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梁漱溟传》（7）
圣人胸中的家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梁漱溟始终都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他始终希望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救国救民。他著述颇多，无一不在讨论中国文化和社会问题。他自始至终都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我不谋温饱，不谋家室”。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国家，用那份独一无二的痴狂，让世人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也用一支笔和双肩扛起了天下兴亡的大任。梁漱溟总能将时间看得风轻云淡，也总能怀揣一颗赤子之心。世人眼中的梁漱溟是一个严肃认真、做学问一丝不苟的人，但他是如何扮演父亲这个角色的呢？在那些聚少离多的岁月里，他是怎样教导两个儿子为人处事和学习的呢？为何立誓不再娶妻的梁漱溟开始了被世人称之为“百年好合”的婚姻呢？走进梁漱溟，寻找他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不灭的圣人形象——仁者与智者的完美结合
作为乡村运动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研究院教学期间给他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学生无一不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据学生段继李回忆：“1935年的春天，正值百花争艳、万物回暖之时，梁先生给我们讲授了‘乡建理论’一课。课堂上，梁先生让我们自由发言，大胆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意见。那时，我选择写出自己的书面意见并呈交于他。我的意见很简单，即我认为乡村建设是一个很好的理想，但也需要有一定的政治基础。梁先生看到我的意见后，十分严肃认真地给予了我回复。在他看来，乡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实现乡村运动组织的联合，只要联合成功，便能在联合中枢的指导下建立政治基础。同年秋天，梁先生在一次朝会上为学生们发表了演说，他认为革命与搞乡村建设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两者可能会形成争夺人才的局面。梁先生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他总能找出问题的关键之处，抓住时代的痛点，这种睿智和思考力是我深为敬佩的。”
在学生段继李眼中，梁漱溟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他认为梁漱溟的人生观是儒家与佛家相结合的人生观，其哲学思想亦是儒家与佛家相结合的哲学思想。正因如此，梁漱溟才会热爱人民与国家，热爱和平与民主，才会反对一切暴力和压迫。
在梁漱溟看来，用武力统治国家和人民是行不通的，只有尊重人性，讲求理性，运用道德和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实现社会的和平。
由此可见，梁漱溟不仅拥有佛家惯有的慈悲为怀的情感，同时也具备紧随时代潮流的和平民主的思想。段继李认为这两点正是梁漱溟的可贵、值得尊重之处。
于长茂是梁漱溟的另一位学生，他也曾在邹平接受梁漱溟的指导。1931年夏天，于长茂通过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招生考试，成为该院的正式学员。当时，于长茂考入的是乡村建设训练部，所以他在研究院学习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于长茂经常听梁漱溟讲课，当时多以《乡村建设理论》等类课程为主。
于长茂说：“梁先生在讲课时十分富有感情，从他的言语间可以感受到他忧国忧民的心情。每天他都要为我们演讲三个到四个小时，所有的学生无一不被他的苦口婆心和谆谆教诲所打动。他演讲起来铿锵有力，论述事情有理有据，我们既能感受到他演讲时的真情流露和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又能从中看到他的真才实学。梁先生教育人总是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令我们深受触动，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以前十分向往城市生活，但通过梁先生两年的教育，我们感受到了自身责任之所在，因此在毕业后，我们都乐意留在农村工作。”
于长茂接着又回忆了一些关于梁漱溟的趣事：1932年，院长梁仲华为他的父亲过七十大寿，学院的教师们纷纷为其父送上祝福，梁先生也不例外。他为老人送了一副寿联，深得老人喜欢，其上下联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愿天下之大老皆得其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望全社会儿童皆得其所”。梁漱溟极为尊老爱幼，他不仅心系天下老人的养老问题，同时也十分关心天下儿童的养育问题，而这份崇高的精神也让所有寿宴上的人动容。
除此之外，梁漱溟还是一个生活尤为节俭、朴素的人。在邹平办学时，梁漱溟虽兼任学院主任和教师，但他非常平易近人，总能与学生们“打成一片”。他日常的休息和饮食全都与学生们在一起，从不搞特殊。梁漱溟端正的行为作风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学院里与他接触过的学生几乎人人都能传承他节俭、朴素的作风，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深受当地农民的赞赏。
教育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梁漱溟深谙其中的道理，因此，他每时每刻都愿意虚心向别人学习，即使他所求教的人是他的学生。
陈亚三是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教过的学生，梁漱溟在邹平办学时，陈亚三作为研究院训练部主任，每周都会给学生们上一次儒家哲学课。而陈亚三每次讲课，梁漱溟几乎都会到场听讲。在当时，老师去听学生讲课的情况几乎是很难想象的。但梁漱溟并不在意，他的虚心好学对学生们的影响很大，学生们相互切磋、相互求教，一时之间，研究院的好学之风盛行。
梁漱溟将学习作为一生中最大的乐趣，同时也对思考情有独钟。为了引导学生，梁漱溟常常对他们袒露心声：“我这一生中最喜欢的事便是学习，除此之外，我也喜欢思考，且尤为热衷于思考两件事：一个是人生，另一个是社会。”
教而不倦是仁者，学而不厌是智者。于长茂认为梁漱溟既是仁者，也是智者。
袁鸿寿对梁漱溟的印象也很深刻，据他回忆：“1934年，我与顾顺元相识，后来，顾顺元去邹平与梁漱溟先生一起共事。不到一个月，他就来信邀我去他所在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参观。之后，我应邀去了邹平，期间也见到了梁漱溟先生。山东邹平县全年干旱少雨，自然条件非常差，当地的居民受环境的影响较大，他们肤色红紫，精神面貌极差。但是，在我看到梁漱溟先生时，却发现他内外上下穿戴得十分整齐、干净，精神也十分饱满。这可能是因为他真正将乡村建设事业当作自己的理想来做，才会拥有如此饱满的精气神。另外，我还发现了梁先生的另一个特点，即他自身拥有极强的魅力和领导力，他几乎能让所有人高兴地听命于他，真心地折服于他。我看到他周围的人，不管年龄是大是小、知识是深是浅、职位是高是低，几乎都愿意亲近他并听从于他。
“我与梁漱溟先生接触时，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我在邹平参观时，常常与梁先生一起探讨问题，每次交谈时，他都会先认真听我把话说完，然后再针对问题进行解答。与他交流，我如沐春风，心情十分愉快。梁先生有大魄力，对待问题有独特且深刻的见解，他的生命力之顽强和创造力之丰富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梁先生具有强大的育才能力，这是我佩服他的第二点。我的朋友顾顺元只是初中毕业，在去邹平工作之前，他只是单位的小职员，毫不出众。到了邹平之后，梁先生让他负责调查户口。在接手这一工作后，顾顺元每天都刻苦钻研，认真学习，最终总结出了一套管理系统。他凭借这一管理系统，可以做到无论任何时候都能清楚明白地汇报出邹平当天的人口情况，并且不出丝毫差错。后来，中华书局还将顾顺元制作的人口管理表格刊印出来供全国参考。在梁漱溟的培养下，顾顺元的进步非常大，最后甚至一跃成为颇有名气的大学讲师。”
研究院学生李竞西也是梁漱溟的仰慕者之一。他说：“梁先生曾向我们分析中国近百年处于混乱局面的原因，梁先生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处于当下这个局面，首先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所致，其次是社会组织结构崩塌的结果，以致今日的中国陷入了无秩序的状态之中。今天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要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东西文化相互沟通、彼此调和，接着号召占有人口优势的农民继承传统民族精神，吸收外来科学技术，团结一致，共同向前，一起组建最进步的团体并为乡村建设而奋斗。总之，社会新秩序的建立归根结底要从乡村建设运动开始。梁先生为了国家和人民，甘愿抛弃城市生活，前往邹平这个穷困的乡村开展建设运动，这一点或许很多人可以做到，但是能有他从事乡村建设时的那种心境的人却极少。对他来说，他是开心地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业，天天念着救中国的。这份开心快乐无人能及。”
救世的学问：用文化拯救思想，用教育拯救社会
1934年8月27日，梁漱溟应邀出席了南京国民政府举办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会上，梁漱溟发表了一场演说，题目是“孔子学说的重光”，意在发扬孔子学说。他认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备受侵扰，变得晦暗无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麻烦和问题。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希望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孔子学说。所以，要想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将孔子学说重新发扬光大。
要发扬光大孔子学说，就要先明白研究孔子学说的方法。梁漱溟对如何研究孔子学说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要研究孔子学说需要从两个方面下功夫。第一是心理学，这就要求我们依照现代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按照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直到对人类心理获得足够的认识，然后才能发扬孔子思想。第二是整理中国传统书籍，特别是孔子的著作。孔子学说的思想深刻，意义重大，但其真正的价值在于教人对自己有办法。如何对自己有办法，我们可以读一读《论语》，从中可以得到相关答案——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生活的描述，从十五岁到七十岁，几乎是一个人全部的人生。而在每一个人生阶段，孔子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孔子的学说就是教人们了解自己并对自己有办法的学说。”
接着梁漱溟又阐述道：“虽然对一般人来说，孔子所说的‘不惑’、‘耳顺’等词汇有些深奥难懂，但是我们仍旧可以从这些词汇中看出孔子心灵上的通达。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出孔子对自己是有办法的，他不会让自己与自己产生矛盾，他能够主宰他自己。再比如，《论语》中还有一则对话——‘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其中，‘不迁怒，不贰过’指的就是不与自己生气或发生矛盾，能对自己有办法。这是孔子教育学生的方法，颜回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能成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自己对自己有办法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很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大多数人常会自相矛盾，自己对自己没有办法，自己也不能主宰自己。而为了改变人们的这种现状，学习孔子学说是十分有必要的。”
这就是梁漱溟研究孔子学说的心得体会，他还给这门学问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即“自己学”，他说这门学问既不是单纯的哲学，也不是单纯的教育学，虽然听起来很粗浅，但难得的是它的立意清楚明白，又十分确定。接着，梁漱溟又对如何见到孔夫子的“真容”予以解答，认为要想见到孔子的“面目”，就需要人们一步一个脚印地确定自己，逐渐走向自我主宰，到达自己对自己有办法的高明深处，这样孔子的“面目”便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孔子学说也会被重新发扬光大。
在演说的结尾部分，他又比较了中西文化，并总结说：“西洋人致力于考察并研究一切，他们希望能明白一切，对一切都有办法。但是这里的‘一切’并不包含他们自身，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研究自己，很少去了解和认识自己，所以他们就不能明白自己，自己对自己也没有办法。例如，西洋人能制造出飞机，但他们并不聪明，至少他们的生命是愚蠢的。他们不懂得敬畏生命、敬畏自己，他们用飞机来运载炸弹，然后自己毁灭自己。可见，他们对自己是没有办法的。西洋人必有失败的一天，而当他们失败的时候，正是中国文化重新焕发生机的时候，也是中国文化立足于世界、逐渐发扬光大的时候。将来，人类必有一天会发现孔子学说的价值，而孔子学说也必定会被世界所公认，必定会发扬光大于世界。”
这些独特的见解是梁漱溟多年研究孔子学说所获得的结果，他以这些见解为基础，大力向人们宣扬东方文化。从这些见解中可以看出，梁漱溟对东方文化是具有非常信仰的，他的见解中既包含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又包含了他想要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精神，受到了时人强烈的关注，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34年4月，梁漱溟受学术界的邀请到日本去考察。这次考察的期限为三周，主要访问的城市有东京、神户、大阪、福冈等。在考察期间，梁漱溟在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就此次访问日本发表了演说。梁漱溟表示自己与同伴来日考察主要有两个目的，分别是参观日本的农村和了解日本的社会。
在论及农村问题时，梁漱溟认为，日本的农村若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其解决办法主要是靠社会机构的救济。但是，这种救济的作用很有限，它只能暂时缓和农村问题，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若农村只能靠救济来生活，那么农村人就只能活在社会的屋檐下，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中国要解决农村问题却不能用救济这一招，这归因于当时的中国国情，并没有机构能救济农村，所以这就需要农村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农村要比日本农村有前途。与其他国家相比，当下中国的内部冲突并不比它们剧烈。要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就要走“乡村建设”这一条路。要先从乡村办学开始，建立“乡学”“村学”等政教合一的组织，取代“乡公所”“区公所”等组织，要借助这些新建的组织来进行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理想的农村组织模式应该是村学、乡学、县政府、乡村建设研究院。
接着，梁漱溟又称：“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情况之所以不容乐观，都是因为当下我国农村的建设没有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我们必须要积极发展农村建设，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并最终实现国家的富强。”
由此可见，梁漱溟所想出的强国办法是自下而上的，这与当时许多人主张的自上而下的救国办法截然相反。但不管其成败如何，梁漱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所以，从始至终他的出发点都是值得肯定的。梁漱溟将农村建设作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希望通过自身的尝试和努力走出一条真正的强国之路，这种爱国精神是值得敬佩的。但由于他的主张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坚持的强国方法并没有成功，这也是令人惋惜的。
走不通的救国路，抒不尽的爱国情
梁漱溟在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学院时接办了王鸿一创办的《村治月刊》，这使得乡村建设运动有了文化阵地。梁漱溟接办《村治月刊》不久，在该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主编本刊之自白》的文章。文中有一段较为深刻的话，大意为：“我眼中的‘乡治’既不是所谓的‘今天的建设之一’，也不是‘一种紧要的工作’，而是中华民族实现富强的新方向。这一方向与四五十年来中国所走的方向全然不同，在此之前，我们是向西迈进，现在我们要坚定地向东运动。但是，这一向东运动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我不能单独一人牵扯不清地混在人群中去做我自己的向东运动，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大家共同的事。大家一起向东运动才行，我一人行动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如果大家对向西迈进还心存残念，那么我的‘乡治’便无从谈起，这时，若要说些个‘乡治’应该如何去办，也只能徒劳无功。我不开口说话便罢了，若要让我开口，我首先就要打破人们往西迈进的迷梦，告诉他们向西是没有出路的。”
学者周阳山曾在《历史月刊》中给予梁漱溟较为中肯的评价。他说：“梁漱溟的一生做了三大努力：一是在学术文化上的努力；二是在社会运动上的努力；三是在实现国家富强上做的努力。无论这三种努力中的哪一种努力，似乎都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表面来看，有人可能将其看作‘堂吉诃德式的悲剧’，深入地看，有人可能称赞他是笃行实践的大儒。但无论如何评价梁漱溟，我们都需要记住一点，即梁先生一生的努力都是围绕救国救民这一主题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在分析或批判他时都必须透过这一事实的‘显微镜’。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儒家不应脱离制度与传统，也不应抽离精神、坐而论道，而应像梁漱溟那样，将知识、德行、事功相结合，并不断为实现儒家至高理想而努力。至于梁漱溟努力的最终成败，不同人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不管怎样，他为国为民的这种努力本身就是令人感叹和佩服的。”
梁漱溟曾将中国的救国道路与日本的救国道路做比较，他认为日本所走的工商业发展之路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两国的国情不同，大多数中国人生长在农村，生活在较为恶劣的环境中，且自有其固有矛盾。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崛起，这得益于其在当时所受到的外界压力较小，且西洋的科技也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日本受到西方的威胁较小，它可以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迅速追赶西洋各国。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日本带来了发展工商业的契机，使其工商业可以快速崛起。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中国的根基在农村，所以中国只能走乡村建设的道路，只有将乡村建设的工作做好，才能发展农村社会，同时也才有基础去发展工业建设。所以，只有乡村建设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梁漱溟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国人对西洋文化过于推崇，但中国拥有自己的杰出文化，西洋文化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现有问题，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适合于中国，才能被农民所接受，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的思想，让人民为自己想出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梁漱溟认为，对待西洋文化，要在根本上改变它之后再去接受它。同时，对于那些崇尚西洋文化的人，首先要改变他们的人生态度。具体来说，就是要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明的伟大，使他们接受儒家的生活态度，然后再去改造和接受西方文化。也就是说，要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融合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之中。尽管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落后于西方人，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远比他们丰富。乡村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新的社会组织，这种新社会组织的结构应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核，然后再去吸收并融合西方文化的精华，这样的农村团体组织一定是具有中国精神的。梁漱溟提倡乡村建设运动，并以乡村办学为切入点来解决农村生计、教育、卫生、医疗、产业等诸多问题，同时他还鼓励知识分子投身于乡村建设，让他们在乡村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梁漱溟所提倡和鼓励的这一切为支持乡村建设事业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的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是知识界人士爱国救国实践中的代表性运动，这一运动本着实用主义的原则，采取了实验和调查等多种手段，用真材实料的实践掀起了爱国运动的高潮。其最具代表性的试验地包括邹平、晓庄等地，其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梁漱溟所推崇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有其局限性。这些运动多是以教育办学为出发点，试图通过教育改革来实现教育救国。它是一种在不触动上层建筑、不改变社会体制的前提条件下对社会进行的改良。但是这种改良运动归根结底是为巩固当时的政权而服务的，它没有从农民的角度出发，这也就注定了它在救国的路径上走不通。
在梁漱溟的乡村理论中，他将乡村看作一个整体，把乡村整个投进了社会建设的路径之中，这样一来，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走入了一个盲区，即把地主与农民都看成了“乡村居民”。
“价值连城”的22封书信
梁漱溟以国家为己任，国事乃是头等大事，家事，自然放在后面。
《梁漱溟书信集》是由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编辑的，书中共有梁漱溟写给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的书信30封，其中社会低谷时期的书信共有21封，加上梁漱溟曾在1938年写的《寄志昭两侄及宽恕两儿》一信，共22封。
这22封书信，真实详细地记录了梁漱溟不顾艰难险阻为国奔走呼号的经历。在长时间的离别中，对两个儿子的殷殷父子情也全部寄托在信的字里行间。
出于种种社会原因，梁漱溟的两个儿子曾两次到亲戚家借住，据梁培宽和梁培恕回忆说，第一次由母亲带着他们从张家口来到大同的一位表舅家借住；第二次是1937年，堂姐梁培昭带着自己的孩子和梁氏两兄弟，从邹平去了青岛。
1938年上半年，梁漱溟非常惦念自己的两个儿子，思念至极之下决定让远方亲戚把孩子从青岛接过来与他相聚。但当时的梁漱溟正致力于国家大事，他与两个儿子的相聚只是短暂的，见面后还是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别人。当时，梁培宽和梁培恕只在汉口暂住了半个月，之后便被送去了湖南衡阳，因为梁漱溟的妹妹在那里，以便对两个孩子有所照应。
为了妥善安置两个儿子，梁漱溟便同妹妹商量稳妥的方式。而梁培恕不愿离开父亲，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放声哭了起来，其他人闻声赶来，问梁培恕怎么回事。梁培恕泣不成声地说：“我要去四川。”幸运的是，四川南充有一位梁家远亲，众人经过一番波折，终于从湖南辗转到了南充。
在那段时间里，南充成了梁氏父子和老友相聚的地点。1939年年末，梁漱溟已到重庆，而长子梁培宽当时正在南充求学，梁培恕则在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学校（当时的位置是在合川草街子）学习，所以三人相聚的地点只能迁移到重庆。几年中，梁氏父子聚少离多，只能通过简短的书信保持联系，所有的关心和寄托全部书写在一纸家书中。梁漱溟在信中除了告诉两个孩子自己的行程外，更多的是鼓励他们认真刻苦学习，还要注意身体健康，也流露出了对各地亲戚的挂念和关心。
一旦有机会相聚，梁漱溟便写信给梁培宽：“我现在回不了南充，还是你到我这里来住，恕儿也快放假了，正好可以一起过来住。”三五句话，对孩子们的盼望之情跃然纸上。
据梁培恕回忆，父亲从来不会对他们说苛责严厉的话，他一直都很平静，只是将所有的喜怒哀乐用眼神表现出来；意见也在父亲的眼里：目光如炬，坚忍不拔。“尽管你会从他的眼神中感受到不如意，但不会让你感觉这是在针对你……他从来不在任何方面做硬性规定，也从未要求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只是这样做是否得当的眼神。”
往来的家书除了寄托关心和思念，也是会有批评的。1940年3月10日，梁漱溟给梁培宽回信说：“你说自己在学校无所事事，我认为你应该自己看看书、写写信、做下笔记、写写日记等。任何事情要学会主动，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