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三章《延安文学（2021年3期）》（31）

陕北党史回忆录连载三赵通儒遗著魏建国整理

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

1943年

编者按：按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油印稿刊印。

赵通儒曾多次谈及撰写《刘志丹传》的情况：

1、1949年6月《西安杂记》中记载《过去的一些作品》时，目录中有《刘志丹传》。

2、1952年6月《六大以前——中国革命之前途（敬云）》读书笔记中载：“为了让别的同志出名，关于《志丹传》，我一直留给别的同志去写。待到1943年，再无法等待了，我执笔草之。”

3、未注明写作时间的《我的党内外关系》手稿中明确记载：

因此，写《志丹传》时，我写出“罗织”、“构陷”两个词，觉得有点重了，最好由这些有意见的人，另选比这两词更恰当点的词，“有些不完全正确的反映，未加全面考虑，据之做出错误判断，致将一些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出现与悬而待决的问题，定成（误解为）志丹及其他同志个人的不忠于革命的问题。”稿子交高岗看时，我说：“这两个词中择一用，我决不定。”后来，我看到用了“构陷”一词。当时，我很后悔。如果我再加上“锻錬”一词，定也不会用。我当时少说一句，最好另用别的词句。实事求是，“构陷”有些太重。

另，本文在陕西省档案馆的编号与赵通儒所撰《赵仰轨烈士简历》等文编号相连，行文风格也与赵文相同。

综此可以判断，本文即为赵通儒所撰之《刘志丹传》。

志丹同志名景桂，字志丹，陕西保安人（为纪念志丹同志改志丹县）。幼聪明好学，19岁入榆林中学，因品学兼优，思想进步，接受当时潜入学校之革命思潮，概自奋发，而为前进之师友所推重。民国十三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十四年春转共产党员，秋奉党命，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回西北。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长，西安中山学院教官，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与“清党”祸起，志丹同志被“清出”部队。受党命奔走皖鄂，屡谋起义，未遂，辗转归陕。十七年夏与唐澍、谢子长同志等，组织渭华暴动，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暴动失败返陕北，整顿保安党的工作，取得保安县总团总职，团聚革命力量，打击贪官劣绅。十八年参加陕北党特委，任军委书记。曾和当时党内之投降路线斗争。秋与谢子长等赴陕甘宁间，进行军事活动，入甘军，任团旅长职，被反动分子发觉，缴械囚邠县。虽受镣铐囹圄，仍暗中策命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旋经师友救释，益加奋勉工作。

“九一八”后，和谢子长同志等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指挥及参谋长。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历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与参谋长等职。二十一年初成立红26军，负领导责任。因遭叛徒杜衡陷害，志丹同志率领之26军于渭华失败，志丹同志与王世泰等数人，分途化装回陕甘边，重新恢复扩大红26军，组织陕北、关中、陕甘三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陕甘宁边苏区。二十三年冬，率主力红军与陕北地方游击武装汇合，冲破敌人“围剿”，打通陕北与陕甘边苏区，扩大而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红26军与红27军，广泛的开展了陕甘游击战争。时志丹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前敌总指挥。西北红军在志丹同志领导下，已成为强大之红军矣。是年秋与红25年会师，任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秋末，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者之错误路线与个人野心，被构陷下狱，几遭毒害，幸党中央北来得释。于是在中央领导下参加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工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瓦窑堡警备司令，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等职。二十五年，率部东征，北出佳、吴，由神府渡河南下，击破黄河两岸阻挡红军抗日前进道路之军队，不下数十营团，攻坚摧锐，所向披靡。于是年4月中旬于猛攻三交坚固工事之后，负伤阵亡，年34岁。

志丹同志是陕甘边区与红26军创造者，是西北人民领袖，是党内布尔塞维克之模范干部。十余年为党奋斗，始终不懈，赴汤蹈火，百折不回。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之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之斗争。虽受人诬陷，不自矜功，宁肯自己冤死，毫不失革命立场。其艰苦朴素，知有党不知有身之优良品质，尤堪称道。志丹同志之死，是党之重大损失，亦是全国人民之重大损失。形体虽殁，其精神实炳耀千古。

我和谢子长的亲密关系

1949年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毛泽东主义》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标题是编者加的。

1、1925年夏，他从北京返回，在绥德接关系。

2、1927年夏同工作于安定县。病危经他救。病急，夜间由他亲照护。谢打我县城隍庙。以城隍香炉给我作大便盆。病甚，他引我就医于县长室，病发，上下人员讨厌，谢不准别人乱动，亲与医救治得苏。

3、1928年冬，在周家硷西张家渠柳家店二代会后相见。

4、1929年正月在白乐亭家相会。有刘耀三等。夏，派刘子祥由山西找回去后九天。

5、1930年冬相会北平。史子芳伴之。第一次计划到阳泉编一团。后去只得路费他往。

6、1931年秋初，汾阳相遇于店，将榆林所得钱给他路费。给香斋信。

7、1932年，答杨林问，刘昌汉持信来（年代32、33年）

8、1933年，北平，张家口，北平。冀东给找钱。计买无线电事，他不同意。计西归事，他说：“现在部队还小。”我对他说：“西北的头子还是你！”

9、1927年秋阴历九月中旬他们起义于清涧。我八月下旬得讯石谦被诱杀于榆林（石为谢等旅长），我即病未痊愈往回走，医院无钱，钻过洋人院内的门路，旅店无钱，钻过我县贩牲畜贩大烟商家门路，给我父亲兑去六七十元债，把我父亲气病。从绥德六人起身赶去清涧参加起义，走到石咀驿，次晨得息不可能，估计他们南下后非北上不可，即不北上，清共后三边各地党团尚未恢复，急须恢复北路十余县组织，我即遍走各县。

1923年，谢子长当民团团总，我们暗地不赞成办民团。谢将全县留外学生都团结到了，就没团结到我。别人告谢说我是反对增加民负反对办团的。谢乃找我同谈，告我办团为代替军队，军队给人民只加负担，不为人民谋利。我俩言归于好。以后成了同志，不论在一起不在一起，都要为党工作。1927年至1929年陕北井岳秀抓谢和我比谁也凶。连我县的老先生（在野绅士）侯藩卿也因和我的关系牵连，曾到清涧东河畔避难月余。

革命烈士谢子长同志事略

1963年

编者按：按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抄写稿刊印。1963年为抄写时间。

谢子长名德元，又名浩如，陕西安定人。高小求学时，县官适将反袁帝制之郭海宽屠杀，人心慌慌。子长乃结合同学控告知县，毫不畏避，得师友爱敬。太原讲武学堂毕业，为抗阻贪官，反对省县议会贿选，驻军苛索，军匪祸民，以救国卫民宗旨，创办民团，任全县总团总，专惩恶霸，声名四扬，致豪强敛迹，贪官胆寒，劣绅心惊，井岳秀之狗腿鼠窜。1923年，曹琨贿选，井岳秀献媚，大肆搜刮，陕北民负骤重，土匪蜂起。子长藉游历京津之便，观察时势趋向，广交西北军人学生，谋有举动。力微，未果。1924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民团被石谦团长改编为第12连，任连长。率所部南驻宜川、韩城，北驻府谷各县。在党领导下，所经所至，贫苦工农宿怨得释，冤屈平反，仇恨可消，人称青天。

1925年夏，由北京返回。经北方局介绍，参加中共绥德党地委军委，负责在石团官兵间发展党团员。撙节军饷，买油印机赠驻地学校，开展士兵识字运动与政治教育。破除官兵界线，常着便衣，与士兵同到乡间，宣传农民协会，妇女放足、识字，与男子共同参加农协。多报名额，以饷资助贫寒学生升学。

1926年，驻防安定城。不侵占民房商店，拆除县城隍庙，驻兵。为扶助教育事业，命士兵拆除文庙，作高小校址；拆除文昌庙，作教育局址，破除数千年国人迷信。组织国民党安定县党部，各区乡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创办农民运动传习所，建立安定中共区委（等今县委），建立军队党与地方党密切结合、相互扶助工作之制度，推进当时一切反帝反封建余孽之运动。

1927年初夏，得南方“四一二”、北方“四二八”惨案消息，悲愤无比。拟率所部，藉全县农协成立，全县人民反抗井岳秀之强种鸦片苛捐，杀贪官劣绅，大举暴动义旗。当时，西安陕甘区党委尚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泥坑中，接报不许，且加评责，致未得遂。

夏历九月，西安、延安、绥德、榆林已被白色恐怖笼罩，石谦旅长为井岳秀所诱杀。行人裹足，学校封闭，学生改业改装，革命家被驱逐、监禁，黑暗重临，贪污土劣复活，人民负担加重，革命有罪，反动威武。陕西省委派唐澍、白明善（又名乐亭）等到清涧，10月之17日，以全旅千余部队及石谦另有之千余武力，举行起义。子长任营长，参加军委，坚主起义，行动果决，为党内外所佩服。转战延川、延长、宜川、韩城，失败殆尽，仍不稍馁。为执行党的指示与决议，劳瘁至危，毫不辞避。

1928年，与唐澍率余部辗转至渭华，汇合刘志丹、许权中、乔国桢、霍世杰……党的陕东特委，反抗西北军之背叛革命，并任工农革命军旅长。冬，返陕北，参加陕北特委召集之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任军委书记。接受全国六大决议，坚主利用蒋匪等在各帝国主义嗾使下之新军阀混战，谋取敌人武装，自己创造根据地，创造革命武力，夺取政权之军事运动方针。会后，策动各地各小部非法武装，活动去山西。

1929年夏，经党的陕北特委调遣，任西北军事行动委员会书记。由晋返，去后九天山寨，代表党全权领导与改造上寨割据之杨庚午部，创造根据地，扩大部队。旋遭特委书记杨国栋与杨庚午暗相结合，执行投降路线，被诿挤下山。该部在子长离后，为高双城瓦解，山寨起义失败。子长下山，西去宁夏李岗堡，在苏雨生等军处活动，任第10旅旅长，扩大部队，出入陕甘宁三省统治薄弱之区。

冬，受北方局调赴津清算盲动路线。“九一八”后，至陕甘边，同刘志丹同志等组织反帝同盟军，任总指挥。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仍任原职。领导靖远兵暴，转战数月，至1932年失败。

1932年，由陕西省委调赴上海受训。

1933年，中央派赴华北察哈尔同盟军，与北方局派赴张家口，参加军事工作。冬，由北方局派为西北党与军事特派员，至陕甘苏区，与刘志丹、高岗同志会合，共同领导新恢复之红26军与陕甘各地之人民游击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常委，开展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扩大陕甘、陕北苏区，与志丹、高岗同志等，粉碎陕甘两省反动国民党卖国匪帮之第一次“围剿”。

1934年冬，在粉碎敌二次“围剿”时，于河口战役中负重伤。1935年农历正月十八日伤病殁，享年39岁。

子长为我党西北最早革命军事家，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之优秀党员，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最善于团结党及我党干部，团结一切革命群众，为革命效力。其共产主义者气魄，布尔塞维克党员之艰苦朴素，勤劳风度，不只为党内同志所景仰，尤为西北人民所爱戴。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为纪念子长精神不朽，于1938年改安定县为子长县，建纪念碑。1946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专建陵墓，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与公葬典礼。

我和李子洲的关系

1955年10月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毛泽东主义》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

1923年，我们十八个同学，为参加“陕北各县学生联合运动会”和控告我县（安定）贪官县长王正宇，到榆林。农历三月二十六七日，我们到达，本定翌日开会，杜斌丞因见我县学生星夜赶来，热情很高，而且恐南边路远各县仍有人来，将会期延迟二日，一方为使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因赶路，十八人中已有数人将腿走肿，成立跛子。）一方为等他县学生到来，使到会人数多些。会由榆林中学召集。当时该校名称是“陕北各县联合县立中学”，为地方私立学校，还非省立中学，经费由各县在“皮毛捐”“厘金附加”中筹措供给。杜为校长。而且杜因学校办的出名，与井岳秀结合非常密切，除校政外，关于当时陕北各县的县政、军政，亦加干涉，时有“能不能，问斌丞”之谚。意即谁要得井岳秀之允许办什么事，能不能，先和杜商量，杜说能，即可动手，否则，不只徒劳无功，甚可动辄得咎。

到运动会开幕后，李子洲同志负责点名，点名后，我们从背后查问，才知他是榆中的“舍监”，大会的负责人之一，人很能干，学问很好。虽然，榆中学生中的同乡给我们暗中介绍了，没有记住名字，因为十几岁的小学生，路上走得脚肿腿疼，立卧不安，运动会只参加两项赛跑，虽得获奖，又担心告县长失败有生命危险，还要牵连家中老幼，而且，五六里长的街道，出去走一趟，找不到回来的路，学校中院子那么多，理科，化学……课目那样多，又去集体旅行，各县的劝学所长（教育局长）、校长、教员、学生千余人，记不胜记。

1924年农历七月上旬，到绥德投考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考场中发现发号施令、出题、查卷，很面熟，但想不起来，这到底是谁？哪里见过？忙于考试，担心考上考不上为主。来不及访问这位给人印象很深、很活动、表现很能干的人的姓名。下旬，办妥入学手续之后，才想起了这位先生，又连日发现他也不时出现在学校内，开始查问。这，才知道他是新任校长，是榆林运动会中点名的那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