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悬疑世界·渴望》（2）
菲茨杰拉德:守望天堂
——人与时代的故事
作者/黄昱宁责任编辑/哥舒意黄昱宁，上海译文出版社著名编辑。随笔作家，英语文学作品译者。个人著作随笔集《女人一思考，上帝也疯狂》、《一个人的城堡》、《梦见舒伯特的狗》。翻译过伊恩·麦克尤恩的《追日》和菲茨杰拉德的《崩溃》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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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0月的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刚刚辞掉了铁路广告公司文案的差事，鞋底里垫着硬纸板，口袋里一文不名，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中，不无幽怨地审视着自己：“我的辞职，并非功成身退，而是穷途末路——债务、绝望、女友悔婚，于是，我连滚带爬地回到圣保罗，去‘完成一部小说’。”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是菲茨杰拉德出生的地方。这个典型的中西部城市，“不像是世界温暖的中心，倒宛如宇宙荒漠的边缘”（《了不起的盖茨比》），既牵绊着司各特心底的隐痛，也珍存着他最后的希望。当年，面对家道中落的窘境，菲茨杰拉德是靠了亲戚的资助，才从圣保罗出发，横穿了半个美国，来到东部的纽曼预科学校的——那是富家子弟的天堂，而菲茨杰拉德，是守望着天堂的，早慧的穷孩子。
也是凭着亲戚的资助，司各特跨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门槛。在那里，他学会了优雅地演说，优雅地打马球，用一双“睫毛浓重的，介于淡紫色、灰色、冷绿色之间”的眼睛优雅地凝视女人，也终于得到了一个女人优雅的垂青和紧随其后的优雅的回绝。吉内芙拉·金是来自芝加哥的富家千金，父亲为了阻止宝贝女儿跟穷小子厮混，忙不迭地把她嫁给了“芝加哥最显赫的单身汉”。
初恋受挫，司各特还没来得及抚平伤口，就辍学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是参战，其实一大半美国兵压根就没上过前线。菲茨杰拉德甚至没有机会像约翰·多斯·帕索斯、达希尔·哈米特那样到救护车或者军用卡车上当司机，只是派驻在阿拉巴马州当一个有名无实的步兵少尉而已。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认真很伤感地以为自己总有一天会战死沙场，于是抓紧时间，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完成小说《浪漫的自大者》的初稿；爱上了法官的女儿姗尔达，旋即订婚。
眼看着就要上前线，欧洲战场倒很知趣地鸣金收兵了。菲茨杰拉德宁愿战争不要结束，因为他给姗尔达精心打造的梦也随着硝烟散尽了：scribner出版社两度退稿，姗尔达痛下决心——眼前的才子或许永远都成不了作家，广告公司里的那点薪水养活不了姗尔达的胃口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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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尔达就是这样的女人。她喜欢戴古怪的帽子，不惜把一头深金色的、像电影胶片一般规则鬈曲的头发遮得严严实实；喜欢穿一身灰松鼠皮大衣；喜欢点起一支烟来，看着它燃烧。她的身材并不好，稍矮，略胖，但丰盈得恰到好处，线条也是绷得笔直、积蓄着弹性势能的。她笑的时候腮边的酒窝很深，可她不喜欢笑——于是，她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往往是极薄的、像是用碎冰锥凿过的嘴唇和那双清澈而平静、不掺一丝笑意的眼睛。海明威说，那是一双鹰一般的眼睛。
司各特的一生都逃不开这双眼睛。他用自己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赚来的30美元稿费，为姗尔达买了一把洋红色羽毛扇。当他的朋友们都在安心等待与某个“理智的”姑娘约会时，他却“爱上了一阵飓风，只有拼命旋转，才能把这风从脑中驱走——头脑里已经装满了如涓涓细流般涌动的硬币，那是为穷人常奏不息的八音盒。然而，我做不到。”
飓风把司各特抛回了圣保罗。他在那里把《浪漫的自大者》改成了《人间天堂》，第三次寄到出版社，然后找了一份替人修理汽车顶篷的工作。此后的故事就入了绝处逢生、苦尽甘来的俗套：你完全可以想像，满身油污的司各特，是如何接到出版社的好消息，如何偿清债务，又是如何赢回了姗尔达的芳心。
小说只卖了一周，销量就跳过了两万。
司各特只用了三天，就娶到了姗尔达。
菲茨杰拉德夫妇的生活水准线，比美国的经济指数蹿升得更快、更坚决。他们懂得用怎样的方式优雅地、别致地花钱，所以常有机会上报纸的文娱版。整个20年代，为了让钱来得更利索，司各特一共为杂志赶写了160个短篇，每年有25000美元的进账（当时教师的年均收入不过1299美元），虽疲于奔命，仍入不敷出。
即便如此，杰作还是在天才手中诞生了。1925年，海明威在巴黎第一次见到司各特，就听到他喋喋不休地推荐自己的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就像等着老师打分的孩子，徒劳地掩饰着自己的骄傲。
然而，这实在是一张值得骄傲的成绩单。盛宴、美酒、狂舞、快车，贫穷与富有，爱情与谎言，遽然发迹与颓然殒落，覆水难收的现实与无可救药的浪漫……不到十万字的篇幅里堆积了那么多符号式的内容，却铺排得错落有致——那条时间的河，就从故事与符号的荆棘丛中穿过，无可挽回的流逝感，闪烁在书页的皱褶间，荧然不灭。
书里，盖茨比守望着海那边的一盏绿灯——那是黛西住的地方，孤独，却充满希望。
书外，菲茨杰拉德怀着对有闲阶级毕生的艳羡与敌意，守望着富人的天堂。他的一半趴在富人的窗台上，窥视豪宅里的浮华笙歌，冷静而清醒地计算着这样的排场要花多少钱，钱又从哪里来；另一半却在宅子里与客人们交杯换盏，不醉不归……两种角色，他演得一般尽职，同样出色。
姗尔达似乎并不希望司各特再写出类似于《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叫好不叫座的小说。每当司各特即将进入创作状态，她便用鹰一样的眼睛逼视他，催促他乘上他们那辆拆去顶篷的雷诺小轿车（因为姗尔达不喜欢顶篷）去赶一场接一场的舞会。
司各特开始酗酒，醉得愈沉，下笔时却反而愈清醒——只可惜他能够下笔的时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
在灵魂的真正暗夜里，他写道，日复一日，永远是深夜三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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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里维埃拉的海滩是菲茨杰拉德和姗尔达经常去度假的地方。这里的开销要比美国小，靠司各特的收入还够抵挡一阵。再说，还会有什么所在能比这里更适合他们赏心怡情的呢——“清晨，远处戛纳的城市轮廓、粉红与浅黄相间的古老城堡及法意边界、绛紫色的阿尔卑斯山倒映在水面上，在清澈的浅滩，随着海生植物摇曳出的圈圈细浪微微颤动……”（《夜色温柔》）
从大学时代起，司各特便是各类运动的行家。很难想像，俊美得几乎有些女性化的司各特，居然擅长橄榄球，并且早在预科学校里，已经在校刊上发表了一首关于橄榄球的诗。
到了海边，跳水便成了司各特的强项。文学记者伯顿·拉斯科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各个作家所擅长之绝技的八卦文章，盛赞“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会跳水，有时能从极高处跳进一个里面仅仅部分注满水的浴缸。”无从考证这里究竟有多少夸张的成分，但读后多少有一些横竖不是滋味的感觉。或者，那时的司各特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更接近于一个机敏而无奈的小丑？
至少姗尔达是经常把他当小丑来看待的。司各特曾经羞怯而认真地向海明威请教生理问题，因为姗尔达讥笑他“这样的男人生来就不能博得任何一个女人的欢心，这是一个尺寸大小的问题。”
姗尔达很快就跟一个“尺寸更大””的法国海军水上飞行员打得火热——司各特难以承受这份耻辱，但他更难以承受与姗尔达一刀两断、永无牵连的可能性。当受虐式的爱已经磨成了一种习惯，他便唯有选择等待。
等来的是更残酷的事实：姗尔达疯了，彻底疯了。在此之前，这位社交明星在百无聊赖中迷上了芭蕾（此时伊莎朵拉·邓肯正红得发紫），并且终于在高速旋转中，永远地迷失了方向。
跟姗尔达同桌进餐，海明威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注视她的脸，看出她的心思不时地离开饭桌而去到某夜的舞会，接着又像一只猫似的茫然从盛宴回来，那欢快的神情沿着她嘴唇细细的纹路展现出来，然后消失。海明威深深地懂得这种微笑，这就意味着，姗尔达知道，司各特再也不能握笔写作了。
1930年4月，姗尔达的精神状况与全球的经济气候一样，锁进了漫漫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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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已过，而后的情节，倒像是例行公事一般，沿着既定的轨道径直往前去——方向是直是弯，速度是快是慢，反倒无关紧要了。
姗尔达忙着在精神病院与疗养院之间穿梭，瑞士的、法国的、美国的。在医院里，姗尔达身上的某些早已休眠的艺术细胞倒似乎被激活了，她开始写自传体小说——虽然付梓以后成了评论家的笑柄和销售商的噩梦；开始学画画，画技至少要比写作出色。
司各特终于又可以静下心来写长篇了。他仿佛在一间摆满了日历和挂钟的房间里写作，四面的墙上爬满了记忆的水珠，恹恹地哭泣。司各特只有写，不停地写，才能让这种无望的流逝感暂时从头脑里倾泻到稿纸上。1934年，《夜色温柔》问世，书里的男主人公像司各特一样，被他富有的、精神错乱的妻子耗尽了青春和爱，回首向来萧瑟处，竟已无欲无求了。
《夜色温柔》在当时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近来却有咸鱼翻身的趋势，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同被列入了modernlibrary选出的20世纪最伟大的100部英语小说），司各特依旧债台高筑。为了在大萧条时期筹足给姗尔达治病和供养女儿斯考蒂的费用，司各特又回到了与他若即若离的好莱坞（此前，他先后为好莱坞写过几个剧本，均成绩平平），米高梅公司对这位过气作家颇为慷慨，一出手就是周薪1000美元。司各特以剧本《三个伙伴》投桃报李，票房飚红，周薪亦随之涨到12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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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略显宽裕之后，司各特又开始构架他的小说。他要为他在好莱坞的生活做一番注解，更想为那个已经远去、却清晰得恍如昨天的年代作一个小结——毕竟，把二十20年代唤作“爵士时代”，正是司各特的专利。
小说题为《最后一个巨头》。写到第六章时，司各特猝发心脏病，撒手人寰。其时，离1940年圣诞节，只还有四天。
海明威说，司各特的才能，就像一只粉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的地自然。有那么一阵子，他对此并不比粉蝶所知更多，也不知道这图案是什么时候给擦掉或损坏的。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受了伤，悉心了解它们的构造，于是学会了思索。然而，此时，他再也不会飞了。
姗尔达死在1948年，葬身于精神病院的一场大火里。
司各特和姗尔达的墓碑上，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最末那一句醒世恒言：
我们奋力向前，如逆水行船，而由始至终，我们都被推回到，往昔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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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脚步，经常为某个神奇的时刻，怦然心动，悄然停驻。
“二十20年代中期的某个凌晨，我在熹微的天光中驾车沿highcorniche街道行驶，整个里维埃拉都在脚下的大海上熠熠闪光。极目远眺，我甚至能看到蒙特卡罗——然而，我所眺望的其实并不是蒙特卡罗。我的目光径直穿过时间的长廊，回望到了那个踟蹰在纽约街头的小伙子，他的鞋底里垫着硬纸板，口袋里一文不名。我又成了他——在那一瞬间，这个早已没有梦的我居然有幸能分享到他的梦。时不时地，在某个纽约的秋晨或卡罗来纳的春夜，当四周静得能听见邻村的犬吠时，我也能悄悄地靠近他，让他好不惊诧。然而，只有在那个唯一的、转瞬即逝的、绚烂无双的时刻，我和他才合二为一，梦想成真的未来与恋恋风尘的过去才能不分彼此，互相交缠——在那一刻，生活，确凿无疑地，成了一个梦。”
——散文《崩溃》，菲茨杰拉德写于193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