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梁漱溟传》（4）

研究东学第一人——百家争鸣下的笔枪纸弹在那个人才辈出的年代，梁漱溟没有盲目从众去追求西方文化，他自知东方文化之博大，并能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以他立志成为研究东方学的第一人。当学术讨论风气盛行之时，他能够与那些文学泰斗较量切磋，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真才实学。

如果说敢于同学术界人士争锋较量是个人才学和个人魅力的体现，那么敢于对抗时代的潮流，做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和复兴者，那就是民族大义和爱国热情的体现。梁漱溟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其拥有真才实学，还在于其拥有民族气概。人贵在自知，更贵在自省。梁漱溟还是一个懂得自我反省的人。一个传学者不仅不会向人炫耀，还会时常反省自己，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有些人往往会迫于时代的压力说一些顺应潮流的话，做出一些迎合众人喜好的事，但是梁漱溟没有随波逐流，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人。他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出自本心，并不会受旁人的影响。

初入北京大学显真识

1916年，梁漱溟经教育总长范源廉的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范源廉向蔡元培推荐了梁漱溟，梁漱溟带着自己的《究元决疑论》拜访了位于南菜园上街的蔡宅。

蔡元培早在《东方杂志》上看过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并给出了较高的评价。见到梁漱溟时，蔡元培很高兴，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

梁漱溟想将自己的文章展示给蔡元培，蔡元培却说：“我已经在《东方杂志》上看过，非常好。我喜爱哲学，这次到北京大学就是为了要办好文科，而哲学是文科中的重点，你就来教印度哲学吧。”

梁漱溟接道：“我知道先生喜爱哲学，读过先生翻译的《哲学要领》。而印度的宗派众多，我只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多读了一些佛典，学到了一些佛家思想罢了。”

蔡元培半开玩笑地说：“你不懂，别人便更不懂了。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现在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知道你也喜爱哲学，我想把喜欢哲学的那些朋友都聚在一起，然后共同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既然你也喜爱哲学，怎能不来呢？你切莫将来北京大学当作教别人，你只当来此是与他人共同学习好了。”

听了蔡元培的话，梁漱溟终于心动了。

梁漱溟虽然同意去北京大学任教，但是由于当时他还在司法部担任秘书一职，一时半刻无法脱身。因此，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式开课时，梁漱溟并没有第一时间前去授课。为了遵守承诺，梁漱溟向蔡元培推荐了好友许丹为他代课。

第二年，许丹因病辞去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职务，梁漱溟此时才到北京大学任教。蔡元培让他担任哲学系三年级本科班的教授，为学生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10月，梁漱溟成为北京大学教师团队的一员。他在进入北京大学之前，便抱定了一个宗旨，按照他在《唯识述义》中的说法就是“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那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初期，文学界提倡白话文，宣扬民主与科学，批判封建礼教，这些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潮流。而此时，梁漱溟所坚持的宗旨明显地使自己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当然，在这期间，仍然有一部分人是支持和拥护他的。

1922年，梁漱溟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这本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蔡元培阅读过这本书后，给予其很高的评价。人们过去从来不曾用哲学的方式来研究佛学，但梁漱溟刚到北京大学不久便刊印发行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其站在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佛法，分别讲述了印度各宗派概略、本体论、认识论和世间论等多层面内容，开创了以哲学方式研究佛学的先河。

梁漱溟把佛学立于课堂，以哲学方式将佛学的智慧传递给学生，他把佛学当作哲学来研究的做法在当时风靡一时。

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梁漱溟的佛学思想备受冲击，其所讲授的印度哲学也逐渐被冷落。梁漱溟当时每周只教两小时的课程，起初前来听课的学生有很多，到了后来，课堂上的学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社会上又兴起批判传统文化的浪潮，梁漱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暂弃佛学，转投儒学。

梁漱溟认为现在不是东西方文化对垒的时刻，而是东方文化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此时此刻，世界东方文化已经被逼到绝地，形势已经如此，自不必多说，放眼世界，哪里不是西方文化的领土？数十年来，中国这块东方文化唯一的领地时刻遭受着西方文化的潮流冲击，且形势日益紧迫。目前，西方文化已经撞破了东方文化的大门，用刀指着我们的喉咙，逼问着我们是存是废自己的文化，我们已经无处可避，必须尽快谋求对策。

20世纪初，北京大学已经成为爱国运动的发源地，是东西方文化对垒的战场，也是新旧思想交锋的中心。如果此时给梁漱溟一个定位，那么他既不是新派人士，也不是旧派人士。确切地说，他是一个被栽培者，也是一个受益者。从作为一个被栽培者上来看，梁漱溟不仅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栽培，更是受到了北京大学的栽培；从作为一个受益者上来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既可以与各派代表人物自由研讨、相互争辩，又可以与各界人士交流学术并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

梁漱溟到北京大学的第一日就曾向蔡元培请教一个问题。他问：“先生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片刻，答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接道：“我不仅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梁漱溟所说的发挥并不是盲目的发挥，而是一种经过仔细斟酌的正名。在遇到其他派别的代表人物时，他同样如是说。

文化情怀：誓做研究东方学第一人

1918年10月4日，面对日渐衰弱的东方文化，为激起学习传统优秀文化的浪潮，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了一篇300多字的启事，号召人们研究东方学。

梁漱溟所说的东方学特指的是佛学和孔子之学。实际上东方之学远不止这些，在启事中只是用佛学和孔子之学的发源地来命名，所以才统称它们为东方学。

在这篇启事中，梁漱溟表示：西方的文化中尽管含有一些与佛学相近的东西，但没有类似于孔子思想的内容。虽然中国不是佛学的发源地，但真正的佛学已经在中国，所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要想了解和学习东方学，就只能到中国来，而北京大学是如今文学交流的中心，更是中国第一学府，来中国学东方学的人首先要进北京大学。启事中还说：“吾校对于世界思想界之要求，负有供给东方学之责任。”

启事的最后，梁漱溟指出：相比于东方学，现在北京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更倾向于学习和研究西方学，并且没有人倡议人们注意和学习东方学，面对这种情形，我虽然早就切断自己的志向决定出世，不想再继续研究学问，但如今我愿意留出一两年时间来为研究东方学的人做一个开端。

除了在启事中表达自己的这些心意，梁漱溟还倡议人们建立研究东方学的学会，并承诺每月从自己的薪酬中捐出20元钱供会务使用。

梁漱溟的启事登出之后，虽然有部分响应者，但是这些响应者并不踊跃，并且他们大都是奔着佛学而去，很少问津孔子之学。梁漱溟对此深表遗憾，他认为这与自己的初衷不符。于是，再次展开新的行动。1918年10月31日，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则启事。这篇新的启事中，梁漱溟特意将东方学强调为孔子之学，同时告知有兴趣者可以在每周二和周五的早晨到哲学系教员室找他，他会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告知对方。

1918年11月5日，梁漱溟的孔子哲学课正式开课，他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11月9日和11日，《北京大学日刊》分两期连载了梁漱溟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梁漱溟主要提出了六个关于孔子的问题。

第一，孔子在伦理问题上的主张是什么？

第二，孔子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是什么？

第三，孔子对政治与社会实行教化的主张是什么？

第四，孔子文化与西欧文化是如何发生冲突的？

第五，孔子文化与本土其他文化的差异是什么？

第六，孔子如何看待人生问题？

对于这六个问题，梁漱溟要求自己的学生在研究它们时不能只凭主观臆测，而应该根据历史史料加以深入研究，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见解。梁漱溟认为通过这样的研究，延续数千年的孔子思想就会被他们这一辈人寻找出来并真正加以理解。

通过研究这六个问题，梁漱溟也产生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这样的研究使他改变了自己对儒家固有的看法。梁漱溟原本主张出世思想，而孔子主张的是入世思想，所以最初梁漱溟是非常轻视孔子思想的。然而，通过这样的研究，却证明了孔子思想的弥足珍贵。在梁漱溟看来，孔子的入世思想是最圆满的，世界上没有比孔子在入世上更圆满的人了。在梁漱溟找到这六个问题的答案之后，他一改从前对孔子的态度，而对之叹服不已。

但是，梁漱溟并没有在思想上发生根本改变，他的人生态度亦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实际上，梁漱溟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北京大学任教是第一个阶段，从民族自救运动到乡村建设是第二个阶段。1918年，梁漱溟虽然集中精力仔细研究了孔子学说，但他并没有在这一时期做出弃佛入儒的决定；直到1921年，梁漱溟在生活态度上才从持佛家思想转变为持儒家思想。在北京大学孔子哲学课开课之时，梁漱溟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虽“切志入世”，却还不能领悟孔子的思想；那段时间，他喜欢包揽各种事物，表现出了入世的修养；但当时的生活既不符合入世生活的正轨，也不符合出世生活的正轨。尽管那时的梁漱溟精神非常憔悴，但他已经不再感到痛苦，只是这种精神状态会使他难以长久支撑罢了。所以，在他看来，自己一定会在佛道和儒道之间选择一条道路。

1919年1月，梁漱溟与范静生先生谈话，听闻他在游历美国时的种种所得。其中有一项是从美国小学生那里学来的“自动研究”。范先生讲述了他的所见，如美国教员在为学生讲授如何制作衣服的课上，他们只是向学生展示了如何看各种小参考书和其他研究材料的方法，然后便由学生自行研究了。结果，这些美国小学生最后竟都能写作出自己的研究报告。这实在是发人深省，梁漱溟就此起誓，从那开始，再不会妨碍他人的才思。什么是妨碍他人的才思呢？他人在刚好能用到其才思的地方，而我却代替他行事。这就是妨碍他人才思的表现。要使哲学具有生命力，研究者必须学会思辨。思辨开启，哲学便生；思辨废置，哲学便死。哲学系的各位学生是在哲学中讨生活的，我为任意妄为地给诸君讲习而感到惭愧，从今以后，不敢再将诸君置于死地，只希望通过我的勉励帮助诸君开辟新的生活。今天，在哲学教授会议上，我提出废止讲演，现在先写出对此的感言。

据此，梁漱溟提出：在课堂上不一定要哲学教授来讲课，可以让学生对哲学问题自行思辨。这条建议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对哲学研究来说亦是一次创新的尝试。另外，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还提出了一条更为新奇的建议，这条建议同样被人津津乐道。

梁漱溟的一个哲学系学生朱谦之由于厌恶繁复的考试，提出了一条反对宣言，即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不参加考试，也不要什么学籍。这条反对宣言刚一提出，便在校园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梁漱溟听闻后，却有着不同的意见。事实上，梁漱溟对学籍并不看重，所以他与朱谦之一样，并不在乎学籍，但是，他认为学生进行考试活动依然是必要的。

很快，梁漱溟在校刊上也登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我在报纸上看到谦之君反对考试的宣言，对他的意见却不太同意。在我看来，朱君是将考试与背诵看成了一回事，所以才会有此宣言。事实上，死记硬背是没有必要的，但背诵有时仍然是必要的，而考试也不是完全没有必要。其实，为了使学生对功课感兴趣，通过考试来督迫他们用功学习并不是正确的做法。在我看来，考试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去考学生死记硬背的知识上，而是体现在它能试出学生对课业有无心得上。对于有些学生，如果不去测试他们的心得见解，他们学起知识来便如蜻蜓点水，其心得见解也会若有若无。只有通过考试，他们才会将自己的心得见解一一清理出来。所以，我认为考试有必要，但不必评定分数。关于背诵，我自认为是“第一个不会背诵的人”。我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背过书，就连熟悉的佛典和孔经都举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来。每当用到书上的知识时，才会去翻书寻找，这既耗时，又费事。所以，我感觉背诵也是不可缺少的。

学生提出了宣言，老师给出了意见，接着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蒋梦麟也在校报上给出了答复。蒋校长表示，谦之先生提出的“不考试”是可行的，但是不考试便没有分数，而没有分数就意味着不能发文凭。

以启事为号召，以文章抒胸臆，梁漱溟尽己所能捍卫着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东方学在他心中是一个文化源泉，一个可以追溯的精神信仰，所以他竖起了大旗，喊起了口号，誓做研究东方学第一人。

学术风气盛行下的“百家争鸣”

1921年9月，梁漱溟的新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式出版发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的又一力作，同时对他而言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新书的扉页上，印有一张梁漱溟与三位朋友或者说三位学生的合照，他们分别是朱谦之、叶麟和黄艮庸。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只有二十几岁，而他的三位学生兼好友与他是同龄人。

合照中的四人既有不同点，也有相同点。不同点在于四人的性格和思想见解。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他们都是充满朝气、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题记中说明了自身的一些情况，指出他已经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一职，准备去山东滨县暂居，并决定从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同时还说明了由于朱谦之即刻就要去杭州，叶麟才提议照相的事情。

对梁漱溟来说，这张照片与这本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照片是他决心改变生活态度的纪念，而书是他准备改变的宣言。在梁漱溟的朋友中，照片中的三人最先知道他决定放弃佛家生活，转而投向儒家。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梁漱溟才会在新书的开头印上这张合照，并附上一篇这样的题记。

从用哲学方式教授佛学到真正意义上讲授儒学思想，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重大转变。在最开始讲授哲学式佛学时，前来听课的学生数量呈递减趋势。而当梁漱溟在讲授儒学思想时，其教授课程的受欢迎程度却迎来了他教学时期的巅峰。那时，前来听课的学生通常有200人左右。一开始，学校将授课的地点安排在北京大学红楼第一院的某个教室，但是由于听课学生太多，教室无法容纳，所以又改为在第二院的大讲堂授课。当学生一学年的课程全部完成之时，儒学考试的试卷多达90多本，这还只是已经注册的正式学生的数量。

有趣的是，前来听梁漱溟讲儒学课的人不仅有支持他的人，还有反对他学术观点的人。例如，梁漱溟的朋友江恒源、张难先、伍庸伯等人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听其授课，而余光伟、彭基相等反对者则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来听其授课。

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充满学术讨论风气的中国第一学府。在中国学术界和学术史上，其学术讨论风气开了先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风气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