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梁漱溟传》（5）
大师之道的福缘——不羁人生中的浩瀚哲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梁漱溟所交的朋友都是拥有真正才学和高尚人格的人，如蔡元培、林宰平、熊十力、伍庸伯等。与这些人相交，令梁漱溟受益匪浅。不管是在做人做事方面，还是在学术思想方面，梁漱溟从朋友那里获益良多。他之所以能形成后来的性格、思想和学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这些优秀朋友相交的结果。可以说，没有这些良师益友的帮助和影响，梁漱溟很难成为真正的大师。
与梁漱溟相交的人在年龄上差别很大。有比梁漱溟大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的，也有与梁漱溟年龄相仿或小很多的。对梁漱溟来说，这些人是老师也是朋友。然而，无论如何，相交必以诚。梁漱溟对待这些朋友都是真诚的，他们的友谊可以跨越时间，同样可以跨越弊病。
世界上除了这种普遍意义上的友谊外，还有另一种狭义的友谊，即夫妻之谊。从认识到成为朋友，从朋友到结成伴侣，这是友谊的递进，所以夫妻之谊也是一种特殊的友谊。当然，这种友谊会比一般的友谊复杂得多。梁漱溟与妻子的结合起初更像是友谊，但是这种友谊在时间的发酵中慢慢变得浓烈和香醇，以至于最后充满了哲学的味道。
志趣相投者之间的结合
进入北京大学之前，梁漱溟早先结交的朋友有郭人麟、甄元熙等人，这些朋友在思想上对少年时期的梁漱溟影响很大。后来，梁漱溟到北京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结交了更多朋友。这些朋友有的对他的学术思想产生过影响，有的与他一起从事过学术研究，有的跟随他进行过乡村建设改良运动，还有的尊重并关心他，伴他至终老。
梁漱溟对自己的交友经历做过总结，他说：“我的交友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我二三十岁之时，那时我结交的朋友年龄都比我大，且大部分比我大10岁至20岁不等，比如林宰平、熊十力、伍庸伯先生，他们都是我的忘年交，对我来说，他们亦师亦友。年龄不同，趣味往往大不一样，尽管如此，我们却能成为朋友，这实在是不容易的。第二阶段是在中年以后，这时结交的朋友大多比我小几岁，他们围绕我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我们在一起学习和共事，直到现在亦是如此。”
梁漱溟对朋友的理解是“志趣相投者之间的结合”，志趣无法相投便很难结合，自然也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所谓志趣相投就是志同道合，志同道合就是要有志于人生向上，而这样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梁漱溟把比他年长的几位朋友也视为老师。林宰平比梁漱溟年长14岁，是梁漱溟十分尊敬和膺服的一位长者。他不仅是梁漱溟的朋友，同时也被梁漱溟奉为师长。在梁漱溟眼中，林宰平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亦是自己需要仰望的文人。林宰平在与梁漱溟交往时，大多是前者较主动一些，同时他与伍庸伯、熊十力等人亦是好友。梁漱溟认为林宰平不仅在学识上有过人之处，在人品上亦有常人难以企及之处。从他善于结交晚辈之上，足以看出他是一个虚怀若谷的人。
作为师友，林宰平对梁漱溟的影响也非常大。例如，林宰平曾经向梁启超引荐梁漱溟。梁漱溟从小便对梁启超敬佩有加，早就想与之结交，但是苦于没有机会，而林宰平的引荐满足了他的这一心愿。在林宰平的促成下，梁漱溟亲到梁府拜访，第一次见到了自己非常崇拜的人。
在梁漱溟看来，林宰平人品极高。首先，林宰平是个谦虚的人，他对自己的名声并不看重，但实际上，他当时的名望极高，就连梁启超都非常佩服他。例如，梁启超在离世之前，嘱托儿女将自己的著作、手稿等都交于林先生，然后由林先生审定哪些该要、哪些不该要。于是，儿女按照梁启超的遗愿将他所有的著作，包括没有出版和没有写完的手稿全部都交给了林宰平。林宰平不负朋友所托，最终将他的遗稿编成了《饮冰室合集》。由此可见，林宰平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托付且非常可靠的人。正因如此，别人才会敬重他、佩服他，愿意将身后之事托付于他。
另外，林宰平的高尚还表现在他的洁身自好上。一位朋友曾经想将林宰平拉入自己所在的阵营，林宰平起初也答应了，但是不久后又脱离了出去。经过具体的了解之后，林宰平认为自己不适合从事这位朋友所信奉的事业，于是他便毅然决定离开，没有半点犹豫。不管在社会上，还是在政途上，林宰平都保持着洁身自好，这同样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梁培恕是梁漱溟的儿子，他与林宰平只有一面之缘，但是这一面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在伍庸伯先生的葬礼上，据梁培恕的描述，当时林先生穿着一身极其干净的衣服走进灵堂，他不仅衣着爽利干净，就连神情也是干净的，而且竟能使两种干净浑然一体。令梁培恕感到惊奇的是林宰平进入灵堂后的表现：林先生走进灵堂后，先是掀开白色的布幕，然后饱含深情地注视着棺木，接着便伤心不已地哭了起来，他的眼泪和哭声一起迸发，就像是夏天的雷雨一样。然而，数分钟过后，他便能止住哭声，擦干眼泪，转身与别人谈话，仿佛没有哭过。这种现象与梁培恕从前参加的葬礼上所见到的现象极为不同，一般所见不是号啕不止，便是唏嘘不已，但林先生的吊丧表现完全超脱于这些范围，所以才会让梁培恕感到特别。
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都会结交一两个朋友，但是，由于人生各异，他们所经历的友情也是不同的。与此同时，人们由于修养的深浅，在面对死亡的态度上亦是不同的。在梁培恕看来，自己之所以会对林宰平在葬礼上的表现感到不适和惊奇，是因为自己的认知和涵养不够高。
由此可见，林宰平是一个拥有极高认知和涵养的人，他对死亡的看法不是一般人能够适应和理解的，只有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他。而梁漱溟能与这样的人结交，亦能说明他的认知和涵养之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高尚的人与朋友的朋友自然也能成为朋友，而林宰平与熊十力的相识便是如此。梁漱溟与林宰平、熊十力先后成为朋友，经过梁漱溟的介绍，林与熊也成为朋友。林宰平去世后，熊十力还为其写过一幅评价极高的挽联——“德备清和，先生既圣；学究今古，当世几人”。
反躬力行，非口耳四寸之间者
梁漱溟与伍庸伯是由林宰平介绍而相识的。当时，在林宰平的促成下，伍庸伯前来拜访梁漱溟。伍庸伯早就听说梁漱溟对佛法颇有研究，借着这次见面的机会，他主动向梁漱溟请教佛法，而梁漱溟也非常热情地回应了对方。然而，两人由于不太了解，第一次交流彼此感到“志趣并不投契”。
但梁漱溟是一个做任何事都非常认真的人，即使是交朋友也不例外，所以他并没有轻易让这份友情溜走。在与伍庸伯交流的过程中，尽管梁漱溟感到话不投契，但他注意到伍庸伯是一个真切不苟的人，而这一点令他着实佩服。之后，他屡次拜访伍庸伯，最后两人终于成了至交。
对梁漱溟来说，伍庸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伍庸伯是梁漱溟的媒人。梁漱溟的第一任妻子黄靖贤是伍庸伯的妻妹，两人之所以能结合主要缘于伍庸伯的极力促成。其次，梁漱溟非常认可伍庸伯的学识和为人，认为伍庸伯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有责任将伍庸伯的学问、为人等介绍给世界，传递给后人。在梁漱溟看来，伍庸伯是一个纯正的儒家，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儒家，而这个儒家的纯正和脚踏实地主要表现在他的生活之中。
伍庸伯是广东人，曾在广东将弁学堂学习，做过清末新军的管带。他的许多同班同学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广东将领，最具代表的有叶举、熊略、邓铿等。民国初期，伍庸伯从陆军大学毕业，以第一名的骄人成绩留任学校的教官，同时又兼任空军科长。
伍庸伯做科长期间，国家正处于巨大变动之中，当时许多官吏为了迎合大军阀的意愿，决定以签名的方式上书“劝进”，以表拥护，但伍庸伯没有签名。伍庸伯是个极其认真的人，如果他认为签名是对的，那么他一定会签；否则，他绝不会做自己不确定的事情。当别人劝他签名时，伍庸伯尚未明确该行为是否正确，所以他对劝他的人说：“我还没有决定，所以尚不能签名。”由此可见，伍庸伯是一个做事认真、有责任心且很有原则的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梁漱溟才会“断断不可放过”与他相交。
一次，军中传言有人准备背叛，伍庸伯听闻后，决定孤身去劝止可能背叛之人。在见到背叛者时，伍庸伯起初表示要以军法论处将其枪杀，但是念及他尚未做出背叛之事，罪不至死，所以他最终没有动手。在这个过程中，伍庸伯无惧无畏的气魄着实令人敬佩。在伍庸伯看来，既然想要杀他，便要如实告诉他，如果连这个勇气都没有，便是“有失忠义之道”。所以，伍庸伯明确地告诉准备背叛的人：“如你背叛，必杀之。”
除此之外，梁漱溟对伍庸伯的敬佩还表现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有一次，梁漱溟带了两个朋友一起去看望伍庸伯。当时，伍庸伯刚吃过午饭，正准备睡午觉，便对梁漱溟和另外两位朋友说：“你们随便坐，随便说话，我要休息，我睡15分钟。”结果，梁漱溟看到伍庸伯坐在椅子上，刚闭上眼睛便睡着了，15分钟后，又准时醒了。这件事令梁漱溟对伍庸伯既惊讶又佩服。
伍庸伯是军人出身，当时他在军营中的薪金较高，生活也十分优渥，对一般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可遇而不可求。但是，伍庸伯并不在乎这些，与优渥的生活相比，他更希望坚持自己的本心。在军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伍庸伯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离开军队。当然，这一切并非毫无理由，但这个理由又很难让一般人理解。伍庸伯离开军队是出于他对自己产生的一个疑问——该不该做军人？对于这个问题，他无法给出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既然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便不肯继续“混”生活，所以毅然决定离开。实际上，在离开之前，伍庸伯也征求过同事们的意见，而这些人都不支持他这样做。最终，伍庸伯没有找到答案，只能决定离开。伍庸伯离开军营后，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经济来源，而他的同事们闻知此事，纷纷凑钱帮助他，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度日。
离开军营后的伍庸伯并没有闲着，他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内探寻、研究了多种人生思想，包括出世、入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中国哲学等，并希望能从中寻找到最理想、最适合自己的一种人生理想。他经常出入信仰者的聚集地和学者的讲学集会，在这些地方，他一方面能向那些德高望重的隐士高人请教，另一方面也能与不同的学者探讨各种人生问题。几经寻找，他最终与梁漱溟一样落脚到了儒家。伍庸伯对自己追求的人生思想有一条非常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只有那些人们普遍需要的、可以用来解决大众共同问题的、人人都能用到的人生思想才是自己最希望拥有的。如果一门学问只有一部分人去修习，那便说明它是欠火候的，不被大众普遍需要的，而他追求的是当前大众所需的学问，或者说大众所需的学问便是他努力追求的目标。
梁漱溟认为，在学术方面，儒学是中国古代先贤对世界最大的贡献，而伍庸伯对中国学术的贡献可以弥补宋儒和明儒没有触及的地方。念及伍庸伯在儒学上的巨大贡献，梁漱溟还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称号，尊他为“醇儒”，并评价他道：“践履笃实，不后古人，而从其精思力践之所诣，乃大有贡献于儒学。”
伍庸伯对儒家的“修身之说”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身”为“本”，是家之本、国之本，亦是天下之本。梁漱溟对他的这番见解十分认同，并解释说：“人类生命呈现两面：个体与群体，生命的重心不在个体，而在群体。儒学的理论就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的。”
伍庸伯在为人做事上很是诚恳、认真，这也是梁漱溟佩服他的原因之一。例如，伍庸伯每次外出都会邀请朋友同行，在他看来，时时有人在身旁，自己的行为就会检点一些。对于学习，他有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一旦决定投身于某种学习内容，他便时时刻刻不肯放松，点点滴滴不容放过。他时常把自己比作一个“小偷”，对于学问，他总是“摸得一点就算一点”。
伍庸伯还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他出门有个习惯，必会带上自己的手杖。一天，伍庸伯去拜访朋友。却将手杖遗忘在了车上。等到他想起来时，拉载他的黄包车已经不知去向。对于自己所犯错误，伍庸伯很是自责。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决心找回手杖。但是当时北京的黄包车有很多，伍庸伯既不认识那个车夫，也不知道车夫的住址，要寻回手杖就如同大海捞针，十分不易。面对这种情形，伍庸伯没有放弃，他找了整整三天，将所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一遍，最后终于找到了原车，取回了手杖。后来，朋友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于一根手杖，他却说：“我决心找回手杖是惩戒自己大意疏忽。”
梁漱溟曾表示，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遗憾，其中最大憾事是没有如愿拜伍庸伯为师。事实上，梁漱溟曾先后两次向伍庸伯拜师，但都被他拒绝了。梁漱溟对伍庸伯的敬佩是发自内心的，他认为“伍先生之学在反躬力行，非口耳四寸之间者。艮庸（指黄艮庸）服膺甚至，愚自惭弗及也”。
“凡夫”之谊实非凡
在梁漱溟的朋友中，熊十力是与他学问宗旨完全相反的一个。但是，即使与如此见解不同的人相处，梁漱溟亦能将他变成自己的朋友。
梁与熊十力的结识颇有火药味和戏剧性。在那个年代，学术之争屡见不鲜，而这两人的相识正是缘于学术之争。一开始，熊十力在《庸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有一则观点表达了对出世人生态度的批评。而当时的梁漱溟正钻研佛学，还曾将“出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看到熊十力的言论，梁漱溟不以为然，遂在自己的《究元决疑论》中予以反击，指名道姓地对熊十力予以批评，说他是“此土凡夫熊升恒”。
真正有思想的人往往是惺惺相惜的，即使面对批评，只要他们认为这批评有理有据，便愿意欣然接受，甚至还会认为“批评得对”“批评得好”，因为他们更注重批评中所蕴含的思想。梁漱溟和熊十力就是这样豁达、有深度的人。
1919年，熊十力读到了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也看到了其中梁漱溟对自己的批评。当时，他还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读罢《究元决疑论》后，他立即给梁漱溟发了一张明信片。梁漱溟收到明信片后，虽心有意外，但并不感到十分惊讶。他打开明信片，其内容大意为：“我已经读过先生的《究元决疑论》，对其中先生骂我的话甚感不错，如有机会，希望能晤面详谈。”
过了一段时间，熊十力来到了北京，在广济寺租房入住，并很快约见了梁漱溟。梁与熊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第二年，梁漱溟知道熊十力对佛学也很感兴趣，便介绍他到南京内学院去听佛学。当时，在该学院讲佛学的是当时远近闻名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欧阳竟无对佛学颇有研究，且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吕秋逸。熊十力在南京内学院听佛学两年，俨然成了欧阳竟无的弟子。
在熊十力跟随欧阳竟无学习佛学期间，梁漱溟也没有放松自己，他一边在北京大学为学生讲《印度哲学概论》，一边研究唯识论。有时，梁漱溟也会给学生讲唯识论，向他们传授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讲着讲着，他便发现讲不通了。在讲授唯识论时，梁漱溟采用的是最新的教学方式，他将想要表达的唯识思想与西方科学相互印证着讲，想法虽好，却并没有那么可行。因此，他就想请欧阳竟无的弟子吕秋逸来北京大学讲课，以弥补自己在教学上的不足。但是，欧阳竟无的事务繁多，许多事情都要依靠弟子吕秋逸帮忙打理，所以吕秋逸确实脱不开身。对此，梁漱溟深感遗憾，然而，他很快便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让同为欧阳竟无弟子的熊十力到北京大学帮忙授课。
熊十力答应了梁漱溟的请求，他再次回到北京，以北京大学教授的新身份与梁漱溟一同共事。可世事难料，梁漱溟在熊十力讲课时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发现熊讲课的宗旨与自己讲课的宗旨是完全相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学生的理解造成影响。另外，熊十力的教学方式也与北京大学当时的教学方式大相径庭。在熊十力未到北京大学教学之前，北京大学校内采用的是学院式的教学方式，授课时师生就像蚂蚁采食一样聚在一起。而熊十力则打破了这种教学方式，采用传统的书院式教学。在他看来，这种教学方式的好处在于既能使师生朝夕相处，时刻探讨学问，又能使教学更加自由随和。在教学的过程中，熊十力主张学校不仅要重视学生的知识性教育，还要重视他们的道德培养。同时，他教导学生要将学习和生活保持一致，在生活中要时刻保持学习。
熊十力的到来给北京大学的整体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梁漱溟将这个问题反馈给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一向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他认为熊十力有所创新，这对教学并没有什么不好，所以他对梁漱溟说：“既然他有新想法、新教法，就任他教好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主要是“唯识学”，一开始，他一边写讲义，一边给学生们讲课。所写所讲的东西大都是他往日积累的旧知识、旧学问。然而，熊十力是一个对学术有着极大热情的人，他的创造冲动尤为强烈。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第一年，他忽然对自己以前的所学产生了怀疑。从前，他总是本着强大的自信去撰写东西，但现在他开始对过去的那些旧学感到不安。出于这个看似荒谬的原因，他竟将以前所写的书稿统统毁掉，准备从头再来。怀着再出发的心情，熊十力开始起草创造他的《新唯识论》。
后来，熊十力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最终创作出著名的《新唯识论》。十余年来，梁漱溟与熊十力的关系一直很好，尽管两人的学术宗旨存在不同，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相反，正是由于学术不同，才使得他们可以相互批评、相互借鉴，就像照镜子一样，既能看清自己，又能矫正别人。作为朋友和学术对手，梁漱溟曾对熊十力有过诚恳的评价，他说：“他（熊十力）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儒家，他始终秉承着儒家思想。旁人误会他是个佛家，旁人以为他是一个讲佛学的，其实不是。”由此可见，梁漱溟对熊十力的理解是旁人无法相比拟的。
“蔡伯”相“梁马”
在梁漱溟的朋友中，蔡元培是他最尊敬、最敬佩的师长般的人物。蔡元培对梁漱溟实有再造之恩，他们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正是由于蔡元培发现了梁漱溟这匹“千里马”，中国文学史上才能再添一位学贯古今的儒学大师。
梁漱溟23岁那年见到了蔡元培。当时，蔡元培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除北京大学校长这一职务，蔡元培还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和学界泰斗。然而，那时的梁漱溟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无论在名气、学识还是在经验上都远远不及蔡元培。也就是说，他们的层次相差悬殊，若无意外不可能走到一起，更不可能成为朋友。
但是，就是这样两个很难有交集的人在历史的某一刻奇迹般地相遇了。梁漱溟作为一个被引荐的人走进了蔡元培的视野，他们相遇相识，随后又相谈甚欢。蔡元培以一个学术引路人的身份将梁漱溟带入了北京大学，让他与各派人士一起研究学问、相互切磋，以一种更开放的姿态将他培养成了一代大师。
梁漱溟拿着自己的《究元决疑论》手稿去见蔡元培。《究元决疑论》是他刚刚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而他却以手稿的形式向蔡元培展示，这足见梁漱溟对蔡先生的尊重。然而，蔡元培并没有看他的手稿，却说自己早已在杂志上看过，最后还给了一句中肯的评价——“很好”。可见，在第一次见面之前，蔡元培对梁漱溟是有关注的。
正因为蔡元培关注过梁漱溟，对他有所了解，确切地说，是对他的学识、能力有所了解，所以他才敢于让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去做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作为一个学识极高、能力极强、举手投足均能见权威的文学泰斗，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由此可见，蔡元培相信梁漱溟可以胜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职。这种信任从何而来呢？按照寻常理解，蔡元培对于一个初次见面的人是不该有如此信心的。而这主要基于两点：梁漱溟良好的学识和为人。从学识方面来看，蔡元培已经看过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认为“很好”，这是对他学识的肯定；从为人上来看，梁漱溟拿着自己的书稿亲自登门拜访蔡元培，在与蔡交流时，言语间又多有谦虚和恭敬，这是他良好为人的体现。当然，也是蔡元培看重他的第二个原因。
蔡元培让梁漱溟教印度哲学，他却谦虚地说自己不懂印度哲学，只是“多读了一些佛典，学到了一些佛家思想罢了”。有学识，但不骄傲，这便是修养。
面对有学识有修养的梁漱溟，蔡元培则表现得更加高明。他接下来没有提“教与不教”的事，他先是鼓励了梁漱溟一番，又把前来代职说成“与他人共同学习”。如此一来，正中梁漱溟的软肋。对于年仅23岁的梁漱溟来说，他所需要的不是通过担任教授来谋求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差事，而是更多的学习机会。与其说梁漱溟是为了找工作才进入北京大学的，倒不如说他是作为一名特殊的学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的。这两者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