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乐（一）

南郊乐舞，这一古老而庄重的祭祀仪式，其歌辞在两汉时期便已被广泛使用，并被郑重地记载于《前汉书·礼乐志》之中。每当五郊的祭祀大典举行时，这些歌辞便会伴随着悠扬的乐声，回荡在祭祀的殿堂之上，彰显着对天地神灵的崇敬与感恩。

到了魏国时期，虽然关于南郊乐舞歌舞的具体内容已无从考证，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魏国很可能沿用了汉代的歌辞，继续传承着这一古老而庄重的祭祀传统。

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在这一年的明堂郊祀大典上，晋武帝诏令礼仪应遵循周朝开创的传统，称赞殷商祭祀之义，并暂时采用了魏国的仪式。然而，这位英明的帝王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祭祀之乐的重要性，于是下令让傅玄创作了《祠天地五郊夕牲歌》和《迎神歌》各一篇，为南郊乐舞注入了新的活力。

到了宋文帝时期（公元424年左右），这位文帝同样对南郊乐舞情有独钟，他下令让颜延之创作了《郊天夕牲》、《迎送神》、《飨神歌》三篇诗，用以丰富南郊乐舞的内容。这三篇诗的创作，不仅表明宋朝初期仍然沿用了晋朝的礼仪，更体现了历代帝王对南郊乐舞的重视与传承。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郊乐舞的歌辞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有关部门奏报称，郊庙雅乐的歌辞以往都是由学士和博士撰写的，经过搜集和挑选后采用。他们请求皇帝下令，让所有学习音乐的人都参与创作新的歌辞。这一提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可，经过商议决定：“太庙登歌应该使用司徒褚渊的歌辞，其余的都采用黄门郎谢超宗的歌辞。”谢超宗所撰写的歌辞，大多是删改了颜延之和谢庄的歌辞而创作的新曲，并且他还更改了乐曲的名称，为南郊乐舞注入了新的元素与活力。

然而，对于南郊乐舞的完善与发展，历代帝王与臣子们的探索并未止步。永明二年（公元484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建议，应该召集英才儒士，对雅乐进行删减和编纂。这一建议得到了皇帝的重视，他下诏将此事交给有关部门详细讨论。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提议最终并未得到实施。尽管如此，伏曼容的建议仍然体现了对南郊乐舞的深刻关注与思考。

在南郊乐舞的演奏过程中，不同的环节有着不同的歌辞与乐曲。当群臣出入时，演奏的是《肃咸之乐》。这首乐曲的歌辞中充满了对上天赋予宝命的感激与对帝王基业的崇敬之情。它赞美着上天恩赐的广泛与帝王开拓疆土的功绩，同时也表达着对远方域外之地来献宝、天边国家前来奉土的喜悦与自豪。这首乐曲不仅彰显了帝王的威严与功德，更体现了对天地神灵的崇敬与感恩之情。

而当牲畜出入时，则演奏《引牲之乐》。这首乐曲的歌辞中充满了对皇上恭敬侍奉上天神灵的赞美之情。它昭示着国家祭祀的肃穆与光明，同时也表达着对牲畜洗涤洁净、祭品端庄凝聚的喜悦与满足。这首乐曲不仅体现了对祭祀仪式的重视与庄严，更彰显了对神灵恩赐的感激与回报之情。

在神灵降临京城、降下恩德于百姓的时刻，则演奏着《嘉荐之乐》。这首乐曲的歌辞中充满了对祭祀仪式的恭敬与对上天神灵的敬仰之情。它赞美着孟春之时进行祭祀的庄重与孝顺、敬仰之心的树立以及民众蒸蒸日上的景象。同时，它也描绘着青色祭坛弥漫着云雾、翠绿帷幕端庄凝聚的美景以及美好祭品再次进献、兼用祭器再次升起的庄严场景。这首乐曲不仅体现了对祭祀仪式的虔诚与庄重，更彰显了对上天神灵的敬畏与感恩之情。

最后，在迎接神灵的时刻，则演奏着《昭夏之乐》。这首乐曲的歌辞中充满了对圣明皇上祭祀天帝、孝顺皇上祭祀亲人的赞美之情。它描绘着宗庙祭祀礼仪的恭敬与郊外祭祀的庄严场景，同时也表达着对神灵恩赐的感激与期待之情。这首乐曲不仅体现了对神灵的崇敬与感恩之情，更彰显了对帝王功德与祭祀仪式的庄重与肃穆。

而在皇帝进入祭坛东门的时刻，则演奏着《永至之乐》。这首乐曲的歌辞中充满了对神灵到来的期待与对祭祀仪式的恭敬之情。它描绘着紫色祭坛望着神灵的到来、翠绿帷幕等待着神灵的降临的美景，同时也表达着率领天下人奉献祭品、全地人都来作宾客的喜悦与自豪。这首乐曲不仅体现了对神灵的崇敬与期待之情，更彰显了对帝王功德与祭祀仪式的庄重与肃穆。同时，它也寓意着皇上的恩德将完全覆盖天下，盛大的礼仪将流传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