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中国人民的心》（9）

附录一杨朔散文的艺术价值作为一代散文大家，杨朔是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开始他的散文创作的，这一时期，他的散文是为记录战时的真实情况服务的，具有一定的纪实性和史料价值。但是这些散文和当时流行的其他散文一样，都是开门见山式的，因此并未引起文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的国家彻底走出了战争的阴霾，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文艺界百花齐放。杨朔的散文风格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将“美”作为自己文章的主要内容，从中国古典散文中吸取营养，创造出了《香山红叶》《海市》《茶花赋》等诗化散文，这些散文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从文章的写作手法上来说，杨朔在这些散文中大量地运用了比、兴等诗词的常用手法，赋予没有主观意识的自然景物深厚的情感，通过那些能够反映人物内心强烈情感的片段，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使文章拥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帮助人们得以发现生活中存在的美。从语言上看，杨朔散文中的语言大多含蓄蕴藉，我们能在一句话中领悟到多种含义，从他的散文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之美。

从文章的体制上来说，杨朔在进行散文创作时，并没有用大量的篇幅来陈述自己的内心感受，他擅于利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或多种意义的片段，来刻画人物形象和时代特征，这也就意味着杨朔的诗化散文仍然和其早期散文一样，是叙事性的散文。

从文章的结构上来看，杨朔的散文大多使用欲抑先扬、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以此来强化文章的主题。举例来说，在写《荔枝蜜》这篇文章的时候，杨朔在文章的开头，直白地说出自己对蜜蜂的不喜，却没有紧接着对蜜蜂进行分析，而是笔锋一转，提起了令人垂涎三尺的荔枝蜜，通过荔枝蜜的香甜可口，引出蜜蜂的辛勤劳作和无私奉献，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蜜蜂的新形象。此后又将蜜蜂与劳动者联系起来，说自己在梦中变成了一只蜜蜂，进而深化文章主旨，表达了自己对无私奉献的劳动人民的敬意。这种写法使整个文章过渡得自然流畅，加强了文章的趣味性，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文章的观点。

从文章的内容看，杨朔在创作以本国现实情况为内容的散文时，大多以人民群众为了祖国建设，奉献一切的时代精神，和能够展现新时代风貌的动人事迹作为文章的重点。而在创作以国外典型事迹为主要内容的文章时，他大多描写的是战争时期具有典型性的事迹，为的是表现世界人民对和平的追求，以及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这也就导致杨朔散文的模式化和固定化。正因如此，杨朔的散文中缺乏能够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使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文章中那些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对人物进行刻画的时候，杨朔并没有用第三者的口吻总体地概述人物的特征，他往往通过描写人物身上最具典型性的特征，来树立人物的形象，用对话形式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这种人物描写的形式使得其散文中的人物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立体、鲜明。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杨朔在进行散文创作时，以刻画人物形象见长，但是，我们无法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杨朔本人的影子，这一现象的出现受到两个原因的影响。

其一，是时代背景的影响。杨朔进行诗化散文创作时，正处于我们国家百废待兴的时期，艰难的生产建设条件要求人们适当地放弃自己的生活追求，完全地融入到集体当中去，以群体的力量克服前进道路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杨朔的散文创作也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淡化“自我”的存在，突出投身于建设中的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其二，杨朔内心深处怀有对体力劳动者的愧疚，在杨朔进行文学创作的早期，大部分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坚定地相信，自己能够凭借手中的笔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将自己定位为“报国者”的他们，经常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用个人处境的好坏来反映国家的兴衰。正因如此，我们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模糊地看到他们个人的人生际遇。但是杨朔进行诗化散文创作的时期，我们国家刚刚拉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急需大量从事体力劳动的实践者，大批的农民、手工业者不顾辛劳，热情万丈地投入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去。而杨朔作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俨然已经失去了用武之地，不能和众多的体力劳动者一样，投身到国家基层建设中的他，难以自控地生出了自卑之感。因此在进行人物刻画的时候，杨朔总是刻意隐去自己的身影，将刻画的重点放在那些为祖国基础建设添砖加瓦的劳动者身上。虽然这一点在今天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做法满足了当时的时代发展对文化艺术提出的要求，使更多的人产生了投入国家建设的热情，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正是因为杨朔的散文兼具文采和时代性，所以他的文章得到了同时代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可。冰心、曹禺、林治浩等人从文章带给人的直观感受出发，对这些散文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周立波从人们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出发，对杨朔的散文进行了肯定；而洁泯和黄政枢等人则从散文的意境、结构、人物的描写手法等角度出发，对杨朔的散文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评价。1961年，文学界更是刮起了一股“杨朔散文风”：编辑们一致决定，以杨朔的散文标题“雪浪花”作为全国散文创作选集的名称。而他提出的散文诗化理论也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一大批散文创作者将此理论奉为散文创作的圭臬，以此为指导进行诗化散文的创作，就连许多散文理论也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杨朔的散文颠覆了人们对于文学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认识，成为众多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心目中公认的第一流散文。虽然林治浩等人也曾提出杨朔散文的不足之处，但这些不足大多是针对行文的技巧，与其内容无涉，因此这些批评丝毫没有动摇杨朔散文在文学界的地位。

“文革”时期，杨朔的诗化散文曾遭到全盘否定，但是那一时期文艺界百花凋零，批判者们并不是单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对杨朔的散文进行评价，因此这些批判并没得到人们的认可。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赞美诗化散文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杨朔的散文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各大出版社争相出版他的散文集，他的数篇散文代表作被编入大学和中学的教材，而学者们则从不同的角度对杨朔的散文进行分析，还将自己的研究结果撰写成文，发表在各大报刊上，凡此种种，都使杨朔的散文再一次成为人们心目中完美无缺的散文经典。

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转变，张远芬在她的文章《不真，美就失去了价值——评杨朔三年困难时期的散文》中，对杨朔散文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提出杨朔后期的诗化散文存在不够真实的缺点，否定人们单纯以艺术成就为标准，对杨朔散文进行评价的做法。这一文章发表后，张明吉、浦柏良等人也提出，杨朔的文章只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一方面，而没有提及现实生活的残酷性和无常性，有很大的不足之处。这一观点的提出在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们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最终得出结论，杨朔的散文的确存在过分雕饰言辞、文章内容失真等缺点。在这一结论的影响下，杨朔在散文界的地位大不如前。要注意的是，尽管杨朔的散文确实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但是从阅读的角度看，无论是其赞扬劳动者的宗旨，还是含蓄蕴藉的语言、以诗为文的特质，都能带给人们美的享受和人生的启迪；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杨朔开创性地提出了诗化散文理论，提高了我国散文的美学水平，而他的散文作为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的产物，有助于实现我国散文的更新换代，因此杨朔的散文仍不失为万里挑一的佳作。现在有许多评论家，将杨朔散文的不足简单地归因于杨朔个人艺术水平和认识水平的不足，并据此对杨朔的作品进行全盘否定，这一做法是不可取的，要知道，任何文学作品的出现都难免会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杨朔散文之所以没有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不足之处，是因为杨朔身在局中，无法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看待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不是因为他有意歪曲事实，遮掩不足之处。倘若我们因此对杨朔的作品进行全盘否定，忽视杨朔作品呈现出的艺术性和积极性，那么我们的散文水平也很难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