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八章《延安文学（2021年6期）》（31）

陕北大地互市榷场初探

于媛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融通融合无非三种方式，战争、互市与和亲联姻。周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基于生产方式的内在驱动，跨越雪域高原、戈壁丛林，融合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诞生统一强大的中华民族亦是历史的必然。陕北高原是中华民族龙兴之地，也是马背民族与中原汉族政权角力的主要战场。从芸芸众生的视角看，用和平的方式互市贸易、和亲联姻无疑是最好的融合交往方式，陕北历史上的互市榷场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互市榷场，实质上是一种以边贸为载体的政权间互相控制，民族间互相成就。以物易物，以情交情，互融互荣。过去亦然，今日亦然。

2019年正月初二，塞上名城榆林朔风凌冽，与友人相携从京城专程赴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称的镇北台一游，步行去红石峡，偶遇“易马城”。冬日阳光明亮，易马城旧址却衰草荒坡，凄清冷寂。查阅有关资料知道，易马城又叫红山市，俗称买卖城。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为明政府在长城线上开设的汉蒙十一个互市之一。

陕北，边地千年，基本上一直处于中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战略对峙的重要位置。在历史的风烟中，这片土地今日属于中原王朝，过一阵子又被马背民族占领。你来我往，拉锯一般地争来夺去之间，有硝烟四起，烽火弥漫的铁血征战，也有和平贸易、互通有无的繁荣商贸。互市就是中原政权与周边各民族或政权进行商业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追寻陕北边关乃至内地的贸易交流，榷场互市，远远可上溯到更悠久的年代。

追溯过往，中原王朝与周边诸族、割据政权就存在着渊源不断的经济文化联系。据《左传》记载，周灵王三年（前569年）晋悼公实行“和戎”政策，以货物换取“戎狄”的土地，陕北就是那时的戎狄之地。西汉初开设“关市”与南越赵佗进行贸易，一般把这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互市，但此时称“关市”。也有观点认为，汉武帝继位后推行推恩令，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中原和西域地区通过丝绸之路连成一片，互通有无，经济繁荣昌盛。汉朝在边境关口设立关市，建立了最早的互市通道。

互市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东汉时期。《后汉书应劭传》云：鲜卑“天性残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寧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同书《乌桓传》亦记载乌桓“虽是互市焉”。

东汉而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宇内分崩，政权并峙，互市贸易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互市由沿边地方官吏直接负责。隋代的互市监，隋炀帝时曾改名为交市监，为视从八品，副监为视正九品。有唐一代，在京师设四方馆名隶鸿胪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而在边地沿设互市监，是中央派出机构，设有监、副监（一或丞）等官。唐代品级有所提高，副监改名丞，从六品下；丞一人，人正八品下，掌藩国交易之事，并改隶于少府监。武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称通事监，有录事、府、史、价人、掌固等。除以上品官和吏职外，见于史籍的还有忽视郎、牙人等职位掌管具体的贸易活动。中唐以后，东南海运大盛，海上贸易超过陆上。文宗大和时，除敕准互市者外，普通人不得与诸藩客钱物交易。五代时，私贸兴起，后周始许民与回鹘私市。宋、辽、金、元在边境设榷场互市。明代在海上仅准贡舶互市。陕北的保安州（今志丹县）、绥德州等就是著名榷场所在。

清代与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及俄国、边外各族的贸易，由理藩院和当地将军、大臣及各旗札萨克管理稽查。内地商人领有理藩院票或当地该管衙门的执照，即可前往贸易。所伦诺尔、张家口、归化城、肃州、哈密、库仑、恰克图、乌里雅苏台、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及喀什葛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处，均为重要的互市点。

榆林红山市就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互市贸易中在陕北大地留下的一个重要印记。

保安军榷场：宋夏榷场贸易之始

有宋一代，和中原王朝并立中华大地的是西夏和东北方的辽。西夏约十一世纪时在我国西部崛起，是一个以党项羌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共同建立的政权。它东抵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袤万里，与同时期的宋、辽、金成鼎足之势。宋夏双方在陕西以横山为界，东起麟、府，西尽秦、陇，边界线达2000余里。大致，横山以北尽为西夏所有，以南则为宋朝所有。陕北地区成为中原宋朝和西夏对峙的最前沿。

彼时，今日陕北的米脂、横山等地，一方面是西夏皇族党项羌李氏的盛兴之源，水草肥美，宜稼宜牧，更由于宋夏之间仅有横山山脉这一地形可以扼守险要，在军事地理方面的位置无可替代，所以宋夏双方均视之为必得之地。长达百余年来，宋夏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了反复的较量和长期战争。

宋在陕北地区设有保安军和延州军，总理对夏事务。其中的保安军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以延州永康镇置，治今志丹县，辖境相当今陕西志丹、吴起二县地，属陕西路，熙宁后属永兴军路。

史载，在宋夏陕西之战最激烈的时候，保安军西控金汤、白豹，北扼宥州、洪洲，与延州北部诸堡寨一同守御着延州的北大门。有“保安军与诸堡寨存则延州保，延州保则关中安，关中安则天下安也”的说法，宋夏之间许多重要的战役和历史事件都曾发生在这里。

双方的忽战忽守期间，因为宋夏的经济互补、物资流通需要，榷场互市贸易应时而生。

宋夏之间的榷场最早设立于何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李继迁部在赤沙川、骆驼口置会贸易。这是李继迁部单方面设置的与缘边汉族、熟户进行贸易的和市，还不是两个政权之间的贸易中心。

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北宋政府应赵德明的请求，在地近西夏的保安军、延州设置榷场，现有资料多以此为宋夏榷场贸易之始。此后三十年，成为保安军榷场的黄金时代，德明每年都派遣大量的使人前来贸买，并按照交易数量的多少给予赏罚，一些贸易不力的使人甚至被杀死。德明还曾祈求在麟州（今陕西府谷）西设立榷场，当时宋朝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消息传来，仁宗龙颜大怒，下诏削夺元昊官爵，宋夏战争爆发。此年十二月甲戊，宋仁宗下诏陕西河东与元昊互市处，禁绝之。元脱脱《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载，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二月戊子废保安军榷场，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官兵与属羌交易。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夏议和，西夏请立榷场，置榷场于保安军与高平寨。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北宋把保安军榷场迁于顺宁砦。但由于民商习惯于保安军贸易，虽然官方榷场迁走了，但蕃商们仍在原地与缘边汉族交易。

上面反复提到的保安军榷场就位于今天的延安市志丹县，旧称保安。北宋往后，保安成为金领地，金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升为州，同样位于金夏边境。

榷场设点之后，双方贸易的品种颇多。宋对西夏的主要出口物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等，西夏对宋的出口则是羊、骆驼、马、玉、粘毯、蜜、蜡等。

其中的茶马贸易对双方意义重大。茶，解渴消乏，消食去腻。从事畜牧经济的少数民族，常年饮乳食肉，油腻而消化不易，所以对有助于消化的茶叶十分渴望。自从唐代传入之后，茶就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马对于中原政权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无需赘言。西夏产的党项马非常有名，青白盐也是质量上佳。这些品类只有经官府许可才能进行大宗交易，榷场为此形成了专门的绢马贸易、茶马贸易和盐榷贸易等一些独具特色的市场。

在宋夏榷场贸易中，一些物品是禁榷物资。因为军事战争的原因，北宋禁止出口的物资，主要是弓弩等兵器及金银、铜铁、钱币，以及剑竿、水银、丹漆等军用物资，有时候也禁止粟麦出口。西夏则在战时禁止向宋送输出马匹。

青白盐是禁榷物资中双方争夺很激烈的一个品种。宋为了保证自己国内河东盐的销售，所以严禁西夏的青白盐进口。但青白盐物美价廉，宋边界人们颇为喜欢，所以西夏采取各种手段走私出口，实际贸易额很大。

在榷场贸易当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是官府、边民、驻防的军官和远道而来的各族的商人们。交易以钱货交易为主。北宋的货币主要是铜钱，以铁钱为辅，少用金银。根据出土，在多地宋代榷场遗址当中发现了重达几百斤的铜钱，大都为宋币。这些钱币的发现说明虽然宋代政府严禁铜钱向外流通，但实际上当时铜钱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交易货币，具有很强的流通性。

除榷场这种由官方主持进行的两个政权之间最高级别的贸易场所之外，在宋夏沿边还有许多交易规模较榷场小的合法市场，宋人叫做“和市”。如在河东路、陕西路沿宋夏边境一带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麻、折姜、浊轮谷、顺宁砦、赤沙川、骆驼口等，主要进行满足双方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物品交易。这些地点基本都在陕北地区，不少地名沿用至今。

边民之间还通过“私市”进行贸易交流。西夏商人一般是驱牛、马到边境博籴米谷，宋禁令严格时，他们就用牛、羊肉、青盐包裹私下进行交换。麟、府诸州的汉人也有带轻细货物直接到西夏境内的榷场从事贸易活动的。

宁星，是宋对夏的重要边境据点，也是宋夏除去保安军榷场之外，在陕北地区的一个主要和市场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仁宗时期、卷二四九、卷三一五神宗时期都记载，西夏求通“宁星和市”之事，表明宁星是在宋神宗以后成为宋夏之间主要的和市榷场。

宁星的大概位置在宋麟州辖境之内，其地理位置相较保安军向东，更靠近资源富足的河东路大镇并州太原府，商品丰富，交易量颇大。但因史料缺乏，宁星榷场的准确位置没有流传下来。有地方史学研究者约略概判断其应在麟州西南方向，靠近米脂、绥德城不太远的地方。从交通地理位置信息的角度和该区域内保留的现代小地名来分析，大约是今天的神木县花石崖镇附近区域，下延到今佳县北部区域。在花石崖镇附近、秃尾河边至今有“薛家会”村、“九五会”村，黄河以东的山西境内则有“蔡家会”镇、“贺家会”乡、“东会”乡、“顺会”乡等地名，呈由西向东的一字排列。宋时，已有将村寨镇堡附近举行的定期集市称为“会”的叫法，意集会，集于此进行物资交易。上述小区域内称“会”的村镇名如此集中，应是对古代村寨贸易的一种记忆和传承。

碎金驿，位于今榆林市榆阳区上盐湾镇，是宋代官方设立专门和北方少数民族进行商品贸易的较小的市场。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主编的明代文章总集《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八十七“防秋事宜疏”中曰：“魚河之南，米脂之北，背乾川碎金驿为运道咽喉，宜增设重兵防守。”这说明延绥镇时，从榆林到绥德，沿途设归德、鱼河、镇川、碎金、银川（今米脂）五驿，是西北边地与内地商业往来的重要交通要道。今日过陕北的交通主干线210国道亦经过这里。

榷场贸易对宋夏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民生都产生很大影响。宋作为以传统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物产相对丰富，手工业、商业也比较发达，能够生产许多工业品，榷场贸易更重要的考量是减少边境威胁。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七月，就有中书上书称，榷场的设立不是独利的贸易，而是要南北往来但无猜阻，乃是绥怀远俗的意图。仁宗皇帝也曾说过“先朝置互市。以通有无，非以利计”。所以设置边关榷场一直具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和利益考虑的特点。在后期一定阶段，榷场贸易也逐渐成为制裁邻国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

宋夏两国和好时，宋朝就开放榷场，进行大宗交易，贸易往来频繁。彼时，双方时常会出现“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的盛况；而两国一旦交恶，宋就关闭榷场，停止贸易往来，从经济上制裁西夏。清朝吴广成著的《西夏书事》卷十九载：“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若绝之，彼必自来，毋得过河与战，乃悬榜于边禁，绝宁星和市，于是国中财用渐乏。”夏地处西北，尽管有农业生产，但依然以畜牧业为主，手工业和商业发展都比较初级，许多物品根本无法制造。所以，它对与中原地区的商品交换有着强烈的依赖。宋经济封锁的时间越长，西夏国内遭受的损失就越大，这迫使西夏有时也为了求得开放榷场贸易而对宋发动战争。

其实，西夏的榷场贸易不仅仅限于宋，辽金都是它的贸易对象。金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金主借“以无用易我有用”为由，下令关闭保安、兰州两处与夏交易的榷场，这对西夏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冲击很大，迫使西夏只能通过其它榷场和边境民市来进行对外贸易。金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金又以夏民私相越境、奸人以贸易为名往来恐为边患为由，关闭了与夏进行贸易的绥德榷场，只存胜州、环州两处榷场维持贸易。直到金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夏使人至金，要求恢复榷场贸易，金主许之，才下令重新开放兰州、保安两处榷场与夏进行贸易。由于受金国长期的经济封锁和战乱的影响，西夏的经济基础遭到重创，其势力也逐渐衰微。夏金互市的榷场机构保安军、绥德榷场皆位于今日陕北境内。

绥德军榷场设置于金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到金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因防奸细,榷场关闭,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又恢复。绥德军榷场具体位置现在无考，不过，历史上的绥德有“七里三川”之说，三川指东西南三川，七里是指宣化里、和市里、永和里，兴贤里、义让里、常宁里和福乐里。我们可以猜测，七里中的“和市里”也许当和金夏的边境贸易、和那时的绥德军榷场有关。据现有资料分析，和市里大约包括今天的四十里铺镇、白家硷镇河西、张家砭镇无定河流域，以及名州镇淮宁河流域的一些村落。

榷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多年，它以及其所衍生的榷场贸易，对于当时乃至后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仅以宋夏关系而论：

首先，榷场贸易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细述过。

其次，榷场贸易满足了宋夏两国的生产生活消费需要。由于北宋王朝具备先进的农耕文明，在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方面相比西夏有着明显优势。因此，宋对夏的出口商品具有基础性、娱乐性、生活性刚需特点。特别是宋出口的粮食、茶叶、丝绸、瓷器、基本食材等备受党项人喜爱。相比宋出口的成熟商品，夏受自身农耕技术、手工业织造技艺的限制，出口商品大部分都是原材料或者初级加工品，像毛毯、蜂蜜、甘草等。这些商品满足了宋民众生活的需要，也成为宋的商品加工原材料。特别是牛、羊、马、骆驼等牲畜，为宋的农业生产以及军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替代品。

再者，榷场贸易促进了宋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夏的传播。西夏党项人作为典型的游牧民族，虽然经过唐、五代十国以及北宋长期与汉族人民的沟通来往，汉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游牧文明。所以夏在农耕技术、手工业制造技艺等方面和中原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手工艺制造技艺、工具及人才通过榷场渠道进入西夏，极大地提高了西夏的社会生产经济发展水平。比如，西夏原没有瓷器。庆历和议之后，西夏党项人在与北宋汉族人民交往中学会了制瓷技术。到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磁窑，生产瓷器，发展起了自己的制瓷业。再比如，汉文对西夏也有很大影响，西夏在创造自己文字时就采用了汉字文字的笔画，创造出了西夏文。

最重要的一点是，宋夏之间通过榷场交流实现了两国之间深入的沟通与了解，民族关系趋缓，民族融合加强。我们知道，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融通融和是一种历史趋势，再自然也不过了。榷场贸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使得各民族之间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平和的状态当中，战争的紧张氛围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弥合。榷场存在的年代是宋夏之间的和平年代，珍贵的和平给了双方休养生息，加紧建设的时间和机会。当金占据了原北宋的大部分地区后，与西夏之间的稳定关系也使西北的整个民族关系趋向于缓和，民族融合趋向加深。

两个政权和双方民众通过榷场这个场所频繁往来，互相了解，互相学习，达到了各个方面的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

关于互市和榷场的区别与联系，有专家认为，榷场虽然明确出现于宋辽金时期，但可追溯到互市，二者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榷场是互市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形态。宋初与南唐之间设立的榷署（或榷务）则是它的直接源头。榷场名称虽然在唐代已经出现，但当时指的是征榷专卖机构，后这种禁榷制度为榷场所沿袭，为传统互市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也是榷场不同于传统互市之处。

红山互市：明蒙长城边贸的典型代表

明代，陕北地区位于明朝廷的北部边疆，延绥镇（又称榆林镇，总兵府驻榆林城。所辖边墙东起府谷县北黄河岸，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诸县，西达宁夏盐池东境）成为其在长城沿线抵御北方草原民族蒙古的“九边重镇”之一，军事地位日隆，几乎承担了明朝中、后期北方边境一半以上的防务。

大明近三百年，北方蒙古一直是明政府的心腹大患和首要敌人，双方关系一波三折，蒙明贸易也是时断时续。“土木之变”后，明政府对蒙政策消极应付，日渐保守，直至与蒙古杜绝任何往来。王世贞的《北虏始末志》记载，正德、嘉靖时期，北方蒙古“犯边杀掠吏民不已”。嘉靖年间，北虏连年入边抢掠，据《延绥镇志》记载，嘉靖元年至十五年间，以榆林为重点，蒙古寇陕西三边就近十次，如：

三年十一月，虏入延绥永康诸堡。

八年十月，吉囊安达数掠榆林、宁夏塞。

十一年二月，虏入榆林塞，掠陕西内郡。

十三年春，虏入延绥。

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会宁、金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