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五章《成大事者的修养》（9）
雅量大度
无论是从政、从军还是从事其他的事务，只要运作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从单纯的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战术层面强调的是某个局部领域，而战略层面则上升到了全局。从全局考量是战略性考量的特点，更是战略决策的重点。曾国藩给一般人的印象是，智商不高、行动迟缓，有时又过于固执。他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屡战屡败似乎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让人们一时大感不解的是，曾国藩最终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可以用一句俗话来解释：他没有小聪明，有大智慧。因为曾国藩的失败是属于战术层面上的。在战略层面上，他始终高人一筹，始终能做到不为突然的利益冲昏头脑，也不会为面临的困境而迷惑心志。
正是因为有了战略眼光，曾国藩才能够正确认识现状、抓住机遇，不被一时的失败击倒。同时，他也练就了多谋善断、遇事时当机立断的能力。由此，他就能从局部失败中勇敢地站起来，逐步走向成功。
1.不失时机，多谋善断定决策
在研究曾国藩带领湘军作战这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曾国藩是稳扎稳打、迂腐守旧、乏于变通的人，是“拙”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一个从出生到死亡始终保持“拙”的人，是不可能到达人生顶点的。由此，也就不能用“拙”来评价曾国藩。相反，应该这样认为，真正拥有大智慧的人，他平常表现出来的“拙”其实是大智若愚的表现。曾国藩以他的成功证明了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曾国藩的“拙”，表现出来是静。当这种静转化为动时，实现上就是在展现智慧。动静之间的智慧是一种十分复杂而高深的至理。笨拙之人，在不该静的时候静，不该动的时候动，这就导致了很多恶果。这种笨拙之人总共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两者全占，分不清动静之态，总做出与世事相违背的情况。这样的人终将一无所成：做人则不知行止，为政则与民为害，作战则每战必败。这种人实是一类庸人，无论做什么，终归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第二种人是在该静的时候能静，但是在该动的时候不能动。这可说是一般人解读曾国藩时得出的总体印象——当然，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误解。这类人守成有余，进取不足。他们虽然不会因为妄自行动而导致大败，但也会因为过于保守而错失机会。不能主动把握机会是这类人的最大问题。这类人，作为被领导者是一个毫无瑕疵的成功者，因为他们会毫不走样地完成自己的日常事务以及领导交代的任务；但是这类人如果成为领导者，将会是整个机构的悲哀，因为他没有能力带领整个机构发展壮大。
第三种人是在该动的时候能动，但该静的时候不能静。这种人因为能够主动把握机会，所以可以迅速提升自己的地位，也更加容易取得成功，但是“善水者溺，善骑者坠”。这种人往往因为过于追逐“机遇”，反而会被它牵着走。这种人对整个机构以及自身的危害比前两种人都要大。因为第一种人什么事都做不成，因而不会得到重用，不会处于领导地位，也就不可能给组织带来多大的恶果；第二种人过于保守，会放弃对自己作用很大的机遇，正如曾国藩所言，“多畏者必无卓越之见”，这种人因为对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反而能够维持组织以及个人的生命；第三种人极有可能坐上领导者的位子，也就有极大可能让整个组织因一次错误的决策而受损。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以判断出他不属于以上三者。他是一个真正明白静动之变的人。比如说他创建湘军，就是“动”的智慧的一种体现。正是因为能做到应时而动，再加上能紧紧把握住机遇，也就让他从一个循规蹈矩的文职官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让后来的伟人们都敬佩不已的风云人物。
1850年之前，曾国藩虽然已经在不足四十岁的时候就坐到了礼部右侍郎的二品职位上，但始终是文官队伍中按部就班的一员。是创办湘军的契机，让他发挥了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才能。
在担任礼部右侍郎的时候，曾国藩之所以上书批评咸丰皇帝，是因为他受那个时代“文死谏”的影响。他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中看到了当时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弊病，而咸丰皇帝恰恰忽视了这个问题。从中所能表明的是，他具有一种超过他人的洞察力。随着朝廷对太平天国运动失去控制，不得不发布政令，鼓励地方兴办团练，他的这种洞察力才转化为用来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他响应朝廷号召、兴办团练的做法充分表明他能紧紧抓住时机做决策。
咸丰皇帝鼓励兴办地方团练。其主要人员是一种与勇营兵类似的乡勇。这种组织是一种非朝廷正规编制的地方武装力量，主要是为了弥补八旗兵以及绿营兵战斗力的不足。这样的军事武装在国家处于非战争状态时必须解散。因而对当时的团练来说，其职责仅在于消灭太平天国等与朝廷对抗的势力。从当时的现实情况来看，响应咸丰皇帝的鼓励，筹办团练显然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不仅要自己筹措资金，还要自己组织、训练士兵，而且一旦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军队最终取得胜利，就必须解散或者被收编。这时，所谓的军事领导权就会荡然无存。
面对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曾国藩不仅没有犹豫，反而迅速反应、积极响应，毅然决定从文入武，开始创建湘军。咸丰皇帝当时总共任命四十多个团练大臣，在这些大臣中，最后只有曾国藩一个人担起了大任。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决策能力十分杰出。他是一个十分有眼光的人。
对曾国藩来说，训练乡勇虽然重重困难，并且吃力不讨好，但是如果采取的措施得当，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就会是一件很大的功劳。大体上来说，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在这几个方面。
（1）后勤管理。团练的后勤是一个十分繁杂的问题。清朝军队所需的各项资金直接来自朝廷拨款，而团练的资金则来自民间，或者说只能靠领导者自己去想办法。曾国藩建立团练以后，如果要达到与朝廷正规军队一样的管理水平，那么他在争取地方政府提供辎重补给以及其他支援时就必须做好两手准确：既做到军需补给和运输条件满足军事需要，又不得给地方政府带来不必要的或过多的麻烦。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曾国藩格外注重兵员质量，自行解决运输问题。在军事上，要保证能够打胜仗；在士兵方面，要么士兵数量多，要么士兵素质高——这两点至少要占一个。士兵素质提高了，士兵的必要数量就可以大大降低，以此来减少后勤的压力。另外，在湘军中，每营都配备一百多名专门负责运输物资的民夫。这样做避免了过多分散地方政府的精力，让自己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2）创新式的竞争机制。为了发展壮大湘军，曾国藩将竞争机制引入了论功行赏过程之中。在湘军中，如果哪支军队打了败仗，他就马上撤销该军的组织结构，该裁退的军官裁退，该改编的士兵改编；如果哪支军队打了胜仗，那么这支军队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金钱以及物质奖励，从而使其有补充和扩大自己的资本。这种竞争机制的引入，奠定了湘军不断壮大的体制基础。
（3）建设水军。当时湘军面对的情形是，太平天国占领了南京等长江沿岸地区。从整个领土占比上看，那还只是中国广大领土的一小部分。但是，如果太平天国占据了长江沿岸的所有地区，那么清政府将立刻陷入混乱局面。因为当时清政府政令的传达还必须依靠书信的形式，而太平天国如果把清朝疆域截成南北两部分，政令和军令的传递就会出现问题，这将让清朝的统治陷于被动。
另一方面，当时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属于江南水乡，与三国时代孙权当时所在的位置相当，水军作战是整场战争中的重要形式。
正是看到了水军的作用以及水路控制权的重要性，曾国藩从一开始就重视湘军的水军建设。正是因为建立起了水军，所以湘军才可以将长江的水路一直控制在自己手里。最终，也是通过水军一步一步从长江中上游的武昌一直打到太平天国盘踞的南京。
就这样，曾国藩通过一动一静之间的智慧把握住了团练这个不是时机的时机。他的非凡眼光和英明决策最终让湘军脱颖而出，进而助推着他从不利走向有利，直至走向最终的胜利。
2.危急时刻要当机立断
我们知道曾国藩一手创办了湘军。其最初只是咸丰皇帝鼓励兴办的众多团练乡勇武装之一；这支湘军在曾国藩的领导下不断壮大，最终成为战胜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力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曾国藩的团练以及湘军的建立还有另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正体现了曾国藩在非常时刻的决断能力。
曾国藩有一个朋友名叫周寿昌，在京城做官，而且与很多京城里的官员都有来往，属于朋友圈中的“顺风耳”。1853年，在老家“丁忧”期间，周寿昌告诉他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绝密消息：皇上正在考虑是否起用自己。虽然曾国藩忤逆了他，但是他觉得当初曾国藩关于太平天国的奏章还是很有见地的；皇帝为此专门召见了恭亲王奕忻以及朝中的一些重臣，询问他们的看法。周寿昌还告诉曾国藩，恭亲王以及其余被询问的大臣们都建议咸丰皇帝启用汉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这对曾国藩来说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本来他的文官身份与军队以及镇压太平天国完全搭不上边，但是获得了这个消息之后他把握住了这个机会：皇帝考虑再次起用自己，朝廷重臣希望用汉人来镇压太平天国。他知道，团练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为了应对太平天国以及各地纷纷而起的动乱。在过往的经历中，文官的聘任几乎都是由皇帝一个人的喜怒而决定的。但是对武将，尤其是对一个手握重兵的武将，其去留则不完全由皇帝说了算。曾国藩正是从这里看到了建立功勋的机会。
然而，团练本来是咸丰皇帝为了应对太平天国运动想出的权宜之计，团练的管理方式以及组织架构都是半军事、半官方的。这些队伍一般只能应对小范围的匪徒作乱，完全没有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此外，作为满族政权的清朝政府对汉人掌握大规模的军事武装十分避讳。对曾国藩来说，这种实情是一个他必须慎重考虑和面对的事情。换句话说，机遇已经将他拉到了一个走向不同前途的十字路口。自己该何去何从？对一般的人来说，从事团练这种在“专业”上不对口的工作无疑是一种折磨。大多数人会选择放弃。
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听到周寿昌的消息后当机立断，做出了积极响应朝廷安排的举动。他直接上书咸丰皇帝，请求在长沙组建湘勇，并顺利地得到了许可。随后，他又将自己决策上的当机立断用到了筹建湘军的过程中。
（1）筹备资金当机立断。团练的资金必须靠筹建者自行解决，曾国藩家里并不是十分有钱，所以他必须要处理好这个问题。在当官之前，他自己进京城赶考的路费都是亲戚朋友们凑的。当官之后，他仍旧像往常一样清廉，家中并无多少余财。这就让他不得不四处筹措办团练的资金。
“善财难舍”，单靠自己两张嘴就让别人对前途未明的项目进行投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曾国藩最开始时在筹集资金方面十分艰难。后来，一个祖父在湖北做过巡抚的当地有钱人同意资助他两万两白银，但那个人提了一个要求。那个人的祖父在做湖北巡抚的时候，名声很不好，而且还有贪污行为，所以他要求曾国藩写封奏章，请求为祖父建立乡贤祠。曾国藩知道，以前也曾经有人专门为那个人的祖父上过奏章，但是道光皇帝知道这件事，没有批准。虽然皇帝换了，但是案底还在，曾国藩这次上书的结果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遭到咸丰皇帝的训斥。为了获得这笔钱，曾国藩决定试一试。他要对方保证，只要他上书，不管成功与否，他都会得到那两万两白银。不出所料，曾国藩在为此事上书后受到了咸丰皇帝的训斥，并且被降了官阶，但是他如愿以偿地解决了资金问题。
正是那一笔至关重要的资金让曾国藩有了办团练的启动资金，从而他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2）主动要官。“团练大臣”是一个编制外的职位。曾国藩在训练乡勇之初，除了挂了一个“团练大臣”的称号外，自己就只有一个侍郎头衔。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拥有大量的军事力量，但是自身却没有一个国家承认的统辖军政的职务。
1857年时，曾国藩就曾以各种理由向皇帝要过督抚职务。但是，正如别人对咸丰皇帝说的：“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因此，朝廷根本就没有考虑他的请求。在石达开一路大胜并且有进入四川之势时，曾国藩联合了抗击太平天国的一大群武将，一起来为自己争取官职，但仍没有成功。后来，江北大营以及江南大营接连溃败，咸丰皇帝驾崩，以曾国藩为首的团练武装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清政府此时才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的职务。此后，曾国藩统军的资格获得了国家的承认。
在等级森严的官场体制下，为了筹措资金，为了能更有效地统筹军事指挥，曾国藩能够突破体制束缚、主动要官实在难能可贵。这实际上体现出了他的魄力。正是靠着这种在危难时刻当机立断的勇气和决心，他才成功地创建了湘军并让其发展壮大，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他本人也因此建立了大功勋，成为清朝的顶梁柱。
3.保持头脑清醒，不为一时得失所动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耕读家庭，家中的国学渊源并不深厚，父亲也只是一个乡下的教书先生。在科举之路上，他走得并不顺利。即使在后来的殿试中，其名次也排在后面。从智商和学识各方面来看，他给人们留下的是一种平庸的印象。不过，他后来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成了最负盛名的能臣。那么，他成功的诀窍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把曾国藩成功的诀窍形象地归结为自知，即曾国藩成功的诀窍就在于他知道自己“笨”。与传统自傲不已的文人不同，农民出身的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定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从来就没有指望靠什么“聪明才智”来成为国家重臣或者成就千秋功业。他曾说：“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这番话，充分证明了曾国藩是一位颇具自知之明的人，也能看出他能够沉下心去踏踏实实做一件事的信念之源。
没有根基就是最大的根基，没有才智就是最大的才智。这句话用在曾国藩身上再贴切不过。人们常说自古书生多意气，但因为有自知之明，曾国藩身上也就少了一些书生身上所具有的虚浮之气。在面对一些事物时，他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1861年8月，咸丰皇帝去世。慈禧太后通过发动辛酉政变掌握了朝廷实权。面对不属于正常接位的慈禧太后，曾国藩有些惶恐。他不知道自己以前几次向朝廷要官有没有给慈禧太后留下坏印象，而且不知道慈禧太后看到现在已经日益壮大的湘军会不会有所猜忌。于是，他主动上了一封用语谦卑的奏章，再次叙述了自己以前的几次失败，而把自己的几次胜利归功于别的领导。那封奏章有两个含义，一是向慈禧表明自己没有篡位野心，另一方面是试探慈禧太后的态度。
曾国藩知道在江南大营以及江北大营相继溃灭以后，以自己为首的湘军成了整个大清朝至关重要的一股军事力量。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要靠这股力量。因此，虽然慈禧太后以及整个朝廷都满口称赞自己的谦顺之风，但他一直担忧着自己的处境。
慈禧太后上台以后，一改咸丰皇帝几次不允许曾国藩担任督抚实职的请求，直接让他督管四省军务。曾国藩知道，朝廷给自己这个职位是为了让自己平定太平天国，收复南京。如果自己今后应对不好，从这个高高的位置上摔了下来，可能会立即粉身碎骨。于是，曾国藩几次推辞朝廷对自己的任命，甚至专门给朝廷写了奏章：“简派在京亲信大臣，驰赴江南，与臣会办诸务……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让慈禧太后放心，希望朝廷派个人来监督自己。
当李鸿章率军在上海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时，英法联军借口维持周边局势也介入了中国的内战。当时，曾国藩得到消息后没有被洋人的这种“雪中送炭”行为感动，他冷静地思考了洋人的举动。最后，他给李鸿章做了“会防上海则可，会缴他出则不可”的回复。这个回复的意思是：可以允许英法联军帮助防御维持上海秩序，但是如果英法联军要借着帮助中国政府的名义要求李鸿章的军队帮助作战，就必须严词拒绝。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英法联军出兵保护上海外国人的要求是合理的，而且这些外国军队的力量是可以为己所用的；但是，外国军队一旦参战就会牵涉到很多外交事务，很多方面不好协调；外国军队一旦进入内地，要想让他们再出去，难度很大，而且说不定他们会怀有不可告人的特殊目的；李鸿章的带兵经验不足，而且淮军新练，很容易被人当作炮灰。事后来看，曾国藩的这些考虑的确很周到，为清政府避免了很多麻烦。
在具体作战方式方面，曾国藩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作战的主要方法就是稳扎稳打，从来不讲什么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在他的部署下，湘军进攻城市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城市外面挖壕沟。军营的寨墙外面，既有防备敌方步兵的壕沟，也有防备敌方骑兵的花篱。每到一地就在太平天国城墙周围挖上无数沟坎，用一年时间收复一座城市的方法，从武汉一直打到到安庆、九江，曾国藩的几次胜仗都是这么打下来的，那些城市周边的地形也因为曾国藩的战术发生了改变。
曾国藩不仅在作战方式上很保守，在日常的军事安排上也十分小心。例如，每天早上三点钟，湘军都会安排三分之一的士兵在寨墙位置做准备，直到所有军队到了起床时间，并且整理完毕，这些军队才可以离开；而晚上队伍开始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安排三分之一的队伍在寨墙位置做好防御准备，直到其他的所有军队全部收束完毕，这些军队才能撤离，并且在这些军队撤离之后，全营十分之一的人员还必须留下来站夜岗。
可能有人说曾国藩的这种做法是个人都会，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人人都会的方法并不代表人人都能用。当时在清朝，比湘军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不少。不过，面对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陈玉成，清政府的嫡系军事力量却一直也打不赢。曾国藩曾说：“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正是用最笨的方法，他解决了当时所有人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做具体的事务时，曾国藩能够时刻做到保持头脑清醒，不为一时得失所动。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更是如此。在湘军战胜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抵制住各种诱惑，主动向朝廷提请裁撤湘军。正因如此，他既保全了自己和整个家族，也让自己成为晚清政府依赖和信任的重臣。
4.雅量大度，人生的制胜之道
大凡对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有过一番研究的人，往往都会对他产生这么一个看法：这个人一点趣味都没有，就像一台机器一样，体现不出一丝一毫的情感。《清史稿》中对曾国藩有这样的描述：“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这可说是正面对曾国藩做出“了无趣味”的评价。
曾国藩的了无趣味还表现在他的“清心寡欲”上。这个“寡欲”不仅指的是不好女色，还指对如金钱、权势之类的利益也不热衷。平定太平天国被封为大学士以后，他依然过着相当清苦的生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毫无趣味可言、一丝不苟的人，却在做人做事上都获得了成功。他在与人交往时能够做到雅量大度，广纳善言，在得人信任的同时，也培养起了察人识人的本领。
不过，在刚入仕的时候，曾国藩也不能完全静下心来进行思考，冷静地观察别人的品性。例如，他相当欣赏宋朝朱熹的程朱理学，所以十分喜欢与同道人一起探讨。然而，在探讨程朱理学时，因为他总是表现得夸夸其谈，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所以那些与他探讨问题的人在跟他交流几次后就厌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