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四章《成大事者的修养》（8）
端正舆论
对曾国藩来说，1870年绝对是人生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他因平定太平天国的军功成为清王朝建立以来第一个封为一等侯爵的汉族文臣，随后还获得武英殿大学士的殊荣，以“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的莫大荣耀攀上了人生的巅峰。然而谁能料到，就在这一年，一件看似突发的事件将他一下子由巅峰抛到了谷底。这个事件就是“天津教案”。天津教案不仅是曾国藩人生的转折点和滑铁卢，从某个角度来看，也是洋务运动以及大清朝的转折点和滑铁卢。在天津教案以前，虽然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大败，清王朝仍然还在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师夷长技以自强”等一系列洋务运动来为维持统治做着最后的努力。但天津教案以及随后而来的义和团运动，既转移了清王朝的注意力，也让清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就出现了舆论失控的问题。
曾国藩虽然从天津教案中感受到了舆论力量的强大，也有了许多发现，但他始终没摆脱出此事件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该事件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便郁郁而终。
1.曾国藩与天津教案：谣言导致的大灾难
1870年对曾国藩来说是个极为不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之前，他以其过人的政治能力、军事能力和经世能力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开创了洋务运动。为此，他受到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大力褒奖，封位一等侯爵，荣登武英殿大学士之位，以“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的莫大荣耀攀上了人生的巅峰。一时间，他成了官员的楷模，士子的榜样，时人心目中的大英雄，真正实现了那个时代读书人心中的理想——位极人臣，光宗耀祖。一切都可用春风得意、吉祥如意来形容。
然而，就在这一年，一件看似突发的事件让曾国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人人敬畏、文人标榜的治世能臣变成了稍通文墨的孩童和耄耋老人都唾弃不已的“卖国贼”。国子监的一些文人甚至专门跑到虎坊桥长郡会馆，找到曾国藩当初题在柱上的“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楹联，用刀狠狠地将他题写的文字刮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曾国藩从天堂一下子坠到了地狱呢？答案就是天津教案。
清王朝到了后期，迫于列强的压力，一改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打开大门与各国进行宗教、文化、贸易等方面的往来。由此，从事各项活动的外国人不断涌入中国。这其中就包括传播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教义的牧师们。他们一边宣传教义，一边在各地兴建教堂。天津的望海楼天主教堂就是在这期间由法国人兴建起来的。
望海楼天主教堂兴建时的名称是“胜利之后堂（圣母得胜堂）”，是外国人在天津修建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建筑风格迥异于中国的传统建筑，属于西方特有的哥特式建筑。同别的宗教机构一样，出于传播宗教信仰的需要，其在宗教组织上也拥有慈善组织属性。其所宣传的教义就包含了让别人信教且必须多做好事之类的内容。因此，望海楼天主教堂开办有育婴堂和仁慈堂养病院等慈善机构。其中育婴堂就是现在所说的孤儿院，它主要以收留社会遗弃婴儿为主要事务；而仁慈堂养病院则主要以救助病人以及无业人士为主要事务。
按照官方的说法，1870年夏季，天津爆发了大规模传染病，抵抗力低下的儿童大量死亡。其中，育婴堂的死亡儿童达到了三四十人之多。对传染病，西方医学以及中国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中国传统医学的处理方法是焚烧死者，对患病的人采取常规的治疗方法，也就是中草药治疗；西方则必须要找到发病原因，通过杀死传染病的致病细菌来进行治疗。根据中国官方记载，当时的育婴堂极有可能是为了采集病毒或者细菌样品，对死去的婴儿进行了解剖。
在1870年的中国人看来，包括婴儿在内，人一旦死去，就必须入土或者火葬。“人死为大”，要对死者保持足够的尊重，医者医治死人是完全背离天理的做法。那时的中国人坚信，什么医学都不可能让人死而复生。解剖，尤其是对死者解剖，在当时的中国人的眼中就如同神怪小说里写的“僵尸吃人肉，狐狸精吃人心”一样。但在当时已经有了健全医学体系的西方人看来，死人，尤其是死去的传染病人对医学以及传染病防治有着重要作用，解剖更是整个西方医学了解病源、处理传染病的重要方式。
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引发了后来双方的一系列矛盾。在育婴堂全体人员看来十分必要的死婴解剖，给很多中国人的内心留下了恐怖的心理阴影。很多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西方人之所以百八十人聚在一起“摘心挖肺”，不是在搞邪教仪式就是想要靠此成精。最后中国人形成了这样的“正确认识”——西方人的教堂既然是国家批准建立的，他们信奉的应该不是邪教，他们本人也不可能是妖魔鬼怪，最有可能的是，他们“摘心挖肺”是为了治疗自己的病。于是，当时就有了“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的谣言。
谣言，尤其是当时的人对西方人解剖死婴而得出的“自认为是真理”之类的谣言，传播开来的危害十分大。平民百姓刚开始看到育婴堂的人挖去死婴坟墓、解剖死婴的情形时，都会十分夸张地认为那些西方人是妖魔鬼怪，挖婴儿的心肺是为了成精。虽然这些谣言完全经不起推敲，但是为了解决这个现象，民间一些所谓的“有识之士”开始动用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将“红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是妖魔鬼怪，需要吃婴儿才能成精”的解释推断成了更易于理解的一种说法：“外国人摘取婴儿的心肺是作药材”。当他们通过翻译人员询问洋人解剖原因时，得到洋人亲口所说的“为了治病”的回答后，这些“有识之士”就更加坚信了自己所得出的“药材之用”的推断。
在这些人看来，西方人所说的治病指的是治疗传染病，而且只可能用来治疗西方人自己的病，而不是用来治疗当时国内患病的儿童。由此，他们“药材之用”的解释就有了迅速传播的几个理由：第一，天津最有学问的人都认为“摘心挖肺”是做药材，那一定是做药材；第二，洋人自己都承认了是为了治病，那也一定是做药材；第三，不做药材还能做什么用呢？
在这一系列谣言传播得风生水起之时，出现了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卖儿童的案犯。后来，这个人的口供牵连到了望海楼天主教堂。被谣言煽起了反洋情绪的天津百姓立即在望海楼天主教堂附近聚集了起来。但是，官府带武兰珍进望海楼天主教堂对质后，既没有找到口供中提到的涉案人员，也没有见到她提及的建筑设施。所以，官府没有办法惩罚望海楼天主教堂中的外国人。可是，当时围观的数千名群众不接受官府的无罪解释，他们被人煽动后激愤不已，聚众不散，甚至与教堂人员相互抛掷砖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与中国大臣崇厚商量此事未果，丰大业一怒之下开枪打伤了崇厚。见此情形，围观民众的情绪一下子失控了，他们打死了领事丰大业等多名外交人员，还杀死了十多名神职人员，以及三十多名中国信徒，并烧毁了教堂、育婴堂、仁慈堂以及旁边的法国领事馆。
曾国藩在天津教案演变到这种程度时开始接受朝廷委任，与法国以及其余相关国家协调处理此次事件。他来到天津，再次对引发整个事件的“育婴堂诱拐残害婴儿”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最终证明“育婴堂诱拐残害婴儿”完全属于谣言。于是，他对天津民众在毫无实据的情况下就胡乱判定外国人有罪并致人死亡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不过，在当时的民众看来，曾国藩之所以会做出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判决是被以法国为首的驻扎在天津附近的七国舰队吓怕了。尤其是教案发生后，曾国藩与法国相关人员协商的结果竟然是判处二十名杀人犯死刑，流放天津的涉事官员，然后赔偿42万两白银。这种处置在当时的人看来是赤裸裸的“卖国”行为。
由此，人们便将“卖国贼”的骂名扔到了曾国藩的头上，并且采取了具体的诋毁行动。这才有了国子监文人用刀刮去曾国藩题字的事情。曾国藩本人为此饱受心理煎熬，再加上年老多病，于1872年春含怨去世。
2.强化监督，重视民意
对曾国藩来说，天津教案带给他的教训可谓太沉重了，大有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之感。从中他深切体会到，在强化舆论监督的同时更要重视民意。
从事后来看，天津教案并不是一件不可控事件。1870年6月20日，当那名叫做武兰珍的人被居民送到官府时，民众普遍对官府抱以信任与支持的心态。当时的天津知县刘杰经过审讯得知，儿童失踪绑架案中牵连到教民王三与望海楼教堂。此消息一传出，立即引发群情激愤。结果，在一些士绅的鼓动下，民众集会，书院停课，当地民众的反洋情绪十分高涨。在这个时候，官府并没有派人加以疏导，而是采取了听任的态度。次日，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教堂并没有王三这个人。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本身并无直接关联。只是处置此案所引发的结果是他始料未及的。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与西方坚船利炮相伴而来的是他们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观点和主张。从本质上来看，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由文化冲突上升到舆论冲突，进而引发肢体冲突，最终导致人员伤亡的事件。曾国藩将当时天津民众的行为归结为“或好义而不明理”。这句话可谓说出了当时中国的人文思潮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对被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文人的最好评价。
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的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差距很大。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传统文人以及政府官员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就与以前普通的农民起义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太平天国是无父无母、无君无臣的异端。这就让所有文化层面的人士全站到了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没有一个士子官员会为太平天国说好话。这种完全与文人士子对立的情况也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原因。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思想就是来源于基督教。中国传统文人对基督教的排斥从太平天国运动中就可见一斑。对士子文人，曾国藩所说的“义”就是维持中国传统文化，维持君臣等级制度。
对文人士子等文化人来说，维持传统制度是“义”，那么对普通的平民百姓来说，什么是“义”呢？在曾国藩看来，普通百姓的“义”就是“爱国情绪”。
西方列强当时强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大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给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既带来了包含着屈辱的不平等感受，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由此，他们的心目中渐渐埋下了仇视外国人的种子。这就是爱国情绪。一旦有条件，这种情绪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从当权的清政府来说，他们本身对列强同样是极为愤恨的。只是迫于实力上的原因，他们在处理国内民众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时总会做出有利于列强们的裁决。这实际上加剧了国人对列强们的仇视心理。再加上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如在外国人看来属于友善、礼貌的行为，在国人看来就是一种无理、粗暴的行为。
在这种情形下，“民心可用”就成为了当时官府控制舆论的一种理念。在曾国藩看来，民心必须得到合理的引导。怎么引导？既要让他们懂得行“义”，还要让他们明“理”。民众们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外国人就对他拳脚相向，看见外国餐馆就故意扰乱或损坏。这样的行为虽然有“义”，但明显失“理”。因为这样的行为让事情变得不可控制。
曾国藩认为，老百姓的情绪必须约束在理智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会制造社会灾难。他看到，当时民众之间出现矛盾纠纷时通常都不会去找官府，而是交由当地的乡绅来处理，由他们来做判决。这样一来，这些乡绅们就成为了地方上握有话语权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民众们的情绪有着直接的影响。这时，就必须对这些乡绅进行有效监督。与此同时，官府应该随时掌握民意，这一点要引起高度重视。
在当时，有一个名叫宋晋的官员，曾在奏章中称育婴堂“有罐装幼孩眼睛”，认为传教士存在诱拐、残害婴儿、儿童的可能。这本来是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举动。但在民众眼里，他们可不这样认为。他们想到的是，连朝廷的官员都认同洋人是在残害婴儿和儿童。结果，因疏于监督和引导，这最终成为激化民怨的又一个导火索。
天津教案让曾国藩深切地感受到，任何形式的民意都必须引起官府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为此，他在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时总是会做到亲历亲为，同时要求其他的官吏也做到这一点。
不过，就处理天津教案这一事件来说，曾国藩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信”。因为当时的民意普遍是希望官府能出面替国人撑腰，打击洋人的威风。而他处理的结果恰恰相反，不仅没有为国人撑腰，反而处处灭国人的“威风”，法律的天平明显偏向于洋人。在当时的很多普通人看来，曾国藩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卖国贼”。
3.从洋人风气、百姓风气到文人风气、官员风气
曾国藩一路披荆斩棘，最终被擢升为直隶总督。这一路走来，他的心中有一个不断加深的印象，即官场风气的败坏已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为此，一就任直隶总督，他就展开了廉政风暴，希望借此澄清吏治，彻底扭转官场风气。
在曾国藩雷厉风行的措施下，直隶官场的风气为之一变。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发生意外，他的练兵、整顿吏治的任上目标就能够一一实现。他最终会获得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果。但是，天津教案的发生让一切都走了样。
曾国藩体会最深的是，天津教案虽然最初的根源是舆论问题，但是该事件从发生到扩大，再到最后演变成暴动事件，风气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风气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1）洋人教堂的风气。在天津教案中，中国民众虽然并不占理，但是西方传教人员也并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应该遵照中国的风俗，照顾当地人的感受。至少在清朝，无论是在中国的哪个地方，人死了之后，把死尸开膛破肚都是大不敬的事情，而洋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这件事。虽然他们的初衷是防治传染病，但就是因为这些传教人员没有将这个与传统风俗背离的行为向百姓以及政府官员解释清楚，才最终导致了中国百姓胡乱猜忌。而天主教葬礼中的守夜礼等明显与中国的葬礼存在差异，这也是造成流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据民间记载，当时的望海楼天主教堂刚创办没多久，基本没有多少儿童愿意进去。进去的儿童不会像平常儿童一样读《三字经》《百家姓》等传统儿童启蒙读物，而是被要求读《圣经》，做礼拜。外界传言，那里的小孩子一不听话就要挨打。这就更让年龄稍长的儿童惧怕。当时的育婴堂创办时间还不足一年，却拥有一百多名儿童。其实，这些孩子主要是教堂方面花钱让天津的无业人士网罗来的。
当时，在管吃、管住、管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没起到吸引儿童的作用后，教堂就把希望寄托到了“悬赏”上面——通过带来一个儿童奖励多少钱的方式鼓励普通人引介儿童入内。在前面我们谈过，当时的直隶风气十分恶劣，官场腐败不堪，民间也是动乱不已。从这个事情上看到利益的都是些盲流、地痞。当时，望海楼天主教堂内的儿童不仅来自育婴堂附近，甚至还来自宝坻、静海等地。而望海楼天主教堂的奖励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上拐卖儿童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贩子先把儿童诱拐到手，如果能够出售就高价出售给别人，如果市面上实在没人买就“卖到”育婴堂。
教堂方面的这种不顾当地环境、为了自己的利益导致社会风气变坏的行为，如果能够及早停止，或许就可以避免后续发生的动乱事件。
（2）当地百姓的风气。1870年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风气都不好。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上无业人员、盲流猖獗；二是民间组织杂而乱。
平日里，无业人士以及盲流等社会闲杂人员喜欢欺压普通的百姓，而且这些人因为经常欺压百姓，在一些百姓心中有一定的威信。一旦遇到机会，这些人就会带领一部分人在社会上干坏事，以期望能从中获得好处。当时，外国人居住的地方明显有很多“好处”。无论是洋人身上的金表、钢笔，还是戒指、银元都不是一个普通中国百姓能够拥有的。洋人住所里的自鸣钟、玻璃镜，还有一些普通人说不出用途的西洋玩意，如果放到黑市上，也能卖很多钱。这些人成天在思索如何从他们那里捞些好处。
那些民间组织类型不一。有的属于自发的善意的民间团体，例如铁匠公会、漕运工会、马匹工会。这些团体虽然在各个朝代有不同的名称，但是它们都有着一定的组织结构，有的还有明确的组织章程。这些除了这些正规团体存在的同时，当时的社会也存在有很多违反政府规定规程的反动组织存在，例如小刀会、白莲教。这些无论是官方承认的还是不承认的民间组织，在鸦片战争以后，这些民间组织的它们自身的利益都受到了严重冲击。而这些工会组织中的成员就会对“洋人”这个始作俑者怀恨在心心怀仇恨。
当时所以，平民百姓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没组织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组织，其以及动乱、恶劣的社会风气都是造成天津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3）传统文人的风气。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一直有着盲目自大的心理，认为自己各方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鸦片战争的失败只是让一些高层注意到了中国自身的问题。当时，“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些人提出来的。意思是说中国现在已经治不住这群蛮夷了，需要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来对付他们。只是，这种认识还没有在普通百姓中普及。
在中国文人的眼里，那些西方基督教中无父无母、无君无臣的人应该全被赶出去；如果外国的舰队再来中国耀武扬威，就应该把他们全部击沉。当时，很多中国读书人都十分痛恨外国人，而他们往往是地方的士绅，掌握着一方的舆论权。
（4）部分官员的身上存在不良风气，不明事理。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虽然整治了直隶的吏治，但是所起的还只是震慑的作用，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当地官场的风气，或者说还没有让官员们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
在天津教案发生的过程中，有一件小事直接反映了官员的作风存在问题。天津的狮子林渡口在1870年有一座浮桥，当时天津教案的闹事民众在浮桥的一边，法国领事丰大业用枪击伤官府人员之后，民众失去控制，法国人员就逃到了桥的另一边。丰大业和清政府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都要求官兵拆掉或者烧毁浮桥，希望以此阻止失控民众的过激行为。而赶到此处的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不仅不支持拆桥，反而阻止当地官兵以及外国人的拆桥行为，还帮忙修复被损毁的浮桥，甚至鼓动当地百姓殴打外国人员。
陈国瑞这种不仅不弹压、疏散失控百姓，甚至推波助澜的行为是造成丰大业等外国外交人员死亡的关键，甚至是促成焚毁望海楼天主教堂、育婴堂、法国领事馆的关键因素。因为这个事情，当曾国藩与法国人协商处理天津教案时，法国方面专门提出了要判处陈国瑞死刑的要求。
对这些风气，曾国藩虽说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此时的他可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做些“面子”上的工作。显而易见，各种坏风气都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曾国藩也曾试图以一己之力去改变它，不过他的年龄、精力以及现实环境再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
4.主持公正舆论，号召正义
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开中国历史之先河，将思想教育用在了治军过程之中。这既可说是他在治军思想方面的创新，也可说是他看到了宣传教育之类的舆论工作在现实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在他带兵与为官的过程中，他格外重视舆论引导的工作。他自己积累了一套有关舆论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