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礼上（十三）
建武二年（公元495年），春日的阳光温柔地洒落在朝堂之上，一片宁静之中，有关部门悄然奏报了一项关于景懿后迁入新庙的车服礼仪的重要议题。祠部郎何佟之，一位精通礼仪的官员，缓缓站起身，发表了他的见解。
“根据《周礼》的记载，天子的六种服饰中，大裘是最为尊贵的，它象征着无上的权力与威严，紧随其后的是衮冕，同样彰显着天子的崇高地位。而在五种车驾之中，玉辂无疑是最为尊贵的，它如同天子出行的移动宫殿，其次是金辂，也同样华贵非凡。
皇后的服饰同样讲究，六种服饰中，祎衣是最为尊贵的，它代表着皇后的尊贵与优雅，紧随其后的是褕翟，同样展现出皇后的非凡气质。在皇后的三种首饰中，副是最为尊贵的，它不仅是装饰，更是皇后身份的象征，其次是编，同样精美绝伦。皇后的车驾也有讲究，五种车驾中，重翟是最为尊贵的，它承载着皇后的威严与庄重，其次是厌翟，也同样不失皇后的风范。
上公有资格使用大裘和玉辂，这是对他们崇高地位的认可。而上公夫人，作为上公的配偶，也有资格使用副和祎衣，这正是《祭统》中所说的‘夫人戴着副和穿着祎衣站在东房’的原因。郑玄曾解释说，皇后的六种服饰中，只有上公夫人也有资格穿祎衣，这进一步说明了上公夫人的尊贵地位。
《诗经》中有一句‘坐着翟茀车去朝见’，郑玄认为这里的翟茀就是厌翟，是侯伯夫人进入宗庙时所乘坐的。既然上公夫人和上公在服饰上已经相同，那么她们乘坐的重翟也应该没有区别。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相等，所享有的礼仪也应该相同。
况且景皇懿后的礼仪地位崇高，等同于九命之尊，她的尊贵地位不容忽视。在晋朝时，太妃的服饰礼仪和太后相同，这进一步说明了尊贵女性在礼仪上的特殊地位。到了宋代，皇太妃也只是因为没有五牛旗而略有不同，但她的尊贵地位依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景皇懿后的侍从官员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两人，他们分别跟随在前后部，和天子的侍从相同。这进一步彰显了景皇懿后的尊贵地位，她的侍从官员与天子相同，这也说明了她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
在内宫职务上，景皇懿后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两人，她们的仪仗和太后相同。这进一步说明了景皇懿后在后宫中的尊贵地位，她的仪仗与太后相同，这也体现了她在后宫中的特殊地位。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魏朝的晋王和晋朝的宋王都设置了百官，模拟天朝的制度。这说明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诸侯王的地位虽然低于天子，但他们也享有相当高的礼仪地位。至于晋文王去世后仍然被称为‘薨’，而太上皇去世则被称为‘崩’，这说明太上皇的礼仪地位已经高于普通的王。太上皇作为天子的父亲，他的地位尊贵无比，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称为‘崩’，这是对他尊贵地位的认可。
因此，之前的建议是让景皇后完全依照近代皇太妃的礼仪，那么她的侍卫和陪乘也就不应该有所区别。她乘坐重翟也是合理的，因为她的地位尊贵无比，所享有的礼仪也应该与她的地位相匹配。
再回顾齐朝初年迁移宗庙时的情况，宣皇的神主乘坐金辂，皇帝亲自捧着神主也乘坐金辂先行前往行礼完毕后再跟随神主到新庙。这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也体现了对宣皇的崇高敬意。我们今天在讨论景皇懿后的车服礼仪时，也应该参考这一历史先例，确保我们的礼仪安排既符合传统又体现对景皇懿后的崇高敬意。
综上所述，我建议景皇懿后的车服礼仪应该完全依照近代皇太妃的礼仪进行安排。她的侍卫、陪乘以及车驾都应该与她的尊贵地位相匹配。同时，我们也应该参考历史先例，确保我们的礼仪安排既符合传统又体现对景皇懿后的崇高敬意。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景皇懿后的迁入新庙的车服礼仪得以圆满完成。”
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永泰元年（公元498年），朝堂之上再次掀起了一场关于庙见仪式的讨论。尚书令徐孝嗣，一位沉稳老练的官员，首先发表了他的意见。
“继位之君即位时并没有庙见的记载，这是因为他们是在前任天子去世后继位，已经通过其他仪式表达了对祖先的敬意。而藩王继承皇位时，由于他们之前并未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因此需要通过虔诚朝见的礼仪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感激。”他缓缓说道，语气中透露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礼仪的敬畏。
左丞萧琛听后，微微点头，随即站起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我听说虔诚地拜见祖先的礼仪在《商书》中就有记载，朝拜武王宗庙的事迹也在晋朝的历史中闪耀着光芒。怎么可能有人已经正位尊位、继承天命却不虔诚地拜见祖宗、在太室中表达敬意呢？这是不合礼仪的，也是对祖先的不敬。”他语气坚定，显然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
“《毛诗·周颂》中说：‘《烈文》这首诗是成王即位后诸侯助祭的乐歌。’郑玄解释说：‘新王即位后一定会以朝享的礼仪祭拜祖先，以此告知自己已经继位。’又有一首诗说：‘《闵予小子》这首诗是继位之王朝拜宗庙的乐歌。’郑玄解释说：‘继位之王指的是成王。他为武王办完丧事后即将开始执政，所以到宗庙中朝拜。’这是周朝辉煌的典章制度在经典中的明确记载，而身为嫡子、正位天子的成王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继续引经据典，阐述着庙见仪式的重要性和历史渊源。
“另外，在西汉和东汉由太子继位的情况中，也有多位皇帝进行了庙见仪式。其中昭帝、成帝、哀帝、和帝、顺帝五位皇帝都进行了庙见仪式，这在汉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而惠帝、景帝、武帝、元帝、明帝、章帝六位皇帝的前史中没有记载庙见的事情，这可能是偶尔的遗漏，但理论上并没有不同的说法。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历史记载的不完整就否定庙见仪式的存在和重要性。”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礼仪的坚守。
“然而，有人却认为太子在储宫时已经表达过敬意了，在卒哭之后就开始亲自奉祀时祭了，这就算是庙见了，所以不需要再进行别的朝见礼仪。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储君在宫中时虽然也会跟随天子进行郊祀活动，但那时的他并未正式继位，不能算作真正的庙见。而卒哭之后的奉祀时祭虽然重要，但它并不能替代庙见仪式。因为庙见不仅仅是对祖先的敬意表达，更是新王向天下宣告自己已经继位、将承担起治理国家重任的重要仪式。”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庙见仪式的深刻理解和坚守。
“如果认为亲自奉祀时祭就算是庙见的话，那么从汉朝到晋朝期间由支庶继承皇位的情况中也都进行了庙见仪式，他们既然都已经进行了日常的祭祀活动了为什么还要单独进行繁琐的庙见礼仪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而且晋成帝在咸和元年（公元326年）改年号时就进行了庙见仪式，在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加元服时又进行了一次庙见。这并不是换了皇帝而是不怀疑两种礼仪可以相继进行的情况。更何况是君臣之间的情况呢？怎么能用一次朝见就兼代了两种敬意呢？”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礼仪的严谨和对历史的尊重。
“因此，我们应该效法周朝和汉朝的盛大典范、摒弃晋朝和宋朝的不合理做法，在宗庙中虔诚地表达一次敬意、让万国都来朝拜。这样既能体现我们对祖先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也能向天下宣告新王已经继位、将承担起治理国家重任的重要信息。”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礼仪的坚守。
这一奏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庙见仪式得以恢复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从此之后，新王继位时都会进行庄重的庙见仪式，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并向天下宣告自己已经继位、将承担起治理国家重任的重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