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三章《都市之梦》（7）
泉水忧思录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魂。一个没有魂的城市，如果不能说算不上城市，至少可以说算不上好城市、名城市。北京的魂在故宫长城，厦门的魂在鼓浪屿海滩，苏州的魂在小巷深处，威尼斯的魂在环绕四方的水，纽约城的魂在屹立于赫德森河口的自由岛上的那位高举自由火把的女神身上。济南是有魂的，那魂就是泉，就是揭开石板就见喷涌、伏耳地下就闻流声的泉水。济南因泉而名，泉因济南而显。据一位专家考证，华夏宇内，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美名的共有四处：北京的玉泉、杭州的虎跑泉、镇江的冷泉、济南的趵突泉。但玉泉、虎跑泉远离市区，冷泉匿伏江中，惟有趵突泉身居闹市与人为友。仅此一条，就足以决定“天下第一泉”的名次归属，何况济南的泉远非一处，趵突、珍珠、黑虎、五龙潭四大泉群，联起名泉七十二个、有名不名泉八十四个、无名泉几百个。难怪罗马尼亚一位学者击案而叹：这样得天独厚的城市，世界上决没有第二个！
一九九二年早春，笔者在山东省省会城市规划办公室副主任于书典、副处长吴建光陪同下，重新游览济南风光，意在品味提炼其中蕴涵时，在五龙潭公园见到了这样一幅动人情景：一个好好的亭子旁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股泉水，泉水淹没了通往亭子的道路和一片小小的草地。一位长髯老者蹲在草地旁，把一只鸟笼随手放到漫水的草地上，鸟笼里的一只画眉立刻从踏架上跳进水里，悠然地伸长脖子，抖擞着翅膀洗起澡来。夕阳透过楼群和柳枝，把画眉经过精心洗濯梳理的羽毛染得五彩斑斓，一阵明婉、脆丽而又欢快的歌声，唤起了长髯老者鲜花般开放的笑脸……
笔者浅陋，不知道除了泉城之外，哪儿还能看到这样的情景。
泉——泉水——泉城，那是一条人和自然融汇的河流，一支历久弥新的生命的歌谣。
名城失色，市长擎起一杯酒
或许大自然有意要给这位当过水利厅长的市长一点颜色，一九八六年，翟永浡最初接过市长重任不久，就赶上济南的水位连年下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先是趵突泉停止喷涌——那或许是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和济南泉群形成三千万年以来的第一次——随之群泉干涸，大明湖也因而出现了大面积萎缩。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作了报道。全国各地的几十家报刊纷纷发表消息。全国政协专门组团到济南考察，考察结果上了人民日报。国家主席李先念游览大明湖时，看着因缺水缺氧大批死亡的鱼群，连声长叹，一步三摇头。
恰在其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巡视山东。出于种种考虑，济南市有人提出请胡耀邦到趵突泉看看。胡耀邦露出少有严峻的面孔说：“现在我不去。你们什么时候把泉水恢复了我什么时候再去。一年不行，两年行不行？两年不行，三年四年行不行？”
更大的压力还来自群众和基层。供水不足，许多居民不得不担着水桶脸盆，跑出老远找水接水，许多工厂也面临着断水停产的威胁。市有关部门被迫拟出了一份限令停产关闭的企业名单，随时准备下达执行——为了保证群众正常生活用水，市里作好了承受最大牺牲的打算。
这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因泉水而驰誉八方的城市，不可谓不是一个巨大的悲哀、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
翟永浡嘴唇上冒出了一层燎泡。
危机自然不是猝然降临的。由于自五十年代以来，城市一直处于一种超常发展状态，人口盲目增加，工矿企业盲目上马，尤其是一些耗水大户相继诞生，济南的用水量出现了成倍增加的情况；由于泉水丰富，给济南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造成了地下水蓄量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觉（其实泉水不过是石灰岩和火成岩的天造地设，与济南地下水的蓄量没有直接关系，而科学证明，济南的降雨量和地下水蓄量，不仅在全国、在北方城市中也是比较低的），因而盲目乐观，毫不怜惜；也由于大面积水土流失，降雨量大幅度减少，造成地下水蓄量自然锐减；自七十年代开始，济南的水就出现了供不应求、过量开采、水位持续下降的危机。新时期以来，这种危机不仅没有得到遏制缓解，反而越来越变得紧迫严峻起来。面对这种状况，济南市几届政府先后采取了不少措施，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能够奏效。危机历史性地摆到新一届政府面前了。
作为市长，翟永浡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把事关城市声誉、命运和几百万群众切身利益的保泉，列为亲自抓的第一号工程。省内外一批水利地质专家被请来，对济南地下水的形成、分布、蓄量等进行了一次全面勘测论证。按照专家们的意见，东郊水厂开工，翟永浡带领有关区县主要领导人亲自督阵；南郊水厂上马，翟永浡带领市直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人亲临现场协调调度，解决困难。但西郊水厂供水量毕竟有限，很快，翟永浡就把眼睛盯到黄河上了。
就水利资源而言，黄河无疑应当属于济南的一部分。但自明代黄河改道流经济南以来，几百年间，黄水滔滔，除了少量灌溉，济南未曾受过丝毫惠利。一九八六年青岛千里迢迢，大兴引黄济青工程时，济南还稳坐钓鱼舟，对把那样浑浊苦涩的河水引进城市感到困惑不解。可事隔几年，济南也不得不在黄河边上打下了引水工程的第一根桩基。那是一个投资过亿、万众关注的重点工程，然而从指挥部建立几近三年过去，只完成了两千四百万元的工程量，建成通水遥遥无期！
城市在呻吟，干渴的工厂企业在呼唤。翟永浡断然决定：换将！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关方面向他推荐的是市公用事业局副局长、供水专家孙景浩。对孙景浩，翟永浡一无所知，但从他的简历和各方面对他的评价上，翟永浡认定这是一个精通业务和具有开拓性格的人物，毅然决定由他出任工程副指挥（翟永浡亲任指挥）兼办公室主任，担起引黄供水工程的重任。
这对于一个默默无闻却又志在有成的干部，不可谓不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未等任命下达，那个名叫孙景浩的人就通过邮局给翟永浡写来了一封信：
……引黄工程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几年前我就料到了。那时我提过多少意见，当权者们根本就不采纳。现在让我出马，我知道是对我的信任，但我还是不能接受。那些当初只知道跟在领导屁股后面唱高调的人哪儿去了？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干？我建议市里……
翟永浡做过多年党务工作，与不知多少干部打过交道，孙景浩这种情况他却是第一次碰到。既然知道是领导信任，就不应当再扯什么“当初”，更不应当提那种毫无意义的所谓“建议”。何况作为新任市长，他与“当初”的那些人和事没有任何瓜葛！何况济南眼下正处在这样一种紧迫严峻的危机之中！翟永浡心里不觉有几分忿忿然。他把信丢开，在办公室里踱过几步却又忽有所悟：这个人确有锋芒，确实不像那种唯唯诺诺什么事情干不成的人！用人之道，重在成事；宁用其莽，不用其圆；宁招非议，不图完全。翟永浡对于这一点是深谙其理的。
他找来秘书长马芸生，问：“这是怎么回事？”
马芸生是投了孙景浩赞成票的，他看过信，说：“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儿！不要理他，叫他赶快上任没有错！”
翟永浡验证了自己的看法，心里踏实多了。“叫他赶快上任”他同意，“不要理他”，却觉得未必是最适当的办法。他要马芸生通知公共事业局，星期天视察南郊水厂工地时，让孙景浩参加。
那是翟永浡第一次见到孙景浩，也是孙景浩第一次真正见到翟永浡——从电视和报纸上他不知见过多少次了。视察没有繁文缛节、虚言假套，就是认认真真地解决实际问题。整个视察过程中，翟永浡只跟孙景浩握过一次手，但孙景浩得出的印象十分深刻：这位市长是那样的朴实和老百姓化！
中午吃饭，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孙景浩与翟永浡坐到一张饭桌前。由于第一次见面，也由于先前写过那样一封信，孙景浩很有几分拘束和窘迫的感觉。
翟永浡却把一杯酒端到他面前：“景浩，我敬你一杯酒。”
孙景浩大出意料，连忙端起一杯酒站起来。
翟永浡说：“黄河水厂有你上去，我就放心了。”
他把杯与孙景浩一碰，一饮而尽。
孙景浩竟然连一声谢字未说，莫名其妙地坐下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翟永浡对自己不仅没有一句怪罪，还如此器重和寄予厚望。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市长，如果没有难处，怎么会求到自己面前来呢？而那难处，不就是想早一点把黄河水厂建起来，让老百姓不再为水犯愁，让济南重新恢复泉城风貌特色吗？而自己……他心里涌起了一股感动和自责的热流。
坐下，默默地吃了几口饭喝了几口酒，见坐在对面的老学友、市建委副主任谭永青直向这边使眼色，孙景浩才忽然悟起，自己似乎也应该回敬一杯酒和说几句什么才对。
他站起来，郑重地把一杯酒擎到翟永浡面前，说：
“市长，你放心。我明天出国验收工程，回来后，立刻就上工地！”
临危受命，“反对派”举起阵前旗
孙景浩的身世，足以写一部厚厚的书。他祖籍齐河，童年是在济南三里庄的贫民窟里度过的。进入少年，先是失去了最可珍贵的母爱（虽然那是贫穷得不能再贫穷的母爱），继而又失去了最可珍贵的课本（虽然那是破得不能再破的课本）。于是腰系一条麻绳，每天早早等候在天桥下面，见有地排车三轮车经过，把麻绳上的钩子朝人家车上一挂，低着头、屏住气狠命就拉；拉上坡，靠人家胡乱丢几个铜钱，给七个弟妹买回窝窝菜团填肚子。苦命孩子，偏偏梦里都想上学念书。晚上糊火柴盒说定每人不少于一千个，父亲和弟妹们糊完，满手沾着浆糊就睡着了。孙景浩还要学习，还要做作业和温习功课。靠着聪明和刻苦，一九五七年，孙景浩背着一床旧棉褥、提着一个竹壳暖瓶，跨进了天津大学的校门。在大学也还要顾着家，每逢放假，用省出的助学金买一斤糖，一下火车就被一群弟妹团团围住，变成了一个乞丐头儿。大学毕业分到东北设计院，可家里父亲和弟弟妹妹需要照料，只好调回济南。在济南自来水公司，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和第一个会画图纸搞设计的人。普利门水厂洒下了他的汗水，东郊水厂、解放桥水厂、泉城路水厂倾注了他的涓真。一九七二年，作为专家组给水技术负责人，孙景浩远赴非洲，参加了援建毛里塔尼亚首都努互克肖特市的供水工程。
努市地处撒哈拉大沙漠西部边缘，由于白天大陆风吹，晚上海上风吹，郊外形成了许许多多东西走向的沙丘，矮的十几米，高的不下三四十米。从首都到水源地，要经过大大小小七十七座沙丘。水源地的十八口井，分散在二十五平方公里范围内。连接水源地和水源地到努市的各种输水管道，长达八十多公里。更加沙漠里环境恶劣，几千里难得见一点生物，而风沙随时都可以把人吹得晕头转向，工程的艰巨是难以想象的。但孙景浩硬是把三年的工程缩短了一半。当清清的流水穿越沙漠，第一次灌满总统府外的蓄水池时，“什农娃，赛崩！”（中国人，好！）“什农娃，萨瓦！”（中国人，好！）“什农娃，太变！”（中国人，好！）的呼喊响成一片。毛里塔尼亚总统临时宣布把国庆节向后推迟五天，亲自带领五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到水源地为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举行了隆重的答谢“国宴”。
从国外归来，孙景浩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后来被提升为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不久又成了公共事业局副局长。作为供水专家和分管自来水的副局长，孙景浩对于济南的泉水危机、供水危机，有着比常人更大的责任感和压力感。黄河水厂上马他举双手拥护，但黄河是世界上著名的两大浊流之一，要把高混浊的黄河水变成清澄甘甜的可饮用水，决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因此，他力主一期工程先建一个日供水十万吨的小工程，等摸索了经验之后再建大的。在市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孙景浩坦率地陈述起自己的意见。可主持会议的一位领导人没等他说完，就打断说：“不要再讲了，二十万吨的规模无论如何是不能变的！”而另外有些原本支持他的建议的人，也立刻转了方向。孙景浩愤然退场，心里说：你们当你们的官儿，我回去干我的事儿！黄河水厂建起来建不起来，砸死我也不沾边啦！他说的到做的到，黄河水厂投建三年，他工地没去一趟，工程上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发一言不置一辞。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反对派”，终而接受了工程副指挥兼办公室主任的任命，担起了黄河水厂建设的重任。
整顿是不必说的，那时的工地人心乱、秩序也乱，周围的老百姓可以随意到工地上去搬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孙景浩更注重的还是工程设计方面的问题——要想以最快的速度和质量实现建成通水，不从工程设计上寻找突破口是很难想象的，而那恰恰是他所肩负的使命所在。
从一水厂到二水厂之间的输水干道全是大口径的，孙景浩把走向稍加变动，使干道缩短了四百二十几米，节约了七十多万投资，还缩短了工期工时。
设计的沉淀池要打几百根基础桩，施工已在进行，孙景浩与施工单位的一位领导人来到现场，他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搓了搓，说：“这是沙质粘土，地耐力足够了，打这么多桩干什么呢？”施工单位的那位领导人立刻哈哈大笑，拍着孙景浩的肩膀说：“有你的！你说怎么办吧？”孙景浩一开口刷掉三分之一，为工程节约投资八十万、节约工时三分之一。
设计的配水楼地基要挖下地面六米，相当于两层楼高，全部换成三合土。孙景浩对地质资料、地质报告进行反复研究后，确定只下挖四米，换填垫，又为工程节省投资二十万，节省工时二十多天。
奋斗拼搏自然是不可缺少的。八七年“八·二六”大雨时，水塔浇注正处在关键时刻，四建二公司的几十名干部职工冒雨苦战。为了给大家鼓劲，孙景浩连夜向工地上赶。车到半路时发动机被水淹灭，他被大水围困了七八个小时，终于搭乘另外一辆车赶到了现场。更叫劲的还是管道安装会战，几十支队伍争分夺秒，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孙景浩也始终坚持在第一线。一次他乘车到市里联系工作，车上的无线对讲机里忽然传出呼叫：
“孙指挥！孙指挥！”
呼叫声沙哑、喑闷，一听就是多少天没有睡觉休息，已经达到极度疲劳困乏的情形。孙景浩听出那是安装队长刘裕新的声音，心中一动，没有回答刘裕新的呼叫，却接通了交换台总机值班员。问道：“你听出刚才是谁在呼叫我吗？”
值班员回答：“好像是刘队长。”
孙景浩问：“你知道他嗓子怎么成这样的吗？”
值班员说：“累的。”
孙景浩把对讲机的音量开到最大位置，用充满激情的声音说：“如果全工地的干部职工都像刘队长这样，我们的水厂就一定能提前建成通水，给全市人民一份满意的答卷！”
工地上的对讲机是全方位开放的，几十台时刻“醒”着的对讲机里同时传出孙景浩的声音，闻者无不动情。刘裕新，那个身高一米八〇的粗壮汉子，顿时心如沸汤，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八七年五月二号，孙景浩接过的黄河水厂建设重任，经过短短八个月之后，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黄河水厂就意外地传来了一期工程一次通水成功的喜讯。那喜讯使泉城几百万干渴的心灵，感受到了欣慰和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