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梁漱溟传》（6）

天地生民捍卫者——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梁漱溟的乡村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广东办“乡治”讲习所和到各地考察乡村改进事业；第二阶段是在河南办村治学院；第三阶段是到山东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在这三个阶段，梁漱溟与其队伍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村建设为目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改进运动。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找出路。梁漱溟骨子里拥有中国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所以对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拥有一颗救国救民的炙热之心。梁漱溟不想让中国传统文化沦丧，更不想看到自己的祖国走向衰亡。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他无比热爱的中国传统文化，梁漱溟一直在为国家寻找出路。在这一条探索的道路上，他的思想和路线逐渐清晰，最终，他将目光放在了“乡村建设”之上。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乡村建设事业，努力以他擅长的教育为突破口，开始了塑造“国之脊梁”的奋斗历程。

梁漱溟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实干家。在他不知道如何去做时，会选择看一看别人如何做；当他真正明白如何做时，会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行动。没有人天生就是实干家，天生就能做出成绩，梁漱溟用他的智慧，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若天生不能，那么就通过观察和学习努力让自己变得能！

“以青年为友”，让教育变得更富有生机

1924年，梁漱溟已经在北京大学教了七个年头的哲学。在这七年中，他收获了许多，贡献了许多，同时也感悟到了许多。北京大学为梁漱溟创造了学习、交流和施展自身才学的机会，所以梁漱溟对北京大学是有话说的，这些话有感激当然也有建议。令梁漱溟感悟最深的是学校的办学方式，尽管当时北京大学在一些优秀人士的带领下为社会和学术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它仍然存在许多办学方面的弊端。

梁漱溟认为，当时的北京大学存在着严格的上下等级式职务关系，而这种关系不利于学校的正常发展。与此同时，令梁漱溟感到不满的还有学校单一的教学内容。在他看来，当时学校的教师只会给学生讲一些枯燥无味的知识，他们既不关心学生的生活，也不关心学生的思想、品德，以这样的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必定不会是社会所需要的实用性人才。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对此，梁漱溟作了深入的思考，并写下了《办学意见述略》一文。文中，他表达了对旧教育制度的不满，认为要想有所改善，只有进行教育制度改革。

《办学意见述略》全面讲述了梁漱溟的教育主张，他认为学校应该坚持“以青年为友”的方针进行办学。所谓“以青年为友”，其实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是帮助青年学生走未来之路；第二是关注并照顾到青年学生的全面生活。在梁漱溟看来，一般的学校只会教学生一些知识技能，却没有照顾到学生的生理、心理等其他方面。对于这样的教育制度，梁漱溟是不甚满意的，因此，他主张改变这样的教育制度，建立一种更加完善的教育制度。而他眼中的完善教育制度的办学方针就是，领着学生走人生大路，关注并照顾到学生的全生活。

梁漱溟认为，学校的校长、教师不应该只把青年学生当作学生，而应该将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学校中，校长、教师、学生之所以能聚在一起，主要是为了相互帮忙，共同学习和进步。

在自己的文章中，梁漱溟对校长、教师、学生三者之间应建立怎样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大意为：按照我的意见，一所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不应该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应该像一个班级中的同学那样，没有高低之分，或者像彼此私交很好的亲近朋友那样相互取益，共同进步。同样，校长、教师应该把学生视作朋友，一方面要关注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要引导他们走人生大路。而办教育就是要把原本由校长、教师组成的朋友团扩大范围。每当有学生进入学校，加入这个团体，我们就应该将他视为这个朋友团新添的一个成员。我们不仅要注重自己脚下的路，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同时还要引导这些新加入的成员看好自己的路、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学校这个集体就是一帮朋友相互搀扶走路的团体，因此，我们办学的宗旨应该是将一帮朋友聚拢起来，亲师取友，共同学习。依照这种宗旨来办学，不仅是造就学生，也是造就我们自己。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否把学办好，但我们决心一定要试着这样做一做，我们想通过这种尝试为教育界开辟出一条新路。

梁漱溟的《办学意见述略》一文发表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后来，山东教育界的一些开明人士看到梁漱溟的文章后，非常欣赏他的办学宗旨和办学方针。其中，以王鸣一为代表的一些教育人士还主动邀请梁漱溟到山东办学。

1924年的夏天，梁漱溟与几位朋友经过商量、筹划后，决定到山东曹州办学。借助这次办学的机会，梁漱溟一方面希望实现自己多年的办学理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将自己的办学主张变为现实。最初，梁漱溟带领着他的办学“团队”制订了这样的办学计划——将当时作为初级中学的曹州中学当作基地来创办高中，期望招收100名新生，然后在此基础上办曲阜大学的预科。在收费方面，梁漱溟等人主张自由选择的缴费标准，即新生入学后，可以根据自身家庭情况自由选择如何交纳学费和膳食费，可以少交，甚至不交。

此外，梁漱溟对聘请的教师也有要求，希望教师“要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即教师的起居休息和读书学习都要与学生在一起。在梁漱溟看来，如果办学只是凑足几个东西方留学归国的先生教授学生一些可有可无的知识，那么这样的办学必定是无聊透顶、没有任何价值的。

梁漱溟的办学计划虽然很好，但是在当时的国情下，他的学校只存在不到半年时间便夭折了。最终，梁漱溟办学的美好梦想破灭了。

尽管如此，梁漱溟在办学之时并非毫无收获，至少他在那个时候创造了许多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梁漱溟创办的曹州六中在当时培养了许多关心国事、忧国忧民的实用性人才。其中，王先进是梁漱溟的得意门生。据王回忆：曹州六中有一个大礼堂，礼堂的北侧生有一棵壮硕的老槐树。老槐树扎根于一个巨大的土坛上，旁边放了一张简陋的课桌，树干上钉了一块不大的黑板。梁先生经常手拿粉笔和教棒，站在课桌后、黑板前给我们讲课。每当梁先生讲到沧海横流、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的时候，他就会一边怒气冲天地大声演讲，一边因忧国忧民而痛苦地流泪。这个时候，讲台下一片寂静，气氛肃穆，没有一点声音。

在学校即将停办、梁漱溟马上就要离开曹州六中之前，他又在学校礼堂为学生讲了一堂以“立志”为主题的课。在课堂上，梁漱溟侃侃而谈，与学生谈论了人生志向等问题，并教导他们将来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崇尚做大官。梁漱溟认为，权力与利益都是过眼云烟，不是新一代应该树立的人生志向，新一代应该追求的是为民造福、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体现自身价值，才能与世长存。

美国学者艾凯对梁漱溟的生平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一定程度上来说，梁漱溟坚持办学是他在教育方面寻求救国道路的一次尝试。梁漱溟以曹州六中为“阵地”，实行教育改革，这种改革实则是他探索社会改革方法的一个“模型”。在这个微小“模型”中，梁漱溟以“讲学”为改革中心，把校长、教师和学生放在同一个位置上，让他们像朋友一样“打成一片”。他倡导教师和学生组成“师生小组”，希望师生之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并相互批评。另外，他还希望将知识教育和道德培养相结合，实现师生的全面成长和共同进步。梁漱溟的办学模式与当时西式中学的办学模式恰恰相反，当时的西式中学对学生实行的是呆板的理智训练，这与梁漱溟心中的真正教育相去甚远。梁漱溟认为教育是对整个人的教育，是对学生感情、道德、性格和学问等多方面的全面提升。单纯给学生灌输那些枯燥无味、毫无实用性的知识不能称之为教育。

当然，梁漱溟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的知识性教授。但是，其所倡导的教授方法与传统的方法有较大区别。传统方法是教师在课堂上讲授，学生在讲台下听取。而梁漱溟所倡导的是建立师生小组，并鼓励个人自习。简言之就是传统教授下的学生趋于被动接受知识，而梁漱溟更倾向于让学生主动自学。在正式组织师生建立学习小组时，梁漱溟曾表示自己要做自学小组的表率，要让自己与学生建立的自学小组成为学校的典范。在梁漱溟所创办的学校中，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甚至教师之间都能相互影响，他们所建立的关系是朋友关系，且能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自主学习。梁漱溟认为这种教育制度可以完全代替僵化呆板、只重成绩的传统教育制度。

朝会论道，继往圣之绝学

1925年春，曹州六中停办，梁漱溟不得不重新回到北京开始新的生活。当时，梁漱溟暂居于京城西郊清华园内，在此期间，他对自身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明白自己的能力和魄力还稍欠火候。鉴于此，他决定未来三年不出去谋求职业，同时谢绝所有聘任的邀请。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梁漱溟闭门不出，专心在家读书、反思并整理父亲的遗稿。不久，梁漱溟将父亲的遗稿整理编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并向外界刊布。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一篇名为《思亲记》的文章，主要描述了他从整理编辑父亲遗稿到最终成书的过程。

同年，有几名曾在曹州六中就读的学生前来看望梁漱溟，他们准备继续跟随梁漱溟学习。为了方便居住和学习，梁漱溟从乡下搬进城内，在什刹海租房居住。自此，梁漱溟再次开启了师生互勉共学的新篇章。每天清晨，梁漱溟与学生们便早早起床洗刷完毕，然后围坐在一起举行“朝会”，共同讨论学问、研究道理。这期间梁漱溟的心情平和、安静，生活也非常愉快。

后来，他写成了一篇名为《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的文章，文中讲述了他在那段愉快时光的经历。大意为：

“当时，我在北京什刹海附近租了一所小房子供师生十人居住。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并形成非常规律的作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举行‘朝会’，坐而论道。我们很认真地去做这个事，大家在朝会上共勉互进，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探索相互鼓励的方法。特别是在冬天，我们对朝会尤为认真。那时，昼短夜长，我们起得早了，天还似明非明。大家陆续走上月台，团坐在一起。当时的天空中，疏星残月静静地悬挂着，周围的一切都沉浸在静默中，只能听到公鸡打鸣的声音。

”这样的情景最容易使人兴奋，我们会感到心地清明，同时又会因寂静而变得兴奋，随即还会产生一种‘世人皆睡，唯我独醒’的感觉。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突然感到自身责任重大，于是便会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我们围坐在一起，静默不言，更不会发出一丝声响。在我看来，静默是有意义的，而且意义重大，它是一种真正的修行。我们的静默有时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个过程不需要说话，即使说话也只是寥寥几句。不管是否发声，我们都能体会到这样做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样寂静的时间里，我们才能深刻地反省自己，并因能反省自己而感到无比兴奋，认为那便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刻。”

“朝会”是梁漱溟发明的新式教育方法。在他看来，利用“朝会”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朝气和心境，使学生获得反思自省的能力，同时也能锻炼自身，让师生共同继承儒家乐观向上的人生追求和理想。

梁漱溟对自己想出的这套方法非常满意，认为它能对教育学生起到很好的作用。后来，他重新在乡村办学，便将这套方法列入校则，一直坚持让学生开“朝会”，同时还不忘对其加以改进。每到清晨，梁漱溟就会在朝会上对学生讲话，他所谈论的内容多是与政治、文化、治学、修身等相关的问题。后来，梁漱溟写成《朝话》一书，书中便有他曾经给学生开朝会、讲朝会的内容。

梁漱溟曾在朝会上给学生们讲了两个比较经典的话题：一个是人的自觉力；另一个是求学与不老。

梁漱溟对自觉力的理解非常深刻，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缺失了自觉，就会变得不像人，而是会像一件东西、一个动物。对于人类来说，自觉是最宝贵的东西之一。做到自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自己的心境清明，一个人心里清楚明白，他才能涵盖对象和超越对象，而当人超越涵盖对象之时，他才能对自己有办法。人类之所以拥有优越于一件东西、一个动物的力量，正是因为他心境清明，具有自觉力。心境清明是获得自觉力的前提条件，所以研究如何获得心境清明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古代圣贤往往都是悲天悯人的，他们对人类的悲悯非常深切，他们悲悯的是人类本身的机械性，而不是那些流于表面的悲惨经历。在这些圣贤看来，人类身上常常具有一种机械性——人类在做出愚蠢行为、说出愚蠢话语、表明愚蠢态度的时候却不能清明自主。也就是说，人类对自己的愚蠢缺乏自觉，他们往往会任由自己机械地行愚蠢之事，而始终不能清楚明白自身情况，不能自觉自主地改变现状，这正是人类最大的可怜之处。

人不能自主便会具有机械性，而要超脱这种机械性，唯有做到清明自觉。但是，人要想时时做到清明自觉是很难的。在婴儿阶段，人是懵懂无知的，所以他无法做到自觉；在少年和青年阶段，人又很容易受血气的支配，这时冲动会时常浇灭他的自觉；成年之后，气血对人的支配力会减小，但这时他已经染上了许多不良的习惯，变得爱计较、善机变、喜巧诈，这样的成熟反而会使他蒙蔽双眼，妨碍他的清明自觉。由此可见，人要想时常清明自觉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能做到清明自觉是人的可贵之处，不能做到清明自觉是人的可怜之处。

中国古人是伟大的，他们在学术上创造了许多经典内容，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近代西洋人在学术上的创造和成就亦是值得肯定的。比较两者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都很大，但他们致力的方向是不同的。近代西洋人致力于外，将物作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了解自然并驾驭自然。而中国古人致力于内，将自己的心作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了解自己并驾驭自己。前者是寻求对物的解决办法，后者寻求的是对人类自己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中国古人追求的是减少自身的机械性，培养自身内在清明自觉的力量，这就是中国人所注重的学问和修养。

人不能只在本能和习惯的支配下生活，否则，那便没了自我，如同行尸走肉，着实太过可怜。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培养我们内心的清明，激发我们本源的力量，建立我们纯正的人格。其中最重要的是做到内心清明，因为内心失去清明就相当于我们失去了人格。

梁漱溟对于“求学与不老”这一话题的理解也很精辟，他认为，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个英雄时代，这个英雄时代指的就是我们的青年时期。因为相比于其他年龄期，青年会更有勇气，更有追求，更喜欢为梦想而努力，他们没有失去天真，既冲动，又顽强，真的十分可爱！然而，这些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血气旺盛才使得他们暂时变成了这样。直到他们的血气逐渐衰弱，变得日益世故，习惯于伪装和善于奸巧，他们便再也没有可爱之处，只能令人哀叹、可怜。一个人如果青年时没有什么锐气，在后来的成长中往往也不会有大的变化。人们越是能在一个人的青年时期见到其英锐豪侠之气，到了这个人的老年，就越是能看到他变化得厉害。甚至前后所见，判若两人。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保持可爱而不至于沦落到可悲的境地呢？这是否可能实现呢？以梁漱溟所见，是可能的。众所周知，每一种生物几乎都能被看作一部自动旋转的机器，人类也不例外。但是，从人类生命本质上来说，他们是能超越这种机械性的，因为人拥有自觉性，可以时时反省，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而其他生物却无法做到这一切。青年血气旺盛，所以他们大多是勇敢顽强的。但是这种勇敢顽强并不可靠，因为它是机械的。这里的机械是针对血气而言，我们说人能超越自身的机械性指的就是人能超越自身的血气。由此可见，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是完全可能使自身的精神意志不随血气的衰弱而减弱的。而这种努力就是增进自身的自觉和对自己的了解。

在中国历史上，圣贤所追求的学问正是一种能自我了解、自我解决的学问。“不学便老而衰”是程明道先生常说的一句话，这里的“学”指的是提高人的生命力，让人变得顽强和活泼，并使人能时时了解自己。这样一来，人就有了意志，对自己也就有了办法。如果人们想改掉“初意不错，越做越错”的习惯，或者杜绝“青年时还不错，越老越衰越错”的现象，就应该特别留意程先生的这句话，就得像程先生所说的那样去求学。近几十年来，社会上的确涌现出了许多好青年。但是一些人因为不能体会我所强调的这种学问，没有在“求学”上下功夫，以至于于最终失去了可爱的精神，而沦落于可哀。

梁漱溟眼中的“卫氏心理学”

1926年春，北平来了一位名叫卫中的美国学者。卫中是梁漱溟的旧友，二人相识于太原。卫中与梁漱溟一样，也十分热衷于教育事业，曾在太原办学。梁漱溟与他结识后，还参观过他所办的学校。卫中有独到的学术思想和教育主张，因此梁漱溟非常钦佩他。卫中刚从外地到北平，梁漱溟便带着自己的学生去拜访他，故旧重逢，相谈甚欢。后来，两人决定同住在一起，共同研究学术和教育。梁漱溟在颐和园旁的大有庄租了一间房，两人很快都搬了进去，就这样同住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此期间，梁漱溟喜欢在《燕京社会学界杂志》上发表文章。梁漱溟钦佩卫中的学说，想要把它发扬出去，于是他花心思编写了一篇《介绍卫中先生的学说》，发表在《燕京社会学界杂志》上。此文主要阐述了他对卫中学说的理解和看法。

文章的开头对卫中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大致内容为：“我所知道的卫先生，一开始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国籍，1913年来到中国，截止到现在有十几年之久。在中国的这十几年里，他致力于自己的教育事业，想要在中国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卫先生除了他的事业外，没有做其他别的事情。而他的事业主要有两个：一是教育事业，他曾在太原办学六七年便是明证；二是传播自己的学说，主要是通过出版书籍向社会传播他的思想。我从不随便恭维人，卫先生却是个例外。若让我郑重地说，我认为卫先生是一个‘大人物’，就像他自己书中所提到的那种‘大人物’一样。何为‘大人物’？就是那些思想尤为有力量，具有创造冲动的人。在社会上，一般人很难理解他的脾气和举止，因此许多人不相信他，有人认为他是疯子，也有人说他是骗子。卫先生所认为的大人物不同于一般人所说的大人物。在他看来，大人物就是那些生前常被众人摒弃、死后又被众人万般推崇的人。这样的人在活着的时候不被人理解，直到死后人们才能发现他真正的价值，甚至因为崇拜和尊敬他而为他立铜像、建庙宇。”

在大致介绍了卫先生的生平和对卫先生本人的看法后，梁漱溟又在文中从以下三个不同方面对他的学说进行了介绍。

一是从心理上介绍。梁漱溟认为卫中的心理学与传统心理学之间是存在差别的。卫中所认为的人类心理实则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具体是指人接受外界事物后在心中产生“感觉力”，之后再由精神力发出活动对外界产生作用。基于这种看法，卫中把心理学看作一门研究人力量的科学。他认为心理学的作用就是寻找出人的力量活动程度之间的规律，然后再使人拥有自身应有程度的活动。这与普通心理学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在梁漱溟看来，卫中的心理学特别强调人的精神力量和主观能动性，是一种活的心理学。

二是从教育学方面介绍。梁漱溟认为卫中的心理学是以其理论为基础，宣称以下道理：心在上，感觉在下。心与感觉应该上下通透，相互交流，两者之间需不断往复相通，绝不能相互隔离。在梁漱溟看来，卫中在太原办学时之所以会将学校称作“大通学校”，正是基于他的这番道理。梁漱溟继续介绍说，卫中认为在感觉不离心的时候，同时便会逐渐远离粗野暴乱，变得柔顺、细腻，这样人的行为举止就会变得温文尔雅；在心不离感觉的时候，人的心理活动便会不离实际，变得清楚明白，这样人自然能发现真理并掌握真正的学问。卫先生常说，中国办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拥有一颗常与感觉沟通的心，一颗不昏庸的心，一颗真正实用的心。介绍至此，梁漱溟认为这里一定要强调“实用”二字。一方面这两个字经常出自卫先生之口，比如他常将自己所办的教育称为“实用教育”；另一方面“实用”二字也是梁漱溟坚持的学术主张，把这两个字用在教育之上，他更是大为赞同。梁漱溟认为卫中的实用主张与一般人的实用主张不同，卫中更强调心的作用，认为有力量的人喜欢做事和出力气，他们乐于奉献而不是索取；没有力量的人不愿做事和出力气，他们乐于索取而不是奉献。梁漱溟对卫中的教育理论和办学主张具有认同感，这也是他钦佩后者的原因之一。

三是从文化上介绍。梁漱溟强调，卫中是一个西方人，但并不喜欢西方文化，反而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所以他才来到了中国。然而，卫中初到中国后，却发现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被西方侵蚀，他所见到的一切并非他想象的那样美好，因此，他非常失望。例如，卫中初到上海时看到许多中国人住洋房、使用西方乐器，对此他多是哀叹，认为中国人不应该抛弃本国传统文化而去盲目模仿西方文化。卫中没有想到那时的中国已经被西化得如此严重，所以寄情于中国文化的他才会如此失望。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卫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是一些人对固有文化不自信、内心空虚才产生的结果。梁漱溟还特别介绍了卫中给出的解决这一现状的方法，即要求人们重新出发，养好身体、振作精神并积蓄力量；要培养创造的活力，锻炼出科学的头脑，向着科学和工业化努力发展。在卫中看来，中国人当时之所以对很多事情无能为力，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国力量的衰败，只有尽快培养中国人的活力，一切才会重新焕发生机。总之，他主张复兴中国文化的唯一希望就是从教育开始做起。卫中的这些理想和实践让梁漱溟深受触动，对他以后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26年，梁漱溟创作了一篇名为《人心与人生自序》的文章，1927年1月8日，他将这篇文章发表在北平的《晨报》上，梁漱溟通过这篇文章向人们阐述了自己研究孔子的心得。他认为：要研究孔子，就需要从心理学着手，只有深切地剖析了孔子的心理，才能了解他思想中的意义。他说：“众所周知，一个伦理学派或伦理学家的思想见解都是以其自身的心理学为基础的。儒家作为一个伦理学派，其代表人物孔子所说的那些话自然都属于伦理上的话，这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看来，孔子一定有着自己的人类心理观。因此，他说的话都是根据自己的心理观来说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我们不能找出孔子的心理观，不能明白他的心理学，那么我们便无从理解孔子学说，即使说出来一些不痛不痒观点，也只是无头无脑的空话。”从梁漱溟的这番见解中，可以窥探到“卫氏心理学的影子”。

在文章中，梁漱溟还宣布了自己的讲学计划。当时，他接受了两个邀请：一个是北京学术讲演会的邀请，另一个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会的邀请。因此，在那个寒假，梁漱溟准备针对“人心与人生”这一话题做一个系统的讲演。他原计划总共讲演20次，但是还没有为这20次讲演准备讲稿，预备将来一边讲演一边编订。梁漱溟提前发布《人心与人生自序》的目的在于他想让人们大体知道讲题的由来。

在对“人心与人生”做系统演讲期间，梁漱溟他因常年研究学问和教育，没有出去寻找工作，所以生活过得非常艰难。后来，梁漱溟无奈之下向邀请他讲演的单位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听讲收费。这样可以帮助他渡过难关。邀请单位在了解他的情况后，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这次系统演讲只持续了一个多月便因故结束了。此后，梁漱溟积累了许多讲义，后来通过他不断地扩充整理，由友人帮忙出版了《人心与人生》一书。

伟大理想的蓝图——乡治

1925年至1926年，梁漱溟一直在北京郊区闭门不出，一边研究学问，一边研究教学。然而，在此期间，他并没有忘记关注外界和国家局势，他时常通过报纸和杂志来了解外界信息，同时对社会形势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见解和主张。

1925年，有朋友写信邀请梁漱溟到广州议事。但是，当时他刚刚从办学事业中抽身，对社会情势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见解，所以暂时拒绝了朋友的邀请。1927年，梁漱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对当时的民族发展前途悟出了一些道理并形成了一套见解。他的道理很直白，简单来说就是“否认一切西洋把戏，相信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梁漱溟以自己的文化观念形成了相应的见解，这才于同年5月前往广州，赴了两年前与朋友的约定。

然而，梁漱溟在与友人交流时却发现二人的见解是完全相悖的。于是，他只在广州住了一周，便前往乡村歇暑去了。梁漱溟的朋友虽然没有与他达成意见上的共识，但仍然十分敬重梁漱溟的学识和为人，后来还邀请过梁到广东就职。但是，由于当时梁漱溟无心政途，所以没有去上任。1927年年底，友人再次向梁漱溟发出邀请，并向他请教发展方略。这一次，梁与其彻夜长谈，十分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梁漱溟希望友人可以为中华民族开出一条复兴的路来，而他的朋友反问道：“如何开这条路？”梁漱溟坚定地回答道：“要开这条路必须从‘乡治’着手。”接着梁漱溟对自己的主张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国家当前要想发展就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乡村是地方的组织单元，要想做好地方自治，又需从基层乡村着手。这就是乡村自治，只有通过“乡治”才能改变现状，建立新的繁荣发展之路。友人听完梁漱溟的见解后，表示赞同，并邀请他在广东组织乡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