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悬疑世界·罗生门》（5）
罗生门：虚无之隙
楚瓷/文责任编辑/哥舒意那座门是黑色的，门柱上的朱漆已经剥落了，每到刮风下雨的时候，门框便猛烈晃动起来。城门早就快破裂，别提抵御外敌了，连合都合不拢。它本该修缮了，但没人来做这工作，也没人觉得修缮城门是重要的事。人们都快饿死了，死人通通堆在这座门上。后来人们说，罗生门是人间和地狱之间的门。
最初，故事仅仅是这样的。
后来，芥川龙之介在1915年写了短篇小说《罗生门》，将人间笼统的苦难引向了人性恶的本能，简而言之，一句话，为了活着，没什么是不可以的。仿佛恶在绝境里便不再是恶了。罗生门，成了一个性本恶的隐喻。
再后来，也还是芥川龙之介——这个始终专注于人性荒谬与阴暗面的作家，他的另一篇小说《密林中》为黑泽明执导的电影提供了剧本，几乎没有故事：樵夫在密林里发现了一个武士的尸体。作者只是将目击者、罪人、受害者对于同一案件提供的几份全然不同的证词摆在读者面前。证词互相矛盾，分不清是谎言还是真实。没有动机，没有线索，没有真相。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这样短短的八十分钟，却意外的成就了1950年代国际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那部电影的名字叫《罗生门》。
黑泽明因为这部影片拿到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并成为了公认的国际电影大师。而半个世纪之后，西方依旧会不间断的重映这部在技巧上和编剧上都看似早已“过时”的黑白影像。那八十分钟是没有丝毫炫技的八十分钟，有的只是沉郁的黑色影调、刻意端正的中央平衡构图，角色被放置在镜头中央，各执一词，个个看似坦诚有力，但实际上意味着辩解的失效。当两个人出现的时候，就仿佛天平的布局，遵从着某种谨慎的平衡理论，但却是对信任失衡的反讽，黑泽明的镜头始终是漠然的，没有立场的，仿佛不带任何判断的冰冷的扫视。
而那黑灰色是如此浓稠压抑：黑雾一般的布景、阴影中的人的脸庞、还有那作为布景的黑色罗生门。混沌的黑色将传统意义上的善恶标签彻底抹除，大片的色块铺面而来，仿佛是对人性的直接逼视。
黑泽明提供了现代情境下的解读空间：“恶”不再是自然灾荒和战乱带来的饥饿与死亡，甚至不再是人类绝境求生、作恶自保的本能。而是，谎言和真实交织在一起，动机不明的人性谜题。一切都笼在黑色的雾里，仿佛连恐惧本身都变得抽象了。性恶变得复杂。真相变得模糊、混沌、不可知。
巧的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不同的犯罪现实和电影也在不同意义上回应黑泽明提出的问题：开膛手杰克、黑色大丽花、十二宫、刺杀肯尼迪……每一桩血案都再次将人性危机推至紧张的处境。“罗生门”不再是佛教典故中的地狱，不再是超验意义上的死亡，甚至不再是一扇门。尽管它打开的可能性是多维度的，可每一重纬度却都是堕落的，下坠的，虚无到底的。
?地狱的开膛手
想象1888年，地点是伦敦，伦敦秋天的街道是灰色的，总是下雨，而雨停的时候，总是有雾。十九世纪的狄更斯根据这座城市写了《雾都孤儿》。但是雾都不仅有引人怜爱的孤儿，还有杀手。天色黑了，白教堂在夜里不会响起钟声，也没有惨叫，但寂静的黑夜里留下了几具被开膛破肚的尸体……读到这里，你一定会和我一起念出那五个字：开膛手杰克。
连续六起杀人案，受害者皆为妓女，多酗酒后受害，死亡方式相似，作案手法专业（用刀开膛剖腹），根据伤口分析，凶手可能是左撇子。在第三次杀人后，警署收到挑衅的信件。写信人以戏谑语气表明自己是连续命案的凶手，并且署名“开膛手杰克”。
线索很多，有名有姓的嫌疑人多达十几人（在之后的几十年竟扩展至两百人之多），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凶手身份，甚至连《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和丘吉尔的父亲都曾被列入嫌犯之列。柯南·道尔更是大胆推测开膛手杰克可能是女扮男装者，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这则案件激起了各方关注和大胆揣测，仿佛知道这罪行暗合了某种深远的历史意义，会随着血腥流传于世。果真，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开膛手杰克从未真正淡出人们的世界。根据基因学、符号学的进步，后人不断在对这桩传说话的案件作出不同程度的回应，甚至通过dna技术还原了开膛手杰克的相貌……照片上凶手的五官有着爱伦·坡式的哥特和阴郁，这多少有点漫画化：像故事而不像史实。
谁都知道，探究早已宣告无效，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当时活着的人也早已不在场。
我们亦已经无法感受“开膛手杰克”在一百多年前带来的惶恐和恐惧了。更多时候，开膛手杰克变成了游戏、漫画、电影中的符号，一个甚至带着些英雄主义色彩的背影，类似传说的存在。可同时，那种挑衅式的犯罪形式却被保存了下来，沉寂之时便再起喧响，不断地提示着一种禁忌的罪恶的存在。
而不久前，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库克重新翻案，经过多年研究，他说，百年悬案中的这名连环杀手纯属子虚乌有。这又是一个反讽的结果：如果这件事纯属虚构，那作者便以虚构的方式开创了现代犯罪心理的先河：一种对于罪恶的迷恋与上瘾。
?黑色大丽花
伊丽莎白·安·肖特死后，漆黑的头发散开在冬季的荒地上，如同一朵盛开的黑色大丽花。空荡荡的天空下，不时有乌鸦在她身畔盘旋……
这样的描述似乎很美？那么，让我们把全景镜头换成特写镜头。
——伊丽莎白·安·肖特被自肚脐处切成两部分，所有内脏均被取出，血液已流干，嘴角被切开至耳际。被害人面部看似呈现一种诡异的小丑式的笑容。死因可能是头部遭到重击导致颅骨内陷或面部失血过多，也有可能是由于面部失血流入肺部导致其被呛死。死者头部内陷式骨折，面部多处瘀伤，嘴部自嘴角向两边割开，伤口呈锯齿状，下颌骨与咬合肌均被切断，伤口直至耳垂。颈部有捆绑的痕迹。胸口伤口多，右侧乳房几乎被切掉，其他伤口多为锯齿状切割伤，另有多处烟头烫伤。上半身的脏器被塞入胸腔。双臂有多处瘀伤和骨折，多根手指骨折，红色指甲油大部分已脱落，还有几个指甲被拔掉。下腹部有一个类似做过子宫切除手术的伤口，子宫被取走，下半身脏器几近完全丢失……
22岁的伊丽莎白在死前被惨无人道的折磨了36至48小时。
这不是连环杀人案，案件的后续侦破也基本毫无进展。无非几封信件，一些被证实无用的线索，近百个被排除的嫌疑人而已。然而案件带给人的震惊却是长久的。不仅是因为虐杀行为本身的病态程度，更因为，杀人者昭示了隐藏在每个人内心的趋恶性。
因此，案件被公布后，很快就有33个人冒充犯罪嫌疑人向警方自首……我们不难理解他们的心理。在这桩案件里，动机和伦理退居到了次要地位，而尸体作为杀人者的作品被呈现在世人面前。在那称得上精致繁复的验尸报告里，我们不难想像，杀人者几乎是在享受着虐待死者的过程，并且向世人炫耀这件邪恶的作品是多么“完美”，引人嫉妒，甚至会有人嫉妒到想冒名顶替这杀人者，即使以偿命的代价来换得一件邪恶艺术品的署名权。
邪恶和毁灭里存在一种令人晕眩的美，当丧失人伦、道德以及对生命的尊重之后，自封为撒旦的人想要完成黑暗的杰作，好让自己像上帝一样睥睨众生。
但罪恶毕竟无法以美来洗白自己，在众生平等的世界里——自恃甚高者永远只能在自己的世界里舔舐自己的影子，那是幻觉。
四十年后，小说家詹姆斯·艾罗瑞将这个故事写成小说。六十年后，2006年，名导德·帕尔玛又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两位艺术家都有意重申艺术的功用，于是才会在伊丽莎白·安·肖特身上挖掘了那样多的琐碎故事。导演和小说家都在提醒大众，那是一具尸体，但那本是一个普通女孩儿的一生，她会孤独，会爱人，会失望，会相信他者，会有堕落的时候，也会对未来抱有希望。她可能很庸俗，也可能很渺小，时代的悲剧是这样重的负担，原本和她无关。而那些追随罪恶艺术的人在不断消遣着她的死亡……艺术有时会过于强调巅峰，而那巅峰是虚构的，不如一个真实人生的一日一夜更具有人情味。
即使，生命庸俗，也别崇拜邪恶的优雅。
?十二宫杀手
如果说，开膛手杰克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了其真实性，那么“十二宫杀手”则确有其人。他曾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旧金山区域犯下了37桩滔天大案，杀戮之后人间蒸发，又在1976年卷土重来，直至1991年。他曾用详尽的文字向报社警方炫耀自己的犯罪细节，他曾“善意”地在每次杀戮之后留下线索，要求警方破解密码信件中隐藏的身份，他自称为“十二宫杀手”。尽管旧金山警方不久前将那批画有宗教意味的奇怪符号和晦涩字符组合的信件公诸于世，“十二宫杀手”仍然藏在幕后……
迷雾般的案件总是有一种邀约的姿态，仿佛预示到对罪行的追踪也是犯罪计划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一种更神秘广阔的东西，在案件之上笼罩和威胁着我们。
大卫·芬奇一定是看到了那案件之外的力量，才拍出了《十二宫》这样的经典电影。电影虽名为《十二宫》，但大卫·芬奇的意图不在寻找出那个幕后的人影，事实上，那不重要，那个名为十二宫杀手的人，他的相貌，他的审美，他的好恶都不能够说明什么。更重要的是，那些被案件的阴霾所笼罩的人，记者罗伯特和保罗、警察大卫……还有地球上其他这恶意事件所辐射到的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漫漫人生？除了对悲痛的关注，对生命强行被终止的怜悯，对死亡想象的恐慌，甚至也带着对自身命运的庆幸……一则爆炸式的罪行在受害者之外还能够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罪行能够从个别人的遭遇变成国民式的集体记忆？这显然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犯罪了。
大卫·芬奇的镜头在《十二宫》里迟缓、克制，几乎是接近纪录片的手法，遵循着与时间的契约，它既不将悲剧和紧张感戏剧化，亦不将刻意地加快叙事节奏使之更符合观众期待。只是还原一个犯罪发生于追踪的事实，并且以平视的目光看着被这案件牵着走的那些人的命运。而在对十二宫杀手的判断上，更是去掉了杀手神秘、高智商的光环，这做法兴许不讨巧，他无疑让那些暴力血腥爱好者失望了。但大卫·芬奇就是要以这种不偏狭的态度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反对一切崇拜邪恶的人，娱乐犯罪的人，消费死者的人。他的发问是对于那些活在犯罪阴影状态下的人们的怜悯。他也一定让那些闹哄哄地寻找真相的群众失望了。连现实都没有给出的真相，一部电影又能如何赋予一个令众人满意的回答？他的回答也是基于对每个平凡人的痛苦、溃败的呈现。那回答几乎算不上回答，但却最真实。在那历史的卑微里，时间的徒劳里，这是西西弗斯式的人类命运的回答。
本作品由六九書吧整理上传~~
即使我们知道石头会滚落，我们还是要一次次地将石头推上山巅。
?刺杀肯尼迪
“肯尼迪总统和他被害的那些秘密终于与我们在我们的美国梦中相遇了，它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宪法核心是什么？我们生命的价值又是什么呢？一个国家的总统被杀害，在众多疑问面前，它的司法机构只会在那里发抖，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主又是什么呢？还有多少政治谋杀被说成是：心脏病发作、自杀、癌症和过量吸毒，还有多少飞机失事和车祸将发生在事情暴露的前夜呢？”
这是奥利佛·斯通导演的《刺杀肯尼迪》中一段唐吉坷德式的台词。事情发生时，奥利佛·斯通只有十七岁，而当他用电影艺术回顾历史时，二十八岁。中间的十一年，是一个人全部的青春。在看完这部电影后，不知是否可以理解为，斯通为了拍摄《刺杀肯尼迪》的十一年，也是寻找迷失的青春的十一年。
1963年11月22日，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榆树街，坐在敞篷车上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子弹击中身亡。两小时后，一名叫奥斯瓦尔德的嫌犯被逮捕，十二小时后，奥斯瓦尔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开枪打死。数月后，由政府和议院指定的调查机构确认奥斯瓦尔德为唯一凶手。
案件宣告了结的那一刻恐怕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美国人所信赖的民主政治开始解体、崩塌。人们分明有一种被谎言告知的耻辱感，却又因为无法做什么而转向了失望、嘲讽、不闻不问。但是毕竟有唐吉坷德那样的人，与其说他在为真理而据理力争，不如说是为了重构自己的信任。奥利佛·斯通便在电影里塑造了这样一个现代的唐吉坷德。这个卑微的检察官，这个孤独的英雄，有着不合时宜的古板和固执。他欲将阴谋告知天下，就必须对抗政府和财团，对抗权利和金钱。证人一个个离奇死去，而敌人遍布各地，但他依旧坚持对抗。他说：“……如果真理已经受到政府谋杀，人民不受到尊重，那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出生的那个国家，肯定也不会是我将与之终身厮守的那个国家。”这看似顽愚的行为里有宏大的信念，孤胆英雄无法被任何利益所收买。
直到今天，美国政府仍然未对此案重新调查，有关事件的档案被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秘不示人。电影里的台词似乎等待被印证。政府的档案要七十五年后才解禁，有人会在2038年9月的清晨去翻看那些资料。事情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尽管当事人在时间里被误解，被嘲讽，被孤立。那孤独里依旧有着失败者的尊严，那尊严是不死的。
历史是什么？是真实和谎言的搅拌器，时间让一切变成残渣，真相被留下，写在泛黄的史书里。后来，史书缺了页，发了霉，可那些书页里流淌着祖先的血脉。你站在这里，手里捧着书，知道了你何以为人。你兴许会看见历史里布满着沾血的罪孽，有私欲，有恶行，有对他者的冷漠与蔑视。那些罪孽有时会很强大，轻易地压垮那些匍匐在底层的人。它拉拢你，对你说好听的话，让你迷失，但是你会从书里知道，那是颠倒的美梦。而充满恶意的美，充其量也是梦里的一阵痉挛。
圣人和罪人很像：虚无的快感造就罪人，虚无的苦难成就圣人。而更多人站在虚无的缝隙里，在死亡的烛火下摇摆，为了站稳脚跟而努力保持平衡，向前飞奔不至于被卷入后退的浪潮，也知道一切为了尝试真相所作出的努力最终都会被虚无收纳。但那努力却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而生命它不在圣人的微笑里，也不在罪人的眼泪里，它在每一个凡人筚路蓝缕的脚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