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梁漱溟传》（8）

力抗舆论有傲骨——厚积薄发下的鸿鹄之志众人眼中的梁漱溟凛凛正义、特立独行，我们抛开他的显赫家世、才学文凭，他便成了少有的“知行合一”的学者。虽然他出身名门，但是却长期致力于乡村建设，这份心系社会的精神是众多后辈所望尘莫及的。尽管受到了来自社会环境的压力，但他终是这个世纪最具傲骨的异人之一，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顽强和倔强，为自己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整个人生进入了“冷藏期”，素来喜欢以朋友在的地方为家的梁漱溟，此次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但是这些并不能击垮他，父亲传承给他的一身正义和满腔热血也不允许他倒下。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不同寻常的，而对于同时代的世人来说他又是不合群的、恃才傲物的，殊不知这正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理性原则和独立品行。

骨子里的倔强：“雅量之争”的余波

1951年10月5日，梁漱溟发表了一篇名为《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长文，此文主要总结了他在这一时期内的思想的转变，并且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在文章的开头，他大概的意思是：中国这三年的巨大改变，使得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人民互相影响着，每个人从内心上都发生了改变。他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并认为自己在这三年里有了很大变化。文章最具时代意义的是他对许多社会问题做了总结，并且用检讨的方式说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一些见解和认识。他很谦虚地表示，还有很多问题是他一时认识不全面的，所以就此保留部分意见。

他对唯物论作了相关的解释：在此之前，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唯物论者，可是经过这三年的经历和改变，他对此有了新的见解。他检讨道：“我是比较偏激主观的人，不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观察国际和国内的情况、看待问题。”在他看来要想解决社会问题，就应该与时俱进。

在他的这篇长文中，除了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看法。不难看出这三年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从中也是受益颇多的。

但是，因为错误理解了梁漱溟的观点，这篇文章受到了何思源等几位名家的抨击。为了不让外界误导和曲解自己的真正意思，梁漱溟先后写了《敬答赐教的几位先生》和《何思源先生文内讲到我的话不合实际》两篇文章为自己发声，他抓住了评判者的漏洞进行了尖锐的反击。因为没有正确理解他所要表达的观点，以致产生了不必要的冲突，这样的情况令他很愤怒。对此，梁培恕表示：“因陶醉于胜利而视他人为愚昧、不可理喻和匍匐于权威脚下而完全失去自信，这两种现象怎么会在我们国家同时发生呢？”

多年后，经济学家千家驹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悼念梁漱溟先生，他在文中并未提及自己曾批评梁漱溟的长文一事。1936年，千家驹在南京中央研究所工作，梁漱溟还专门前去拜访他，和他一起讨论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据千家驹回忆，在他们激烈的探讨中，梁漱溟的主观性很强而且非常自信，他称其为“惊人的自信心”。

后来千家驹去参观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的乡村研究院，并且拿着梁漱溟所写的介绍信去了济南面见当时山东省的主席韩复榘。往后的几年中，千家驹和梁漱溟一直都有往来。在千家驹看来，梁漱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大学问家，还是不可多得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东西方文化哲学》《印度哲学概论》在世界上影响深远。

梁漱溟58岁这一年，在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自我反思和对社会发展所提的一些建议的文章，随后这篇发言稿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面。主要提及了对该会议的建议，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梁漱溟对任何事情都有独立见解，他是自信要强不轻易妥协的，但经过很多事情之后，他决定要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和见解，客观地看待和分析问题。对于此次会议，他认为应该多向工人学习，提取合理化的建议，化被动为主动，以此来彰显出会议进行的意义。他真切希望会议会带来更多的益处，通过会议解决社会上的难题。

梁漱溟在同年5月开始主动反思和检查自己的思想，写了长达四万字、名为《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的文章。整篇文章系统地对自己各个阶段的做法和思想作了概括，还有一些关于社会发展的要闻和见解。

梁漱溟通过文章和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他明确表示了自己想去学习巴甫洛夫的生物学说以及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讨论。尽管他被批准了可以去国内的各个地方，而且还会给他安排一切，但因为不是他最想去的地方，所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当梁培恕谈论起父亲想去国外学习的事情时是这样认为的，父亲要去学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梁漱溟素来致力于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当时正在研究《人心与人生》，而且他的著作都和心理学密切相关，又因为巴甫洛夫的生物研究学说是生理学，这与他自己所要研究的心理学密不可分，所以他想前去探讨学术问题，为自己的疑惑寻找答案。第二，他注意到了当时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一心想去国外学习和借鉴能够解决我国社会问题的方法。

《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发表之前，《进步日报》的记者曾经去颐和园找他约稿。在此之前，这家报纸已经刊登过和改良有关的几位作家的作品，大都是在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自我剖析并且对自己发布的比较偏激的思想进行了“清理”。梁漱溟与《进步日报》的记者畅谈了半天时间，交流过程非常顺利，二人也达成了约稿、刊登的意愿。半个月之后，记者收到了梁漱溟的稿件，却开始左右为难起来。因为此前和改良运动有关的人发表的文章和这篇是截然相反的，可想而知文章未能如期发表。成文三个月之后，梁漱溟在文末加了些跋语（与序相对，它是写在文章后面的话，像评价和鉴定等）。文章结尾他这样写道，“惭悔之心不切，检讨文是不可能写好的”，这句话略带自嘲。

梁漱溟一生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喜欢独立思考，从来不随波逐流，勇于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这是他难能可贵的高尚品格。

理性之“罪”——当理性成为信仰

1953年1月初，梁漱溟回到重庆，在路上还在阅读巴甫洛夫的生物学说。从他在1月10日的日记中可以得知，这天他心事重重，彻夜难眠，起床之后阅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小册子。15日的日记中对年少时进行了回忆，感慨时光易逝。随后在17日的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反思，认为做人一定要有事可做，不能碌碌无为，不然整个人生将会索然无趣。到了21日的日记中就开始说自己和世人是相同的，为人做事都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整日里恍惚不能贴近事实。由此看来，梁漱溟在这段时期处于一种压抑和迷茫的状态中。

路途本来就是漫长、遥远的，长时间的颠簸，加上他的睡眠质量不是很好，所以常常失眠做梦。他开始对自己和人生进行思考，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有时间便不断钻研学术。

这一年，他每天都在收听俄语广播讲座，看一些国外的经典作品，以及法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他从未放弃要去国外学习的想法，曾几度托人给领导人写信。

同年2月，迎春花竞相展露枝头，梁漱溟此时已经搬回了当年他父亲所居住的院子，办理好相关事宜，他顺利入住并且开始给李渊庭等学生讲授《中国文化要义》，历时数月，他讲完了这本书。期间他开始注意理论的重要性，然后加强了理论知识的学习。

我们在学习中一向讲求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梁漱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结合自己的思想。他曾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要注意践行，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事物的主观能动性。人类的进化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一直都处在一个不断完善的状态中，我们不能只追求量的发展，更要看到质的飞跃。

梁漱溟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在说理和直接说服别人的同时都是存在理性化的，理性是有条件作为基础的，也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不难看出，梁漱溟注重以理服人和被人以理说服，这成为他思考和探究问题的出发点，而且遵循了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理贯通的社会法则。

同年9月中旬，梁漱溟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甚至使之成为众矢之的。面对此次事件，梁漱溟谨言慎行，保持着沉默的态度，但当时官方发布的文件并未公开提起此事。

多年后，有位中外学者在采访他的过程中得知了当年那件事的始末。这些年来，梁漱溟一直不愿公开谈论此事，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怕公布于众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而是此事涉及当时和他在探讨问题时产生争议的一个朋友。在他看来，自己的利益不足轻重，而要涉及他人，甚至事关国家和民族，那他就不得不谨慎衡量。所以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维护他人和国家的利益。

后来，梁漱溟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一场会议，并且作为代表在会议上发言。他向来说话直言不讳，所以发表的观点和当时出席会议的人的看法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的那种坚持和自信加剧了事情的白热化和复杂性，以致他受到了参与会议者的批判，这件事在他的一生中都挥之不去。

梁漱溟去世之后，出现了很多悼念他的文章。千家驹认为他说的“九天之上，九天之下”表面上是有些过激，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这也不能全部算作梁漱溟的过错。梁先生终究是一介书生，对于社会局势的发展问题自是不算了解，所以我们站在这样的角度或许就能明白他碰壁的原因了。千家驹说：“我当时并没有去参加会议，只是后来才听说这件事，两位老朋友在意见上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没有退让，这样的场面恐怕很难想象。”

在梁先生早年的一篇名为《吾曹不出如何苍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为人处事上是严肃认真的，而且对自己更是严格。他的一生都如五柳先生一样，既心怀天下又淡泊名利。所以如果说他想升官发财，那是违背了事实的。李任夫这样认为：“纵观梁漱溟先生的一生，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上辩证地看待和评价他一生的所作所为，这才是科学应有的客观态度。其实在会议上与老友发生这样的僵局，是让人心寒和遗憾的，这也是所有人不愿看到的。客观上说，这种风波于公于私都是让人觉得不光彩的。”

我们经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张中行看来，梁先生不止善于自我反思，还是一个勇于发声的人。尽管结果让人痛心，但是我们依旧要说梁先生是可敬的。

梁漱溟的学生李渊庭认为，梁老师只是紧跟了当时社会所倡导的“应有合理化建议”的这种精神，毫无保留和顾忌地在会议上表明了心中所想，因为和会议上的人员产生了矛盾，所以受到了大家的反对和“排挤”。梁老师还反思和检讨自己不应该在会议上意气用事，导致当时的会议出席者和老友对他产生了误会。梁先生另外一位在武汉的学生段继李，一心想去北京拜见老师，看看老师当年的发言稿以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梁老师早已去世，只能徒留遗憾。

梁漱溟先生后来回忆说：“大多数人当时都是极力反对我的观点的，我在这里不想细致描述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批评我当时狂妄的态度，但是也有两个人是这个会场上的例外。”最后他在家闭门思过，反省自己。

1953年9月20日，梁培宽和梁培恕两兄弟先后回到家中，听父亲讲述了这件事的具体原因，虽然自己已经开始反省了，但是内心的苦楚并不容易排解。两个儿子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梁漱溟在和儿子的谈话中明白了很多。在他9月下旬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梁培宽所讲的话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引起了他的深思和心情上的改变，他的心境也就此豁然开朗。

随后，梁漱溟发文对他当时的想法和表达上的不慎做了相关阐述。说明自己的言行是出于善意的，是因为表达上的问题让人误解了。他一心想要找机会为自己辩解，后来他经过反思而顿悟，也在文章中检讨了他错误的根源。

梁漱溟一直都是一个喜欢自我反思的人，但他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则，当被人误会时他会极力为自己辩解，似湖边的芦苇一般，尽管受到狂风暴雨的吹打，风雨过后也依旧不会弯下腰，或许这就是韧性和顽强。他一直用“慎独”“心物结合”等词鼓励自己不要意志消沉，要做大写的人。

舆论矛头：匹夫不可夺志也

花甲之年的梁漱溟经过一番风波之后，睡眠质量日渐下降，其实他的睡眠一直都不算很好，时常会做噩梦，经常半夜醒来。每当醒来之后，他便开始思考人生，虽然会在思索中有所收获，但是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睡眠。为了能够充分休息，他准备学习太极拳来修身养性，并和自己的学生黄艮庸前去隆福寺购买了《太极拳》一书。

随后，梁漱溟前去拜访武术研究社，在这里见到了三位教师，之后他便进入研究社开始学习太极拳。但一个月以后，他的睡眠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后来，他开始为自己制订详细的生活时序计划，每当失眠的时候，他就起身练习一段太极拳，以助自己再睡一小会儿。大概学习了两个月的太极拳，梁漱溟在日记中做了简单的记录：要沉住气不能浮躁，打开身体的脉络。心中要没有杂念，呼吸要配合得当。一定要做到动作标准，不然就是在做无用功。

进入1954年1月，梁漱溟的睡眠依旧没有什么改观，尽管他每天都坚持练习太极拳，可是并未收获显著成效。到了2月，又因为不能正常小便，便去医院诊治，诊断结果是前列腺肥大症。在医院治疗了足足一周，所幸康复出院了。在出院后第三天的日记中，他这样说：因为昨晚要清洗肠胃，所以早上医生叮嘱不能吃饭，这样才能顺利地进行检查，还说尿道插玻璃管的痛苦是麻醉也不能忍受的，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在他清醒之后，开始思考宗教和儒家的问题，中国文化的价值、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又联想到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历史重任。

梁漱溟在住院期间，阅读了《长寿的途径》这本书。此书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巴普洛夫学说所强调的神经系统在人体调节中所扮演的统一主宰角色，反对衰老机体肠内自己中毒并且会被普通的结缔组织所代替，以及衰老的主要原因是动脉硬化等说法。梁漱溟对于巴普洛夫神经系统学说的研究颇深，在他看来，一些错误的说法都是因为对机体的整体认知不足造成的，而且衰老不只是因为年龄，其与合理掌控自己的生活也存在很大关联，人的意志力也尤为重要。梁漱溟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学习研究的机会，就连生病住院也依旧走在探索知识的道路上。

梁漱溟其实早就意识到了自己所受的挫折和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学者，他依旧坚持完成研究和写作的使命。他于1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说，对于他深深热爱的事业自然可以保持热忱，而且他不会忘记在这个时代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和使命，这是他毕生的追求。他的一生都致力于此，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3月4日，梁漱溟听到了关于“双周座谈会”的消息，心中难免会产生波动，所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认为自己的一生都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却饱受外界的质疑。现在看来，或许这只是一个时代观念的问题。

同年春夏之交，在座谈会上，梁漱溟做了相关讲话，反思了自己的做法，虽然解开了相关误会，但他并没有机会把真相还原给所有人。尽管这段时间所有的事情都不太顺利，可他仍然坚持学习俄语，练习太极拳，拜访朋友，读读中外的书籍，广泛涉猎各大领域，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又不缺乏和他人的沟通和交流，这或许也是他成为我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梁漱溟对于那些刊登出来将矛头指向他的文章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在他看来这些文章并非每一篇都能让他心悦诚服。梁漱溟不是那种会被言语轻易刺伤的人，他一直都是顽强、倔强的，他用辩白和反思当作武器，勇敢地直面这些挫折。古人云：“闻过则喜。”他何尝不是一直都在反思自己寻找思想的根源呢？只是他依旧坚持自己在学术上的观点，且从未动摇过。

他一面顶着外界舆论和精神上的压力，另一面还要承受因睡眠不好而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仍然努力坚持撰写《人心与人生》。此外，他阅读了大量的哲学、历史、佛学书籍，从中也领悟到了一些人生的真谛，他总是不停地思考，反问自己应该做什么，又该如何做。

1955年5月14日，梁漱溟在日记中说自己晚上不能安然入睡，睡眠不够充足，导致早晨起床后容易犯困和疲倦。每日清晨学习的时候，他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下来，在他看来这是缺乏意志和恒心的表现。尽管自己的求知欲望很强烈，可总是存在诸多因素影响学习，他一直苦于无法明确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将自己难以静心学习归因于“少了自信”，并意识到自己开始变得浮躁而飘忽不定。

因为休息不好，总是会浮想联翩，梁漱溟的脑海中开始浮现父亲梁济的音容笑貌，对于这种情况，他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认为自己愧对了父亲的在天之灵，所以愈加悲痛难以自拔。

梁漱溟在5月15日的日记中说道，自己内心比较悲痛，首先是在学习中不能静心，其次是对当时民众的同情。他觉得自己的远大志向并未实现，面对社会现状他力不从心，辜负了父亲梁济生前的心愿和对他的寄托。

一只心怀自由主义的“牛虻”

世人眼中的梁漱溟带着“清高、固执、傲慢”的标签，还有被极力渲染出的“不合群”的性格。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他身上独有的精神：独立判断、理性思考、自由主义，这些才是他人生中最为珍贵的品质。

牛虻是意大利革命党的代表，他经历重重磨难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党，为了争取国家的统一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一生都在为争取独立和自由奋斗着，这是他的追求和信仰。

梁漱溟同样是一位坚持信仰的自由主义者。并且也为之奋斗了一生。他还坚持练拳、学习佛书，用这种能陶冶情操的方式生活着，他在佛法中领悟出人生的道理，让自己的心境更加豁达，帮助自己减少烦恼、趋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