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梁漱溟传》（3）
皇室后裔的情怀——沉浮命途中的遗志传承梁漱溟的家世源远流长，他的先祖是忽必烈的后裔，家族属于元朝宗室。梁家曾是真正的皇族。在这种家世背景下，梁漱溟继承了祖辈的气节和情怀。
在父亲的启发下，梁漱溟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稳重、积极向上的少年。与许多传统家庭的孩子不同，梁漱溟的童年是在一种自由、愉快的环境中度过的。在这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他的身心获得了健康的成长，这对他性格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由与爱的陪伴使得梁漱溟养成了耿直的性格。与同龄人相比，他是一个老成的少年；与同学相比，他是一个富有思考力和创造力的学生。
传统文化的熏陶铸就了梁漱溟儒家的风范和佛家的灵秀，小小年纪便立下宏伟的志向，要为救拔一切众生而努力。
“书香之气”与“兵者情怀”相结合的家族
1893年10月18日，时值重阳佳节，北京的天空飘着淅沥的小雨。节日里，人们的脸上并没有显现多少快乐，因为当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然而，这一天对于梁府来说却显得尤为特殊。
北京安福胡同内，随着一声啼哭响起，梁府上下一片欢腾，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梁济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儿子的出生令梁济欣喜若狂，他为儿子取名焕鼎，字寿铭。
“焕鼎”有发达、正直之意，“寿铭”则表达了父亲对儿子平安长寿的祝福。颇为戏剧性的是，梁济对儿子的美好祝福在日后竟都一一实现了。梁漱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和祝福，他通过后来的不断学习和磨炼，最终成长为中国思想界的惊世奇才，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儒学大师。
梁氏家族是名门望族，家世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梁家先祖原本姓“也先帖木儿”，属元朝宗室，是忽必烈的后裔。元朝灭亡后，元惠宗带领皇室大部分成员逃往北方大漠，只留下了少部分皇室亲贵，其中就包括也先帖木儿一族。也先帖木儿族人当时的居住地是河南，而此地原属战国时期的大梁。明朝初期，也先帖木耳儿一族将姓氏改为汉姓，取姓为梁。清朝乾嘉年间，梁氏家族第十九代传人梁垕离开河南，举家迁往广西桂林。从此以后，广西桂林就成了梁漱溟的祖籍所在地。道光年间，梁垕的儿子梁宝书考中进士，先后做过直隶的知县、正定的知县和遵义的知州。
梁宝书的大儿子名叫梁承光，是梁漱溟的祖父。梁承光交游甚广，喜欢谈论兵事和骑马，在家中的马厩中饲养了多匹良马。梁承光原本官任内阁中书，后来又做了山西永宁知州。梁承光在山西时正值捻军势盛，当时永宁是陕晋的军事要地，他竭力筹备防御，竟因劳累过度病死他乡。
梁承光有一幼子，名济，字巨川，即梁漱溟的父亲。梁承光去世后，梁济在生母和嫡母的共同抚养下长大。当时，梁家逢此巨变，家境每况愈下，孤儿寡母只能寄人篱下，过着艰辛的生活。因此，尽管梁济出生于官宦之家，但幼年到成年的这段时间过得并不算好，其生活条件与贫民无异。虽然家道中落，但梁济仍有读书的机会，而这主要得益于他的嫡母。那个年代，女性的地位不高，很少能念书就学，但梁济的嫡母不仅识字，还善于教授。因父亲去世过早，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了梁济的嫡母身上。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嫡母在家中设立了私塾，她身兼两任，既是嫡母，也是梁济的老师。在嫡母的培养下，梁济逐渐学会了识文断字，稍大一点后，才到外面去求学。
1885年，梁济考中举人，之后在京城的贵族家中担任塾师。梁济为人宽厚笃实，20岁时，有一户官宦人家见他品貌端正、才华过人，愿意将女儿许配于他，却被他拒绝了。在梁济看来，娶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做媳妇是件麻烦的事情，他自幼生活清苦，自然不愿意娶一个不能吃苦的女子度日。由于这份倔强，梁济很多年之后才得以成婚。
清末民初，梁济一直从事慈善事业，主要的工作地点是民政部门。他不仅办过慈幼堂，还在犯罪教养所任过教。在此期间，他还在清朝皇家档案馆——皇史宬工作过。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清政府腐败无能，梁济深知自己无缘去疆场为国效命，但仍像父亲一样对兵法情有独钟。梁济非常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梁济与范仲淹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文人。梁济认为自己久困家中，见闻太过狭隘，因此每当有机会拜访别人，他都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面对当时的国家情势，梁济一方面担忧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另一方面积极“上书言事”，每到关键时刻，他总能给出独到的见解，他的爱国之心和赤子之心影响了周围的许多人。
甲午战争时期，梁济上书军机大臣孙毓汶，提议阻止军队东调，但腐败的清廷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听闻军队东调事后，梁济不禁顿足捶胸，大呼：“谬矣谬矣！”
戊戌变法时，梁济积极支持变法，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旧俗锢闭，不适合在短时间内给出过多的变法措施，而应该“欲革弊政必先革弊风弊俗”。
青年时期，梁济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愤世嫉俗又悲天悯人，却对当时腐败的政治和艰辛的民情无可奈何，于是只能通过写日记来抒发自己的心情。
梁氏家族既有书香之气，又有兵者情怀，每个人都透露着文人的骨气。这份骨气的传承不仅对梁漱溟来说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对整个中国亦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父亲的决断：舍生取义，敬告世人
梁漱溟非常敬重自己的父亲，他的性格、品质、学识无不受其影响。
梁济一生从事过许多工作，最令他满意的是在民政部出任总办委员。《清史·忠义·梁济传》中记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
梁济秉承古代文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非常佩服那些为国事操劳费心的人，而他最佩服的人是梁启超。他在《伏卵录》中这样写道：“吾真心倾慕梁任公，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之第一人。”
梁济还是一个热心帮助朋友的人。他最好的朋友名叫彭翼仲，是当时新闻界著名的撰稿人，梁济曾多次慷慨解囊资助他办报。
梁济的性格随和，喜欢与底层人民接触。在他看来，能与小贩、车夫、挑夫等人相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梁济兴趣广泛，颇爱看京剧，还为当时的京剧院写过对联。他认为戏剧是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一些戏剧甚至能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所以愈加推崇。梁济不仅爱看戏，还喜欢写剧本，他创作的剧本包括《女子爱国》《暗室青天》《庚娘传》等，从剧本的题材可以看出他对国家的热爱之情以及对当时社会的美好期望。
清末民初，面对当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民不聊生的社会形势，梁济的内心既矛盾又痛苦。为了唤醒众人，梁济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自杀之前，他写了一封《敬告世人书》的遗书，并分别写了五封信，将身后之事托付给五位朋友。梁济想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唤醒世人，他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孕育了五六年之久，过程之所以如此之长，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还没有完全尽完。
梁济心中藏着离世之念，而这一念头愈加强烈，他便愈加留恋自己的家庭和子女。为此，他在生前写了《留示儿女书》，以慰自己对家庭与儿女的不舍之情。
在梁济自杀之前，他与儿子梁漱溟有过一次对话，这次交流对梁漱溟来说刻骨铭心。梁漱溟永远不会忘记与父亲最后一次对话的情景，更不会忘记父亲说的那些饱含深情的话。
那时正临近梁济的60岁生日，梁家上下正在忙着打扫房屋，希望通过庆祝生日为他排解烦恼。此时的梁济却向家人提出要去好友彭翼仲那里借住几日，等到生日那天才会回来。
1918年11月13日清晨，距离梁济生日还有3天，决心赴死的梁济来到北京城内的净业湖旁，毅然投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梁济留下的《敬告世人书》中写道：“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想要通过自尽的方式来警醒世人。他的死是对腐败势力的抗争，是对国家与人民的示警。梁济以身殉国的行为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对他的死展开深入的讨论，诗人徐志摩就对此发表过看法，他认为梁济的牺牲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所做的自觉行动。
梁漱溟对父亲的死痛心疾首，他后来对此也发表过看法：“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职，捐生前夕，所遗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身何用。’”（引自《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认为当时国家固有风教的沦丧才是父亲毅然绝世的真正原因。梁济的死是对固有文化沦丧的抗议和无奈，他想通过自己的死来唤醒世人。
梁济的一生极为坦荡，他的一言一行对梁漱溟的影响颇深。梁漱溟之所以终生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或许与他父亲的死因有关。没有梁济就没有梁漱溟，正是梁济的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了梁漱溟，他后来才成为备受世人敬仰的儒学大师。
启发性家教的成果——“小老哥”的养成日记
梁济共生有两子两女，梁漱溟的哥哥名焕奎，字璧垣，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商科毕业，最后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实业家。而梁漱溟的两个妹妹则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梁漱溟幼时身材瘦小，体弱多病，不仅力气小，看上去还有些呆笨。一天清晨，梁漱溟还在床上酣睡，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喊他，他揉着惺忪的睡眼，发现是母亲在叫他起床。梁漱溟的母亲见小儿子迟迟不起，便有些责备地问：“你为什么还不起床啊？”听到母亲略有责备的问话，梁漱溟并没有一丝羞愧，还气愤地大声回道：“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那时的裤子需要用一根条带围拢系紧才能出门，每到起床时，梁漱溟就会让妹妹帮自己将条带从背后牵引过来，然后在前面打一个结。然而，梁漱溟自己却无法完成这套操作。
6岁时，梁漱溟开始读书。父亲梁济为他请来了一位姓孟的先生作为老师，最开始，孟先生为他讲的是《三字经》和《百家姓》。后来，应父亲的要求，梁漱溟开始读《地球韵言》。与当时的其他家庭不同，梁家很少强调让孩子学习“四书五经”，更多的是要求他们知晓世界时事，关心国家大局。
7岁时，梁漱溟被父亲送到中西小学堂读书，当时这所学堂是北京第一所洋学堂，无论是教学方式还是教学内容与一般传统学堂都有所不同。这所学堂不仅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让学生学好英文，希望学生能扩大眼界，向西方学习。
8岁时，梁漱溟与大多数孩子一样，喜欢玩耍跳掷，然而，在与别人家的孩子一起嬉戏时，却没有他们勇健活泼。上小学期间，梁漱溟迷上了玩单杠，但在一次玩耍时却出现了意外，不慎头朝下跌倒在地，当时情况非常严重，他服了药才最终恢复清醒。自此以后，梁漱溟看到单杠便心生怯意。
9岁时，对梁漱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龄，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这件事不仅是一次家庭教育，更体现了梁父的良苦用心。
有一次，梁漱溟拿着一串铜钱在庭院里嬉戏，结果在玩耍的过程中将铜钱弄丢了。见心爱的玩具不见了，梁漱溟十分伤心，几经寻找都未能寻得。第二天清晨，梁济开始打扫庭院，扫至一棵桃树旁时，他发现有一串铜钱挂在桃树枝上。梁济心知铜钱是儿子丢失的，但他并没有将铜钱取下来还给儿子，也没有责备儿子，而是任由铜钱挂在原处，然后写了一张字条交给儿子：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询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梁漱溟看到父亲给的字条，立刻跑到桃树下，果然发现铜钱正悬挂在树枝上。梁漱溟找到铜钱后，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糊涂，还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
梁济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慈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平等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家长。梁漱溟的童年是幸福的，因为他能在父亲营造的祥和而自由的氛围中快乐成长。与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不同，梁济很少责骂孩子，从不对子女疾言厉色，更多的时候，他会通过暗示来对孩子进行启发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下，梁漱溟从小养成了自觉精神和善于动脑的习惯。
读书时，梁漱溟常常在操场边缘伫立。梁漱溟很少参加班级活动，喜欢独处和静思，看起来神情严肃，但在关键时刻总能为同学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由于他少年老成，同学们却经常嘲笑他，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作“小老哥”。
自学的开端——拥有“一片向上心”
梁济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同时他还是一个充满豪侠气的人，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他的思想不够超脱。梁漱溟的思想和品行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尚侠、认真、不超脱这三方面。
尽管父亲的思想不够超脱，但梁漱溟的家庭环境却是十分开放的。因此，梁漱溟在家中不必担心因做错事、说错话而挨打挨骂。梁家儿女接受的是开明式教育，不用遵循条条框框，就连最基本的礼法都不用注意，如误坐了长辈的座位，没人会惩罚他们。梁漱溟在家里有很大的自主权，不仅包括行为自由，还包括思想言论自由。对梁漱溟的成长来说，思想言论自由是最有意义一种自由。
在成长的过程中，梁漱溟读书的题材和内容都不受限制，父亲并没有规定他必须读什么书，或不能读什么书。因此，梁漱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读书的，如果一本书无法引起他的兴趣和注意，他是不会去读的。而一旦梁漱溟找到了自己爱读的书，他就会关起门来认认真真地去读，遇到不懂的，便会尝试自己揣摩、会意。
梁漱溟在10岁左右接受的家庭教育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听父亲讲戏。梁济会将那些有趣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戏文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述给子女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寓教于乐，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调动孩子们的兴趣，使他们在快乐之余懂得许多有用的道理。第二是与家人一起外出购买日用品或处理一些零碎事务。在购买日用品时，梁漱溟可以学到处理事务的要诀，还能从中慢慢懂得人情世故。第三是与卫生、健康相关的提醒和叮嘱。父母经常会对梁漱溟进行卫生和健康的叮嘱，这些提醒和叮嘱具体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比如出汗时不能脱衣服，等到汗止、气定之后才能脱去衣服；不能在窗口、过道和门口等处久坐；不要喝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多吃过于油腻的食物；不要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看书等。
梁漱溟在幼年和儿童时期读了许多书，书读得多了，便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梁漱溟从小学开始便懂得自学，而他之所以能如此自觉，是因为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按照梁漱溟的话来说，父亲梁济对他的教育是宽放的。梁漱溟在14岁以后对人对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见解，他不仅敢于发表言论，还乐于践行自己的言辞。如果父亲认为他做得对、做得好，就会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鼓励他继续做下去；如果父亲不同意他的做法，绝不会干涉于他，而是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知晓自己不同意。梁漱溟年纪更大一点后，也会对一些关系较大的事发表见解，此时即使父亲不同意他的见解，仍然不会干涉于他，而是任由他去。正是这种足够的自由才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学。
对梁漱溟来说，除了父亲，还有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人便是父亲的朋友彭翼仲。彭翼仲是《京话日报》的主编，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报人。梁漱溟的自学主要得益于杂志、报纸，而彭翼仲是新文化的开荒者，他所创办的各种报纸，比如《京话日报》《启蒙画报》《中华报》等完全相当于梁漱溟的优质课外读物。梁漱溟从10岁开始阅读《启蒙画报》《京话日报》等报刊，他对这些报刊爱不释手，阅读起来几乎成瘾，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已经算是自学。但梁漱溟认为，自己真正的自学是从他的向上心开始的。《梁漱溟全集》中记载了他对自学的看法，他认为：“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另外，梁漱溟又在《我的自传》中对自学的根本进行了完美的诠释：自学就是“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拥有“一片向上心”。
梁济和彭翼仲的人格感召，使得梁漱溟幼小的心灵萌发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让他鄙视那些只为谋求衣食和利禄的世俗人的生活。与此同时，在维新运动营造的氛围中，梁漱溟逐渐建立起跨越世俗的见识主张，他意识到世俗之人尽管不一定是坏人，但缺乏见识主张便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必须拥有“一片向上心”。由此可见，拥有“一片向上心”才是自学的真正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