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0章9月：科学(2)

第240章9月：科学(2)

如果说马克思的目标是消灭阶级差异，那么，“美丽新世界”就是要永久固定阶级差异。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基因重组”，即采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人为转移并重新组合dna中的基因，改变生物的性状和功能，从而创造出适合人类需要的新生物。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生物化学家乔舒亚·莱德·伯格使用限制性内切酶完成了dna的切割，并发现dna在切断处会产生一个附着性尾端。他设想：通过这一尾端，将可能使两条被切割的dna链接合在一起。1971年，伯格成功地将被切割的sv40病毒环状dna分子连接到也同样经过切割的细菌dna上，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基因重组。伯格发明的基因重组技术，可以实现用人工方法将两个不同的dna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生命。当前，科学家正在利用这一技术开发新药物，培育转基因生物。如果这种技术被滥用，很有可能创造出具有基因缺陷或基因特殊的“人”。他们或智力低下体力发达，或智力超群但逆来顺受。如此一来，影片中的恐怖一幕便可能成真。这也是绝大多数生物学家和伦理学家要极力避免的事情。

《美丽新世界》原著者赫胥黎本人就是生物学家，他运用广博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知识，想象未来社会的管理人员用试管培植、条件制约、催眠、睡眠疗法、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等科学方法，严格控制各阶级人类的喜好，让他们用最快乐的心情，去执行自己被命定一生的消费模式、社会阶层和工作岗位；而真正的统治者则高高在上，一边嘲笑，一边安稳地控制着制度内的人。

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里，分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反乌托邦”寓言。波兹曼指出，《一九八四》的世界里，书籍被禁止流传；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书籍根本不用禁止，因为人们将自发地不再阅读书籍。《一九八四》中，反乌托邦政府用制造痛苦的方式来支配大众；而在《美丽新世界》中，反乌托邦政府用制造娱乐的方式来支配大众。《一九八四》的统治者剥夺人们获取信息的权利，真相被隐瞒；而《美丽新世界》的统治者则给予人们不胜枚举的信息，真相将被无关的信息噪音所淹没，人们只会被动接受，无法自拔。在奥威尔看来，人类将毁于自己所憎恨的东西；而赫胥黎则认为，人类将毁于自己所迷恋的东西。波兹曼想告诉我们，媒体具有一种隐蔽但却强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那将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钳制灵与肉

《500年后》（thx1138）是乔治·卢卡斯在1971拍摄的习作。影片中的地下世界遍布监视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全被剃光头发，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每天从事繁重的集体劳动。主人公——代号thx1138，是数以百万的编号之一，他在女性室友的启发下，停止服用了每天发放的药物。随后，他僵化的思想复苏了，对这位女性室友产生了一种特殊感觉，思想彻底醒悟的他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在这部影片中，除了监控技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种控制精神的药物。在药物的作用下，人人都像行尸走肉一样按时做不同的动作，没有个人生活，没有交往，缺少朋友。虽然便于控制和役使，但人类特有的自我意识和创造性与活力也被抹煞。除了物质的极大丰富，这样的社会绝不会有任何精神上的进步。这也是导演希望传递的警示。

同样涉及精神控制的影片还有《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2002）。该片讲述经过了一场全面核战争后，残存的人类政府开始推行全面的社会控制，给每个人注射一种麻痹情感神经的药物，使人们不再拥有感情。当身为政府官员的约翰遇到了敢于向他挑战的玛丽后，逐步开始断绝药物，并尝试体会有感情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很快，他被那些第一次出现在他生命里的奇妙动人景象所陶醉，也深深地为每天履行的破坏文化的行为感到愧疚。

现代意义的精神控制可追溯到二战时的纳粹德国。当时，处于战略颓势的纳粹希望用精神控制药物和电流刺激人脑特定区域，制造出不怕死的士兵。后来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和苏联也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精神控制武器。科学家发现，通过植入芯片对动物脑部进行电刺激，可以引发这些动物的某些行为或情绪反应；但如果将这些技术用于人身上，则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很大的危害。因为有悖人道，现在这种技术已经基本绝迹。

如果说上面两部影片只是通过控制思维达到控制个体的目的，那么下面这部《我不能死》（logan'srun，1976），则探讨了如果死亡可以被控制，社会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公元2274年，人类居住在由电脑控制的城市中，在这里，人们可以无忧无虑、毫无拘束地追求享乐；但到30岁时，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考验，一个探究永恒、重生的试炼——也就是死亡。这是一个没有老年人的社会，所有人必须按时死去。主人公罗根不甘于这样的命运，开始了逃亡……

在《一九八四》中，统治者通过制造商品短缺来规划物质，控制臣民。在《美丽新世界》和《500年后》里，统治者运用各种手法控制民众的精神。到了《我不能死》则更进一步，连生命的长度都被规划，反乌托邦统治使用的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极致。

反乌托邦技术来自“控制论”

1834年，法国物理学家安培写了一篇文章，把管理国家的科学称为“控制论”。1947年，美国数学家维纳完成了划时代的著作《控制论》，宣告了控制论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维纳发明“控制论”这个词正是受到安培的启发。在控制论中，“控制”的定义是：为了“改善”某个或某些受控对象的功能或发展，需要获得并使用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选出的、在该对象上的作用，就叫控制。

从上述影片可以看出，监控技术的使用是为了获得受控对象的信息，而思想药物、基因工程的使用就是有针对性地“使用”这些信息，以“改善”受控对象的功能或发展。这个反馈过程如果使用人来操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窃听风暴》那样的纰漏。只有冷冰冰的机器和严格按程序办事的计算机才是执行反乌托邦统治的最佳工具。

《阿尔法城》（alphaville，1965）这部影片就是讲未来人类被超级计算机统治的故事。阿尔法城是一座以“沉默，逻辑，安全，谨慎”为生活坐标的城市，市民表情木讷，生活思维受到严格控制，他们早已被超级计算机“阿尔伐60”完全统治。就像一切涉及人-机矛盾的影片一样，机器的极权统治本质上是人对人反极权统治的延续，《终结者》和《黑客帝国》都是这样。因为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就是建立在控制论基础上，所以用它们进行控制最合适不过。

当然，反乌托邦社会使用的技术也有两面性。信息技术既可以用于个体的监控，也能使个体得到被遮蔽的信息，网络还降低了个体组织起来的成本，有助于个体挣脱束缚求得解放。就像电影里的光明结局告诉我们的，奴役或者自由，控制或者反控制，技术的选择权就掌握在受压迫者手中。

【责任编辑：杨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