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忘的梦
〔法〕马·施奈德马塞尔·施奈德(1913—),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花岗岩和虚无》、《采集迷迭香》、《精力充沛的猎人》、《淡淡的血》、《第一个岛》、《弗吉尼亚的红衣主教》等。
那年同往常一样,我们在乡下的一座房子里过圣灵降临节。这座房子即不舒适又不明亮而且难看得吓人,可以夸耀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它在很久以前就已成为我们家的产业。大家对它的缺点早已习惯,所以也就不再感觉到了。一到夏天,这座房子里就聚集着我的父母、祖父母,还有几位叔婶和他们的那些孩子。我们在那几间客厅里都安置了一张张的床铺,真不知道把这么多人安顿在哪儿才好。这是诺亚方舟,祖母笑着说,“但愿它别沉没!”这一点儿也不用担心,墙壁还牢得很哩。小时候我非常喜欢这只“方舟”:我同堂兄弟姐妹一起,尽是没完没了地游戏、疯笑,或者讲一些荒诞的故事。那时,我无忧无虑、嘻嘻哈哈,不可能料想到这座房子有朝一日,对我来说竟像一座坟墓。尽管如此,今年圣灵降临节我还是回来了。没有悼念的心情吗?如果说没有,那有点儿言过其实,但毕竟再没有痛苦,也不揪心了。要是说我曾经差点惨死在这个花园里,这样的事已永不复返了,这样的事只是发生在过去的生活里而已。
“方舟”上主要只有两处好地方,但是这两处地方使“方舟”
成了乐园。一处是大阳台。这个半遮顶半露天的大阳台上放满了藤椅和由于充填的棕毛在不断地掉落而塌陷了的长沙发。根据天气不同,人们有时呆在背阴的地方,有时呆在向阳的地方。孩子们在那儿玩造房子,藏手帕的游戏;大人们如果不想看书,就打牌,下棋;几只低矮的桌子上堆着一些杂志。下雨的时候,孩子们都躲到顶棚底下,大嚷大叫,好像这样就能把好天气召回来似的:我们那时都相信,蹦跳吵闹会把雨赶走的。大人们受不了,就把这块地方让给我们;这时我们就一边乱嚷一边跳法兰多拉舞,学各种各样动物的叫声,顿足尖叫,哈哈大笑。我们笑得多厉害呀!连楼下都能听见。
因为这座阳台并不像人们经常在许多房子里看到的那样,在底层的那几间客厅外面,有几级台阶通向花园,它是在三层楼上,因此高出围聚在“方舟”四面的冷杉树和椴树,并以其特有的方式成为神秘的植物王国的一部分。它是随风起伏的绿叶丛中的一座小岛。在这座阳台上我觉得自己就像在一条小船上随波漂荡。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有趣。只要有空,我就呆在那上面。大客厅和小客厅,还有吸烟室,都叫我感到讨厌;我还讨厌那间我不得不和两个堂姐妹一起住的屋子,又阴暗又狭小,简直像一座坟墓。晚上,到了该散伙去睡觉的时候,我们为了拖延时间,就硬说那屋里有鬼。
“方舟”的另一处好地方是大花园,那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还有绿篱和灌木丛。这一切几乎没人照管,随它们自生自灭。
在这座原始的大花园里,我们躲开了一切看管:女佣们叫唤、摇铃、想办法叫我们集合,都没有用。如果我们中间有谁钻进了那些成丛的丁香树、山梅花、接骨木或是绣球花中间,就休想把他找出来。只有让饥饿负责把这只自由的羔羊领回羊圈了。
那年,“诺亚方舟”只有我们一家来住。不知道由于什么巧合,其他人有的因故不能来,有的应朋友的邀请到别处去了,阳台上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丈夫,我的小米歇尔和我。这我们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只是房子里寂静的环境使我们感到意外。我甚至觉得这房子有点儿凄凉,但为了安慰自己,我对自己说,这次真的可以好好休息了。再说看守房子的老罗莎莉,什么事都不要我做,什么都不用我操心。照理说,我本该是愉快的,但一种隐约的忧郁的心情却使我感到难受。虽然米歇尔蹦蹦跳的像条小狗,但他的活泼劲儿却驱散不了我的某些预感。
罗莎莉曾经说过,自从复活节以来,暴雨连续不停,春天又热又潮湿,天好像就要掉到我们头上来了,这大概是老天要惩罚我们的罪孽。那天,山谷里已经积聚起一场暴雨,但还没有倾泻下来。
如果是下在别处,那就离这里太远,我们也享受不到雨后的凉爽,产生不了倾盆大雨过后人们体验到的那种复苏之感。事与愿违,热得变成铅色的夜幕使人透不过气,紧紧黏贴在我们身上。米歇尔骑在他喜欢的那条小板凳上,似乎并不难受。但是蒂博和我都倒在一张长沙发上,浑身不舒服。花朵盛开的金合欢树散发出浓郁持久的馨香,沁人心脾。银白色的叶丛在时断时续的风儿悄悄地吹拂下飒飒作响。这时馨香倍加浓郁,于是我感觉到有一种无限的爱笼罩着世界。不过根据这个世界进展的方式来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我本应求助于理智,哪怕只是一次,但我心情沮丧,意志脆弱。于是,我就对我的小男孩说起话来。我想,对他可以随便说些什么。
“米歇尔,你闻到那些金合欢树的花香吗?明天我们去采它们的花,给罗莎莉做煎饼,她做得多好吃啊!”
米歇尔当然想马上就到花园里去。
“不行,孩子!天已经黑了,花要明天才用,早采会枯萎的。”
我还确实不由自主地补充了下面这段话,就像是另外一个女人替我说的:
“就像过去人们说的,金合欢树象征智慧和奥秘!不知是谁发明了花的寓意。”
我丈夫认为这种说法实在太夸张了,他认为我是在说废话:蒂博喜欢摆出一副富于理智的男子的姿态,对他不能说废话,他只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但他常常忘记自己是在扮演这种角色,而正是在这种时候我最喜欢他。雷雨之夜早已使我烦躁不安,他大概意识到自己引起了我不快,所以责备我之后就打退堂鼓了。
“不过,我的朋友,谁能说不存在花朵和果实的寓意呢?它们同其他的事物一样,都是象征。”
我紧握他的手,为的是让他知道我并没有被他的宽容所哄骗,不过我深深地感觉到了他爱我。这时,一阵暴雨来临。这场我们期待了一整天的暴雨震撼着天空,把我们赶离了阳台。离开阳台之前,米歇尔拉着我的裙子,悄声对我说:“明天我们去采花。”
我一把将他抱起,吻吻他耳朵后面开始长出头发的地方。
“你力气可真大呀,我的朋友!”蒂博大声说,“这孩子现在很重。”
我丈夫叫我“我的朋友”,有时叫我“亲爱的”,可从来不叫我的名字,因为他觉得我这名字有点做作。相反地,我却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同橘子,同曼陀林这两个名字合韵,它好像出自这些年来我喜欢读的“圆桌骑士”小说。我的名字叫格温多琳。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的父母大概想到康沃尔去。为了叫起来方便,他们就叫我格温。蒂博讨厌的正是这个叫法,我也和他一样。
第二天,我不得不履行诺言,因为不然的话,米歇尔就跟我没个完。我们一起到花园里去。他对花园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跟每一棵树都结下了友谊。不知是由于偶然还是必然,他把我领到正是我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一丛真正的金合欢树前。它们不是我们这里的人称之为金合欢树的洋槐树,而是君士坦丁堡的金合欢树。它们鲜艳的粉红色花朵散发着芳香,冠毛在枝头懒洋洋地摇晃。昨夜的雷雨也许澄清了天空,却使我的神经经受了折磨,今天我仍然心绪不定。现在,这些金合欢树又唤醒了我种种回忆,使我摇摇晃晃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便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我背过脸去,想不让儿子看见我的眼泪。但他还是发现了。他拉起我的一只手,在上面吻了一下,然后,他用嘴唇摩擦着我那只无力的手,仿佛在说:别哭,我和你在一起!最后他注视着我的眼睛,带着探询和哀求的目光。我无法承受这目光,便将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我的小宝贝!我的孩子!”
当然,这些话毫无意义,并没有人想把米歇尔和我分开。但对他那种无声的询问,这是我惟一的回答。
“白色的金合欢花做煎饼最好。罗莎莉可不会要这种粉红色的。这种树不是我们这儿土生土长的。”
我没有说出这些树来自哪里,以免再感受十年前我晕倒在这个花园里时,那种肠断心碎的悲痛。
不过我在少年时代,却绝不是那种感情容易激动,经常会像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感到气郁、老是需要照料、动不动就会昏过去的女孩子。正相反,我那时天不怕地不怕。当我的莽撞的言行把父亲逗乐时,他总是说:这是个地道的假小子。妈妈老是劝我要克制,要稳重,但全是白费劲。还要我怎样呢?难道我不是一个仙女般的姑娘吗?我不是有一头金栗色长发和一双海蓝宝石颜色的眼睛吗?
我的相貌长得并不端正,这无可否认,但具有无法拒抗的吸引力。
我知道这一点,就尽量利用它,但也并不因此而过分地自负。有了这些优越之处,不用说,我生来就是占上风的,所有的人都得迁就我的任性。
我的姐姐海伦,比我漂亮,比我沉着,合乎人们理想中的古代女神的形象:举止端庄,神情恬静,像毕达哥拉斯那样。我呢,只知道出怪念头,干荒唐事,用大拇指揿着鼻尖做怪相。我的父亲也一样荒唐,在冒险的投机买卖中赔掉了一半家产。一讲到钱,妈妈就叹气,而我却满不在乎,拖着她就疯疯癫癫地跳起舞来。
“我的女儿是个调皮鬼,”妈妈向每个愿意听她唠叨的人说。
这个调皮鬼到了结婚的时候给她出了难题。我爱上了一个青年,父亲却不同意把我嫁给他,说我太年轻,还不到十六岁。想想看吧!再说他既不是法国人,又不是基督徒。这样的婚姻怎能设想?妈妈也竭力想打动我的心:
“你姐姐已经离开了我们。如果你也丢下我,我可怎么办?”
我这个不近人情的姑娘,却一心想着萨巴哈蒂内。我对自己说,我将不顾一切艰难险阻,一定要得到他。我们是在布列塔尼相遇的,那是在一个圣西尔韦斯特瞻礼日的晚上。我父母的几个朋友在那儿的海边有一座别墅,我们是接受他们的邀请去那儿做客的。
我本来对这次全家外出不存在什么希望,但有什么办法不跟父母去呢?我总觉得这个瞻礼日没意思,凄凉透顶,因为年终岁暮使我们联想起自己以及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我执意要表现得讨人厌,便带着一脸轻蔑的神情瞧着那些想请我跳舞的小伙子。有十来个这样的孬种,他们不是自命不凡,就是结结巴巴的。只有一个小伙子没有注意我。他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大概他感到无聊的程度和我的厌烦一样。
“我们跳舞吧,试一试怎样?”我不假思索地说。
“我不太明白,试什么?”
“试试这能不能使我们开心。”
跳舞确实使人开心,一点儿也不错。他名叫萨巴哈蒂内,来自一个我从未想像过的国家。我只想像康沃尔,那是由于我的名字和我在读的小说和它有关。他的国家在欧洲的另一端,正好同康沃尔遥遥相对。
从外表上看,萨巴哈蒂内一点也不像东方人,他那深金栗色的头发、乳白色的面色使人联想不起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后来我才发现,这种现象在奥斯曼社会中是常见的。萨巴哈蒂内有一副坦率的神情,相反地,他脸上的线条,却是那种不吐露心事又孤独内向的孩子所特有的。这种反衬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强烈而难受的愿望,一种极度的遗憾。渴望什么?遗憾什么?我也说不出来,但在我心中产生了某种我从未体验过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许多事,虽然都无关紧要,却使我们更为情投意合,以至到半夜,当大家在装点屋子的一大丛槲寄生的枝叶下互相祝愿时,我由衷地回吻了萨巴哈蒂内。
稍后,我们到海边的悬崖上去兜了一圈。散步这个主意大概是我们俩同时想到的,我已经记不起是谁先建议溜走的了。黑夜引起人到外面去闲逛的欲望。我们看不见波涛的起伏,只听见它冲撞在礁石上发出阵阵低沉的轰鸣声。我们慢慢地走着,紧紧靠在一起,但没有接吻,似乎槲寄生枝叶下的定情已使我们心满意足了。
后来我在一块岩石上坐下,萨巴哈蒂内朝着海滩走下去。他从海滩回来时,双手抱着许多沙生蓟和卵石,还有一件被海水冲上岸的毛线衣。他把这些礼品放在我面前,一声不吭地呆在那儿。我摸摸这些卵石,摸摸这些植物,但没有去碰那件毛衣———它可能是一个遇难者的,会带来厄运。萨巴哈蒂内嘲笑我迷信:只有我俩有朝一日结合,只要我俩相爱,会有什么不幸落到我们头上来呢?他拉起我的手,长久地握着。突然,我颤抖起来了。
“您冷吗?我们回去吧。”
我们俩的离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妈妈在前厅里踱来踱去。
“孩子,你发疯了!上哪儿去啦?”
“在海滩上,采沙生蓟。”
我把还捏在手里的那棵沙生蓟递给她。她不肯拿,好像我递给她的是一条蛇。
“格温,你这样冒冒失失,是要我死啊。你父亲很生气。”
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关上房门,为能够独自安安静静地想萨巴哈蒂内而感到异常幸福。我肯定他不会再回去跳舞,而且也在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