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梁漱溟传》（9）
文化巨匠的初心——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梁漱溟的一生是认真的一生，清高、固执、疏朗是他的人生底色，“文化巨匠”是他的人生标签。他一心发扬儒家文化，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勇于直言，不畏世俗的眼光，坚持做自己。这位士大夫级别的人物，穷其一生都在孜孜探寻社会和人生问题，他遨游在浩瀚的书海，穿过历史的繁芜，探寻文化的真谛，用他细腻丰富的笔触为我们揭开了人生两大问题的神秘面纱。
在他长达9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后半生更加富有传奇色彩。他不仅是卓尔不群的思想家，更是社会实践的探险家。他的思想和著作留给世人无限的思索空间，我们应该让自己沉淀下来，去感悟一代国学大师多姿多彩的人生，并放下浮躁去领悟他的学术生涯和心灵历程。
不做沉默者——凛凛正义，大胆进言
从75岁到77岁，梁漱溟完成了《中国——理性之国》，这是一篇长达17万字的文章，全文共有28个章节。此文的重点是“如何认识老中国的特殊性”。在那个年代，仿佛只有文字才能发出最为有力的声音。但这篇文章并未及时发表，梁漱溟在等候一个契机，并且决定亲自呈交给当年“雅量之争”的老友。
梁培恕回忆起此事，说父亲这篇文章的立足点是解答重大问题，现在不发表是不想引起人们的争议，可能需要再过10年或者20年之后发表。在梁培恕看来，父亲的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主要是：社会的发展需要物质基础作为支撑，也需要根据历史进程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
梁漱溟在此文中明确表示了一个“身先心后”的观点：个体的生命是如何成长和成熟的，人类社会跟婴儿的成长发育是相似的。婴儿阶段的人只具备身，而经历一段时间便开始有心，但是这个时期的身心是难以区分的。只有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才有可能展露出身为心用，社会发展亦是如此。
在梁培恕看来，父亲的文章其实在重申一个观点：不管是民族还是伟人，都不能偏离和逃脱本国的历史文化熏陶和潜在影响，社会和个体是存在强烈的制约关系的，而且二者的关系是相互的。（梁漱溟的《中国——理性之国》后来被收录在《梁漱溟全集》的第四卷中）
1970年12月上旬，梁漱溟写了《我的思想改造得力于＜矛盾论＞》一文，对自己过去的思想做了检讨。在此文章中他谈到自己为了国家建设所怀揣的心情和倡导的主张，还有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在他看来，他的错误根源就是一直强调中国历史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忽略了它的一般性，这是自己太过主观、看待问题片面不严谨的表现，以致在工作中忽略了最关键性的问题。
梁漱溟的这篇文章和他之前所写的《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在内容上极为相似，相比前文来讲，后面的这篇文章更加成熟、严谨而深刻，系统和结构也都很明确。比较突出的是文章对于乡村建设运动一语中的，他把这个问题延伸到社会基础建设的层面，指出要在散漫性中逐渐引进科学技术到生产和生活当中。此外，梁漱溟还参照《矛盾论》深入研究，揭露矛盾，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他认为自己的错误不单单是因为受到了主观性的牵制，更主要的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局限性，所以最终没有用一个正确的眼光和长远的见识去探索正确的道路。
12月14日，梁漱溟发表了一篇关于讨论人心和人身关系的文章。在他看来，人们在发现并观察事物的时候，大都是站在事物的角度上看待问题，但是在研究层面就会超脱事物本身。究其原因，人的大脑是特殊、发达的，正是因为大脑是发达的，所以在对事物进行选择之前都会经过机体的选择机制，我们的身体时而会受到这种选择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心思可能就不会参与到这样的纠缠之中，而是任由它自己进行选择。举个简单的例子，生病的孩子，通常是拒绝吃药和打针的，他们害怕药苦更害怕疼痛。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生活常识，而是因为孩子身心间的距离要比成年人更近。但是成年人就可以合理地进行社会实践，又可以很好地统帅自己的思想和身体。所以，在健康与疾病的矛盾中自然会做出吃药、打针的行为。
人是活的，规则和物是死的。人活着就会有无限的创造力，可以超乎矛盾之外去客观评价和观察衡量，最后做出正确的选择。心志帮助我们做出选择，然后身体去操控行动。虽然二者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身心总能相通。梁漱溟认为，在过去，人类历史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总是具有自发性，是一个由身到心发展的过程，今后的发展将进入一个人类自发创造历史的时代。人类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觉能动性和主观创造性，这种特点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日益显著，也会横贯整个大局。理想是行动的纲领，行动要从现实着手，这就是对“能出能入”最好的解释。
1971年，梁漱溟一直沉浸在书海中，阅读了《自然辩证法通讯》《历史研究》《巴甫洛夫选集》《论语》等十几部书籍。
手挥五弦，目送归鸿
78岁那年，梁漱溟投身到《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上。
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他仍保持每天早上起床到公园散步、练习太极拳、与老朋友保持联系并通信往来，每个月接济给黄艮庸等四五个人20元到30元的生活补助费，每月还会借给李雪昭60元到100元，而且他自己的生活依旧简朴如常。
据袁鸿寿回忆，梁漱溟也曾接济中国著名户口专家吴顾毓。当时的吴顾毓每天都在糊纸袋，但是生活依旧拮据。袁鸿寿把这件事告诉了梁漱溟，梁漱溟立刻拿存折给袁鸿寿，让他马上取200元给吴，但是袁鸿寿担心存折里的钱本身就不多，于是袁建议梁漱溟每个月给吴汇款20元，这样便可以长期接济他。梁漱溟闻言觉得有道理，便欣然同意了。
此后，梁漱溟每月都会去邮局汇款给吴，中间从未间断，直到吴患病去世。袁鸿寿还回忆说，梁先生起初的工资是300多元，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消减为200多元，但是每次领到薪水的时候都会即刻汇给亲戚朋友，汇款金额从5元到30元，留给自己家用的仅仅剩百元左右，以致自己的生活艰辛异常。而这件事可能连梁氏两兄弟也不清楚。
袁鸿寿本人也曾受到梁漱溟的资助，那个时候，袁每月只有9元的生活费，梁漱溟得知后，嘱咐袁隐瞒自己的妻子，以防她劳心费神。随后，梁漱溟询问袁是否需要别的帮助，袁表示自己平时的烟戒不掉，每个月缺少14元，梁漱溟听后立刻给了袁28元，紧接着还补充说，他的修养仍然需要提高。后来，袁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每个月都会获得20元薪水，所以便不再需要梁漱溟每月接济给他的那14元。之后，袁鸿寿被补发了一万多元的工资，此时的梁漱溟对于接济一事只字未提，但是袁立刻将钱还给了他，并致以深深的谢意。袁鸿寿深刻体会到了“盖梁老对孟子”的那种“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的深层体会，虽然28元微不足道，却是给了他与困境之中生存下去的支撑，这让袁深受触动。
除了上述之人，梁漱溟长期接济、资助的人还有著名的音乐理论家潘怀素。潘怀素是浙江人，年轻时在日本、德国留学，学习政治、经济，回到我国后从事翻译工作，后来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担任老师。因为他酷爱音乐，所以在1953年以后便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古代和民间音乐的研究当中。
梁漱溟与潘怀素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潘怀素生活窘迫，只能依靠友人的接济勉强维持生计。在这段时期，唯有梁漱溟对他进行了长期固定的资金支持。梁漱溟深知潘怀素的研究颇有价值，在日记中也称赞潘的音乐成就很大。潘怀素过世之后，留有遗著，遗著表示他曾请求梁漱溟为其写序题签，但是梁漱溟谢绝写序，因为他对音乐缺少了解，所以只能答应题签。
在这之后，梁漱溟写了《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一文，其中阐明了三个要点：第一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带着问题出发，不要死读书更不要泛泛的读书，要清晰地知道读书的目的；第二，第三是活学活用，学以致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梁漱溟一再强调要始终把解决人生和社会这两大问题贯穿到自己的学习中，但又非常坦诚地说自己读书并没有很认真，所以在一些问题上就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1972年，已近耄耋之年的梁漱溟依旧坚持每天早晨四五点起床，时而先去公园散步、练习太极拳，然后回家写稿；时而先在家写稿子，早饭或者午饭之后再去公园散步、练习太极拳；每天必读书。这一年他阅读了很多书籍，如《心理学》《近代哲学史》《世界文化史》《天体地球》等有20多部书。
同年11月，黄艮庸夫妇和马仰乾从广东回到北京，梁漱溟得知消息后，在素餐馆设宴欢迎他们回京，还特意邀请了李渊庭等人作陪，茶余饭后一同游公园。
80岁那年，梁漱溟前去河南、湖南、广东三省参观。启程时间定在了5月10号，率先到达郑州，在此参观了长达九天；于5月19日去了广东，到佛山、肇庆等地参观了工农业生产的情况；6月7日到达长沙，并去参观了当年老友的故居韶山；6月22日返回北京。长达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梁漱溟感受颇深，回到北京后，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田慕周说了这次参观的所见所闻，信中感慨各地的建设突飞猛进，变化之大不敢想象。
同年8月，梁漱溟给《自述》一书的文稿题识，主要说光阴荏苒，40余年过去了，社会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这种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但是又和从前提到的平均要求息息相关……自己能在80岁的时候看到盛世，实属幸运，应该不断学习不断进行改进，勉励自己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求同存异。
人生最后的至宝：《人心与人生》
1975年上旬，梁漱溟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三部书《人心与人生》。这是他在暮年最大的心愿和收获，因为这是他半个世纪之前决定的事情，如今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他迫切想让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早日与读者见面，所以他于1984年自费出版了《人心与人生》，初次印刷共2500册，不料出版之后迅速供不应求，第二年此书就由三联书店公开印刷出版，并且面向海外发行。
梁先生的这本书从1960年就开始创作了，直到1975年的夏季才完成。梁漱溟表示，这本书其实是弥补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一些遗漏点，当时的自己对西方哲学和儒家哲学并没有全面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因此行文太过于片面了。他下定决心另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以匡正之，却不料因诸事耽搁，以致成书时间拖了几十年。
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表示，自己对于这本书并不是很满意，尽管自己尝试去论述但还是无法准确地表达出本书的主题——人心与人生。究其原因，首先是自己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对人生充满怀疑和苦闷，因此一心想要寻求佛法。之后，虽然对人生的认识豁达了许多，却时常会产生厌世嫉俗的想法，但是已然学会了如何调节这种观点。其次是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前途的展望，岂能是一本书就能说明的呢？
在这本书的“自记”中，梁漱溟记述了创作背景和与友人的友情。文中讲道，1924年，他辞掉了北京大学的职务，和极少见面的友人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从那之后，便与友人相伴十余载。当时，梁漱溟常用“人心与人生”为题进行演讲，好友云颂天记录了他的一番讲话并保留至今。
1960年，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云颂天把当时的记录资料寄给他，就此成为梁漱溟写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1975年书稿写成，当时，梁漱溟的多位好友已经与世长辞，能与他一同探讨问题的只剩下黄艮庸和云颂天两位好友。
这本书长达18万字，共划分了21个章节。此书旨在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思想和古代东方学术在今天的影响和作用，他还从人类心理学发展的角度讲述了在“如何更好地认识自己”方面的概念和研究范围，并向世人阐述了他的见解和感悟。
在他看来，他的书不仅可以从人类生活的角度来探讨人心，还可以从人心出发探讨人生问题。前者是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而后者则是从人生哲学、伦理学或者是道德论方面上的研究。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对心理学进行讲述，后半部分则是对社会礼俗、制度、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叙述。即前半部分是“人心”的问题，后半部分是“人生”的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心理学其实是介于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并贯穿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还与纯理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哲学像是其他学科的核心，亦像是一条纽带的中心连接着其他零星的学科。在他看来，哲学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而且还是最有价值的学问，是其他学术所不能相提并论的。
梁漱溟在书中引用了很多巴甫洛夫等经典作家的学说，作为有力论据来论证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但是结论上还是沿袭了以前的作风。《人心与人生》主要涉及人生的三大问题：第一是人与物之间的问题，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第三是人对自己的认知等方面的问题。
对于不同的问题，人们就会持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随机应变的。第一种是保持朝前看，并客观地解决问题；第二种是“反求诸己”，调和自己和对方之间的问题，改变主观的态度并且衡量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代表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第三种是超脱问题本身看待问题，抛开问题即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属于印度文化的范畴。
最后，梁漱溟把这些总结为：世界三大文明体系（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出现正是源于人生的三大问题。现代文明正处于第一时期，引导着人们采用第一种观点看待问题，当下，它马上就要进入第二时期，在他看来，中国儒家文化学说的复兴之日不远了，但是在这之后，俨然要全部归结为印度的佛教文化。按他的观点来说，世间万物有生即有灭，形成和毁灭也皆在一念之间，地球亦是如此，生活在其中的人更是需要遵循这样的规律。但是人类并不是被动的，人类可以自行主动地消化而去，是为古印度所讲的“还灭”。这便是道德和宗教之间的转换，道德属于世间的法则，但宗教最早出现在古印度的佛教之内，它超乎世间的法则而存在。由此可见，梁漱溟的文化思想是建立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他对于自己的一家之言并没有避讳，而是直接公开阐述“人心”，以此促进文化发展。他迫切希望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真正认识和了解自己，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培养高尚情操，陶冶心志，为人类社会的改造做出一些贡献。
梁漱溟为了写成这本书，大概阅读了40多位古今中外的名家作品，期间还查阅了很多刊物上刊登的相关的文章。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帕格森的《创化论》《心力》、汤姆生的《科学大纲》、罗素的《论教育》、詹姆士的《心理学简史》，等等。
梁漱溟一直都对巴甫洛夫深有研究，所以参考了《巴甫洛夫选集》《神经系的演化过程》《关于巴甫洛夫学说》《精神病学》等多部著作。
此外，梁漱溟还参考了几位国内学者的相关译作，诸如臧玉淦翻译的《精神系演化过程》、潘光旦的《人的控制和物的控制》等作品。
梁漱溟还引用了很多中国古典著作，像《论语》《大学》《乐记》等很多宋明时期的儒家学说。在佛书方面，主要阅读了《唯识论》《禅宗》《楞严经》等书籍。
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出版后，在海外掀起了一股学习和借鉴研究的狂潮，各个学术界争相将其翻译成本国语言出版。著名学者景嘉曾在序言中高度评价这本书，在他看来，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是像梁先生所说的那样帮助大家认识自己，这是当下人们所缺少的一种态度。所以这本书的目的不只是为中国人民而写，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发展问题。虽然有过细小的订正，但是并不影响前后之间的联系，如若细细品读定能感受到梁先生始终如一所坚持的东西，这本书也代表了他此生著书的思想总括。
1985年7月，《人心与人生》的日文版出版并发行。梁漱溟亲自为此书写日文译本的序言，大概意思说，自己的这本书写于1975年，如此书的“书成自记”所述，先前于1926年就用这个标题做过公开演讲，随后在1984年自费印刷出版此书，向国人求教，整个过程一直都是非常谨慎的。现在正是因为池田笃纪先生将此书翻译成日文，而且景嘉先生审核过，他也由衷希望可以得到邻邦友人的指教，心中将不胜感激。
1987年春天，景嘉先生已经逝世半年，他的学生和崎博夫向梁漱溟先生致信表明了景嘉先生生前所翻译的梁先生的书籍《人心与人生》日文版即将付印出版。此书所做的序言已经校对完毕，后序的补写将由和崎博夫先生完成。和崎博夫还在信中特别强调，按照景嘉先生的遗嘱，将日文版的《人心与人生》所得到的所有版税，以及资助者的基金汇总到一起成立“梁漱溟学术教育基金会”，将定期奖励优秀的中国留日学生，还将这笔资金作为翻译《梁漱溟先生全集》的部分费用使用，此次致函梁先生就是希望梁漱溟可以接受并同意这个建议。
梁漱溟看到此信之后非常高兴，立即回复了和崎博夫。他在信中表示自己非常赞赏景嘉先生成立此项基金机构的做法，也对这笔资金用于出版其他书籍表示肯定，认为这样做可以增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双方友好的事业发展。与此同时，梁漱溟还表达了希望和崎博夫先生可以早日来访我国的意愿。
在梁漱溟看来这本书是可以代表他的，不是因为他花费了多少心血，而是因为书中系统地传达了他的思想。
伦理社会：吾人尚需自觉力
梁培恕认为，“自觉”贯穿于父亲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便在于是否拥有自觉力。
理性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而且国人热衷于立足道德层面分析问题。社会之所以可以井然有序、相安共处，是因为在长期的发展中拓宽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即被社会公认的、有共同的信念和礼俗。只要遵循这条道路，遵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就会得到褒奖，反之则会被认为是违背道德，要遭受排挤。所以道德存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差异，但是本质上都是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