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大全集：上册》（3）
一、坚挺——开宗明义，挺为第一
【原文】
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挑京货担子的人对峙，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漫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漫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解读】
有一家人，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并要把他留在家中吃午饭。一大早，老翁就吩咐自己的儿子前去集市上准备蔬菜果品。但是，时间已经过十一时了，他的儿子却仍未回来。老翁心里很着急，就亲自到窗口去眺望，看到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的儿子挑着菜担，在一条水塍上与一个挑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站着，彼此都不肯相让，就在那儿都站着不动。老翁赶上前去，好言相劝道：“老哥，我家中有客人，正等着这些东西做餐，请你往水田里让一让，让他过来，你老哥也就可以过去，这岂不是对两个人都方便吗？”那个人说：“你让我下水，他怎么不下呢？”老翁说：“他个子矮，下到水里怕担子里的东西被水浸坏了；你老哥个子比他高，下到水田里不至于碰到水。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请你让一下。”那个人说：“你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即使浸湿了，将就着还可以吃；我的担子里挑着的可都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了水，就一钱不值了。我的担子比你的贵重，怎么能让我让道呢？”老翁看到无法说服他，便挺身过去说：“来，来！那么这么办吧，让我老头儿下水田里，你把货担子交给我，我把它顶在头上，让你空着身子从我儿子身旁过去，我再把货担子交给你，怎么样？”说完立即脱下鞋袜。那个人见老翁这么做，心里过意不去，说：“既然老丈这么费事，我就下到水田里，让你把担子挑过去。”说完立即下到水田里让路。他就只这么挺了一挺，就化解了一场争执。这就是“挺经”的第一条。
【详解】
关于《挺经》的第一条，理解起来委实不易，因为很难说清曾国藩的本意所在。若说“挑京货担子的”不好，那么他最终不是让了吗？那么意在树立老翁吗？似乎也没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那么，曾国藩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当有这么两种理解。一种是唐浩明长篇小说《曾国藩》中的理解，唐浩明的理解是重点在挑京货担子的那个人，因为他这一挺，弄得父子俩只好让他。
还有一种是李鸿章的僚属吴永的理解，他说：“还是曾公说得好：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从吴永的观点看，他认为曾国藩的着意点在老翁，所以谓必须“躬自入局”。
那么着意点究竟在何处呢？曾国藩要强调的究竟是谁的“挺”呢？因为上段曾国藩的“挺经”第一条着笔较多的是老翁和挑京货担子者，所以人们往往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两人身上，尤其是文中的“挺了一挺”一句，更容易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到挑京货担子的人身上。其实，我们只要客观地问上一句：这三个人谁是赢家？答案就会迎刃而解了：老翁脱了鞋袜，要下水田去接担子，当然是输家；担京货担子的人过意不过，当然也是输家；唯一获胜的是老翁的儿子，他只在那儿一动不动，最后别人还是给他让了道。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老翁的儿子也只能一挺到底：因为他个子矮，无法下到水田里，否则就会毁了食品。所以我们认为，这老翁的儿子的“挺”才是曾国藩真正的用意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晋代文学家左思以勤补拙，与曾国藩所传“挺经”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晋代著名文学家左思，自幼反应迟钝，不善言辞。父亲让他学习书法和弹琴，都没有学成。一次，他父亲当着他的面对朋友说：“这孩子脑子转得太慢了，不如我小时候。”左思听了很不服气，于是发愤读书，经过刻苦努力，果然大有进步。他自知脑子慢，就以勤补拙，不怕多花时间。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虽说时间长了一些，但由于反复推敲，文章可谓满篇锦绣，字字珠玉，气势宏伟，壮丽无比。
写成《齐都赋》后，左思又想写《三都赋》，当时，江东著名才子陆机也在洛阳为官，也想写《三都赋》。他听说左思的想法后，觉得很可笑，写信给其弟陆云说：“这里有个丑八怪想作《三都赋》，他写的文章只怕给我盖酒瓮。”
左思并未被陆机的名气吓住，写文章的决心毫不动摇。他自知读书不多，就请求担任掌管国家图书经籍的秘书郎，并充分利用条件，夜以继日地读。没去过成都，就向阅历丰富的张载请教，了解那里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为写好这篇文章，他像着了魔一样，无论做什么事，想的都是《三都赋》，无论是官府办公的地方，还是家里的门里门外，连厕所里也都放了纸笔，只要想出一个好句子，就随时随地地记下来，这样，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写成了《三都赋》。
左思的十年苦功没有白费，他的《三都赋》震动了京城洛阳，不少名士为《三都赋》作序、作注。陆机看了《三都赋》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自己再写一篇《三都赋》，无论怎样也无法超过左思，只好搁笔。于是，洛阳城中的达官显贵之家都竞相抄写《三都赋》，一时之间，洛阳的纸价都上涨了。后来“洛阳纸贵”成了一句成语，一直流传至今。
二、慎独
——人生第一自强之道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解读】
仔细考察古人的功夫，其中成效特别明显的大约有四个方面：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如此，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静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也钦服。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而至。
【原文】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解读】
慎独则心安。自我修养，没有比养心更难的。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如果真能做到喜欢善如同喜好美色，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那么《大学》中所说的自慊，《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惧，都能够切实地做到。曾子所说的问心无愧，天下都去得；孟子所说的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所谓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都是这些内容。所以，能够慎独，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内疚，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人若没有一件内心感到羞愧的事，心里就会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工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解读】
我曾经说“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拥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这些错误之念聚得多了就会泛滥，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产生。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会产生一个诚的念头，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的微妙差异，是可以加以评论了。
《大学》自“格物致知”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作为扩大其知识的资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问题，也可以加深他的识见。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私间的区别；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可以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去做，不善之事不应去做，早已明晰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去实行他所知道的事。因此当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办时，唯恐别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时迟疑不决；对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临时，侥幸别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绝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长年不断地犯下去。暗室之中而仿佛面对天日，心里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经典中的准则，而后世贤人所切实探究的。自从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向外求知，而专心于对善恶的认知，于是使慎独的宗旨隐而不显。自从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内心自我观照，这会导致对眼前的事理的认识不清，从而使慎独的宗旨更加隐而不显。总起来说，“明”应该在“诚”之先，不通过格物致知而得明，那么这个“慎”也就不会做得恰当；一味地用心于眼前的事物，当没有事物时，“独”也会无法把握。这是修德的路径，不能不细加辨析。
【详解】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辈子辛苦磨炼的功夫。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大不孝矣。”
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愤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当时又曾结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四百金，并撰挽联一副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对他更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性，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均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子曾广铨等也分别赏给另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曾国藩的事功文学，虽已成为过去，其功过是非，难免会智仁各见。但是，他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以品德上的进步惕励自己，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无疑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三、明强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原文】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消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消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解读】
担当大事，都在掌握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愚昧变为聪明，使柔弱变为坚强。所有的事，没有志气和刚气都无法成功。即使是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这四个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自古以来，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我们，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犟之气。只是好几万人被困于坚固的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锐气。你能使数万人的刚强士气，长时间不被消磨折损，这正是你的过人之处，更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