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国家的诞生——埃及统一
尼罗河的赠礼
远古时期，一望无垠的撒哈拉大沙漠曾是一片生长着茂密青草的旷野。那时，尼罗河不过是条无名的小河，漫流在非洲东部草原。大约在公元前二万年前，这片草原上出现了原始人类的足迹，他们以狩猎为生，出没在草莽之中。岁月流逝，气候变迁，无情的热风逐渐吞蚀了草原的绿色，把它变成滴水全无的大沙漠。植物枯干，动物也开始向有水源的地方逃生。大约在一万年前，黄沙热浪驱赶着第一批草原居民来到尼罗河流域，来到埃及。埃及是个古老的国家。它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地中海的蔚蓝海水轻吻着它的东部和北部海岸，金色的撒哈拉大沙漠围绕在它的西、南两边。埃及是沙漠中的绿洲，它得天独厚，汹涌的尼罗河从南到北贯穿埃及全境。尼罗河，今天已闻名世界。它全长6000多公里，经过埃及境内有1000多公里。它发源于非洲中部的维多利亚湖，中途融汇了青尼罗河水，急匆匆地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经过六道险滩，越过最后一道湍急的瀑布后，便缓缓进入一条狭窄的河谷，奔向地中海，在临近出海口的地方，尼罗河分出条条支流形成扇状，冲出一片绿草茵茵的三角洲。埃及，就是在这片谷地中诞生。
大约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前，古埃及人在尼罗河谷地定居下来。从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古代残存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人为自己雕塑出生动的形象：他们体格强壮，有宽阔的肩和窄狭的腰身，皮肤呈深褐色，头发黑而光滑。
据考察，这些人是非洲的哈姆语人部落和来自亚洲的塞姆语人部落长期混合而形成的。
埃及早期居民的生活异常艰苦。尼罗河两岸尽是沼泽，长满芦苇和纸草，而远离尼罗河则是干燥无雨的地区。因此，人们只能在尼罗河畔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用泥砖和芦草搭起小屋。这些小屋非常简陋，没有窗户，只有一道用芦草帘遮挡的小门。人们的日常活动都在室外进行。妇女在门前空地上垒起炉灶烹煮食物，制作陶器；男子在旷野中狩猎，去河边捕鱼，在尼罗河岸放牧猪、羊。不过，他们更多的时间是用原始的燧石工具，在尼罗河冲出的平原上清除荆棘草莽，在沼泽中开凿沟渠，在翻松的土地上撒下大麦的种子，然后他们把猪群放到田中去践踏，把种子踩进土里。古埃及人就是用这样原始的方法，开始了最初的农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勤劳的埃及人用自己的双手与尼罗河争夺土地，争取生存，终于掌握子尼罗河的脾性，他们爱尼罗河，和着尼罗河的呼吸欢喜和忧愁。每到炎热的夏季，酷热的天空无一滴雨水，尼罗河也默默无声。撒哈拉大沙漠刮来火一样的热风，漫天灰沙如云，淹没了一切，树木花草蒙上尘土竟与荒沙一色，人们身上、脸上、甚至毛孔中都渗入尘沙，几乎窒息。这难以忍耐的日子是在5月和6月，要五十多天才能结束，人们每天以祈祷度日，翘首盼望预示尼罗河水即将泛滥的红鹤由远方飞来。7月，雨季开始，北方吹来清凉的风，炎热消退了，树木花草从尘土中解脱出来。这时，尼罗河上游的山区里暴雨倾盆，山洪迸发，水量骤然增加，尼罗河水奔腾咆哮，倾泻而下，急流中带着大量的腐烂植物，使最初泛滥的几天中，河水完全变成了混浊的绿色洪流，这种粘稠的几乎抽出丝来的浑水，不能解渴，而且有害健康。
“绿尼罗河”过去了，河水继续上涨，水色渐清，一二十天后，又变为红色。尼罗河泛滥了，河水溢出河岸的第一个夜晚被埃及人称作“第一滴水之夜”。这一夜河中挤满了带着火炬的小舟，庆祝哈辟神（古埃及人把尼罗河神称作“哈辟”）的节日。9月，水势最大，吞并全部谷地，形成一片泽国，住在高地的人们只有凭借小舟来往。直到10月底，泛滥时期才结束，河水下落，流入河床。这时河水变成清澈的浅蓝色，人们开始在覆盖着肥沃淤泥的土地上进行耕耘。
11月到2月是埃及人播种和谷物成熟的季节。每年的3月到6月则是收获时期。古埃及人随着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辛勤的耕耘、播种、收获，使埃及成为古代著名的粮仓。
由于埃及的自然条件，决定它的农业生产与人工灌溉紧密相连。尼罗河泛滥时，人们要疏通渠道，排出积水；而干旱无雨时节，人们又要从尼罗河引水灌溉。这样巨大的工程，繁重的劳动，绝非一人一家所能完成，它需要众人的力量。因此，埃及在较早时期就出现了联合。若干氏族联合为公社，若干公社又以地域关系联合为州，古埃及语称其为“诺姆”。埃及全境大约有40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名称、首城、军队和政权，有自己的方言和宗教。原有的氏族图腾，如鹰、蛇、母牛等，现在则变成了州的保护神，成为州的象征。每一个州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各州彼此经常处于敌对状态，为争夺河水、土地、甚至为不同信仰而斗争。例如：一个信仰鱼神的州同邻近的州作战，是因为这州的统治者曾在信仰神鱼的领土上吃了这种神圣的鱼。经过长期的战争和兼并，在公元前4000年中叶，埃及分成两个大的独立王国。它以尼罗河的天然划分为界限：孟斐斯以南的尼罗河谷地为上埃及，尼罗河下游的三角洲沼泽区为下埃及。上埃及国王以苏特树（古埃及的一种草木）为标志，他戴一个高而白的王冠；下埃及国王的标志是蜜蜂，他戴一个红色王冠。在很长的时间里，上下埃及之间为了争夺优势地位而进行了残酷斗争。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初，埃及开始由原始社会缓慢地进入了奴隶社会。关于这个时期的历史，对我们来说还是神秘的，没有文字遗物保存下来，只有一些传说。因此，它好比黑暗中的舞台换景，当幕布再次升起时，我们看到的已是：公元前3200年，上埃及国王美尼斯亲自率领大军征服了下埃及，实现了统一。他自称为上下埃及之王，有时戴白冠，有时戴红冠，有时二者合戴，象征上下埃及统一。为了便于统治全国，美尼斯把都城由自己的家乡迁到南北两部接壤之处的孟斐斯，把它称作“白城”。到此，埃及已经走完了史前时期和前王朝时期，而进入了有记载的历史时期了，美尼斯被认为是埃及第一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公元前11世纪，埃及共经历了前王国、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后期埃及等几个时代。
此后，埃及逐渐衰落，先后遭到利比亚、亚述等国侵略；公元前7世纪中重获独立；以后又为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所征服；公元前30年并入罗马版图。
埃及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它的特殊的地理条件和闭塞的地理位置，使古代埃及的灿烂文化，至今仍放射异彩。那些史册上有名或无名的古埃及人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然而他们以激情和智慧创造出的伟大杰作仍然存在，默默地向世人揭示着永不泯灭的埃及精神。埃及，有过文明鼎盛时期，也有过遭受外来侵略与蹂躏的时期，但不论何时，埃及精神从未死去。有史以来，埃及人就相信，没有尼罗河，他们将不能生存。尼罗河的泛滥会带来一定损失，尼罗河也有退潮，但是尼罗河永远存在！它创造了埃及，养育了埃及，埃及的全部历史都和尼罗河相关联。古埃及人用诗赞美它：
啊，尼罗河，我赞美你，
你从大地涌流而出，养活了埃及……一旦你的水流减少，
人们就停止了呼吸。
西方学者尊崇的“历史之父”——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通过在埃及长期的旅行、观察，也作出这样的评价：“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埃及国家的发生
埃及是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伟大国家。当蒙昧人、野蛮人游荡于世界广阔土地上的时候，非洲大陆东北角的尼罗河流域便已放射出人类文明的曙光，孕育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尼罗河文明是怎样形成的？埃及奴隶制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是怎样一种形式？埃及早期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人类社会的最初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关系于古代世界早期的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国家问题，当然也包括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埃及历史早期的文献极其贫乏与简略，加之保存下来的又往往残缺不全，愈益加深了研究古埃及国家起源、发展问题的困难。但是，上一世纪埃及古城古墓遗址的考古发掘的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对于某些文化遗址、遗物的深入考察与研究，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却也给我们解决埃及国家的起源及其统一王国的形成问题，提供了某些必要的依据。
埃及国家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在一些著作中，通常可以找到几种不同的答案。
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断言：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的条件下，还不能确切断定尼罗河流域国家发生的日期。现在看来，这种论述未免过于武断。事实上，就在这一卷的稍后部分，另一作者则表示：早在第一王朝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便已形成了国家。还有的苏联学者认为，埃及的国家形成的过程开始于第一王朝的中叶。按通行的说法，埃及史上的第一王朝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00—前2890年。因此，依上述的意见，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或者在公元前310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国家。
与此相反，另一种意见认为，早在公元前3100年前，埃及已经出现了国家。英国的《剑桥古代史》写道，紧接在第一王朝建立前的时期，埃及就出现了南北两个王国。还有的著作明确地表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的中叶，甚至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国家。
对于古埃及国家产生的时间问题存在着分歧意见，关键是如何认识尼罗河文明与埃及国家形成的标志。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论述。
考古学提出的“史前埃及文化”或“前王朝文明”，包括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巴达里文化（约公元前4500—前4000年），涅伽达文化1（阿姆拉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涅伽达文化2（格尔塞文化，约公元前3500—前3100年）。“文明”与“文化”，虽然在概念上有联系，但决不能混同。严格说来，埃及的文明是从涅伽达文化1的末期开始，到涅伽达文化2时代最后形成。
涅伽达文化1与巴达里文化一样，仍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但是铜器、石器与陶器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愈益专门化，并且与亚细亚部族早已有了商业关系。
涅伽达文化1的遗址已发现有居住地和墓地。居住地筑有雉堞墙，并有防御工事，所以，涅伽达1的人民被称为“城市居民”。涅伽达附近的一个被称为“南城”的居住地是一个重要的遗址，其堡垒和近似长方形的房屋是用小砖筑成。这是一个设防的城市。恩格斯曾经指出：“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涅伽达文化1时代，墓穴已有大小、充裕简陋之别。在阿巴底亚，最大和最富裕的墓是妇女的墓。这种现象反映了母系氏族的特点。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墓中，还发现了作为陪葬的巫术用品。西方埃及学者认为，这种迹象表明墓主是“巫师或女巫医，是公社的重要成员，或许甚至是他们的领袖”。还有的学者讲到，在前王朝时代早期，每个乡村是自治的，并且有一个首领，他的权力依赖于他作为一种“呼风唤雨王”的名声，他大概是能管理尼罗河洪水。这些推论，与恩格斯所说的个别成员“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的论述相一致，而且“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研究埃及文明与国家形成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考古文物保留下来的有关王衔与王冠起源的记录。其一是涅伽达1546号墓出土的一块陶罐破片，罐标上是一间带有圆屋顶的房子，屋顶上栖息着一只小鸟。这种圆屋顶的建筑物可以看成是后来的“王宫的门面”，也可以称为“御座”。屋顶上的一只鸟则是隼鹰神荷鲁斯的粗略形象，荷鲁斯是法老时代的埃及国王的保护神，并且是国王的第一个头衔。第一王朝的国王后来都被称为“荷鲁斯的追随者”。
其二是涅伽达1610号墓中发现的一块带有红冠浮雕的黑顶陶片。红冠是埃及国王的两种基本冠式之一，也是最受尊敬的王徽之一。王徽王衔形象的出现，意味着王权的萌芽与产生，关系于国家的形成的问题。这两块重要的历史文物，根据英国f·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s.d.）的划分，王衔陶片定年在s.d.37，即涅伽达文化1之末期；红冠王徽的陶片定年在s.d.35—39，约当涅伽达文化1之末期或涅伽达文化2之初。
涅伽达文化2时代，墓穴发现的很多，仅在涅伽达就发掘出2149座“史前墓”。涅伽达文化2的居民更精心制作的墓呈长方形的，并且有了砖墙结构，但是穷人仍然葬于圆形墓穴中。涅伽达的t墓地是富裕的，在那里分布有几十座大小形状不同的墓，其中除了个别的圆形或半圆形与正方形外，绝大部分都是长方形的，并且有几座规模较大的墓。
研究者认为，t墓地是统治阶级或集团的墓地。在希拉康坡里发现了著名的第100号墓，因其墙壁装饰以壁画，故又称为“画墓”或“装饰墓”。“画墓”的尺寸大约4.5x2.0xl.5米，与t墓地20号墓的5x2米大小差不多，而且同样是长方形的砖砌的，并带有间壁墙的结构。画墓与t15、t23墓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希拉康坡里画墓虽曾被盗，遗物多有丢损，但保留下来的仍有32件之多，与仅有数件陪葬品的一般墓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已证明：画墓是“首领墓地的一部分”，属于“王家墓地”；“埋葬在装饰墓中的人物应看成为上埃及传说中的王”。还有的论证，希拉康坡里的画墓和涅伽达的t墓地两者是“前王朝国王的埋葬地”。
除了国王的墓地外，希拉康坡里画墓的壁画给我们保留了土著与外来入侵者之间战斗的形象的描述。尤其重要的是画面上出现了手举权标头的国王打杀跪在他的面前的俘虏的场面。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前王朝末期的一些调色板和权标头上。
涅伽达文化2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
最早的文字见于圆筒印上，而最早的圆筒印，迄今所知，出自涅伽达1863号墓（s.d.46），大约相当于涅伽达文化2的中叶。在这个时代的晚期，文字多见于权标头、调色板等文物上。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文字在历史上的地位，指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根据上述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居地遗址的设防，墓葬的分化，王冠、王衔的起源以及文字的发明与应用等现象，可以确认，早在涅伽达文化1之末期，即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的氏族制度已经解体，国家萌芽，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到了涅伽达文化2时代，国家最终确立，形成了历史上最古老的尼罗河文明。
州的分立、联盟与争霸
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氏族制度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出现了奴隶制国家。但是，埃及国家最初是什么形式的？其随后的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由于考古资料的残缺不全，特别是文献资料的贫乏，常常引起不同的推测，以致引起意见的分歧。
埃及文明时代早期出现的州，是一个单纯的“地域”
的公社，还是具有城市国家性质的初期国家？需要我们结合历史的实际加以论述。
我们通常所用的“州”这一术语，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是根据古希腊人所说的“诺姆”一词翻译过来的。
希腊文的诺姆，相当于埃及象形文字的“斯帕特”。“斯帕特”一词的意符表示以灌溉河渠区划的土地，所以，“斯帕特”一词意味着“区”或“地域”。上面提到的希腊文的州，埃及象形文字的斯帕特，具有“地域”的含义，是就其语言学上的意义而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考古学上对州的性质作进一步的考察。
前王朝时代的居住地遗址发现甚少。希拉康坡里遗址是涅伽达文化2时期的少数重要遗址之一。根据发掘的情况来看，凯赛尔相信，希拉康坡里的前王朝居住地遗址可能是一个中心城市和许多附属的乡村，占据了一百万平方米的总面积。但是，巴塞尔怀疑居住地遗址有那样大片的面积，认为那是一种误解。在他看来，作为瓦砾堆常常是非常稀疏的。
按照他在1958年的勘察遗址的最后结果证明，表面陶器碎片分布的范围，很难超过50800平方米；人口或许4700人左右，至多不过10000人。在前王朝时代，整个埃及人口大约在100000至200000之间。根据希拉康坡里的人口及其在整个埃及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它一定是一个较大的城市。
埃及的州，除了具有地域的性质外，也还有其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尽管人们常常认为，“史前时代”埃及政治史的考古证据提供的甚少，但是有些学者相信，在涅伽达文化时代，上埃及已发展了城市文明。希腊人命名的埃及的州就是“起源于自治城市的地方”。
每个州除了一定的领域外，通常还有其独特的标志或徽章。在涅伽达文化2时期的一些彩陶和希拉康坡里画墓壁画上描绘的舟，通常有两个称为“船仓”的建筑物，其中的一个船仓前插入固定的或可能移动的杆子，上面往往挂有一个徽章。徽章的形式不同，有的是各种不同的动物，也有的是三角形、圆圈形或z形的几何图案。那些特殊的z形符号，有人把它看成是神圣物或神的标志。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神的标志而否认它是州徽，那么，我们不能不提出州的保护神的问题。
每个州，事实上都有其固有的保护神，如隼鹰（荷鲁斯）、母牛（哈托尔）、蛇（涅特）等，它们显然都是由氏族图腾演变来的。希拉康坡里崇拜隼鹰神荷鲁斯，而涅伽达则崇拜暴风雨神塞特，它们在后来王权神话中都是非常突出的。鹰、蛇等神圣动物在法老时代还成为国王的保护神。
州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王权的出现。在涅伽达发现的王徽与王衔的符号，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希拉康坡里出土了属于前王朝末期的各种权标头，是王权产生的一种标志。此外，正像前面已提到的那样，在涅伽达墓地和希拉康坡里墓地，都发现了最大和最重要的墓，而且它们那里已被确认为“国王埋葬地”。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在前王朝时代后期，涅伽达和希拉康坡里等都应该是各自分立的城市国家，或者“州国”。
关于前王朝时代的州或州国的数目，至今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说明。通常认为，古王国时代上下埃及共计42个或40个。也有的说38个或39个。不过，这时的州，已失掉了其独立的城市国家的性质，而成为统一国家政权的地方行政机构。但是，前王朝时代州的数目，决不会多于上述数字，只能少于或大大少于它。因为前王朝时代埃及的疆域是有限的。仅仅在涅伽达文化2末期才开始由上埃及向三角洲移民。
如果说，涅伽达文化2时期，埃及出现了独立的州，那么，到涅伽达文化2的末期，便形成了州国的联盟与争霸的局面。考古学家发现的前王朝末期的一些历史文物给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证据。这些历史文物，除了部分象形文字符号外，都是刻有各种场面的图刻。尽管对其内容的理解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推测的性质，但是要知道，在前王朝时代末期，或者早王朝时代的初期，成文的历史文献几乎是没有的。
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狩猎调色板”（“猎狮调色板”），共计刻画了19名猎人打扮的人物。他们手执权标头（梨头棒）并装饰以动物尾。前者是权力的标志，后者是国王之装饰物。这种现象又见于那尔迈调色板。猎人中有两人分别举着不同标志的两面旗帜，其象形文字符号意为“西方”和“东方”。图刻中的长方形宫室图样，表示三角洲的神殿建筑。板面上共有大小三只狮子，其中两只已中矢。整个图刻表现了三角洲东部和西部各州联盟打败了以狮为标志的敌对的州。
“战场调色板”（残片）所描绘的内容，也许与上述事件有关。正面的图刻是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狮、鹰、朱鹭联合噬食被打倒了的敌人和追赶正在逃跑的敌人。中间部分的大狮子是非常突出的。调色板的左面上端有鹰和朱鹭为标志的两面旗帜，旗杆上各长出一只手紧紧抓住被绑的俘虏。右上端一个被绑者的面前有一束纸草的象形文字符号，可能表示被击败的三角洲居民。战场调色板描述了鹰州与鹭州在狮州（也许就是上述事件中的失败者）的领导下，联合攻击并俘虏了三角洲居民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