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六章《成大事者的修养》（10）

知人善任

曾国藩带兵打仗的本事很一般，曾有人这样评价他：“用将则胜，自将则败。”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大的功绩——不仅平定了太平天国，还为满清王朝培养了一大批良臣猛将，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用人。曾国藩曾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无论是海军将领杨载福、彭玉麟，还是鲍超、刘铭传，他们都是从普通百姓或者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巡抚、提督的。在曾国藩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湘军出身的提督、巡抚占了全国督抚的一大半，而抚镇以下职务的湘军将领也有很多。

曾国藩在用人方面曾经列出了四个关键词：“广收、慎用、勤教、严绳。”用人是一门艺术，而这门艺术的关键就是用人之长而避人之短。曾国藩很明白这个道理。任何人都有他的长处与短处，磨砺掉短处，发扬其长处，让其最终成为可用之才，为己所用。

1.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

一件真正的大功业，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的；一个严密的组织机构，也不可能由一个运营。由此就有了职责上的分工，有了上下级之别，体现出来就是从属关系。只是，从属与从属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例如，好的从属在领导还没考虑好问题之前，他就能够提前想到，从而为上级减轻工作负担；而一个不合格的从属，自己的分内工作不仅做不好，而且还有可能因私心过重而时刻想着给领导“埋地雷”。因此，“用人”就成了所有要务中的重中之重。

长期的官场和军事斗争生活让曾国藩积累起了丰富的用人经验。其中一点就是：“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他把用人细分为了“办事”“用人”和“知人”三个方面，他对这三个方面都有相当独到的理解。

曾国藩在建立湘军之后，开始广招贤才，对各地有才能的人都礼遇有加。有一次，他带领湘军到了一个地区，听说当地有一个奇特的读书人。他有一个本事：字写得又漂亮又整齐，而且速度还快，每天能写四五万字之多。听了这个消息，他十分欣喜，专门派人把那人请到军营之中和自己见面。见了面之后曾国藩才知道，那个人确实如传言所说，写字又快又好。不过从言谈举止上看，他确实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但是曾国藩还是专门聘请了这个书生，让他做自己的幕僚，而且给的薪金比通常的武将以及幕僚还要高。这就使得那些武将以及幕僚们大为不满，一个只会写字的人凭什么赚的钱比他们还多？曾国藩这样回答他们，他每天需要批阅的公文以及呈递给上级的奏章数也数不过来，而这样一个人正好能够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他看来，这个书生能值那个价钱。

最初建立湘军的时候曾国藩就考虑过士兵的来源问题。按照清朝的征兵制度，很多士兵都是从兵户家中被选拔出来的。所谓的“兵户”就是像大家熟知的花木兰替父从军那样，世代从军的家族。这种制度是以前各朝代募兵制度的一种延续。因为兵户家族需要满足朝廷的征兵标准，所以他们平时很注重训练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具备基本的武艺以及军事知识。这种制度让军队的兵源有了质量保证。但是到了清朝中后期，兵户数量以及兵户质量都在快速下降，完全满足不了当时的征兵需求，这就使得曾国藩把士兵的来源扩展到了农户那里，把士官的来源扩展到了读书人那里。因此，当时就有人说湘军是一群“农民”和“书生”。

通常，曾国藩在收复太平天国占领的土地后会任命自己手下的将领担任当地的主官。但书生带兵以及处理政务存在很大的弊端。那些书生气过重的官员不太擅长治理刚刚收复的失地，因为那里还有很多太平军残留，仍旧不太平。

曾国藩很清楚这种弊病。为此，在委派自己部下处理地方事务时，他就会这样教育以书生身份担任主官的部下：因为你是一个书生，所以我不担心你拥兵自重，独断专行。书生每遇太平天国余党等案件时都喜欢详查后才处理。这样做明显不行，现在我赋予你决断生死的权力，你可以大胆地治理当地的风气。

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他任命的那些书生主官大多可以把事情做好。他们会采取有效措施迅速稳定当地的局势，从而为湘军作战提供稳定的后方保障。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性格。一般而言，能力越强的人也就越有个性。虽然能力强的人处理问题会更高效，但是他的个性可能会为自己招致一些麻烦。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因此，在用人方面他十分小心谨慎。对自己可以直接管辖的下属，他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自己可以随时给其提供建议，纠正其失误的地方；但是对那些需要远离自己去某地任职的下属，曾国藩一定会小心地培养他。例如，曾国藩有一个得意门生李鸿章。在他真正远离自己之前，曾国藩就曾特意磨砺过他。

李鸿章于1845年拜入曾国藩门下。那时，曾国藩还在翰林院任职。李鸿章的父亲与曾国藩属于同榜出身，十分仰慕曾国藩的才学。因此，当李鸿章进京等待参加科举考试时，他就要求李鸿章在京期间跟随曾国藩学习。李鸿章在曾国藩处学了一年有余；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以后便投入了曾国藩门下，学习各种经世之学。

1858年，曾国藩攻占九江，这让李鸿章看到了希望。在这之前，李鸿章曾经有过四五年的团练经历，而且他也取得了很多胜利，已经升任为按察使。无论是在带兵经验还是在作战经验上，他都有了深厚的积累，只是因为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他才因“丁忧”去职。

本以为凭借自己与曾国藩的师生关系，以及自己带兵的经验，曾国藩会立即重用自己。没想到进了曾国藩的军营以后他才发现，曾国藩一直借口军务繁忙而回避自己。苦等了一个多月后，李鸿章终于忍不住了，请求自己在军营中的好友帮忙去说情。曾国藩十分了解自己这个学生的秉性才学，知道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为人太过孤傲，而且书生意气甚重，需要大加磨炼。当时，那个幕僚深知曾国藩的这个心思，一再苦劝曾国藩，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应该让李鸿章来帮忙，并且说：“这些年，少荃已经经历过很多挫折和磨炼，少了很多少年意气。不妨让他试一试。”曾国藩这才同意让李鸿章从自己的幕僚开始做起，一方面看看他的心性，另一方面让他熟悉熟悉湘军的军事情况。

当时，曾国藩军营里实行的是一种早起汇报、一同吃饭的制度。这种制度起源于曾国藩父亲的养生之道，曾国藩非常推崇并把它带到了军营。但是作为军事人员，无论是将领还是幕僚，都很难做到早睡早起。当时，晚睡已经成为军队的常态。军营里的将领们虽然也觉得早睡早起很困难，但还是坚持准时参加曾国藩的早饭会议。刚到军营的李鸿章却不行，做不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因不想起床而谎称自己患病，但是曾国藩接连数次派遣人员来催，李鸿章只能披上衣服去参加早餐会议。等李鸿章到了餐桌以后，大家才一同吃饭。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曾国藩也没有说什么，气氛相当凝重。吃完饭之后，曾国藩板着脸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成了我的幕僚，那我就要告诉你一句，我这里崇尚的就是一个‘信’字。”说完，曾国藩拂袖而去。

曾国藩为了培养李鸿章，不仅对他十分严格，还要求幕僚里能言善辩的人不断地与李鸿章辩论，挑他的毛病，意在削减李鸿章身上的锐气。1860年，曾国藩思虑再三，最终决定委派李鸿章独当一面——组建淮军，处理上海方面的防务。李鸿章也迅速从一个幕僚成长为与湘军中的曾国荃、左宗棠并列的巨头。最后甚至接替曾国藩，成为大清朝的顶梁柱。

在曾国藩看来，办事是目的，用人是关键，知人是基础。只有知晓一个人，才能不断地培养他，帮助他克服身上的缺点，从而让他能独当一面；只有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让其胜任自己的职位，有效地解决问题。

2.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

在谈到用人时，曾国藩提到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广收”。他的麾下有罗泽南、左宗棠这样的文人，也有彭玉麟、杨载福这样的义士，还有丁汝昌、李世忠这样的降将，更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这样的理论家，另外还有塔齐布这样的满族武将。可以说，他在用人方面一直在努力贯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原则。

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都有限度，在做事情的时候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也正是现代社会分工的原因。不同的人专职不同的事情，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人员来做。如今在工作中，这已经成了一个大家普遍遵循的准则。曾国藩同样是这个准则的遵循者。他所使用的人员，可谓形形色色。其中，塔齐布这个满族武将进入湘军是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曾国藩建立湘军以前，朝廷里满族和汉族官员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在军队里，满汉冲突十分严重，无论是八旗兵与绿营兵之间，还是满族将领与汉族将领之间，矛盾都十分突出。但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位名叫塔齐布的满族人仍被曾国藩委以重任。

塔齐布起初在火器营中当士兵，而后被提拔为基层军官，之后调到了长沙绿营，担任中层将领。曾国藩在湖南通过团练组建湘军的时候与当地的绿营军之间有过交流，双方士兵每五天都会在一起进行共同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曾国藩发现，绿营军并不像传言说的那样腐败不堪，有好几个营的士兵，素质都相当不错，其中塔齐布所带领的那个营尤其优秀。每次共同演练的时候他们都能准时到场，而且塔齐布本人穿着干练的衣服、草鞋，亲自为士兵做示范。这让当时手下所有军官都是书生的曾国藩眼前一亮。曾国藩的队伍里并不是没有会武艺的将士，但是真正有训练军队经验的人却相当少。像塔齐布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无论是个人勇武，还是带兵训练，他都表现得十分厉害。因此，为了与塔齐布交好，他特意在上给朝廷的奏章里赞美塔齐布的实力，这让塔齐布当上了将军。之后，他成功地聘请到了塔齐布和其余几位优秀的绿营军军官到自己的团练中担任教官。

之后，曾国藩更是直接向朝廷推荐塔齐布，让他担任二品协副将。对塔齐布来说，这就是一飞冲天，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下子从一个小兵头头成了省级的将领。得到曾国藩的重用以后，塔齐布也不遗余力地为曾国藩和湘军效力。在湘军取得大胜获得朝廷嘉奖之后，曾国藩专门打制了五十把腰刀，用来奖赏手下的将领。他按照功绩大小排出一个顺序，把第一把腰刀赏赐给了塔齐布，并当众宣布说：“训练湘勇，劳绩卓异，攻城略地，连战连捷，塔齐布乃湘勇中第一功臣。本部堂赠你第一号腰刀。”

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水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到水军，就不得不彭玉麟这个人。彭玉麟是湘军水军的创建者，更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但是在遇到曾国藩之前，他完全没有水上作战的经验。

1850年，因为当地发生农民起义，彭玉麟曾经跟随军队进行平定，取得了一些战功，被授予蓝翎顶戴。但是他没有接任，而是回到乡下做了一个账房先生。曾国藩随老师拜访王夫之的后人时谈到了创办水军的问题。当时，在场的人就提到了彭玉麟。

曾国藩想创建水军，并不是一时兴起。在建立团练之初，经验丰富的江忠源就曾经对他说过水军的重要性。因为当时长江水域一直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下，无论是作战还是交通，湘军都很被动。而太平天国在曾国藩此次拜访之前，更是凭借水军占领了武汉的部分地区，这就使得曾国藩认识到了水军的重要性。但是，当时他的手下能够打水战的只有杨载福一个人，水军建设还需要招纳贤才。

彭玉麟虽然自身没有水军经验，但有一本家传的《公瑾水战法》，而且他的父亲也曾经领导过水军作战，因此曾国藩决定见一见彭玉麟。一番交谈之后，他发觉彭玉麟没有丝毫轻狂之举，而且对自己的能力也十分清楚，完全和当初三国的周瑜一样。于是，他决定委任彭玉麟训练水军。

正是因为敢于启用处于乡野之间的彭玉麟，曾国藩的湘军才得以壮大，并逐渐控制长江流域，从而破坏了太平天国顺流而上将清朝版图一分为二的战略布局。

曾国藩不仅聘用拥有陆军、水军等军事才能的人，还十分注重招纳在其他方面有专长的人才。尽管他是一个传统的文人，本身奉行的是以保守著称的程朱理学，但是他本人的思想并不保守，他的眼界并不狭隘。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他辨别一个人才时也是从国家的层面出发。曾国藩读书时本名叫曾子城，按照当时孔孟颜曾的排辈（以儒学为国学的历朝历代都会给孔子、孟子、颜渊、曾参几位代表人物的后人排辈），曾国藩的族名应该叫曾传豫。在考取进士以后，曾国藩看到了国家内部腐朽的一面，他也知道外部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于是以“国之藩篱”之意而取“国藩”为名。

一个国家不可能仅仅依靠政治、军事两方面来运行，在思想文化等理论层面同样需要发展。不仅是与太平天国作战，在与拥有巨舰大炮的西方列强们打交道时同样需要懂得西方知识的学者。李善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曾国藩眼帘的。李善兰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理学家和植物学家，虽然李善兰有很多名号，但是在曾国藩那个科举年代，这些名号都是不入流的学问。这些人一般都只能到上海洋人开办的机构或者地方私人开办的场所任职，一般难以得到官方的重用。

随着湘军队伍越来越大，曾国藩在朝廷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国家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大。登上高位后，他的眼界也变得越来越开阔。当在征讨太平天国的战争占据绝对优势后，他开始考虑如果彻底改变国家的面貌。而“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师夷长技以自强”就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于是，他就开始重用掌握西方知识的人才。当时，他聘任了李善兰。在李善兰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以后，接连向他介绍了著名化学家徐寿、著名的数学家华蘅芳。随后，在这三人的大力举荐下，他又接纳了具有以商兴国思想的容闳。

李善兰等人在安庆内军械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曾国藩直接批准了他们大量传播西方文化知识的请求，翻译和印刷了大量科技文化方面的书籍。例如，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大量印刷的。

正是在曾国藩毫无偏见的大力支持下，李善兰、容闳等这些掌握西方文化、思想和先进技术的学者得以放开手脚将西方的文化技术引入中国，同时，他们也让自己有了用武之地。

曾国藩在用人时不存有任何偏见，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爱才惜才，知人善任。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事业上的成功，就是缘于用人的成功；他用人上的成功，就是缘于“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

3.施恩要讲究技巧

在笼络人方面，赏赐以及施恩是领导者的重要手段之一。每一个领导者都了解“恩威并重”的含义，只是真正到施行的时候有些人不一定可以把握好度。不同的人往往会在相同的事情上采取不同的手段，也就造成了不一样的结果。同样是施恩，懂得方法的人可以让被施恩者心怀感激，从而更加用心地工作，激发自己的潜力；而施恩方式不对的人却会让被施恩者认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好处，从而在之后对劳动报酬的要求越来越高，以致不给好处就不干活，甚至提前谈条件。从某些方面来看，“施恩”确实是一个技术活，只有真正掌握了这个技巧，才能真正让组织内的人员团结一致、热心工作，才能激发下属人员的潜力。

曾国藩就是一个懂得如何施恩的人。在开始训练湘军时，他就知道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水军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为此，他十分重视水军建设，经常把一半的时间用在陆军的建设和训练上，把另一半的时间用在水军的建设和训练上。但是，在他的手下中，除了杨载福和彭玉麟这两个人之外，再没有什么出色的人懂得水军了。

有一次曾国藩去水军监督训练，正好碰到一个士兵来向彭玉麟报告意外情况。原来，在他们的水军训练区域，有一股水匪抢夺了他们的军粮。曾国藩以及彭玉麟一听，大为惊异。这还得了！一伙民间的流寇居然敢抢夺受过正规训练的水军的东西，而且还就在驻地旁边。于是他随彭玉麟一起前往出事地点察看。

到了出事地点以后，曾国藩就见一艘民船已经被七八艘水师战船围住了。民船上装满了大包大包的麻袋，据旁边的人说，那些就是湘军的军粮。正在组织士兵对民船和水匪进行围堵的将领见到了曾国藩和彭玉麟，在获得许可之后，马上让士兵跳到民船上去争夺民船的控制权——首先要保证军队粮食的安全，然后再缉拿水匪。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看上去这是十分轻易就能完成任务，实际上那几个士兵竟全被打下了水。这让杨载福和彭玉麟感到在曾国藩面前丢了大脸，最后两人加派了一些士兵，并且杨载福也亲自参与了战斗，才将那些水匪全部抓住，保住了民船上的粮食。

曾国藩观看了水匪这些人抵抗湘军水军的过程。他发现，水匪中有一个人在民船上把自己这边派出的十几、二十个士兵都打下了水，充分证明这伙人尤其是那个领头的人不一般。不过，他不但没有厌恶那个领头的人，反而有了收服他的打算。于是，他下令将那个领头的人带到自己面前。经过问询他了解到，该人叫申名标，以前在关天培的水军里当过把总，对水战十分熟悉。了解这些情况后，他决定收服这个人。不过，他知道这种由兵入匪的人脾气秉性不好，如果管理不好在军中就是兵油子，而且还可能带坏一大帮农民出身的士兵。因此，他决定在收服申名标之前先去去他身上的匪气。

曾国藩首先以大胆抢夺军粮为名，声称要严加惩处申名标等人，甚至要杀了几个带头的土匪。杨载福却知道湘军水军的基本情况，而且也知道曾国藩的心思。既然曾国藩已经唱了白脸，他紧跟着就唱起了红脸。杨载福就说：“大人，虽然申名标偷盗、强抢军粮，罪行深重，但是他们刚才也说了，主要是因为最近湖南不稳定，以致他们都找不到事情做，没有了衣食来源才出此下策。关天培将军的士兵在素质上还是可以保证的。而且我们正是用人之际，还请大人能够破例准许他加入水军。而且用人在于用其长、避其短，这个人在我手下一定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曾国藩于是对申名标说：“你要知道，像抢夺军粮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在官府那里都是死罪，知法犯法则严重。本不应该让你进入水军，但是看你有报国之心、身有报国之力，看在杨将军的面上，就破例一次。在我军里，你要好好做事；如果劣习不改，那就只能军法从事。”就这样，申名标就成了湘军里的一员，并把关天培水战的一些经验带到了军队里。

对申名标的处理，曾国藩用的就是施恩的办法。而且还是一个人唱红脸，一个人唱白脸，从而既重用了申名标，又去除了申名标身上的匪气。如果没有旁人搭帮，无法一个人唱红脸、一个人唱白脸时该怎么办呢？曾国藩对陈国瑞的处理则表明了他在无人搭帮时的处事态度和方法。

陈国瑞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而后开始投向清朝，在曾国藩大力抗击太平天国时，陈国瑞归僧格林沁管辖。僧格林沁这个大清王爷本身就是武将，很会带兵打仗。他是满清唯一一个身为王爷却仍然亲自提刀上战场的人。因此，跟过僧格林沁这个动不动就打骂部下的王爷，陈国瑞身上缺点很多，欺下媚上是他的典型作风。

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被安排到山东与僧格林沁一同剿灭捻军。当时，僧格林沁因为误中捻军的奸计，在曹州被捻军重重围住而丧命，陈国瑞因此失去了靠山。

当时，曾国藩率军在山东剿捻，刘铭传所部与陈国瑞所部驻扎在一起。在安庆内军械所成立之后，湘军的武器逐步西洋化，刘铭传军配备了大量的西洋长枪。陈国瑞十分羡慕刘铭传军队里的洋枪，因此趁着刘铭传不在军营，率领亲兵冲了进去，杀死了前来阻挡的几十个湘勇，随后带着三百多支洋枪以及虢季子白盘“凯旋而归”。

刘铭传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主儿，在没当兵之前，他父亲还不起债务，被当地财主逼迫下跪，刘铭传认为他父亲受了侮辱，就直接找到那个地主，用对方的短刀把他杀死，并割下了他的头颅。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勇武且受不得委屈的人。自己的士兵无故被杀、国宝无故被抢，他要是还能无动于衷那就怪了。因此，刘铭传带着几千士兵直接攻向了陈国瑞的大营。

陈国瑞的实力根本比不过装备了洋枪的刘传铭，结果陈国瑞一方被杀了四五十人，随后双方结束了战斗。刘铭传找到自己的洋枪之后就开始索要虢季子白盘。陈国瑞本来就是个粗人，当初之所以连虢季子白盘一起抢，也是因为看着这个东西稀奇，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回到营里之后就把它放到仓库里了。但是，陈国瑞这次受了刘铭传的气，从心底里就不愿意合作，因此硬挺着不说。结果被刘铭传饿了三天，最后只能屈服。

受了委屈之后，陈国瑞认为自己完全占理，于是连夜跑到曾国藩那里去告状。谁知道刘铭传早就把整个事件的经过写信告诉了曾国藩。因此，曾国藩面对陈国瑞满口脏话的狡辩之词，根本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