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
[4月1日]
如果只是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与国家的问题。武汉政府，依据1927年4月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通告免除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蒋介石认为自己的进退“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与国家的问题”，言念及此，于是向全国重新表明：“革命责任，不容推诿，誓必自责，完成北伐。”至此，武汉政权乃和蒋介石完全处于对立状态。
汪兆铭由欧洲归国，抵达上海，刚巧也就是在这一天。他在巴黎接到邀请回国的电报，取道柏林东归，并经过莫斯科稍事停留，洽得苏联政府和第三国际约定给予全力支持之后，回到国内。
汪兆铭因蒋介石的阴谋发动中山舰事件被逼走海外，以“病假”在欧洲流亡了一年之久。现在汪兆铭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及广大工农群众发动的“迎汪回国复职”运动中，回到了上海。他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集团中的党政要人（宋子文、吴敬恒等）所包围。蒋介石会晤汪兆铭时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蒋介石的企图是，汪兆铭留在上海帮助他以暴力清党，然后拉着汪兆铭一起到南京去成立政府，与合法的武汉革命政府分庭抗礼。如果这时汪兆铭到武汉去，以汪的资历和这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对武汉的政府来讲，真可谓如虎添翼。所以，这时蒋介石集团中的党政要人，群集汪兆铭寓所，对他说：“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汪兆铭当众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但他在私下里却又对吴敬恒说这么一番话：“共产党素来不轻易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国民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从4月1日起，蒋介石就连续召集留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委员暨驻沪军政负责人开会，商讨“清共”计划。
[4月10日]
共产党叛逆残忍狠贼如此，不知何时能平此乱也。
4月10日，汪精卫（兆铭）到武汉，在各界向欢迎凯旋将军归来的盛情拥戴下，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声称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并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在这极左口号的煽动下，一时间闹得武汉沸沸扬扬，竟出现滥杀无辜与被迫逃亡者，蒋介石听了这样的传言，便借机写下了泄愤的话语。
那蒋氏又如何呢？4月5日，汪精卫登船去了武汉，蒋介石便加紧了活动。当天，他捏造“江苏十六县公民代表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假借民意要求在南京建都。4月6日，蒋介石命令白崇禧派兵查封了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藉口是该政治部有共产党人煽动“反蒋，反何（应钦）”并逮捕了十九名政治工作人员。4月8日，蒋介石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起义果实后，由市民选举成立的“上海市民政府”的政权。同日，蒋介石派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对上海各报馆进行稿件检查，规定各报从即日起，政府要登什么稿件就登什么稿件，政府不准登的一律不许登。于是各报这时所登的都是从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发布出来的反共、反革命稿件。4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上海市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上海的叛变准备停当后，蒋介石于4月9日亲自率领已经整顿成为“可靠的”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兵力，赶往南京。蒋于当天傍晚亦赶到南京，与此同时，将南京附近的所有铁路切断，使长江以北作战的第二六两军不能回师南京，使城内林伯渠率领的第六军三个团卫戍南京的部队陷于孤立，然后，蒋介石以两个师的兵力，解除林伯渠的三个团的武装，林伯渠侥幸脱险。随后“南京城里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立即都站了出来”，配合蒋介石军队，包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逮捕了全部共产党员干部。4月10日，也就是蒋介石大骂“共产党叛逆残忍狠贼”这一天，开始在南京全城搜捕共产党员。
蒋介石到达南京的当天，就立即通电邀请汪精卫、谭延、程潜、何应钦、胡汉民、朱培德等人：“中正已于本（九）日进驻南京。东南虽已底定，北伐尚未成功，各项进行事宜亟待解决，务请诸同志于本月十四日以前驾莅南京，筹商一切，不胜盼祈。”
[6月15日]
是其（武汉方面）以豫交冯，而以全力巩固两湖；其后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也。
武汉方面的北伐进攻路线是沿京汉路北上，先攻河南，与冯玉祥然后攻取北京。唐生智率领的武汉北伐军在5月31日占领郑州，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武北伐军于郑州会师。就在武汉北伐军占领郑州的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北伐军也攻占了山东省的南面门户重镇徐州。
这时如果不是蒋介石已经叛变，造成国民党分裂，破坏国共合作，占领郑州和徐州的北伐军本可以齐头并进，直捣北京，完成北伐大业了。可是，蒋成立南京政府之后，就对武汉政府实行封锁包围，策动叛乱，使武汉政府陷于财政恐慌、政局不稳的困境，故而被迫停止了北伐。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搞垮武汉政府，也停止了北伐。
6月10日，汪精卫、谭延、孙科等人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在当时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冯玉祥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因冯玉祥有陕、甘、宁三省的地盘和十几万军队。汪精卫和蒋介石都要极力争取冯到自己方面来。冯玉祥在艰难困苦之中，得到苏联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受到了革命的感召，赞扬国共合作，热情地参加了北伐大革命。汪精卫为了笼络住冯玉祥，“以全力巩固两湖，其后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把唐生智部队付出很大牺牲打下的河南省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将武汉政府的军队全部撤回，并将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以豫交冯”的举措与目的了如指掌，于是他也开始拉冯，借冯压倒武汉汪精卫，因此蒋介石邀请冯玉祥到徐州会谈……
[7月13日]
时局仍以南京为重点，以武汉为焦点。此本党成败之所系也。
6月20日，蒋介石、冯玉祥、胡汉民等在徐州举行会议，蒋介石允诺每月拨助冯玉祥军费二百万元，并预请冯玉祥将来任军政部长之职。冯玉祥回郑州后，致电武汉政府，大肆攻击共产党，敦促汪精卫等人实行宁、汉合作。
蒋、冯合作，武汉政府更加孤立，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立即进行叛变革命的活动。6月29日，驻武汉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发出反共训令。7月10日，汪精卫逼迫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汪反共后，曾向蒋的南京政府吁请和平，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同宁方合作，保住领袖地位。但蒋介石攻击汪是勾结共产党的祸首，拒不与之合作。其目的是要把汪精卫置于被告席上，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由蒋介石继承国民党的正统。
宁、汉合流但却不能合作。蒋、汪就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较量一番了。这便是蒋介石本日日记之诠解。
[8月8日]
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须坚持，而汉某乃异是，是诚非人类也。
武汉汪精卫集团这时采取的对策是：不仅止于转而反共，同时，更视南京政府为眼中钉，即反蒋排共双管齐下，并且以反共升级，来当作反蒋的政治资本。7月29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举行会议，密谋消灭武汉政府中一切共产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军队。
正当敌人准备下毒手时，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人的领导下，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于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使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军队。
8月2日，听到南昌起义消息的汪精卫从庐山跑回武汉，他一面心催发指地大骂“共产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一方面和谭延、孙科、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联名于8月6日给冯玉祥打电报，表白他们已经彻底反共了，蒋介石若再指责他们“赤化”，那就是蒋的错误了。并表示如有和平统一方法，战争可不必有，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冯玉祥认为宁、汉有了接近的趋势，立即给双方打电报，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争端，结束党争。8月6日10时，冯玉祥又致电蒋介石，谓：“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然而，汪精卫又在暗地里策划“反蒋”。他致函在南京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北伐时为第三路总指挥），劝他“打倒蒋某人”。与此同时，掌握着武汉兵权的唐生智，且于8月8日发表“倒蒋”通电，表现得更为露骨。蒋介石见此，恨得牙根直，大骂汪某“非人类也”。
[8月11日]
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京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
8月10日，汉方汪精卫、谭延、陈公博、孙科等又表示不愿开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态度。这就使坚决反对宁、汉合流，怕汪精卫与自己平分秋色的蒋介石处于了被动地位。
宁、汉妥协正在酝酿中，蒋介石与新桂系的矛盾爆发了，使局势起了变化。
以李宗仁、黄绍、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反动政权，但新桂系不甘心对蒋称臣。新桂系尤以在平定广西和北伐诸役中屡建战功而自傲，不大听命于蒋介石。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行为，引起多方不满，这使桂系与蒋介石发生纠纷时，能够得到他方的同情与帮助。本年春，蒋曾施诡计企图逮捕第六军军长程潜，程侥幸逃往武汉，但蒋介石不罢休，设圈套把程的第六军强行缴械收编。蒋的这种毒辣手段，造成极坏影响。“四一二”政变后，蒋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计划，何没执行，原因一是当时蒋、桂不相上下，无成功把握；二是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交甚厚，何不想无故翻脸。蒋认为何“已经软化”，对其产生怀疑，二人关系日益恶化。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的阴谋后，遂加紧勾结各方反蒋势力，准备把蒋赶下台。李宗仁借西讨武汉之名，将第七军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区，又联络浙江周凤岐的二十六军将部队开到南京周围，对南京形成包围。蒋介石为了抵抗武汉方面东征，将主力部队全部调来防御，造成徐州空虚，直鲁军趁机攻占徐州。蒋介石无端指责何应钦无能，他亲临徐州前线指挥，并扬言此次打不下徐州，便不回南京。结果，失败得更惨。8月8日，蒋介石慌忙逃回南京，张宗昌、孙传芳大军直逼长江。蒋介石把前线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作了替罪羊，不问情由、不经审判、不宣布罪状，便给枪决了。他这种诿过于人，功归自己的作风，引起各部将领极大恐慌。王天培是黔军将领，何应钦的同乡，何对此颇有兔死狐悲之感。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见蒋随便杀人，不用法律，当然人人自危，生怕做王天培第二，决计寻机对蒋发难。蒋败退南京后，还在耍两面派手段，一面致电冯玉祥表示赞成宁、汉合作，一面又要白崇禧率部与武汉作战。但桂系军队已控制了南京四周，故而向蒋摊牌，白崇禧公开顶撞蒋介石，拒不执行对武汉作战的命令。其他反蒋分子纷纷表示愿与武汉妥协，甚至有人说：“不管长衫佬（指胡汉民、吴稚晖等文官、党棍）赞成与否，我们主张合作。”
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便以辞职相威胁。吴稚晖出面召集宁方委员开会。当时，吴稚晖说的话，不外乎正在北伐，蒋介石不可以辞职。吴刚坐下，何应钦站起来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接着就是白崇禧站起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会场空气非常紧张。当蒋介石表示他需要“休息一下”时，白崇禧立刻表示赞成。接着，何应钦支持白的意见，李烈钧也同意蒋介石可以暂时“休息”。李宗仁表示“请总司令自决去处”。蒋介石见局面难以挽回，只好决定下野，出国到日本去。
[8月14日]
返抵溪口故里，晚宿乐亭，深夜，忧念国事，日记曰：“如何可使革命根本解决耶？”
汪精卫逼蒋介石第一次下野，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也乐于顺水推舟，希望蒋下野，让他们也“爱一爱国家”。这也是蒋、汪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8月11日，蒋在日记里表示“待机而动”以获“最后之胜利”。
于是，12日，蒋被迫辞职。13日报上发表辞职宣言。
但他并不灰心，他还在考虑下一步。
事实上蒋下台后，并不真想当什么山野之人，而是仍紧紧抓住黄埔军官不放；同时，又通过陈果夫、陈立夫二兄弟，控制各地党政干部，为他复职作军事、政治上的准备。
[10月4日]
游宝。见建筑皆已欧化。
日本进步之速可惊，社会程序与教育亦有进步。未至日本以前，以为其物质进步，精神必衰退，今乃知其兴盛犹未艾也。
1927年9月下旬，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各派互相厮杀、争吵不休的机会，决定去日本一游。蒋去日本的主要目的，是拜见宋美龄的母亲倪氏。宋美龄的母亲这时正在日本神户有马温泉养病。蒋介石去见宋母，是请求其同意他与宋美龄结婚，对蒋介石来说，这是决定他以后政治生涯的重大抉择。
9月26日，蒋介石从奉化溪口来到上海宣言“此行与政治无关，唯在获宋氏家族对美龄女士婚事之同意。如获同意，则将在上海结婚，然后偕游海外”。据说，宋子文起初不同意蒋介石与其妹美龄的这桩婚事，后来宋子文不但同意，还先行赴日本，为蒋访日安排一切。
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陈群等人的陪同下，由上海乘轮前往日本，29日抵达长崎。
蒋介石到日本，发表了简短讲话：“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且余之友人居日者甚多，欲乘此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此与日本名流晋接。”
10月3日，宋子文带领蒋介石来到神户有马温泉，在有马大旅社下榻，房间就在宋母的隔壁。蒋介石刚到旅社那天，马上就拿出三百元的小费，并且说：“实在太少一点……”可是，在当时倒的确是一笔大数目。蒋介石一掷千金，加上卫士警戒森严，令旅社老板娘千代子大吃一惊，说：“毕竟气派不同。”
10月4日，蒋介石到隔壁房间拜见了宋母。有马大旅社的老板娘千代子捧着下午茶走进去，刚由隔壁宋母房间回来的蒋介石，显露出平常所没有的兴奋神情说：“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哦！对了，给你写字吧！来，来！马上替我磨墨。”不及把墨磨好，蒋介石便乘兴挥毫，写了“革命”、“宁静致远”、“千客万来”、“平等”等五幅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