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章《都市之梦》（4）
天下第二难日本国前内阁首相田中角荣，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成为中日两国人民熟知的日本当代著名政治家。田中十九岁创办“共荣建筑事务所”，二十五岁成立“田中土木建筑股份公司”，自任总经理；这个“田中土木建筑股份公司”，后来成为日本五十家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以土木建筑工程业发家的田中，在担任佐藤内阁通产相时，集中精力研究了改造与开发日本的综合战略，提出：为了解决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交通壅塞、住宅紧张、城乡人口过密过疏等问题，重新焕发日本经济发展的活力，必须“坚决地扭转城市过份集中的趋势，把民族的有生力量和雄厚的经济余力，引向整个日本列岛”，这就是所谓“日本列岛改造”的设想。一九七二年田中就任日本首相后，他所撰写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曾风靡一时，并成为田中内阁“内政的头等重要课题”。只是由于实施时机和政治命运方面的原因，日本列岛改造的设想才没有能够变成现实。
按照《日本列岛改造论》的分析，自战后以来，日本列岛已经进行了三轮改造，第一轮是旧房变成新房，第二轮是新房变成楼房，第三轮是楼房及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改造，不过是近十二三年的事。如果按照田中角荣先生的说法，至多是在第一轮和第二轮之间运转。改造的本来涵意就是除旧布新，“改”在前“造”在后、“除旧”在前“布新”在后。这里“改”和“除”的对象不是一件破大褂，不是一只旧箩筐，而是一座座、一片片住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棚户、平房、大杂院和旧楼房。只有拆除了旧屋、迁走了居民才有建设可言。大规模的建设伴随着大规模的拆除和迁走。“拆迁”这个词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自然，被同时创造出来的还有一群伸手可摸睁眼可见、靠五谷杂粮充饥靠烟酒糖茶提神的人，及其散发着生命芬芳的故事。
是哭是笑亦难言
在拆迁办难得碰上了一位同行，他叫徐明，早先是兰州歌舞团的编剧，后来是济南曲艺团的编剧，后来又成了济南市拆迁管理办公室的笔杆子。“拆迁难，难于上青天。”第一次见面徐明就念起了他的“大作”。他解释说：“天下有三件事是做不得的，一是要人家的命，二是拆人家的屋，三是砸人家的锅。计划生育是要人家命的事儿，所以公认是天下第一难。拆迁要不了人家的命，可又拆人家的屋又砸人家的锅，你们说说这能不难吗？”
说法是不是斤两不差、汤水不漏，我们不便妄加评论，但话确是说到了要害和痛处。
难，拆迁难，那是难得市长们、区长们、大大小小的头头们脑瓜子痛的事情啊！泉城书店单是拆迁用了八年。大观园商场内一户居民拆迁，调动了从市到区到街道的几十名干部做了几年工作。邮电新村一座宿舍楼盖到二层，中间还有一户老少三代在做饭洗衣服。山东省体育馆中心线规划中与民生大街相对，因为拆迁遇到了硬骨头，不得不西移了十几来。更耐人寻味的还是和平电影院。和平电影院是济南市区西北部唯一的一家电影院，是在广大群众和人民代表一再呼吁督促下，经过市文化部门多方努力建起来的。但直到一位职工与电影院同年生的孩子上了五年级、长成了一条半大小伙子，电影院还没开始营业。原因是门前一个工厂车间和几户居民房封住了影院进出的路口，而影院和文化部门根本无力承担拆迁户们日益增高的条件和要求。直到新华社记者特意为此写了内参，内参发稿在即惊动了姜春云，姜春云采取断然性措施，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拆迁难拆迁难，打不破拆迁这一难，城市改造和建设不过是一句空话。这对于济南这种古老的城市，更加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一九八五年，在姜春云和主持市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翟永浡的支持下，与征地、规划相配套，济南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正式列入政府序列、直接代表政府行使职权的拆迁管理机构——济南市拆迁管理办公室，并随之公布了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拆迁办法。
拆迁办成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是体育中心。山东省七千多万人民捐资七千多万人民币，要在济南建设一座具有现代化设施、足以接待国内外大型比赛的体育中心。但拆迁又成了拦路虎。扳掉拦路虎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马进忠、程焕朋等人头上。
马进忠是第一任拆迁办主任，他交代得既清楚又明了：“这一仗打胜了，咱们拆迁办算是站住脚了，这一仗要是败了，咱们集体卷铺盖得了。”这并不是故作危言，撇开体育中心是全省注目、省委领导亲自抓的重点项目不说，对于成立政府直接统辖的拆迁机构，上上下下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统一过意见。
任务落到副主任程焕朋、路振伦头上。他们带着几十员干将一头扎进拆迁户们家中摸底、做工作。满腔热情，迎来的全是一片白眼。白眼干脆装作没看见，可下班时一推自行车全傻了眼：五六辆自行车一律被放了气，钥匙孔里统统塞进了火柴棍和土坷垃。火柴棍、土坷垃好不容易抠出来，想找个气管子用用，话没出口就是一阵喝骂：“老子们在这儿住了不下八代，你们凭什么要把我们撵走！”“搞拆迁的小子们，你们不得好死！”“你们哪个再来，小心晚上挨黑石头！”
程焕朋是当兵出身，在部队多次立过功受过奖，哪里见过这种窝囊人的阵势！满肚子火气刺刺上冒，可又无处和不敢喷发。他知道，体育中心占用的是济南市最好的地段之一，这里的群众世代繁衍生息，本来对拆迁抵触情绪就很大，加之几年前的一次拆迁安置工作没做好，留下许多后遗症，群众怨气很大，眼下任何过激的言辞或不慎的举动，都可能使矛盾激化，给工作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
忍气吞声、狼狈不堪，程焕朋一行人推着干瘪的自行车，走出了狭长的街巷。可第二天还是大清早，还是骑着自行车，那一行人又出现在拆迁户们面前。
“这些家伙还真不怕死（左口右来）！”有人愕然惊叹。
如果单是不怕死就能解决问题事情倒简单了，难的是群众压根儿把这伙人看成了成心与他们过不去的“恶棍”和“骗子”。
“以前搞拆迁的都是临时班子，只代表建设单位，怎么干都行。咱们是政府，维护的是建设单位和拆迁对象的双重利益，按照人大通过的法规办事。咱们要是说话不算话、给大家安置不好，大家到法院去告就是了。”程焕朋摆出了盖有济南市人民政府和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大印的各种文件和法规。那些文件和法规上，对于拆迁的补偿和安置，规定得明确具体而又宽松优惠。
“要是真能按这么办，咱们也并不是非挡着国家建设不可……”
“不是真能假能，是必须这么办，不这么办违法！”
“说是拆迁补偿，那年讲好的价儿到了抹个精光！”
“那你不会先把补偿拿到手再搬迁？”
“说是搬了住房面积增加，那要是不增加……”
“增加不到标准你都不要搬！”
“说是旧房变新房，可那年有好多新房自来水管都不通！”
“这好办，房子分下你先检查，不合格不满意，你还是那句话别搬不得了？……”
一番实实在在、推心置腹的对话，接下便是一番测量、计算、验房、交房。房子验得好细好严，厕所通不通、水管畅不畅、门窗严不严、室内干净不干净、重新修理得合格不合格……然后几辆汽车拉上搬迁户代表，逐房、逐户、逐项地参观验收，直到满意点头为止。而随着那满意地一点头，与搬迁户有关的各个街道、单位、系统派出的几百辆汽车和大队人员蜂拥而至。
胜利是空前的。七百二十多户居民、四十几个单位，六天全部迁移完毕，而又过了六天，几万平方地面建筑物已荡然无存，成为一片平地。
体育中心拆迁靠的是政府的信誉、法规的权威和过细的工作。但有人偏偏并不买这个帐。那年环城公园拆迁，几千户居民单位相继搬出，五龙潭附近一颗“钉子”牢牢地竖在哪儿就是不肯挪窝。那是兄弟二人两个刑满释放犯，以练武教武为生，大小弟子不下十几个，院子里两排长凳上插满了刀枪剑戟，门口挂着几条铁链和皮带，好不森严威风的样子。街道干部和拆迁工作人员一提拆迁两字，人家就把门一开，说先要看看哪个有胆量到屋里院里走上一圈再说。
那天马进忠亲自登门了。听说是拆迁办主任，人家更显出了威风，刀枪剑戟之外又增加了几个石碾钢铃。马进忠也从容，进院进屋细细观赏一遍，拿起一把大刀片评品赞叹了几句，这才不紧不慢地通知说，拆迁日期已过，两天内这所房子必须搬走拆平。
“你不就是马进忠吗？你家不就是住在篦子巷二十号吗？”主人一开口就带着威吓。
“不错，我就是马进忠，我家就是住在篦子巷二十号。”马进忠倒是和眉善目。
“公安局老子都不怕，你一个小小拆迁办能把老子怎样？老子就是不搬，看你有什么办法！”
马进忠虎起脸来了：“你说到这儿我可要跟你讲清楚：环城公园是全市全省的大工程，靠你这几把大刀片、几根铁链子是挡不住的。两天后你如果还不搬我们就要强迁，这一点说到做到。至于我自己你随便好了，我马进忠十六岁参加革命，脑袋早就别在裤腰带上啦！”
说完出门，头也不回，大步而去。
当天不见动静。
第二天依然不见动静。
第三天，十几名武术弟子一早就聚集到钉子户家里亮起了刀枪剑戟。九点刚过，随着一阵警笛马进忠推开了钉子户的门，站在他身后的是历下区副区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和几十名法警、拆迁职工。双方对峙，钉子户满脸的杀气很快被尴尬的笑容代替了。
“马大爷，马大爷！”他抓起一包“过滤嘴”一股劲朝马进忠面前送，“你看这是怎么说的！环城公园是政府为老百姓办的好事，咱还能跟政府作对吗？你看看，这些弟兄们都是来帮助我搬家的！”
“愿意自己搬也可以，不过中午以前必须搬完。”马进忠义正辞严。
“保证！保证！中午以前要是不搬完，你马大爷拿我的耳光子当猪尿泡搧！……”
这是兵临城下，钉子户被迫见风转向的。也有死硬派，死硬得让人难以理喻。八七年夏天，一场特大暴雨淹了济南北郊工人新村，暴雨过后，济南市委、市政府断然决定对工人新村实行改造。这是多么好的事儿，可有人还要当钉子户。天桥区拆迁办在调动一切手段做工作全部失败之后，不得不上诉法院，公开审理宣判，强行进行了拆迁。“难哪！拆迁跟什么人都得打交道，遇到那种歪脖子树，你不硬着头皮朝前拱，城市建设也就不用搞了！”天桥区前任拆迁办主任李焕文慨叹说。
拆迁之难还难在某些大单位不肯合作，这比起个别耍泥腿打死赖的钉子户自然复杂棘手出不知多少倍。而作为省会城市，这类不归市里统辖的大单位可说比比皆是。
林祥小区建设时，拆迁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于“x老大”。x老大是国家大型企业，直属中央领导，又是人人求得着的单位，说话办事原本牛气得很，偏偏林祥小区拆迁对象中包括他们一个只有十一户人家的宿舍。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所有单位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城市总体规划。但“x老大”说，你济南市管不到我头上来，我的房，不经我同意谁也别想动。拆迁办理解对方的心情，派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多次前去交涉，并且按照有关政策给十一户居民优先落实了搬迁住房。但“x老大”就是不肯吐口搬家。事情一拖四五个月，小区建设迟迟无法开工。拆迁办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给十一户居民直接发了通知书，限定七天内搬迁完毕。“x老大”针锋相对，立即给十一户居民也送去了通知，限令七日内谁也不准搬家，谁搬了日后住房问题一律不予解决。“他们不给解决，我们给解决。”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带着搬迁住房的钥匙、房证和有关政策规定，挨门挨户去做工作。到底是新住房有感召力，十一户居民背着“x老大”悄悄地全搬进了新居。人走房空，但拆除还要征得“x老大”同意。这次“x老大”更牛气了，去请不到，登门不见，上诉法院，法院传讯也置之不理。眼看工程再拖下去就要造成重大损失，拆迁办只好采取特殊措施：在法律公证处现场公证和全过程录像备案的情况下，派人进行了拆除。房子拆除了，林祥小区建起来了，拆迁办与“x老大”的关系从此陷入了僵局。事情也巧，不久“x老大”另外一个宿舍闹起了麻烦事儿：为建一座宿舍楼，一个被拆迁的职工捅了别人两刀子，捅了自己八刀子，并且一直打到党委会上，打得党委会几次开不下去。“x老大”有关部门束手无策，走投无路中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拆迁办门上。没想拆迁办应得痛痛快快，派去几个人进行了一番法制宣传教育，格外又拿出一套周转房帮助解决搬迁中的困难，问题立时便冰消瓦解了。“还是你们政府有办法、有权威！以后我们就全仰仗你们了！”“x老大”吃了苦头尝了甜头，派人又是赔礼又是道谢，春节时还特意把拆迁办的同志们请去开了一次联欢会。
好马也要强手骑
拆迁办是新事物拆迁并不是新事物，改革开放之前拆迁就早早存在着，只是没有一个统一管理实施的机构罢了。随着城市建设改造高潮的到来，各级房管部门相应地建立了拆迁管理机构。但由于权威性不足、管理范围有限，难以适应大规模旧城改造的需要。济南市自上而下、直属政府、自成体系的拆迁管理实施机构，就是一种打破既有模式的改革和创造。
同任何改革和创造一样，拆迁办也经历了诸多风风雨雨。上级某些部门的少数领导人，眼看济南市冒出这么一个不受自己统辖、却把自己原先的某些权利统辖了去的机构人马，心中耿耿，几次试图通过立法机构宣布对方为非法。程焕朋等人在省市领导和立法机构的支持下，据理力争，顽强地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但问题并没有从思想上得到解决，市房管部门对拆迁办多年中不理不睬，拆迁办多年中对房管部门也采取回避政策，两家倒也相安无事。一九九一年，当新任拆迁办主任程焕朋试图强化拆迁管理时，矛盾随之发生了。
程焕朋的理由简单而又明确：既然市人大、市政府授权拆迁办负责全市的拆迁工作，我就要上下统起来，真正负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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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不成问题，关键在房管部门。市、区两级房管部门都属有拆迁办公室，这一系统管不起来，济南市的拆迁至多管起了三分之二，市拆迁办只能算是半壁江山。程焕朋拿定主意找自己的老伙计、市房地产管理局t局长谈一次，争取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
这边正在酝酿，那边传来消息：房管局拆迁办组织了二十几个人的精干班子，正在春园里小区搞动迁。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济南市城市建设拆迁管理办法》，所有拆迁都必须首先向拆迁主管部门申请立项，经批准后发给《拆迁许可证》，并且向拆迁主管部门缴纳委托拆迁费和拆迁管理费之后才能实施动迁。而春园里小区动迁几百户居民，房管局事先竟然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程焕朋觉出问题严重，当即派人找到房管局查询。得到的回答是：按照有关文件规定，房管局就是拆迁的主管部门，用不着再去找谁请示批准。程焕朋又派人找到房管局商量，拆迁能否先停一停，待双方协商后再搞。得到的回答是：动迁会已经开过了，拆迁必须按期进行，一天也不能耽误。程焕朋好不愕然，当即亲自找到t局长要求协商，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照拆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