点一滴上根除自己的惰性，从而让自己脱离懒人的范畴；而勤做笔记，则是他自入仕以后一直保持着的用来克服懒惰的习惯。这是他从唐鉴那里学来的。

29岁那年进入翰林院后，曾国藩一度把精力放在读书上，他研究过学问。但是，因为缺乏指导而一无所成。有一次，大儒唐鉴从外地调任京城大常卿，道光皇帝专门带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一大批人前去接见。由此，曾国藩知道了唐鉴这个人及其深厚的文化修养，也就有了后来拜师的行动。

曾国藩拜见过唐鉴之后，立即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唐鉴就向他介绍了朱熹所著的书籍。于是，他就遵从唐鉴的建议开始研习程朱理学，并且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家的经世之道。同时，唐鉴还建议他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每天以此来反省自己。在那之前，他的脾气相当不好。接受了唐鉴记日记的建议后，他开始慢慢地改变了。只要自己发脾气，他就在日记里记下来。在唐鉴的教导下，他受益良多，也变得越来越优秀。后来，他写出了“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的话，这里的镜海先生指的就是唐鉴。

曾国藩认为，无论是在修身上，还是在治学上，多动手都有很大的好处。现在，许多老师还经常教导学生“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也正是这个道理。

再次是口勤。相对于眼勤来说，这是一种更主动的行为方式。

口勤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眼勤可以让人更清楚地了解一个人，可以让人观察到属下或者同僚的问题。要解决问题，那就需要用到自己的嘴巴。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化解同僚之间的冲突。这就是语言的魅力。所以，要想有好的口才，你需要勤加练习。

在教导人才方面，曾国藩曾经说：“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做任何事，一个人更不可能在接触到一个工作之后就立刻熟悉它，立刻就能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漂漂亮亮的。这些才能都是需要培养的。政治家善于培养优秀的下属，善于督促部下做好自己的工作。

最后就是心勤。曾国藩小的时候的资质相当平庸，但就是这样的曾国藩最终却成才了，还在晚清建立了很大的功勋。这样的人确实让人敬佩。此外，曾国藩一生的文字作品也十分丰富，写下了让许多后人爱不释手的《曾文正公文集》。一个政治家，平时那么繁忙，为什么还可以写出长篇累牍的优秀作品。其实，他的诀窍就是“心勤”。

人的天资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成败。天资就像一个人在马拉松比赛开始时获得的一点小小的优势。这种优势对个人来说有用，但是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取得最终的胜利。在人的一生中，真正能够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得最终胜利的是“勤奋”。对政治家来说，一颗勤奋的心可以帮助他赢得最终的胜利。

在所有的勤奋中，“心勤”是最最重要的一点。身勤、眼勤、手勤、口勤都是一个人勤劳的外在表现，只有心勤才是这个人的内在特质。心性上勤奋的人会主动思考自己的不足，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才干，让自己快速成长起来。在做事时，心勤可以让人主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减少出差错的几率。这是曾国藩从一个“笨人”成长为中兴名臣的关键。

曾国藩提出了“五勤”并且终生践行。他因此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取得了不凡的人生成就。这五点是任何职业的人都可以借鉴的，正如他本人所说：“一勤天下无难事。”

4.以天下之心行忠君之事

曾国藩平步青云和以文入武的不凡经历体现出了他的心志——忠。他忠于朝廷、忠于事业，忠于志向。一直以来，他都有着兼济天下的抱负和匡扶天下的决心。他曾立志道：“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从他的实际言行和所立的志向中可以看出，他的为官之道实质上就是以天下之心行忠君之事。

曾国藩以天下之心行忠君之事，主要体现在一点，就是他以国家社稷为重，不挟一己之私，坚守自己的行事准则。我们可以从与他有关的一些事例中看到这一点。

其一，直言。说别人的好话，十分容易；说别人的“坏话”、直截了当地指出对方的缺往往很艰难。在当时的官场，大多数人说话喜欢拐弯抹角，害怕一言不慎就得罪了别人。但是，曾国藩不苟合于时世，敢说“坏话”和实话。

早在担任礼部右侍郎时，曾国藩就写过一封奏章，揭发太平天国运动背后的社会问题。在奏章中，他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清政府的几个弊端：

（1）官员贪婪腐败，以致越来越多的人转变成盗匪；

（2）是非不分，法令难行。“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