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

[4月20日]

（一）日本蓄意侵略，逆敌存心卖国，两相勾结，抵死挣扎。闻日本第二舰队军舰22艘于4月1日午后5时到青岛。11日，日本田中首相告诫全国，谨防外来之危险主义。17日，日本阁议，决派陆战队赴青岛，必要时开济南。18日，日本公然出兵。19日，日军由青岛入鲁。今日，日兵已开济南。

又闻今日日本议会讨论出兵增加预算，田中恐吓议会——如不通过该案，则再解散议会云。呜呼！天下有强权、无公理若是。

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然吾以一忍辱负重，苦干硬干到底，至于成败利钝，听之而已！

（二）

左谓：“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又谓：“彼俄人方思逞，则宜收敛困啬，以收节短势险之效。”越勾践于吴，先屈意下之；汉文帝于南粤，卑词畏之。反弱为强，诎以求伸，此智谋之士所优为，黄老之术所以通于兵也，古云：“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不其然乎！”

文襄（左宗棠）之卓见如此，此其所以能有成欤！

呜呼！今日之日本，其侵略毒谋必加甚于昔日之俄人也。

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已经是胜券在握了。然而值得担心的则是只要得到一点可乘之隙就会出之以干涉行动的列强动向。尤其先行将成为二次北伐战场的山东至华北一带，是日本极力扩张其势力的地区。日本为了维护他的权益，和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勾结，并给予援助，已是举世周知的事实。而且，在上一年革命军北上进击时，田中义一就曾有过出兵到达济南（第一次出兵山东）、公然意图阻碍北伐的表现。

现在，果然不出所料，日本再度出兵前来。

据日本资料记载——对山东出兵的方针，实则早在上年12月20日的阁议中已经做了决定。出兵的理由，是为保护居留济南的日本侨民。此时，在山东督办公署所在之地的省会济南，以商埠为中心，居住日侨约2200人。

当日本阁议决定上述事项阶段，田中义一曾经指示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会见蒋介石，提出：“如果在济南附近发生战争，日本便会出兵，希望北伐军避开济南北上。不过，日本即使出兵，也不会关涉交战军的作战，更不会援助哪一方面。”蒋介石则表示“保证负责保护日本侨民”，而拒绝了日方的提议。同时，并向矢田说明：“日本如出兵，则与田中义一在东京会谈时的谈话不同，实在感到遗憾。”

但是，日本方面则借口有共党分子混杂在国民革命军之中，在治安上不能使人安心，坚持出兵方针不变。

4月16日，驻济南陆军武官酒井隆少校呈请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出兵。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暨代理济南总领事西田一也向日本国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

在4月17日的阁议中，陆军大原白川义则提出“出兵”议案，其他阁僚都认为已经是既定事实而予以通过。19日，乃正式发表。

20日夜晚，自天津驻军抽调3个中队计460人，由小泉恭次中校指挥，为先遣部队开进济南。同时，更命令驻扎日本熊本县的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出发。

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考虑到为了避免和日军冲突，唯有一个“忍”字，故而在本日记（二）中，引用19世纪末期帝俄入侵新疆时左宗棠的一番话，写出自己的决心。

于是，国民政府乃于4月21日（1928年）由外交部长黄郛具名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如下：

“去年5月间，贵国（日本）突有出兵山东之举，本政府以贵国此种举动，实属侵害我国领土主权，违背国际公法，当经本部电达贵国大臣抗议在案……乃贵国政府……又有出兵山东之议……不独公法条约蹂躏殆尽，更恐因此酿成意外，责将谁归……”

同时，并派遣张群前往日本，负起和日本政府交涉的任务。张群料到田中义一的诚意颇成疑问，乃同时策动有私交的日本朋友，通过公私两方面的努力，希望能让日本理解中国革命军的立场。然则，日本方面却置之不理。

此时，正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们，也兴起了激烈抗议运动，其中有极端愤慨的曹瑞麟等25人，且为之断然退学回国。

在中国国内，一般民众之间的反日情感，更是越发高涨。

[4月27日]

今日，日兵已开济南。又闻今日日本议会讨论出兵增加预算，田中恐吓议会——如不通过议案，则再解散议会云……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

日本人要为北伐找麻烦，蒋介石是有精神准备的。

但他很有些心怵。

张群回忆了这件事：

当事件发生的不久之前，我们曾经通过日本友人要求日军由济南移往青岛，由我方负担此项军费……只要日军不在那里驻留，则无须流一滴血。

这是一厢情愿的！

[4月30日]

战地见将士之死伤，已为之惊魂；而今复见人民之饥容、孩提之饿毙，更不胜悲悯。

蒋介石在进驻济南途中，见到路旁倒毙的饿殍，乃在日记中记下，表示“不胜悲悯”之情。

[5月2日]

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

敌人已在拿着屠刀在前面“截着”，这边却采取“咱惹不起，但躲得起”之方针。

侵略者一味寻衅闹事，对侵略者一味“屈”、“予”、“忍”，近百年来，中国的当权者该送走了多少领土、主权和生灵啊！“慎之，勉之！”到底是对谁说的？日寇屠杀中国军民是“小”事。蒋介石将自己的“忍耐”说成“圣贤所尚”。其说难圆。

日寇屠杀几千名中国军民是“小事”，蒋介石将自己的“忍耐”根据归结为“圣贤所尚”，美化成“为北伐成功”的“大谋”！

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是蒋介石驯顺的羔羊，曾经作出多次决议，要全国民众坚韧慎重，保持对日本国民的亲善态度，并强调说明，“日本出兵山东”是肘腋之患，“共产党乘机捣乱”是心腹之患，要人们分清轻重缓急，对日寇的野蛮屠杀要做到“能忍人所不能忍”的程度。

但中国人民“是可忍，孰不可忍”？上海各报以“五三”惨案，“勿忘国耻”的大字标题详细报道了日寇制造血案的经过，呼吁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全国民众，群情激昂，各大城市的各界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北京学生宣布罢课1天，上海学联组织学生军。进步报纸强烈要求政府不能屈服于日本的淫威之下，要积极对日作战，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可屈”的英雄气概。

蒋介石不愧为“能忍人所不能忍”的“楷模”，5月5日，日本飞机轰炸济南，吓得这位“能忍”的统帅，连外衣都未来得及穿，仓皇逃出济南城，同时命令蒋军从济南撤退到徐州、兖州、泰安，并致电南京政府，令其“能饬所属，对各友邦领事，侨民生命财产，须加保护，凡有碍邦交之标语宣传，宜随时取缔”。称：“勿以一朝之愤而乱大谋。”

侵略者一味寻衅闹事，被侵略者一味“屈”、“予”、“忍”，百年来，中国的当权者该送走了多少领土、主权和生灵啊！“慎之，勉之！”到底是对谁说的？

[5月4日]

熊式辉与日军会议后回报历受日人狰狞威逼，不胜愤慨。余慰而叹之曰：

“日本军人之作风如此，日本国家与人民将不胜其忧患矣！岂天将祸我东亚乎？”

1928年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这是中日两国最初正面发生的军事冲突，也是成为中日长期战争序幕的不幸事件。

第二次北伐的第一集团军贺耀组第三军团于5月1日进驻济南。在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导演下，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用割鼻、削耳、挖眼等残无人道的兽行，残杀我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16人，骇人听闻。

事件的肇端是这样的：当天早晨，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所属士兵1人生病，经战友送往中华民国外交部山东交涉署对面的基督教医院（在城外商埠区）治疗，日本兵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而发生争执。虽然就只是这么一点小事，可是对于正在等待着挑衅机会的日军来说，就是很好的藉口。他们不问情由、不待理论便突然开枪，当场有革命军士兵及役佚各1人中弹毙命，其余的人侥幸逃入医院；日军则将医院包围，用机关枪乱射，一经点燃战火，便在全市展开枪击。

根据日本方面资料记载，陆军省于5月13日发表的《济南事件概要》，则是这样的说法：“3月上午9时半左右，日本人吉房长平在麟洋门外的满洲日报代销所中，有中国兵二三十人闯入，日本领事馆巡查冈田繁一立即前往该处，反而被中国兵殴打，是故乃由条川好春中尉率领自天津调来济南的一部分日军赶到现场，中国兵则进入附近兵营，兵营岗哨首先向日军开枪，日军不得已而还击。以此为开端，中国兵乃在各处同时开始攻击。”

惨案发生当时，蒋介石便同日军司令官福田彦助联系交涉，以免事态扩大。要求日军赶紧派人到我军总司令部来，日方不干，最后决定由双方派代表在中间地点——津浦铁路办事处进行交涉。

国民革命军方面的代表是熊式辉，日方代表则为参谋长黑田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