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14）

梦留中华

1.回到华盛顿1949年8月2日，我乘坐大使馆两架飞机中较小较旧的那一架离开了南京，飞回美国。傅泾波、卞宝德、奥列佛夫妇和恒德大他们与我同行，飞机由使馆空军随员约翰·邓宁上校驾驶，事后我才知道，那架小飞机上挤了这么多人已经超重。可是，归家心切，我们早就将一切抛在了脑后。这几个星期是我在中国最后的日子，这段日子极为不舒服，整日担惊受怕、心烦意乱。

晴空万里，飞机掠过海平面，不久后我们顺利到达冲绳群岛。驻地美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第二天，我们换乘全新的b-72飞机，那是一架更大的大使馆飞机，是政府派来专门给驻中国大使使用的。在离开冲绳之前，我们先去游了一次泳。

剩下的旅途，我们是在舒适的b-72中度过的。抵达关岛后，我们同样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并且我又一次去畅游了一番。

8月5日凌晨2点，飞机在檀香山机场降落。斯图亚特·穆芮海军上将携着夫人和迷人的女儿苏珊娜来迎接我们。而后的两天非常愉快，我们受到了穆芮夫妇热情的招待。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雷福德上将夫妇为我举行了盛大晚宴，另外我还参加了檀香山燕京大学校友会专门为我举办的招待会。当然，我没忘记在瓦胡岛上游泳，并尽情地享受日光浴。

《美中关系特刊——1944年—1949年大事记》，这本由国务院撰写的刚刚发表的白皮书，就是我在那段时间里收到的。

离开檀香山是在8月6日的晚上，我和穆芮一家道别，并于第二天抵达了旧金山。裴德士博士和当地政府官员一起欢迎了我，他是童年时代莫拜尔的老友，并且是我在北京时多年的同事。堂兄弟华伦·麦克布莱德也前来迎接我，我在他家住了一夜后飞往华盛顿。10日下午4点，我抵达华盛顿，我在欢迎人群中看到了很多老友、亲戚、工作伙伴、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其中，除了美国人以外还有中国人。最值得高兴的是，我的弟弟华伦和他的妻子安妮也来了，此外还有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104]、沃尔顿·巴特沃斯[105]、石博思[106]以及那些我南京的同事、中国驻美使馆的谭绍华博士和使馆其他人员，这些人都来欢迎我的归来。

2.闭门谢客

在他们的陪伴下，我从机场离开回到了国务院。巴特沃斯和我在国务院进行了第一次交谈。他建议我最近一段时间最好什么人都别见，最好能够隐居。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离开华盛顿一段时间为妙。而后，我和傅泾波去了卡尔顿饭店。

两天之后，我拜访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第三天时，我在艾奇逊先生的陪伴下与杜鲁门总统会面。几周后，马歇尔将军才和我在华盛顿第一次会面。从我个人的角度看，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是，当我看完“白皮书”后，一种不安感慢慢扩散。之前的交谈透露的信息，让我察觉到美国未来对华的政策值得担忧。

3.白皮书

我在离开檀香山的飞机上翻来覆去地研究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我考虑的不仅仅是它的性质特征，更重要的是它将会产生的效果和影响。

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记事、文件与摘要，中美发展的历程也在书中全面呈现，1944年到1945年之间中国的国情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书中关注的重点。迪安·艾奇逊签署的转送函是“白皮书”的开头，这封转送函的落款是：1949年7月30日于华盛顿国务院（第3～17页）。白皮书编撰的宗旨和历程也被记录进了转送函，而转送函的第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总统，遵照您的指示，这份美国和中国关系的纪要由我来编写，这本书的重点在于最近5年。美国国会和人民都可以看到这本公开出版发行的书。

而第二段是这样写的：“……我指派负责编写纪要的人出具了一份记录，该记录主要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华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记录十分坦诚，毕竟这涉及中国。记录事无巨细，其中甚至包含对我国政策的批评性言论，以及那些今后可能给我们带来批评的言论。”

第三段记录了美国政府和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但依旧不无遗憾地谈到：“为了尊重事实，在报告撰写的过程中，我们也记录了那个国家令人失望的一面。并且，我认为并不能因此而阻止该书出版。”

接下来的内容是：“现在中国正处于命运的转折点，人口剧增为中国带来了无法承受的负担以及西方世界的思想冲击，并且这些思想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骚动，这两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函件下面又谈到了中国革命、国民党及其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以及1927年后两党的分裂。随后又写道：“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作是两党的权力争斗时期。这段时间里，显然共产党失败了。在这段时间里，维护国家统一、发展国家经济是国民党取得的明显成就。可是，在这10年中，也消磨掉了国民党最初的建党精神。与之相反的是，共产党在这段时间里充满了干劲。”

艾奇逊并未在这份文件或者其他文件中提到1928年国民党篡权，以及全世界各国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1927年至今的内乱，被艾奇逊简单地称为两个政党之间的争斗。“政府”、“政府与国民党”、“中国政府”、“国民政府”等字眼都是后来他才提到的。

对于1937年日本侵华和日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艾奇逊是这样描写的：“生命与财产的浩劫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毁灭是这场战争带来的最大伤害。要知道，从古至今，中产阶级都是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核心与基石。”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贯穿函件，包括中国时局的动向和美国官员对于中国政局的看法：“务必调整美国政策的旧观念以适应全新的形势。”余下的，还有赫尔利将军的使命、《雅尔塔协议》的签订及相关事项、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条约[107]，以及美国对中苏结盟问题的事先劝阻和事后警告。

对日本战败后美国的政策函件中也有描述：“和平实现之后，美国在华面临三种抉择：（1）全面彻底地从中国撤出；（2）大举发兵协助国民党击溃共产党；（3）一方面协助国民党控制尽可能广阔的领地，另一方面促使两党做出让步，避免内战的发生。”

至于为何选择了第三种，函件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依此政策处理当下问题，竭力佐助两党制订出一种暂行方略[108]，既可避免内战，又能让国民政府保存实力，乃至增强实力。”

从赫尔利将军到马歇尔将军，大家都在努力进行着暂行方案，只是“一如事实所示，由于国共双方均无妥协意愿，所以第一个目标[109]顿成泡影……从1945年至1949年，我们对国民政府施行了大规模援助，以期努力实现第二个目标[110]。国民政府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承认，是我们的朋友……及至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国民党无论在军事力量还是领土范围上都达到了成功的巅峰。可是，在随后的一年半里，我们却看到，国民党貌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他们的胜利缺乏根基，似空中楼阁”。

关于马歇尔将军和魏德迈的使命，文中是这样写的：

附录中详细罗列了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支援力度不够。从中国回来的现场观察员汇报说，1948年这个生死攸关的年头，因为缺乏武器和装备而吃败仗这件事，在国民党军队里从未发生过。在共产党军队的强攻下，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是由于腐败渗入了体系的每个角落。而这一点，在战争初期从重庆回来的观察员也曾指出过。

失败的厄运本来可以逃开，可他们非要窝里斗。

中共领袖在意识形式上更偏于苏联，这一点美国政府深知。因此，对比国内力量，想要实现和平就必须同时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想双方做出让步，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议会，让国民党变成真正合法、名副其实的中国政府。只有这样，各党派才能在宪法的原则下参与进来，共商国是。

然而，这些条件一个都没有实现。最糟糕的是，对于马歇尔将军的建议，国民党置若罔闻，战场上的一败涂地和这密不可分。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任何一个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始终友好，并伸出援助之手，这是美国对中国的一贯政策。

我们“以赠予和借贷的方式为国民党中国提供援助”；我们“向中国政府出售了大量战争剩余物资，军用民用都有”。“国民党领袖在军事上的无能，让他们节节败退，士兵情绪低迷”导致我们提供的军用物资多半流入了共产党手中。

以现实的目光来看待中国的过去和当下，就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美国政府只剩下了一条选择，那就是大规模插手中国事务，挽救国民党政府，因为它早已失去军事优势和民心。可如果真的这样做，美国政府就会增加大幅的开支。美国指挥国民党军队，陆海空三军的武装力量都要投入到战争当中。如此大规模地介入中国内战，会招致中国人民的愤恨，和美国民众的谴责。

中共深得民心，而中共的领袖也公然宣称自己从属于他国势力，他们的后台就是苏联。这样一来，苏联人就可以打着协助中国的旗号进军，实现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很明显，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苏联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本国、本民族的内部事务。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的援助没有太多意义。

令人感到不幸的是，美国并不能控制中国那不像样的内战，这样的情势发展已经不可避免。过去，美国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内战的局面。如今，这一切都于事无补，美国在中国已经无所作为了。

我们坚持认为，无论未来如何，无论中国有多少人能够承受苏联的剥削，民族个人主义传统终将会在这个古老的文明中觉醒，挣脱外强的枷锁。无论是现在或者将来，我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只要有一点苗头和动向，我们都应该给予鼓励。

如果有一天中共政权沦为苏俄傀儡，并试图对邻国进行侵略，那么我们要面临联合国宪章被公然践踏、国际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局面。

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遵守联合国宪章。保持美中友谊，坚持门户开放政策，支持中国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是我们的基本政策。

4.我的不安

摘录转送函的内容，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国务院对于中美关系的理解在1949年8月时还是极为含糊的。转送函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外，也可以从该函内看出我回到华盛顿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一些态度。当我得知美国政府要发表这样的白皮书时，心里有些担心。读了艾奇逊的转送函后，这种担心更加深了。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没念及旧情，发表了言辞犀利的报告，对于中国政府频频发难，这样的做法实在可怕。

在惊愕情绪的影响下，我读完了白皮书。这份报告里，目录占了17页，大事年表占了5页，正文409页，附录641页。正文和附录是该书的主体。正文引用了多种文件，并且思想带有偏见，正文记载了1844年到1949年之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虽然是充满偏见的，但是内容还是让我觉得感兴趣。特别是第六章，“1947～1949年，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然而，实际上，我是1946年7月11日被正式任命为大使的。第五章“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使命”，是对马歇尔将军代表团的相关记述。第六章共计80页，讲的都是从1947年1月15日到1949年6月2日之间发生的事情。

一些我一直认为是“绝密”的文件资料也被白皮书所引用，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之间长达333页的附录中，许多当年驻华大使馆发回美国的绝密文件都被引用。这样一来，当年那些机密的谈话都要公之于众，就连当初使馆的主张和计划也被公布出来。

如果说艾奇逊的转送函令我忧心忡忡，那么白皮书的内容则令我惊愕万分。不安感与日俱增，我时刻都在考虑：这样的白皮书发表后会对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甚至思索：那些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白皮书上的中国人会怎么想？那些看到自己的考察、评估和建议被印在白皮书上的美国人又会怎么想？连我自己在内的美国人，到底该何去何从？以后，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的人员又会送来怎样的呈文？

还有一点让人不安的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前后矛盾。发表白皮书的两个月后，美国政府宣称：美国政府承认国民政府为合法政府。而1950年1月，美国忽然宣称中止对已迁往台湾的国民政府的援助。一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才改变。

事实上，很多人都被白皮书弄得惊慌失措。后来，我还了解到，国务院向美国驻外使团分发白皮书，并要求他们将书中的内容扩散宣传。

对于白皮书的评价，人们褒贬不一。有人夸它有人骂它。而这样的情况，还是前所未见的。所以，我不便妄加评论。不过，我要说明的是，白皮书中所有罗列的资料都是精挑细选的。美国政府为了使自己的新政策得到支持，所选的资料都对自己有利。很明显，白皮书绝不是一本史学家的著作，而是出于实用目的编写的。

发表白皮书的目的为了告诉天下：在美国人看来，国民党是自己打输了内战，美国没有一点责任，所有的责任都由国民党自己承担。同时，白皮书还声明，内战的失败跟美国政策没有一点关系，这说明，美国政府支援国民政府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

这样的态度正是1949年夏天美国的公开态度，也是华盛顿大部分官员的态度。

回到华盛顿后，远东事务司的司长巴特沃斯先生是和我交谈最多的人。可他的观点居然和政府一样，并且，他认为我应该顺从政府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他建议我尽量不要和媒体、公众见面，这样可以让某些好事的报纸编辑“冷静下来”。

事实上，我并没有受到不能发表公开言论的限制。我甚至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做了一次公开演讲。只不过，演讲稿的内容全部是提前认真写好的，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审查和批准。而在新泽西州拉韦市的中央长老会教会上，我也讲了同样的内容。

5.不承认新中国