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品
〔法〕亨利·特罗亚
亨利·特罗亚(1911—),法国作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著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主要有《蜘蛛》、《正义的光芒》、《埃格勒蒂埃尔一家》、《未来的继承人》、《播种和收获》等。阿尔贝·潘塞莱刚把脖子伸进吊钩上吊起来,这时房门开了,进来一个身穿玄衣的矮个子男人,他彬彬有礼地同主人打了个招呼,阿尔贝呜呜咽咽地骂了一声,脚在空中乱蹬,显得十分冒火,来人对这种欢迎方式毫不介意,将摩洛哥皮大公文包、圆顶礼帽、雨伞和柔软的紧手套放在床上。来人面色苍白,脸像皱纹纸,眼睛诚恳,略带养信鸽人的那种忧虑,下巴上长个肉瘤子。他把阿尔贝从吊钩上取下来。阿尔贝像母牛卧倒似地瘫在地上,来人扯了扯袖口,说:
“我叫福斯坦·旺特尔,您忘记将门反锁了。”
阿尔贝一声不响,他以为自己死了,来人见他不出声,有点担心,从皮包中取出一瓶朗姆酒,一把扇子,一些硫酸镁和一块海绵,来抢救不幸的人。他的动作准确而轻柔,时蹲时起,身子扭来扭去,关节嘎嘎作响,并轻轻哼着:在那平静的海上,
升起一缕烟云……
阿尔贝睁开眼,深深叹了一口气。
“您在这儿干什么?”
“我让您起死回生。”福斯坦回答。
“您呆在家里不出来就好了。”
“净说孩子话!将这一小杯酒喝了,谈谈您的事。”
阿尔贝翘起头,喝了一小口朗姆酒,又吐在地上说:“我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您不知道……”
“我全知道!全知道!我知道您今年二十五岁,没有职业,没有前途,没有家,没有情妇,而且欠了九个月的房租!”
“啊!别说了!”阿尔贝呻吟道。
“我已经跟踪您几个星期了,并且已给您寄去过一份广告单,上面说:‘绝望的人们,卖掉你们的绝望吧。要打听情况者,请到奥雷连———朗贝尔街十七号,与福斯坦·旺特尔先生联系。’您为什么不给我个答复呢?”
“我没把这当做严肃事。”
“不严肃?唉呀,你们这些人全是一个样子!听我说,我是来向您提供挣钱的方法,为使您确保晚年幸福指条路。”
“我想睡觉,”阿尔贝结结巴巴地说。
福斯坦焦急地打着响指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让我解释一下,您肯定听说过奥托·杜邦教授吧?”
“外科矫形医生?”
“您这么说也行!可他不是矫正人的体形,而是矫正人的性格。”
“这么说我不认识他。”
“奥托·杜邦开了一所举世闻名的医院,他发明一种塑造或改变人类性格的药物,在这里进行治疗。某某先生说:‘我生性怯弱,想成为一个专横的人。’给他打上一针,休息十天,这个老好人一回家就成了专制魔王。心理矫正还是一门年轻的微妙学科,一点点差错就会导致不可思议的灾祸。杜邦教授在给病人注射以前,先在我们称之为‘性格试验品’的辅助人员身上验证药物效果。
医院里只有二十来个试验品,可我们的病员与日俱增。于是杜邦教授让我再收几个试验品。我立即想到了您。吃住和衣服洗浆全包,您还可以在风景如画的花园里散步,而且还可以得到你的同事们的关怀。待遇是挺好的。两年后,您可以离开我们,但直到您生命终结那一天,一直可领取一份与您服务时间成正比的退休金。”
福斯坦故意停顿了一下,咽了口唾沫,又乐滋滋地说:“您看怎么样,年轻人?真是求之不得!”
“要是像您说的那样好,您干吗还要费那么大的劲招收试验品呢?”
“性格试验品吗?可这并不是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呀!必须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能经得起一切试验。思想要清如泉水,心理状态要平衡,神经官能要谐调,智力要第一流的!这一切优点您大致都具备。瞧,这是合同,请看一下,在左下角签上您的名字。快一点,有人告诉我,巴士底狱旁边有个人要自杀。”
阿尔贝看看屋顶上的吊钩,又看看印着合同条文的纸片,耸耸肩说:
“签就签,不然还是吊死!”
“这话讲对了!”福斯坦一边叫好,一边递给他一支钢笔。
阿尔贝将合同放在地板上,用发硬的手签了名。
“明天上午九点前,将一切都准备好,”福斯坦说,“医院来一辆汽车接您,我顺便将您欠的房租给清了。”
福斯坦走后,阿尔贝横躺在床上睡了,朦胧中做了个梦:他顺着一条泥泞大道往前走,天际闪烁着桔黄色的光芒。他每走三步,身上掉下一个部位。没走多远,已掉下了一个指头,一片嘴唇和一个眼皮。他想:“掉它的,我非走到底不可。”他扭回头,突然发现福斯坦先生腋下夹着大皮包,远远跟着他,每走三步,弯腰拾一块他身上掉下的肉,并且喊着:“哎哟,哎哟,多美的手指,多美的眼皮!”阿尔贝大叫:“别嚷了!别嚷了!”可是福斯坦却摇着头说:“你有什么权力?你没签过合同?哎哟,哎哟,多美的耳朵!”
阿尔贝醒来,发现枕头湿了。
杜邦教授的医院位于巴黎郊区。一座大方楼矗立在花园正中,带有很多窗子和阳台。花园的小径弯弯曲曲,柔和得像会计师的签名。高大乔木树荫罩着一排排长椅,那些经过治疗的病员坐在这里休息,想着自己性格的新变化。主楼的后面,有座小阁楼,共有三层,红砖砌成,阳台上放着花盆。走廊里铺着地毯,这是“性格试验品”住的地方。每个门上都挂个牌子。什么“易怒的”、“幻想的”、“憨厚的”和“爱好文艺的”等等,不一而足,而且还注明能使用的最近日期:“在某某日前不能注射。”
门左首,一块小牌子上写有值班医生的指示:“情况良好”,“需要修改”或者“有副作用”等等。
一个女护士将阿尔贝引进一间预先收拾好的房子里,光秃秃的墙,一张行军床,一个书架。
“当然,您做过试验后,我们会换些别的书。”护士说,“性格不同,阅读的兴趣也不同。杜邦教授一小时后要见您。”
杜邦教授坐在办公桌后面接见了阿尔贝。他的桌子有古罗马石棺那么大,上面放有电话、口述录音机,高级细木板做底座的闪光电铃、高级计算机和高级松扣蘸水笔;两头各放着一摞切口白得耀眼的书籍,一个可弯曲的台灯,将柔和的光线照在医生的脸上,他容光焕发,目光慈祥,没蓄胡子。
“您是14号试验品?”他问阿尔贝。
“我住室门上有这个号码……”
“今后这个号就是您啦。请坐,瞧,这里有您的档案,二十五岁,缺陷:无。”
阿尔贝认为最好应该谦逊地低下头。
“性格:正常;‘z’反应:正常;智力:正常;文化修养:正常;性复征:正常……很好,很好!您完全是我需要的人。”
“您过奖了。”阿尔贝结结巴巴地说。
“我今天将给您注射一种极端自信的药水,这种药还常有高傲的疑虑和不可捉摸的神秘。这是一种特别微妙,差别细小的混合剂,是我应一位政治家的要求首次配制的。打过针后,您休息十天,然后我再给您注射一种幻想合成药水,再往后……”
“这么说,我每隔十天换一种性格?”
“差不多是这样。”
“这太残酷了!”
“别这么想,您的同事们会告诉您,这种变化没什么痛苦。”
“就这样给折腾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