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中国人民的心》（10）
附录二杨朔小传
1.有诗魂而无诗心，弃诗从文以报国
杨朔原名杨莹叔，1913年，他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市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外祖父是清朝的贡生，喜好诗词、雅善丹青，其父杨清泉作为秀才，有非常深厚的国学修养，在杨朔3岁时就以古典诗词为他启蒙。在父、祖的熏陶下，杨朔自幼就对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的父亲不幸去世，年仅6岁的他，拿着父亲留下的古籍，笼统地读完了唐宋八大家的名篇，了解了古典文学的一些基础知识。7岁时，他进入当地的一所小学读书，开始系统地学习古典文学与白话文的相关知识，这使他的文学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12岁时，他已经能写出令全校师生刮目相看的诗文了。可以说，杨朔虽然幼年便失去父亲，但是，他仍然可以和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而他热爱古诗词的种子便是在那时种下的，如果他就这样平静地过完自己的一生，那么他便能够顺理成章地走上古诗词研究之路，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可惜，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纷乱的马蹄踏碎了，杨朔小学毕业时，他的家乡成为各方势力垂涎之地，生活中处处存在着不可预知的危险。为了远离不测之祸得以生存，杨朔不得不背井离乡，与舅父到哈尔滨闯荡。到达哈尔滨后，他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英国人创办的太古银行工作。出于工作需要，他在工作的同时，进入哈尔滨的一所英文学校读书，几年下来，他不仅能流畅地用英语和别人进行交流，还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许多西方的知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爱好，从英文学校毕业以后，杨朔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到哈尔滨政法大学的夜校学习古典文学的相关知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法政大学的教授李仲都。李仲都非常欣赏杨朔的才华，于是就将杨朔收为自己的关门弟子，向他教授古典文学的相关知识。在李仲都的教导下，杨朔先后学习了杜甫和白居易的古典诗词，此后他又自学了许多知名诗人的名篇佳作，并且着重研究了李商隐的五言诗和苏轼、辛弃疾的豪放派诗词，这为他日后进行古典诗词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他也确实有过一段诗酒为伴、纵情恣意的日子。彼时，他在哈尔滨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安闲的生活和白山黑水间旖旎的风光，使得他心中的昂扬诗意不受控制地喷发而出，于是他就时常与几位好友一起，畅游于松花江上，在江中饮酒、赋诗，抒发心中的少年豪情。那个时候，不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挚友亲朋，都觉得他会一生与诗为伴，成为一名出色的古典诗人，然而不久之后，杨朔就不再创作古典诗词，而是投身到散文和小说的创作中去了。而他之所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诗人，是因为他空有诗魂而无诗心，在他的心里，任何对于文学的追求都必须为国家的未来让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在东北大地上横行无忌，家国沦丧、哀鸿遍野的残酷现实，使得心系国家的杨朔再也无法安心地做一个纵酒放歌的诗人了。为了早日将敌寇赶出祖国，杨朔积极地参与了一系列以文救国的活动，他不仅创作了多首感叹国家命运、抒发心中郁愤的旧体诗，还有选择地翻译了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这部小说的部分内容，并将其刊登于《大同报》上，用以揭露日军试图以伪满洲国为借口，逐步侵占全中国的阴谋，这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杨朔的反满抗日行为引起日伪当局注意，他被列为追捕对象，无奈之下，杨朔逃出东北远赴上海，到太古银行工作，在此期间，他创办了北雁出版社，出版了许多带有进步性的书籍，以此鼓励民众团结起来，抵抗外来侵略者。这时，他个人的文学创作已经以散文、小说为主了。
卢沟桥事变以后，杨朔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自己在太古银行的职务，到武汉和挚友创办刊物，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此期间，他发现古典诗词起到的宣传作用，远远比不上小说散文起到的宣传作用。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抗日救亡的重要性，尽快加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队伍，杨朔决定暂时放弃古典诗词的写作，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到散文和小说的创作中去，从那以后，始终抱有诗人气质的杨朔再也没有进行过古体诗的创作。
2.结交共产党人，奔赴抗日前线
早在20岁时，居住在哈尔滨的杨朔就与共产党有了交集。彼时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方未艾在《东北商报》担任主编，为了保证销量，他做主停掉了文言文的副刊《诗化》，这引起了杨朔恩师李仲都的不满，为了得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复，他让杨朔前往方未艾的办公室，当面质询方未艾《诗化》停刊之事。二人见面后，方未艾从商报的受众出发，对《诗化》停刊一事进行了解释，杨朔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一解释，对方未艾的举措表示理解，这给方未艾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在杨朔告辞离去时，他将李仲都的古文作品交给杨朔，嘱咐他说：“若是李仲都日后写了白话文章，尽可以来商报投稿。”没过多久，李仲都痛失爱女，为了表达对女儿的思念之情，他用白话写就了一篇祭女文托杨朔送来报社。这篇祭女文发表后，许多读者都寄信到编辑部来安慰李仲都，为了将这些信带给李仲都，让这位垂暮之年痛失爱女的老人感到安慰，杨朔成了报社的常客，他和方未艾的交往也更加密切。
一次，他和方未艾外出吃饭，对方未艾感叹过往生活的不易，说虽然自己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薪酬，但依旧无法忘记过去衣食无着的日子，这话引起了方未艾的共鸣。但是杨朔无论出入何地都是一身锦衣长袍的做法令他感到不满，他半认真半玩笑地对杨朔说道：“你看这个饭馆里的人，全是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只有你穿着一身长袍大褂，不像是个辛苦谋生的劳动者，倒像是个家财万贯的富翁。”杨朔听到这话，无奈地摇了摇头对方未艾说：“你不知道，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在英国人开办的银行里上班，那里的大部分人都和英国人一样穿西装打领带，用英语交流，不明就里的人总是说：‘这里的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都是替洋人办事的。’我只能穿长衫向大家证明，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一心向着祖国的。”听到杨朔的回答，方未艾深为感动，此后他多次到杨朔家中拜访，两人甚为相投。不过此时的方未艾为了保险起见，并未向杨朔透露自己的身份，在杨朔眼中，他只是《东北商报》的主编。
这一状况在1932年发生了改变。1932年，哈尔滨发生了大规模的洪灾，很多人都沦为了难民。为了向社会各界报道水灾的真实情况，替难民求得更多的援助物资，方未艾和杨朔一起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进行调查。从灾区回来后，深有感触的杨朔写了一篇《水国吟》，感慨普通劳动者们生活的艰辛，而方未艾则秘密地将这篇文章发表在共产党的刊物上。与方未艾有联系的其他共产党员读完这篇为难民而写的触动人心的文章后，都认为杨朔可以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那之后，他们虽然没有直白地说出自己的身份，却允许杨朔参与他们举办的种种抗日救亡的活动，而杨朔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猜测到了方未艾等人的身份，他不但没有因此和方未艾等人产生嫌隙，还更加积极地与他们探讨抗日救亡的种种问题，帮助他们摆脱日军的搜查和追捕。可以说此时的杨朔虽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他已经是共产党人抗日救亡的“同志”了。1937年，在上海做过一系列以文救国的尝试之后，杨朔意识到，自己在后方能做到的事情非常有限，于是他向自己认识的共产党员提出到抗战前线为国家效力的请求。同年末，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下前往延安，并于次年春天到达陕北抗日前线。此后数年，他一直处在抗日的最前线，用自己手中的笔，为抗日的胜利贡献力量。
3.以文章激励将士，成为共产党员
虽然杨朔是抱着到抗日前线为国效力的念头奔赴延安的，但是，现实情况不允许他在延安长期停留，无奈之下，杨朔只得于1938年春天返回武汉，不过他并未就此放弃上前线以文救国的心愿。在武汉停留了短短数日后，他就动身前往香港，此后又前往桂林，参加在桂林举办的文艺界抗日协会成立大会，成为文艺界抗日协会的一员，积极参与协会举办的一切抗日救亡文艺活动。次年春天，担任《救亡日报》特约记者的杨朔到达重庆，在重庆期间，他共写出了30多篇报告式散文及通讯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有的描写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战争，有的描写的是侵华日军欺凌中国人民的暴行。虽然这些文章的内容各异，但它们传达的都是不顾一切战胜日寇的斗争精神，以及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念。这些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使人们坚定了自己抗击日寇、守卫国土的信心。
1939年6月18日，身处重庆的杨朔参加了作家战地访问团，和宋之地、叶以群等12位作家一起，带着社会各界捐赠的慰问品到华北抗日根据地，慰问坚守在根据地的军人和当地居民。慰问结束后，其余作家都按原计划返回重庆，杨朔却留在了华北根据地，加入了八路军的队伍，此后他以随军记者的身份随部队前往河北、山西等各个地区，写下了《七勇士》《文武双状元》等文章，详细地记录了八路军与敌寇进行生死搏斗的情况和根据地居民的生活现状。显而易见，在这段时间里，杨朔创作的大多数文章都是报告式文学，这并不是因为杨朔对现实文学有所偏爱，而是因为在颠沛流离的战时生活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写出一部构思精巧、意义深远的长篇小说，而报告式的文章不仅贴近现实生活，还简洁明快十分受广大劳动者的青睐，也能够满足现实情况对文学提出的宣传抗战精神的要求，实现杨朔自己以文章为国家效力的愿望。可以说，并不是杨朔本人选择了报告式文学，而是现实情况选择了报告式文学，在他看来，小说和报告式散文具有同样的文学价值。
虽然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当时并不具备小说创作的条件，但是杨朔还是利用可遇不可求的闲暇时光，创作了一些长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最具典型性的就是《帕米尔高原的流脉》，在这部小说中，杨朔对陕甘宁地区人们的真实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因此此书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和关注。要注意的是，虽然杨朔的骨子里始终带有古典诗人的浪漫，但他写的这部小说并不像其他小说一样有很多夸张的部分，书中的内容大部分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杨朔所做的只是对其进行润色和加工而已。这也足够说明，彼时在杨朔的心里，书写真实，最大可能地为抗战服务，才是文学创作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这不仅是杨朔一个人的想法，也是当时所有共产党员的想法。1942年，为了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诸多问题，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杨朔受命出席。会议结束后，杨朔并未返回华北根据地，而是留在延安，先后进入延安文艺协会和中央党校进行学习和创作。这一时期，抗日战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为了鼓舞士气，帮助战士们赢得最终的胜利，杨朔根据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先后写出了《月黑夜》《大旗》《麦子黄时》和《霜天》四部短篇小说，并将它们刊登在报刊上。这些小说虽然篇幅短小，但是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感人至深，故而一经发表就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除了这四部短篇小说外，在这一时期杨朔还发表了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疮痍》，此书也是一部难得的佳作，不过许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疮痍》的作者另有其人，杨朔不过是这部小说的译者。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看法，有两个原因：其一，杨朔在《创造月刊》投稿时，编辑们将《疮痍》这部小说的连载与众多翻译作品的连载置于一处，使人们产生了错觉；其二，杨朔在哈尔滨参加抗日文艺活动时，曾通过翻译《大地》这部美国作家的作品来揭露日军侵占中国的阴谋，这难免会令人产生相关的联想。不过历史已经证明，《疮痍》这部书的确是杨朔自己的作品。1945年，杨朔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天，他前往宣化龙烟铁矿参加劳动，在这期间，他创作出了《红山石》这部反映旷工日常生活的小说。
4.转变创作风格，以新风格面对时代新面貌
1945年，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但在杨朔看来，他以文章促进国家兴盛的任务尚未完成。1946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同年秋，杨朔以记者身份加入晋察冀野战军，随部队四处迁移，亲历了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以及影响整个华北战局的大型战役——平津战役。在此期间，他不仅写了大量记录战争实况的报道，还创作了《北线》这部中篇小说以及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向世人讲述了华北解放战争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真实感人的故事，突出表现晋察冀野战军将士与华北民众的鱼水情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
解放战争胜利后，杨朔曾短暂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长，到华北等地了解投入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的工人和士兵们的生活，并且创作了一系列的纪实报道和中短篇散文、小说。这一时期，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的不再是金戈铁马、枪林弹雨的战场，而是工人们修桥铺路的热火朝天的景象。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杨朔的作品仍然属于报告式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杨朔只是对社会大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进行了描写，并没有表现出个人的情感倾向，他的这种只注重社会大环境，忽视自我情感表达的写作风格直到1954年才发生改变。
1954年，杨朔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外国文学委员会的主席，此后两年间，他以记者身份走访全国各地。秀丽的山水和迥然相异的风土人情使杨朔放松了心情，开阔了眼界。在这一时期，他不仅写了大量反映现实情况的通讯记录，还写了《石油城》《西北旅途散记》等散文，这些散文不仅记录了他在走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还表达了他的个人情感以及他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杨朔的文章已经开始慢慢脱离报告式文学的行列了，不过其文章风格的彻底转变是在1956年以后。
1956年，针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双百”方针被正式提出。而此时的杨朔被授予亚非拉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等多个职位，繁重的工作和许许多多从未接触过的工作内容，不仅没有令他放下手中的笔，反而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1961年，《红旗》杂志社的主编浩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杨朔打电话，邀请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散文，杨朔欣然答应，他邀请浩然到自己休养的北戴河作家疗养所暂住，邀请浩然观看皮影戏，与待在北戴河的其他疗养作家交流，并在浩然离开的时候将自己的诗化散文作品《雪浪花》交给他，后在《红旗》上刊发了。让杨朔意想不到的是，此文章一经发表就获得了众多的赞誉，这无疑加强了杨朔创作散文的信心，此后他频繁进行散文的创作，而这一时期工作的需要，使他将创作关注的重点从人们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实情况，转移到本国和其他亚非拉国家的自然景观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上。“双百”方针的提出和文章介绍对象的转变，使得杨朔彻底改变了自己以纪事为主的创作风格，转而开始对以托物寄情为主要特征的诗化散文进行创作，其代表作品有《东风第一枝》《生命泉》《蓬莱仙境》《海市》。这些作品用诗歌一般精练、含蓄的语言表达了深切的爱国之情，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甚至掀起了创作诗化散文的风潮，对此后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爆发不久，杨朔受到迫害。1968年，年仅55岁的杨朔离开了人世。
5.斯人远去，与文章共千秋
虽然杨朔在天命之年就离开人世，但是人们并未就此将他遗忘，这是因为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化散文佳作，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促进了我国散文风格多样化的发展。与原有的报告式散文不同，杨朔在进行散文创作时，注重语言的锤炼和意境的塑造，他使用的情景交融的创作方法和含蓄委婉的语言，使其作品如同一首清新动人的诗歌，带给人们美的享受。
也正因如此，杨朔的散文刚刚问世时，人们就争相阅读、学习杨朔的诗化散文写作手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创造的以景物来象征人的品格，再归根于道理的散文模式被无数人模仿。翻开那一时期的散文，我们会发现满眼所见皆是“在梦里我变成了一只蜜蜂”式的感叹，这当然难免会产生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情况，但无论如何，这仍然促进了散文的发展，使散文写作手法从单纯的叙事演变为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甚至发展出了单独的抒情散文。这是杨朔的散文创作为散文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当然，这并不代表杨朔的散文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杨朔的散文中只描述了人们生活中比较好的一方面，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历的苦难则只字不提，这违背了散文作品“写真”的原则，此外，其作品只注重反映时代精神的“大我”的描写，忽视了个人感情的抒发，这两者都降低了散文的价值。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杨朔作品的大量流传，众多的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家也发现了这一点，为此学术界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杨朔的散文作为特定的时代产物，是只属于那个时代的精品，而有的人则认为，直到今天，杨朔的散文仍然称得上是第一流的作品。几番论证后，人们得出结论，虽然杨朔的作品存在真实性不足、缺乏情感流露等缺点，但终究瑕不掩瑜，其语言的精练和意境的优美始终值得人们学习。因此，虽然现在的散文创作者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狂热地学习杨朔的散文了，但杨朔的散文依然是众人公认的散文佳品。品读杨朔的散文，从诗一般委婉动人的语句中，寻找被我们忽视的平凡生活的美以及闪耀在字里行间的人性的光辉。这可以激起我们对广阔天地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期待，使我们心平气和地接受生活一次又一次的试炼。正因如此，直到现在，杨朔的散文仍然是具有生命力的“活的作品”，而杨朔这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作家和他的作品一起，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得以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